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先锋派的当下境况扫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境况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对九十年代的文学先锋派作一个宏观的描述，并简要地分析一些具有前卫特征的先锋文本，力图指出，先锋派总是变幻不定的，他们总是位于文学主潮的边缘并具有潜在的颠覆力量，这种颠覆行动实质上乃是对汉语文学的一次新的实验和探索。
关键词：个人化颠覆
当代中国先锋派的步伐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击，他们退回到各自的写字台前，徘徊和逗留于华东沿海一带（南京、上海、浙江、福州），那儿的商业气息并没有阻挡他们的写作激情，但却淹没了他们的声音。依据惯例，先锋派应该保持一种在场的形象，频频露脸、冲动、狂躁、口出狂言，大声争吵和众声喧哗是他们存在和出场的方式。但实际情况是：先锋派在当代中国的话语领域中沉默了，他们的零散性使得他们的整体力量削弱，他们丧失了原有的冲动激情，每个人各自为政互不往来，集体的宣言为个人的沉默所代替，共同的旗帜再也无法飘扬起来，相互间的对话和交流演变为一种互不理睬的局面。这些导致了先锋派的一个总的状况：先锋派作家越来越趋向个人化了。
先锋派作家的这种沉默状态和愈演愈甚的私人化倾向缘自于多方面的理由，来自于文学内部的一个致命打击是，先锋派在经过高潮之后必然会出现一个疲软局面。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派被戴上了大量的桂冠，先锋派为荣耀的动力而拼命前驱，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先锋派虚假的表面繁荣，可以想象这样的例子：一头正过壮年的老马在主人的反复鞭策下，尽管能保持一种较大的幅度和步伐，但依然掩饰不住它的气喘吁吁，对于八十年代后期的先锋派来说，他们和这匹气喘吁吁的老马有着相似的境况。显然，表面虚饰的繁荣掩饰不住内心的苍白，一跨入九十年代，先锋派的热闹景观就成为过眼烟云。
来自文学外部的因素同样导致了先锋派的沉默无语，显而易见，商业和市场法则制约着先锋派的写作情况，一些先锋作家迫于生计，放弃了这种精神性的贫穷探索，另一些人则从先锋阵营里逃回到文学的主力部队中，主力部队可以为他们提供稳妥和安全的保证，并且更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和阅读，不言而喻，这样一种策略性的考虑可以获取物质上的收益。部分先锋派成员的转移和撤退直接影响了先锋派的力量，这使得留守的先锋战士们成熟起来，对他们来说，写作行动是他们表达先锋性的证据。
当然，在撤走（或淘汰）部分成员后，先锋派的旗下也招纳了一批新人，这批新人以一种新的写作姿态步入先锋阵营的行列，他（她）们同样是个人化的，彼此之间更为陌生，除了生产一些文本之外，他们在所有的文学场所都缺席了。下面，我将提到中国当下的先锋作家，他们包括八十年代以来一直踞守在先锋阵营里面的余华、孙甘露、格非和北村，另外，我将提到一些新的名字，这些“名字”不隐含着权力的诱惑，它们不过是一些文本的法人记号，将这些“名字”编排在先锋作家类型里面，仅仅因为它们表征着一些先锋性文本，这类人包括：韩东、陈染、林白、蒋亶文、鲁羊、吴滨、金宇澄、 东西和南方。
将上述两份名单成员归纳为当下中国先锋派的依据是他们近期的文本状态，描述一下他们的文本状态和写作经验将有助于澄清先锋派乃至今天的文学面目，有助于澄清中国目前最前沿的写作技术和作家思想，出于多种多样的原因，我无法分析上述所有人的写作情况，但我还是愿意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文本秘密揭发出来，我首先对付的是来自南京的韩东。
韩东小说大都是些精致的短篇，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风格的一致性，一般来说，韩东的故事是片断的，也是如实的，它依循一种现实逻辑，这导致了韩东小说的写实性。问题是，韩东的写实性文本经常超越人们对现实的把握，换一种说法则是，韩东的故事遵守着日常生活的逻辑法规，但这种逻辑法规越出了人们的习惯预料。这样，韩东将其想象力置于我们的想象力之上，他显示出高人一筹的智商，这具体显现在韩东小说的叙事人身上。叙事人讲述故事，同时又停下来评论故事─他负担起两套话语─叙事性话语和评论性话语，评论性话语不断地阻止，暂停和间隔叙事性话语。同时，它也引诱读者对故事的参予和想象，问题就在这里，韩东的引诱（评论性话语）是让读者通向陷井的一条必经之路，依据通常的逻辑，读者将会循入一条康庄大道，但韩东出色的想象力却将故事进程拐进了一道窄小的巷子。
这显示出韩东对故事的出色理解，故事大抵发生在校园的某个角落，主角通常是一些遭到排斥的学生，就此而言，韩东无法讲出惊天动地的历史场景。令人奇怪的是，韩东进一步回避了校园与学生的正常功能─上课、读书、考试，他刻意搜寻一种校园轶事、笑料，隐私等一切不入校史的边缘性事件，这样一种文本策略可能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它可能缘自于韩东的个人记忆（这比读书本身更耐人寻味，也缘自于韩东对这些已逝的边缘事件的一种现时理解，逝去的事件当它发生的时候或许是悲剧性的，但时间的流逝冲淡了它们的一切阴影以至于它们在当下呈现一种喜剧效果。这在韩东的叙事者那里可以清楚地得到证实，他一方面让故事的主角狼狈不堪，另一方面，他自己则处于调侃和嬉戏的愉悦之中。
这些还不是韩东采取这种写作策略的基本原因，事实上，韩东的一些校园片断轶事表达了人的某些困境，校园在韩东所指的特定年代隐含着权威、群体、机构和意识形态的权力，这种校园权力是隐匿的，然而又无处不在。韩东记载的校园轶事直接针对着这种缺席的权力，这类轶事总是抵触、敲打、抗拒乃至逃避校园权力，结果不言而喻，校园轶事的主人公在巨大的校园权力面前显得徒劳无策，并不时上演滑稽可笑的场面，这导致了韩东小说的一种反讽基调。
韩东的校园轶事与人隐秘的欲望相关，正是这些隐秘的欲望冲动导致轶事的产生，韩东对欲望的书写十分细腻，这可以肯定，韩东对隐私有过细致的观察和经验，当然，韩东总是将隐私的考察置放于他者的身上，这与陈染不同，陈染是倾诉型的，陈染的方式是让隐私自由地倾泄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心灵的宁静。
相比韩东而言，我更愿意将陈染的写作看作一种精神抚摸，对精神和心灵的过度关注，导致了陈染对故事的抛弃和轻视，陈染小说的主人公通常以黛二命名，黛二高傲、自尊、纤细、敏感，就陈染的话来说，她们的思想大于行动，不论如何，黛二展示了都市里面的一群中产阶级女性，她们渴望思想和灵魂的交流，她们敏锐地触摸着身边的世界。同时，她们也省略了她们的言语和行动，她们蔑视庸俗和琐碎，但她们常常显得孤寂无聊，她们渴望爱情，但也时常放纵自己的情欲。
陈染的文章缓慢，忧郁而略带一丝自恋情调，不清楚黛二是否显现了陈染的某些真实内心景观，但可以肯定的是，陈染多少隐含着一些贵族气息，陈染的写作极具私人化同时也是诗人化的，它充分敞开了自己的心灵之门，这种写作毫不粉饰真实的内心感觉，对一个女性写作者来说，陈染对隐私无所顾忌，我将这种选择理解为陈染的渲泄方式─用文字表达难言之隐实质乃是对于解脱的求助。
陈染可能非常蔑视她的读者，她的写作不过是种一意孤行的解脱，这使得陈染总是按照某些真实的情绪随随便便地组织她的文本，散乱、无政府主义、随意、凑合构成她的文本结构特点，这与小说的女主人的内心状态极其相似，两者都显得非常慵懒和乏力，这决定了陈染文本的一种病态的美学风格。陈染的这种美学趣味与当下的文化境况构成一种巨大反差，这将陈染与大众及其写作者区分开来，而获取一种醒目和独特的身份─忧伤、感怀、孤寂、冰冷及自恋的年轻贵妇。陈染的文本状态在《无处告别》里面获得了全面的表达，《与往事干杯》展示了陈染写作残酷的细腻，《嘴唇里的阳光》则呈现了陈染小说女主人的共同心理状态。
现在，我将对北村的写作进行分析，北村的写作一直以一种均衡的速度持续进行，他的文本惯用伎俩是悬念、烟雨濛濛，自我解构、暴力以及死亡。但近期的写作表明，北村正在发生某种变化，他的救赎愿望和宗教情绪愈来愈强。显然，北村在最近的小说里变本加厉地寻找人的缺陷─这可能缘自于他对现实境况的失望，但北村正在试图作出一种姿态对付这类难题─他将神学引入其中，这里，我将扼要地谈到他的长篇《施洗的河》和中篇《张生的婚姻》。
《施洗的河》记载了刘浪─小说主人─的一个人生轨迹，尽管北村的叙事多少有点凌乱、慌张和步履匆匆─至少缺乏足够的深思熟虑，但刘浪的生活历程依然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来，这样一个大致过程是：孩童时的懦弱，青年时的变态，成年后的残暴以及最终成为主的忠实臣民，显然，我的这种描述是针对着刘浪的心理历程，事实上，这种心理历程恰恰也是北村所最为关注的，这可以从北村在处理故事时的手忙脚乱中得到证实─他将更多的关注投放在刘浪的心理演变以至于故事常常为这种心理演变所扭曲和强暴。刘浪的心理演变揭示了北村对人的一种悲观看法：人的暴力与欲望与生俱来且异常强大。刘浪的实际情况是，他的欲望和暴力都是潜藏的，一旦经过环境的拨弄，它们将会得到淋漓尽致的挥发。这可以解释刘浪在行为上的怪戾和蹊跷，对父亲、母亲、兄弟、妻子、情人、儿子、朋友、死敌，刘浪可以在不同时刻显示出截然相反的态度。正常的因果逻辑无法对此作出满意的说明，那么，这种诡异的行为方式只能在人的某些隐密的深层意识寻求答案，显然，北村的解释是暴力和欲望无意识。
问题在于，人的这种暴力和欲望无意识是否可以消解抑或升华从而获得一种纯净而健康的人性？北村力图找到某种宗教神学的东西，不清楚北村本人是否是个虔诚的教徒，但他对基督教心领神会。北村的解决办法在于，人的暴力和欲望可以通过宗教进行荡涤和净化─刘浪在经过主的一番洗礼后变得宁静安适，最后，在马大的子弹面前显示出强大的宗教力量─马大的一次暴力行为在神现的脸上终于平静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北村提出的宗教神学问题缘自于他对目前文化状况的失望，精神，信仰，真理全被放逐一空，相反，欲望却无限制地膨胀起来，这样，支撑我们存在的基本东西是什么呢？《张生的婚姻》直接表达了这一困惑，张生是个哲学博士，北村这一命名意味深长：哲学和精神探讨紧密相关，但在目前它已失去了必要的存在意义，它影响不了世界和公众（张生的研究是“思想的快乐”），也无法给张生带来地位和良好的经济境况，而且，它使张生的爱情和婚姻土崩瓦解。在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哲学摧毁了张生的一切，哲学与现时格格不入，它逼迫哲学家张生流泪、祷告和归主，确实，“就这个时代来说，（这）是一件稀奇的事。”
我即将提到的两名作家吴滨和东西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我愿意将他们的两个文本看作是先锋派的。东西《迈出时间的门槛》是拼贴的，它重新展示了一种生活和时间的经验，我们发现，小说依据时间的流程分为三个叙述单元：回首、凝眸、眺望，依据严格的语法分析，这三个单位将依次构成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东西的做法是，他在过去时单元（回首单元）里记载了现在时况里所发生的事，同样，他在现在时单元里记录了过去时期所发生的事件，显然，东西将事件从事件所发生的真实时间里强扭出来，从而让事件“迈出时间的门槛”，这导致了事件和时间的一种新型关系：事件的发生总与时间相依为伴，但时间无法永远禁锢事件，事件可以溢出时间之外并能被多次重写和固定下来。
达到这样一种文本效果很大一部份程度上得益于小说叙事者，叙事者是一个业已死亡的作家，死亡对于叙事者来说，已经终止了一切的时间流程，但叙事者曾经发生的事件并没有随着躯体的毁灭而一同毁灭，“事件”抵抗住了时间流逝的腐蚀而顽固地保存下来。叙事者的逝去，但他短暂的一生及逝去后的一切留存之物都通过文字的形式生存下来，时间的限制和门槛都纷纷崩溃和瓦解。除了“死亡叙事者”和时间之外，东西给予我的另一个惊讶是他对语言的悟性，他使用大量简短的句子，节奏流畅明快并富于感染力，这直接决定了东西小说的叙事节奏─时间的流逝也行进在这种节奏声中。
吴滨的《交城消息》同样显示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它和《迈出时间的门槛》截然相反：冷静、缓慢，悠长，在一种近似于科学语言的考察中，吴滨表达了一种历史思想：历史到底是想象的亦或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与今天的关系如何？历史的实际作者与历史的写作者如何共同书写历史？
《交城消息》的写作情况是：历史博士写作他的毕业论文，这则博士论文以一个消逝的历史古城交为核心，历史博士充当小说叙事者，他记述了他写作的实际境况，同时，他也讲述了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交城演变的种种往事。叙事者现实的写作状况和交城往事被间隔讲述，这导致了小说两套故事的互文性，严格说来，这两套故事构成两则相关的文本─叙事者写作状况的现实文本和有关交城的历史文本。这里，历史被叙事者不断地重写和想象，历史是依照一种想象的逻辑而显得曲折多变和饶有兴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被写作的。《交城消息》的实际情况是，它由两则次文本组构而成，这两则次文本相互演绎，历史文本是依据现实文本而制定的，交城的历史是依据叙事者的现实境况而不断地书写和编码，在此，历史被文本化了。历史写作者始终处于一种性诱惑的语境之中，这决定了他对历史编码的一种性意识─交城的毁灭在某种程度上缘自于女人及其性的诱惑。吴滨依此表达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历史状况不过是人们依照今天的特定语境书写的，历史传奇般的史实不过是种虚幻和想象之物。
我愿意将孙甘露看作是先锋派中最出色的作家之一。孙甘露的长篇《呼吸》再一次证明他的写作意义：孙甘露对都市及其文化的拒斥。他将写作作为拒斥都市文明的一种方式，写作不再是一个故事的讲述，也不再是一种意义的寓托和升华，写作仅仅构成一种行为。在孙甘露那里，写作能让他沉浸在一种优雅的快乐之中，并让他从都市的废墟里面升华出来。显然，孙甘露将写作理解成一种赏心悦目的智力游戏。
这场赏心悦目的智力游戏使孙甘露及其《呼吸》的主人公罗克与庸碌的城市大众区别开来，罗克沉浸在精神世界的迷宫里（这类似孙甘露），他在这个城市里无所作为，街头游荡、睡觉、对往事的缅怀、漫不经心的读书、寻找爱情、性游戏以及不时弥漫的思想构成了罗克的全部生活，他处在城市的角落和边缘，但却在不停地探询城市及其大众的存在位置，罗克获得了新的城市身份：思想游手好闲者。这样一种城市身份导致了罗克的穷困贵族形象─他对当下的都市状况除了一无所知外就是讥讽。无论如何，罗克适应不了大众的趣味和精神状况，这决定了罗克的慵懒方式─这也是对付大众的最好方式。与罗克发生过感情故事的五位女性项安、尹芝、刘亚之、尹楚、区小临也与大众格格不入，这一切构成了二十世纪末的一批都市厌倦和反抗者。
就象罗克与他周围的一切极不相适一样，《呼吸》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本也发生了阶级斗争。《呼吸》由一大堆没有情节逻辑的片断拼贴而成，这些片断互不交涉和往来，它们伴随小说的流程不停地涌现出来，这些片断不表达和呈现所指，它们仅为文本的漫延提供某种桥梁或航行的纽带，《呼吸》即顺沿这些片断不停地组合，建构而织成一则相互依托的文本，同样，小说的五位女性也依循罗克的思想漫游纷沓而至，她们的出现是用来填补和支撑罗克的思想对象，从而让文本及其结构顺利地流存下来，这样，文本性构成写作的重心，小说所记载的一切仅为文本的持续延申而存在。
作为游手好闲者的罗克与随遇而安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无目的漫游者，他们共同徘徊在各自从属的大众圈子之外，从而构成一种都市状况的异己分子，这种异己分子不是恐怖主义者，而是都市缺乏力量的边缘角色和精神贵族，他们以慵懒的姿态对付大众的雄心勃勃，以精神性的寻求抗拒大众的无边无际的物欲，这样看来，《呼吸》构成了二十世纪最末的一次诗意行动。《呼吸》的语言也证实了这点，孙甘露显然陶醉于他的语言之中，可以宣称，孙甘露的写作实质上乃是一种语言自恋行为，他制造了大量暧昧而含糊的句子，语词彼此不甚相关或相互解构，这让人无法把握其明确的所指，相反，它将阅读者的眼光停留在句子的能指层面，并使之逗留于句子的节奏、韵律以及忧伤的氛围之中，这种独特的句子节奏构成了《呼吸》的文本节奏，“是一首渐漫曲，它以本文之外的某种速度逐渐沉静下来，融入美和忧伤之中，从而避开所谓需求。”
在我比较广泛的阅读中，女作家的写作总是非常个人化的，这种个人化的文本如果获得一种偏执式的强化，它们将显示与公共文本的巨大差异，女作家的这种私人写作倾向可能缘自于性别上的敏感心理直觉。这种私人化写作倾向容易将女性作家推进到文学的先锋阵营，早期的残雪和我刚刚提到的陈染符合上述推论，而我最近谈到的林白情况也基本相似。
林白的《瓶中之水》和《回廊之椅》敞开了女人之间的隐密故事（隐私也是陈染所力图澄清的），这让我们洞见了女性世界的某些真实情况，女人之间“同性恋”的衍生，演化和消解构成了林白的叙事中心，令人奇怪的是，林白的叙事隐约、暧昧和怪诞，但叙事对象（女性心理和行为）却细腻而清晰地涌现出来。林白记录的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心路历程，这让她放弃了某些故事要素并使故事变得残缺和破碎，当然，这并不防碍林白对女性心理还原，林白的具体做法是，她将女人置放于一个远离公众（尤其是男人）的狭窄世界，从而真实地裸露自己，两个女人─这通常是林白的关注重心─ 一旦逃避了男性世界的压抑而走在一起，她们将会密切相关，这样一个直接结果是，女人之间的友情将会演化为一种同性恋倾向，毫无疑问，林白的这种思考非常有力，她揭示了女人的一些实际内心情况─她们渴望从男人那里获得欣赏、承认、成功乃至爱情，但往往无法如愿以偿，男人的现实境况令她们失望，这只能让她们重新返回女性世界，在自己的同性伴侣之间寻求安抚心灵的对象，从而获取一种精神上的替代性满足。
很明显，将先锋派文本作集中的共性描述不是明智之举，先锋文本彼此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先锋派的共同特征不在于文本的内在运作形式，而在于先锋派作家及其文本的法律位置，位于文学主潮的边缘，并时时具有潜在的颠覆功能─我将这样一些少数分子及其少数文本称为先锋派。就此而言，先锋派一旦对主流文学的颠覆获得成功，它也就丧失了先锋的功能─它们构成了新的文学中心了。这样，我将苏童、叶兆言、格非排除在先锋派之外，他们的早期颠覆已大功告成，他们业已成为主流文学的权威代码。而余华则提供了一个奇特的例子，一方面，他在文学潮流中处于声名显赫的位置，另一方面，他从不同主流文学同流合污，他既是中心性的，也是边缘性的，他的长篇《在细雨中呼喊》使当代小说在细腻和深度上达到了某种高度，它也是先锋派给这个时代贡献的最好礼物。
另外，我来不及分析的鲁羊、蒋亶文、金宇澄和南方等人以一种先锋的姿态也在进行汉语言文学的试验，他们同样扩展了汉语言写作的多种可能性。目前，先锋派仅仅通过文本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沉浸在各个角落里，漫不经心或者一本正经地营构自己的小说，显然，他们的实验文本应该得到关注，这样，至少，在他们的写作中，我们将会发现：中国的小说已经前进到哪个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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