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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联邦选举中大获全胜，以意外佳绩赢得了这次大选，与绿党联合，组成以施罗德为联邦总理的“红绿”政府，这是社会民主党下野长达十六年之后重掌政权。与下野时相比，现时的德国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德国还是一个被占领、受威胁的分裂国家，现在她已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统一而又强大的欧洲大国。加之这届新政府是个全新的班子，一批陌生的面孔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强国的权力中心，必然引起德国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议论。国内的失业大军希望新政府出台就业新举措；富有阶层和经济界要求新政府大幅降低收入税并削减社会支出；法国敦促新政府进一步加强法德“轴心”；英国工党政府则设法把法德“轴心”改造成英德法“三角”。施罗德政府内外政策取何走向，众目睽睽。各种迹象表明，新政府将在其前任的内外政策的基础上，奉行一条“稳中有变”和“变中求稳”的路线。
一、国内政策稳中有变
以施罗德总理为首的这届德国联邦政府被称为“红绿”联盟，在党派政治色谱上属二次大战后五十年来德国中左气息最浓的政府。在野期间，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就曾多次批评科尔政府没有能力解决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指责政府的税收改革方案“有利于富有阶层，不利于中下层”。竞选期间，两党都着意突出其“为民请命”的就业政策，以博取选民的好感。现在两党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权力之巅，控制了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和联邦政府的三重权力中心，有了决策大权。他们会兑现过去的诺言吗？从两党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看，这届联邦政府竭力扩大就业、适度增加福利、分阶段降低税收的美意是可嘉的。在联合政府诞生之前，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已就多项国内政策达成共识：第一，决定由政府、经济界和工会联手组成三方“劳动联盟”，共同协调就业政策，商讨就业措施，把创造就业岗位，缓解失业问题作为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的确，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失业，是长期困扰德国政府和人民的头号难题，也是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因素。在竞选期间，社会民主党和施罗德本人都曾许诺上台后把失业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施罗德在夺得大选胜利后第一次对《明镜》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时，就明确表示“新政府优先关注的是就业问题”，“他不会让人失望”。10月初，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就提出了一项对付青年失业问题的“紧急计划”，允诺创造十万个职业培训岗位。当时的绿党领导人、现在出任联邦政府环境保护部长的于尔根·特里廷曾大胆地表示“不让任何一个年轻人的失业时间超过六个月”。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承诺，在这一点上，新政府比其前任明显果断。第二，在社会福利方面，新政府决定从1999年1月1日起，将儿童补助金从现在的每月220马克增加到250马克，到2002年每月再增加10马克。同时，新政府还决定中止前政府计划从今年起把养老金水平由过去的70%减少到64%的规定及削减伤残人养老金的措施。这一作法肯定是得人心的，也是新政府准备兑现其诺言的举措。第三，新政府也难为无米之炊。量入为出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行为准则，新政府加大支出，人从何来？在此情况下，新政府决定提高矿物油税。从1999年1月1日起，汽油价格每公升上涨6个芬尼；燃料油价格每公升涨4个芬尼。这项增收措施是微调举措，在执政联盟和工会中间存在着较一致的看法。此前，施罗德曾明确表示，每公升汽油提价不会超过6芬尼。 绿党经济专家谢尔女士虽觉得偏低，但表示可以接受。德意志工会联合会主席舒尔特随即表示，只要新政府降低社会保险金支付额，每公升汽油涨价超过6个芬尼也是可以接受的。第四， 新政府不像其前任那样希望税收改革方案一步到位，而是准备分三个阶段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包括减轻低收入家庭的税赋负担。为满足经济界的要求，工业企业可以免付提高的能源税。为减轻企业的负担，新政府计划分三步，到2002年前把工资附加成本逐步由目前占工资比例42.3%降到占39.9%。这类措施对国家收入影响不大，但受益面很广，可谓“廉价大手笔”。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施罗德政府在国内政策方面是想有所作为的，但限于当前的财政状况，又不能操之过急，其作法只能是以稳求变，以变促稳。说到底，政府取此稳健改革的根本原因是由德国目前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所决定的。首先，1998年上半年德国经济在外贸出口的带动下，增幅较高，受此影响，德国前政府和各大经济研究所以及多数世界经济机构都乐观地认为，今年德国经济可望增长3%，至少能增长2.5%。现在看来，东南亚、日本和俄国金融危机的后果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今年世界经济的增幅可能下降一个百分点，这对严重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无疑是一个打击，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将随之减少。其次，两德自统一以来，德国在其东部地区净注入资金高达10000亿马克， 耗尽了这个经济大国的财力，对财政造成了沉重的压力，致使1995年的德国社会支出占到其社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与美国和英国相比，这两国同期只分别占到32%和39%。囊空如洗，自然无法扩大社会福利。再次，从1999年1月1日起，欧元开始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11国正式流通。这11国都必须使本国的财政预算赤字不超过3%， 公共债务总额不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60%，否则将会受到经济处罚。去年，德国政府使尽了浑身解数，才算把财政赤字压到了3%。 当时连许多德国人都不相信政府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常常有记者追问当时的联邦政府财政部长魏格尔：德国能否“达标”，他总是坚持说赤字不会突破3%。事实上， 德国只是勉强“达标”。这一条又堵死了靠举债来扩大内需的路子。严峻的经济和财政形势决定了新政府只能采取小步微调的方针政策，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更何况施罗德总理属于社会民主党新一代务实派人物，他不会出台脱离现实的社会政策。对这一点，德国经济界是有数的，法兰克福银行界就认为社会民主党目前的纲领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党“没有明显不同”。
二、对外政策基本不变
在外交方面，施罗德政府将会基本上沿用科尔执政时期的作法和方针，不会发生明显变化。施罗德总理曾经公开表示“外交政策需要连续性”，“外交不能搞试验”，“德国需要稳定的伙伴关系”，等等。他夺得大选胜利后的第三天就向德国的盟国发出明确的信息：与绿党联合执政不会损害社会民主党的外交方针。他甚至对记者说，在外交上，他准备“向科尔先生请教”，“只要科尔先生愿意，我会请他出主意”，并谦虚地说，“这样做不丢面子”。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以该国的最高利益为基点的，不会因为政党的轮回执政而发生实质性变化。以德法关系为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总理施密特和当时法国保守派总统德斯坦合作得极好。后来，来自基民盟的科尔总理和来自社会党的密特朗总统携手推动西欧联合，成为欧元的两位助产士。在德国的外交考虑中，欧洲是德国外交的基点，是德国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依托，只有借助于德法“轴心”，德国才能巩固和扩大她在欧盟中强有力的地位，才能保障欧洲的持久和平。另外，德国领导层十分清楚，在今天的世界政治大舞台上，单靠德国自身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分量，是不足以取得世界大国地位的，如果她能充分运用她在欧盟中的影响力，以“欧盟代言人”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个庞大国家集团的“合力”就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单从经济利益看，也不能只看到德国每年向欧盟的净分摊额高达200多亿马克这个因素， 还应考虑到德国向其欧盟伙伴每年的出口占到德国外贸出口的60%以上这个事实。德国官方承认，对欧盟伙伴国的出口贸易保障了德国六分之一的就业岗位。这个巨大而又稳定的欧盟内部市场是德国经济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这就是1998 年9月27日联邦大选尘埃刚刚落定，施罗德就风尘仆仆地赶往法国访问的原因。他向希拉克总统和若斯潘总理保证继续与法国密切合作，维护德、法在欧洲联合中的“轴心”作用，确认这个“轴心”对欧洲发展是“无可替代的”。
对美国关系是德国对外政策的“超级重点”。战后50多年来，无论哪个党在德国掌权，也无论当时的领导人多么精明干练，都是一仍旧贯，无一例外，施罗德总理也不会擅改旧制。大选后，他不顾国内千头万绪的组阁谈判，在正式就职前即匆匆偕内定的外交部长菲舍尔往访美国，意在使美国对即将出台的“红绿”联盟放心，即使绿党人士主持德国的外交部，德国也将一如既往地忠于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联盟，仍将尊美国为最重要的盟友。原因何在？（一）在当前国际舞台上，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是西方的“领导者”，许多国家还不得不视美国的马首是瞻。正如一位并不亲美的绿党外交人士鲁德格·福尔麦尔对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所说，“美国是唯一尚存的超级大国，我们知道它会试图贯彻自己的意志。这就是现实”。（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多国军事集团，对欧洲及其周边地区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德国是北约的一员，她的安全利益受到北约的“保护”，尤其在欧洲南部地区动乱不止、俄国政治和经济形势动荡以及北约的“欧洲支柱”还患着“软骨病”的时候，德国当然希望美国带头“保障”欧洲地区的安宁。（三）德国深知，欧洲人并不喜欢美国居高临下地对欧洲内部事务横加干涉，也不满意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霸道行为。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不少邻国政府仍希望让美国暂时留驻欧洲，以制约迅速崛起的德国。这是心照不宣的。
所谓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不变，是指基本方针、基本构架和基本定位不变，并不是说具体政策和具体作法一成不变。例如，德法关系仍将是德国对欧洲政策的基石，但在保证德法关系稳定的同时，德英关系已经凸现和热乎起来。过去十多年来，德英关系一直疙疙瘩瘩，根本原因有二：一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当苏、美在欧洲轮番增加部署中程导弹时，名义上在欧洲部署，实际上只在当时的东西德部署。当时的施密特政府和后来的科尔政府虽然口头上支持部署，但真实意图是要压苏联让步。但是撒切尔夫人则积极支持里根的“通过军备竞赛压垮苏联”的政策，她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东西德之间是一道“火墙”，住在火墙两侧的人只能自认倒霉。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德国人的不满。二是两国在欧洲事务方面存在分歧，对欧洲联合持冷淡态度的撒切尔夫人和热心推动欧洲联合深化的科尔先生缺乏共同语言，自然谈不来。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导弹之争早已成为历史；新首相布莱尔逐步调整对欧洲政策，对参与欧洲联合进程表现出热情。加之施罗德总理和布莱尔首相之间互有好感，德英关系定会改善，这也符合双方的利益。因为对英国来说，只有拉近与德国的关系并积极加入欧洲联合进程，才有可能对欧洲事务拥有发言权，只有依靠欧盟的影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对德国而言，德法“轴心”无疑是其欧洲政策的强力支柱，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让英国更多地参与欧洲事务的决策，有利无害，德英法“三角”关系未必不是一种选择。
德俄和德美这两组关系都会有所调整。长期存在于德俄关系中的个人色彩将会淡化，而代之以更加务实的国家关系。诚然，德国仍将继续保持与俄国的广泛合作和对话，但不会再轻易提供更多贷款和援助。在德美关系中，无论从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任何一个领域看，德国都不具备与美国争夺的实力。相反，德国只有“甘心”接受美国“领导”，才能避免其邻国对它的严重疑虑，保住它在欧洲的强大影响。因此，德国不会向美国的主导地位挑战，但会在欧美出现利益冲突时，以欧洲“首席发言人”的姿态与美国抗争。这既可巩固它在欧洲的地位，也能增强它对美国的分量。
三、对华关系稳步发展
中德建交26年来，两国关系发展比较顺利。两国建交于维利·勃兰特执政时期，这位社会民主党的伟人对两国建交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赫尔穆特·施密特继任联邦总理后不久，即表达访华的意向。1975年10月成行，他除礼节性地拜会了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外，会谈则是与当时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举行的，从此他们成了朋友。施密特先生是最早预见到中国将要崛起的少数西方国家领导人之一，当他预言中国在下个世纪将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时，许多西方政治家和记者还惑疑他中了“中共的宣传”。前不久施密特先生再次来到中国，他欣慰地看到他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科尔先生入主联邦总理府后，中德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他是第一位提出对华政策新构想的西方大国领导人并多次以联邦总理身份访华，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建立了相互信赖的友好关系。中德关系发展到今天这种友好的、全面合作的新阶段，没有科尔的远见卓识和大力培育，是不可想像的。现在，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根据中国海关统计， 1997 年两国贸易额为126.7亿美元，约占中国对欧盟15国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 1998年1至5月，中德贸易额为50.55亿美元，与1997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1%。 德国是中国从欧洲引进技术设备的重点，每年都要从德国进口六七十亿美元的技术设备，德国技术产品在中国素享美名，这对保障德国对华出口是十分有利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和教育都还比较落后，德国政府承认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向中国提供了可贵的援助。自1982年两国签订技术合作协定和1985年签订财政合作协定以来，德国每年都向中国提供一定数量的发展援助和财政援助。1979年两国还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1997年签订了1997至1999年文化交流计划。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互访、经贸和技术交流的扩大和文化来往的增多，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加深，这是两国友好关系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诚然，在我们两国关系中也发生过某些不愉快的事，例如1996 年6月德国政界少数人不顾中国的一再劝说，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在联邦议院提出所谓“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的决议。这种不理智的作法严重地干扰了两国关系，损害了两国间的友好合作气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推迟德国当时的外长金克尔原定于当年7月对中国的访问。 后来在德方的提议下，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双边会晤，德方重申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这样，两国关系才再次回到顺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我感到，在这类问题上，有些人既忘掉了历史，又不承认现实。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各族人民，包括藏族同胞在内，所遭受的掠夺、欺凌和杀戮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1949年后，尤其是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各方面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只要承认历史和现实，本可避免类似的干扰。这里重提此事，一是想在论述中德关系时尽量避免片面性，给人一种报喜不报忧的印象；二是想提醒两国关系的发展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今天的友好合作关系来之不易，双方都应该精心爱护并进一步开拓。
施罗德总理率领一个全新的阵容登上了德国政坛，面对这个颇有新意的联邦政府，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德关系将在过去几代领导人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因为中德两国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两国的合作不仅是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形势的需要。就国际安全而言，冷战虽已消失，但地区冲突并未缓解，德国及欧洲许多国家都对前南地区的流血冲突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感到忧虑；中东和平进程举步艰难；南亚次大陆由于印度进行大规模核试验再度紧张起来。中国和德国都是大国，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期望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员。这就更需中德在涉及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问题上加强磋商，深化合作。经济方面也不例外，德国是世界第三经济强国，第二贸易大国，又是西方七国经济集团的成员，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对维护国际金融秩序肩负重任。中国虽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由于2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对世界经济、金融和贸易具有较大影响，1997年下半年以来，东南亚发生严重金融危机，随后东南亚各国、南韩、日本和俄国相继出现金融动荡或货币大幅贬值，中国不仅维持了人民币的稳定，而且大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捍卫港元所做的努力，对稳定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受到各国的好评。
这两个例子就足以证明，扩大和深化中德两国之间的合作对世界的安全与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归纳起来可以这样认为：中德合作既是两国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