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咥里制吒及其《一百五十赞佛颂》的传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摩咥里制吒论文,一百五十赞佛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印度古代文学中的赞颂(Stotra)体裁上承吠陀文学、史诗文学之余绪，下启宗教文学 之先声，经过长期的发展，至公元1、2世纪逐渐成型。佛教徒、婆罗门教(后为印度教 徒)、耆那教徒均好作颂赞，宣扬其宗教人物，使这种文体日臻成熟。赞颂文体不仅在 印度本土盛行，而且影响到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语言文学，乃至我国的汉语赞文。 因此，赞颂文体不仅于文学史上具有意义，而且在宗教史发展进程中，亦起到相当的作 用。摩咥里制吒(Māt
ce
a)及其代表作《一百五十赞佛颂》(
atapa
cā
atkanāma-Buddhastotram，一般简称为atapacāatka)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其传译过程值得国内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摩咥里制吒的生平及作品
金克木先生在《梵语文学史》中指出，“类似一种经咒而有文学意味的是对神的赞颂 。唐代和尚义净曾经特别宣扬过以作赞颂诗著名的摩咥里制吒，西藏传说认为 他就是马鸣。他的《一百五十赞佛颂》(义净汉译)和《四百颂》残卷曾在新疆发现，前 者的全本已在西藏发现，并已经刊行。他和作《健椎梵赞》的马鸣可以算是颂赞诗体的 最早的作者。……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宗教诗歌。《一百五十赞佛颂》不只是颂赞，而且 是佛教入门读物。”(注：金克木：《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8 0年重印。此据金克木《梵竺庐集》甲卷《梵语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3 70页。)
唐代赴印度的求法高僧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赞咏之礼”中，纪录了当时 寺院所见赞咏的情况：
且如礼佛之时，云叹佛相好者，即合直声长赞，或十颂二十颂，斯即其法也。又如来 等偈，元是赞佛，良以音韵稍长，意义难显。或可因斋静夜，大众凄然。令一能者，诵 《一百五十赞》及《四百赞》，并余别赞，斯成佳也。
然而西国礼敬，盛传赞叹。但有才人，莫不于所敬之尊而为称说。且如尊者摩咥丁结反里制吒者，乃西方宏才硕德，秀冠群英之人也。传云，昔佛在时，佛因亲领徒 众，人间游行。时有莺鸟，见佛相好，俨若金山，乃于林内，发和雅音，如似赞咏。佛 乃顾诸弟子曰：“此鸟见我欢喜，不觉哀鸣。缘斯福故。我没代后，获得人身，名摩咥里制吒，广为称叹，赞我实德也。”摩咥里是母，制吒是儿也。其人初 依外道出家，事大自在天，既是所尊，具申赞咏。后乃见所记名，翻心奉佛，染衣出俗 ，广兴赞叹。悔前非之已往，遵胜辙于将来。自悲不遇大师，但逢遗像。遂抽盛藻，仰 符授记，赞佛功德。初造《四百赞》，次造《一百五十赞》，惣陈六度，明佛世尊所 有胜德。斯可谓文情婉丽，共天蘤而齐芳；理致清高，与地岳而争峻。西方造赞颂者 ，莫不咸同祖习。无著、世亲菩萨悉皆仰止。故五天之地，初出家者，亦既诵得五戒十 戒，即须先教诵斯二赞，无问大乘小乘，咸同遵此。有六意焉：一能知佛德之深远，二 体制文之次第，三令舌根清净，四得胸藏开通，五则处众不惶，六乃长命无病。诵得此 已，方学余经。
摩咥里制吒，梵名Māt ce a。义净小注“摩咥里是母，制吒是儿 也”，即指“摩咥里”(Māt )意为母亲，“制吒”(ce a)意为奴仆。义净 的这一记载是有关摩咥里制吒最详细的生平资料。“传云”不过是一则传说的 本生故事，自然没有什么真实性可言。印度古代不重历史，而重神话与传说，于此亦可 见一斑。不过，义净的笔下仍然透露了一些历史的信息。一者，摩咥里制吒先 信奉婆罗门教，崇拜大自在天(即湿婆)，后来才皈依佛教。这一信息的转变过程还是有 一定可信度的。二者，无著(Asa 
ga)、世亲(Vasubandhu)两兄弟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 的创立者，约生活于公元4、5世纪。他们很尊敬摩咥里制吒，这说明后者的生 活年代当远早于前者。三者，摩咥里制吒创作的赞颂诗歌，文学价值很高，对 大小乘佛教徒的影响都很大。
早在17世纪初，西藏学者多罗那他(Tārāntha)的《印度佛教史》认为，《一百五十 赞佛颂》的作者是马鸣(A vagho 
a)，他与摩咥里制吒是同一个人。这一说 法得到了后世一部分人的赞同，但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马鸣是与贵霜(Ku ā
a )王朝的国王迦腻色伽(Kani ka时代的人物，约公元100～160年。姚秦时代著名佛教 翻译家鸠摩罗什(Kūmarajīva)翻译的《马鸣菩萨传》，记述了其生平事迹。马鸣还是 印度古典梵语文学的先驱者，创造了优美诗歌文体(kāvya)，流传下来的著作有《佛所 行赞》(Buddhacarita)、《美难陀传》(Saundarananda-kāvya)、《犍稚梵赞》(Ga 
-stotragathā)、梵剧《舍利弗传》(āriputra-prakara a)(注 ：梵剧《舍利弗传》(āriputra-prakara a)中亚发现断片。参见H.Lüders,Br 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Berlin,1911.idem.,"Das āriputra-prakara a",ein Drama das A vagho a",SPAW,17,1911,pp.388—411.)等，在梵语文 学史上留下不朽之盛名。据说他还著有《大乘庄严经论》(梵Mahāyāna-sūtrāla 
kāra)、《金刚针论》(Vajrasūc )等。(注：马鸣事迹还见于《杂宝藏经》卷 七、《付法藏因缘法》卷五。有学者据西域出土材料，考订出《大乘庄严经论》作者为 童受(Kumāralāta)，但没有定论。)不过，《马鸣菩萨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中 ，丝毫也没有提及他与摩咥里制吒二人有什么关系，所以，多罗那他的观点是 否能站得住脚，仍需要有新材料来加以论证。
1951年，D.R.Shackleton Bailey出版了摩咥里制吒《一百五十赞佛颂》的梵 文校注本。(注：Shackleton Bailey,atapancāatka-nāma-Buddhastotram,San skrit text,Tibeta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No tes(Cambridge,1951).)他在该书的前言部分，详细讨论了摩咥里制吒的生平年 代。在藏文大藏经中，保留了摩咥里制吒的《与迦腻色伽大王书》(梵名Mahār ājakanikalekha，藏名rgyal po chen po kani ka la springs pahi spring yig) ，(注：F.W.Thomas,"Māt ce a and the Mahārājakankikalekha",Indian Anti quary,vol.32(1903),pp.345—360.)该诗体书信中提到迦腻色伽曾邀请作者去宫廷，作 者以年老多病为由推托，而派一年轻人去向国王进献治国之策。因此，后人常以此作为 推断作者年代的一个坐标。D.R.Shackleton Bailey书中推论的结果为：摩咥里 制吒生于公元105年，145年改宗佛教，170年向迦腻色伽二世进书。迦腻色伽是佛教史 上与阿育王(A oka)齐名的护法大王。北传佛教认为，佛教史上的第四次结集就是他 举办的。在他统治期间，大乘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注：古正美：《贵霜佛教政治传 统与大乘佛教》，台湾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3年版.)关于他的出世、即位等年代、历来 众说纷纭。(注：《僧伽罗刹所集经序》、《杂宝藏经》卷七、《毗婆沙经序》、《婆 薮盘豆法师传》、《彰所知论》卷上、《大毗婆沙论》卷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 传》卷二、《洛阳伽蓝记》卷五、《大唐西域记》等书记载迦腻色伽距离佛灭的年代， 相异达几百年。于阗语文书P.2787.2《迦腻色伽王传说》也记载了一些事迹。迦腻色伽 王的生平问题，是学界近百年来的热门话题之一。参见：A.L.Basham ed.,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 {j4ma09.pg}ka(Leiden，1968).)近代学者多依《大唐西域记》，主张其年代约在公元1世纪之时。当代有些学者根据考古发现的贵霜、罗马钱币上的铭文，将迦腻色 伽纪元置于公元2世纪早期，即可能始于公元142年前后；并分辨迦腻色伽一世、二世、 甚至三世的年份(注：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徐文堪、芮传明译，第 二卷，第十一章“贵霜人”(B.N.普里撰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188—2 03页.)。今天由于我们仍没有摩咥里制吒生平的新材料出现，因此，还只能以 迦腻色伽生平为坐标，基本推测摩咥里制吒的生活年代在公元一世纪下半期到 二世纪上半期之间。不过，这与D.R.Shackleton Bailey的推论还是有些出入。
除《一百五十赞佛倾》之外，摩咥里制吒的另一部代表作是义净提及的《四百 赞》(Var ārhavar a-stotra，亦即Catu 
ataka-stotra)。其藏语译 本首题为Var ārhavar a-stotra，这是它的别名，意即“应赞叹者的赞颂”( 有学者译为《广赞功德赞歌》)。这部名作虽然没有汉译，但有西域胡语(包括梵文与吐 火罗文A)写本残卷流传下来。此外，据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所编的《西藏大藏经 总目录索引》(总称《东北目录》，Tonoku Catalogue)，藏文大藏经的《丹珠尔》中， 所翻译摩咥里制吒的作品还有：
所以，摩咥里制吒存世的作品共有13部，几乎全部都是诗作。《三宝吉祥赞》 是一首赞颂佛法僧三宝的短诗，全诗藏译文三颂十二句，每句十七个音节。摩咥里制吒的诗作内容上多以赞颂佛、三宝、如来、多罗天女等为主，表现的主题不外乎 歌颂佛教的神灵，抒发创作主体的宗教情感。蒋述卓先生在《宗教艺术论》一书中，讨 论了宗教艺术中的叙述角色的四种类型，其中第一种即“臣服与赞美”。“臣服与赞美 ”这一类型的主要功能有描绘宗教人物的理想人格、体现英雄崇拜的心理，表达崇敬完 美的愿望(注：蒋述卓：《宗教艺术论》，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38—248页.)。 可以说，摩咥里制吒的作品所体现的叙述角色基本上也属于“臣服与赞美”这 一类型。
二、《一百五十赞佛颂》在西域的传译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亚、新疆等地，掀起了一股西域探险(也可叫做丝绸之路探 险)的热潮。英、法、德、俄、美、日、瑞典等国的探险家纷纷出笼，大肆掠夺当地的 文物、文书和图像资料等东西。这些新材料的发现无疑为国际学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基础，当然也使我们今天能得以了解印度古代文学中那些失传已久的著作的光辉与成就 。《一百五十赞佛颂》也在被发现和重新认识之列。要讨论《一百五十赞佛颂》在西域 的传译，不妨分而述之。
(一)《一百五十赞佛颂》的原典流布
据D.R.Shackleton Bailey的考证，《一百五十赞佛颂》也可称作Prasādapratibodbh avastotra，意即“出于信心的辩才产生的赞颂”。(注：D.R.Shackleton Bailey,"A N ote on the Titles of Three Stotras",JRAS,1948,pp.55—62.)《一百五十赞佛颂》 共153颂，其中有148颂赞叹佛德。该作品问世之后，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义净指出， 《一百五十赞佛颂》为全印度所喜欢，诸论师竞加注释。“造释之家，故亦多矣。为和 之者，诚非一筭。陈那(Dignāga)菩萨亲自为和，每于颂初，各加其一。名为《杂 赞》，颂有三百。又鹿苑名僧号释迦提婆(ākyadeva)，复于陈那颂前，各加一颂， 名《糅杂赞》，惣有四百五十颂。但有制作之流，皆以为龟镜矣。”(注：义净著：《 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177-180页，180页，184页 ，前言11页。)《杂赞》梵名还原为Mi raka-stotra，《糅杂赞》梵名还原为Mi ra ka-mi raka-stotra。藏文大藏经中有陈那《杂赞》译本(《东北目录》，1150号)， 还有Nandipriya对《一百五十赞佛颂》所作的注释(《东北目录》，1148号)。
现存的西域出土的梵语文书写本，大多时代不会太早。阿富汗新发现的佛教写经有一 件贵霜时代的《八千颂般若经》，已经相当早了。(注：Jens Braarvig,Manuscripts i n the Schoyen Collection(Oslo:Hermes Publishing,2000),pp.1—52.)而西域大多数 的梵本是8-12世纪的产物。《一百五十赞佛颂》的梵文残片散见于敦煌、Jigdalik-Bai 、Khora、吐鲁番、西藏等地。伯希和从敦煌掠夺的梵本中，《一百五十赞佛颂》共有1 30号残片，原编号为“P.Skt.Stotra，Ⅱ，/R.46188”，井野口泰淳的新编号为146202 -146329。(注：Taijun Inokuchi ed.,A Catalogue of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Br ought from Central Asia by Paul Pelliot Preserved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 nale)(Kyoto,Pyukoku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Buddhist Cultural Studeis,1989).)他的目录中根据D.R.Shackleton Bailey前揭校订本，指出了每一号残片在该书中的具 体位置，十分清楚。法藏敦煌《一百五十赞佛颂》的梵文本的结构为十三小节(paricch eda，
小标题翻译出来。其原因可能在于为了诗篇的流畅，能够一气诵成 。
《一百五十赞佛颂》梵本的研究情况为：列维(Lévi)(注：Sylvain Lévi,"Textes s anscrits de Touen-Houang.L'hymne de Māt ce a",JA,1910,pp.450—456.)从伯 希和的敦煌本中，找出几叶残片首次发表。(注：L.de la Vallée Poussin,"Document s sanscrits de la Seconde Collection M.A.Stein",JRAS,1911,pp.762—769.)普散( Poussin)出版此残片时，另从斯坦因第二次探险的搜集品中也检出三叶残片。(注：A.F .Rodolf Hoernle,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 urkestan,atapa cāatika Stotra,1916,pp.58-75,pp.75-84.)霍恩雷(Hoernl e)再整理之，并将从Jigdalik-Bai、敦煌、Khora得到的5叶发表。(注：K.P.Jayaswal & Rahula Sākrtyāyana,"Adhyardha ataka`Hymn of One Hundred-fity [ver ses]'by Māt ce a",The Journal of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Jaya swal Commemoration,vol.ⅩⅩⅢ,part Ⅳ(Dec.1937).)1936年
本年代在8 51年至10世纪之间。(注：以上关于《一百五十赞佛颂》梵本的研究情况，依据山田龙 城《梵语佛典导论》，许洋主译，世界佛学名著译丛79，华宇出版社1984年版，186—1 87页.更详细的情况，参见Shackleton Bailey,atapa cāatka-nāma-Buddhas totram,Sanskrit text,Tibeta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and Chinese Translat ion and Notes,pp.19—23.)1955年，Dieter Schlingloff立足于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 收集品，编著了《佛教赞颂》(Buddhistische Stotras)一书，将所见印度与西域的佛 教赞颂文学作品搜集，而没有局限于《一百五十赞佛颂》。这为作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 资料基础。(注：Dieter Schlingloff.Buddhistische Stotras(Sanskrittexte aus de n Turfanfunden I)(Berlin,1955).)
(二)《一百五十赞佛颂》的译本流布
《一百五十赞佛颂》在古代有多个语种的译本，试按语种之别，述论如下：
1.汉语译本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其《一百五十赞》及龙树菩萨书，并别录寄归，乐赞 咏者，时当诵习。”(注：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 995年版，177-180页，180页，184页，前言11页。)该译本是义净归国以前译于天竺那 难陀寺的。义净在该寺求法十年，具体年代为唐上元二年(675)至垂拱元年(685)。(注 ：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177-180页，1 80页，184页，前言11页。)景元二年(711)义净在长安大荐福寺将该译文重缀。该经名 收录于《开元释教录》卷九、《贞元新定释教录》卷十三，译本后入各种《大藏经》之 中。
2.吐火罗文A译本
Shackleton Bailey的校订本出版后，辻直四郎写了书评《マ—トリチエ—タ作一 百五十赞の新出版について》。该文提示摩咥里制吒的《一百五十赞佛颂》另 有吐火罗文A译本。(注：辻直四郎：《マ—トリチエ—タ作一百五十赞の新出版に ついて》，《东洋学报》，vol.33，No.3·4(昭和26年10月)，155—172页.)
3.吐火罗文B译本
由于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元代的蒙古族和清代的满族依藏文大藏经，分别编译了蒙古 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其中收有从藏文转译的佛教赞颂作品。对蒙古文、满文大藏经 的重要性，陈寅恪先生早有教示，(注：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与妹书” ，三联书店2001年版，1—2页.)我们不应该忘记。至于这些赞颂对藏、蒙、满的民间文 学中的赞颂或赞词有无影响，(注：参见陈岗龙：《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1年版，253—261页.)也值得进一步探索。
可以说，上述译本反映了《一百五十赞佛颂》在汉、吐火罗、藏(延伸至蒙、满)等文 化圈中的流布情况，其影响与价值不言而自明。(注：有关藏语佛教赞颂诗的情况，参 见马学良等主编：《藏族文学史》(上)，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421—429页.)
(三)《四百赞》的传译情况
据山田龙城《梵语佛典导论》，《四百赞》也被译为吐火罗语A和藏语(《东北目录》 ，No.1139)。F.W.Thomas曾经把藏译本一部分(前153颂)加以英译介绍。(注：F.W.Thom as,"The Var ārhavar a of Māt ce a",Indian Antiquary,vol.34(190 5),pp.145-163.)渡边海旭在Khora搜集
赞》最初的尾题。(注：渡边海旭 ：《摩咥里制吒赞佛颂の原文》，《宗教界》8～8，明治45年8月.收入《壶月 全集》(上)，653—661页.)霍恩雷在《新疆的佛教写本遗存》一书中，发表了此3叶断 片。(注：A.F.Rodolf Hoernle,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atapa cāatika Stotra,1916,pp.58-75,pp.75-84.)S .Bailey利用柏林的德国科学院收藏的中亚搜集品，将《四百赞》前四章共计152颂恢复 为梵文，并加以英译发表。(注：S.Bailey,"The Var ārhavar a Stotra of
Māt ce a",BSOAS,vol.13(1949—1950),pp.671—701,pp.947—1003.)可惜，他 对梵藏《四百赞》的全本校勘工作似乎没有毕功。
法藏敦煌《四百赞》的梵文残本,(注:另见Bernard Pauly,"Fragments sanskrits de Haute Asie(XV)" ,JA,1961,pp.333—410。)原编号“P.Skt.Stotra,I”、“R.46187”,井野口泰淳新编号No.146086-146200,共计115号。《四百赞》见
除法藏敦煌本外，德国吐鲁番探险队也收集了《四百赞》的梵文残本。1987年,Jeans-Uwe Hartmann据此完成专著《摩咥里制吒的<四百赞>》。(注：Jeans-Uwe Hartmann,Das Var ārhavar astotra des Māt ce a(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ⅩⅡ)(G 
ttingen,1987).)他将吐鲁番写本与拉萨所藏内容完整的梵 文本作了比较研究。这是有关《四百赞》的集大成之作。
有关《四百赞》的吐火罗语A译本残片，西格(Sieg)和西格灵(Siegling)的《吐火罗语 》(Tocharische Sprachreste，Ⅰ)有所揭示，其编号为No.392，420-423，425，427。 此后，辻直四郎也有所涉及(注：辻直四郎：《トカテ语研究の近况》，《东洋 学报》，vol.35，No.3·4(昭和28年10月)，101-121页。又见《マ—トリチエ—タ作一 百五十赞の新出版について》，170页。)。季羡林先生在《吐火罗文研究》一书中有详 细描述，兹迻录如下：
No.391，392出土地点为柏孜克里克庙“第二洞”。原件大小可能为12.5×60cm。内容 是梵语和吐火罗语译文。No.391是Udānavarga的Varga ⅩⅡ，15-ⅩⅢ,1。No.392是M āt ce a的Buddhastotra的Pariccheda Ⅶ，11-17。
No.418-426出土地点为胜金。高度为8.5cm。每页五行。内容为梵语和吐火罗语译文， 是Udānavarga和Buddhastotra(Māt ce a)。No.426是否属于此组，无法确定。
No.427出土地点为胜金，是页码36这一张的左半，被火严重烧毁。纸页高约11cm，每 页六行。内容为Māt ce a的Buddhastotra，梵语与吐火罗语译文前后排列。此张 相当于梵语原文I，8-15。(注：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40—43页。)
《四百赞》虽然没有汉译本，但与《一百五十赞佛颂》一样，在吐火罗地区、Khora、 吐鲁番、敦煌等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重镇以及西藏等地流行。摩咥里制吒的 这些赞颂诗歌，曾经被多少人吟唱，飘荡在丝绸之路与雪域寺院的上空，那种文化的景 观是不难想象的。
三、结语
季羡林先生在《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在古代很长的时间内，新疆 是东西各国文化交流的枢纽，许多国家的文化，包括世界上几个文化发源地的文化，都 在这里汇流，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是通过新疆。尽管有许多古代民族今天已经不再存 在，然而他们留下的文化痕迹一直到今天还到处可见。80多年以来考古发掘工作使许多 已经不存在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学重见天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今天研究 比较文学的最有用的资料。”(注：季羡林：《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收入《比较 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40—141页。)本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 列出《一百五十赞佛颂》与《四百赞》各语种的资料，其目的正在于此，希望从事东方 文学、宗教艺术、古代诗歌比较等方面的研究者能够留意。
注释：
②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177-180页， 180页，184页，前言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