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邓小平党内外监督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党内外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关于党内外监督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锐利武器。本文就邓小平党内外监督思想作个大概的分析。
一
邓小平关于党内外监督思想，早在1941年4月就提出来；1956 年党的八大形成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形成完整的党内外监督制度。
1941年，是中国抗日根据地最困难时期。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政策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日、伪军集中兵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采取野蛮的“蚕食”与惨无人道的“烧光、抢光、杀光”政策。蒋介石集团也在此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我党领导的陕甘宁、华北、华东等抗日根据地，处在日、蒋、汪的围攻之下，一些根据地还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蝗灾，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为了打败日、汪的疯狂进攻，击退蒋介石的反共高潮，发动广大群众，争取非投降派的地主、资产阶级参加抗战，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抗日根据地，度过难关，我党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提出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政策，领导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大生产运动。我党还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政策，即在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各占1/3。
为了搞好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41年4月， 邓小平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精辟详尽地论述共产党应当如何领导好抗日民主政权，初步提出了党内外监督思想。他指出，“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1〕1943年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又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党既要搞好政治领导，“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2〕邓小平的党内外监督思想有力地加强了党的领导作用，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我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地、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为了防止党的干部因胜利而骄傲自满和脱离群众倾向，邓小平认为党员干部“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3〕他进一步指出必须建立相应机构来监督党员干部，他说：党的纪检会与政府的监委会要建立和加强起来，“这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4〕。
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胜利面前，党的一些干部不同程度滋长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因此急需健全党内外监督机制。邓小平在1956年9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作的修改党章报告和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以及其他一些讲话与文章中， 对党内外监督的紧迫性，监督的内容、形式，监督制度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关于党内外监督的迫切性，邓小平指出“扩大群众的监督很重要”〔5〕。他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他强调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6〕邓小平在讲到接受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监督的重要性时指出，“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他强调：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7〕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领导全国人民度过暂时经济困难时期，1962年2月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有名的七千人大会。 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着重讲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并再次强调监督问题。他说：“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8〕同年11月， 邓小平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与监察工作会议同志讲话中，又指出必须把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结合起来。他说：“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他强调说，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把监察工作好好地加强起来，把干部的鉴定制度恢复起来，这样做有好处，对干部存在的问题，经常抓就容易解决，搞一次运动费力得很。〔9〕可见，邓小平早就主张对干部要加强日常监督， 不主张搞运动、整干部、算总帐。
邓小平关于党内外监督思想和许多好的建议为我党完善监督机制指明了方向。但他的精辟论述和好建议并没有被全党采纳，党内当时虽然建立了各级监委会，对党员和干部的监督起了一定作用。但随着党内个人崇拜、家长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党内外监督形同虚设，党内外许多正直的干部和群众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以致于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灾难，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无法受到及时有效的阻止；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只有在他逝世后才得以纠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的领导集体，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制定和执行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邓小平强调必须从制度上恢复和发展党内外监督。他说：“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点是领导干部。”〔10〕他认为，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基层组织都要加强监督制度，强调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才能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他还认为，在改革开放中，更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管理，民主选举，民主监督，这样才能调动群众积极性。他提出基层要实行厂长、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和群众监督制。他认为，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他强调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11〕
邓小平尤其重视新时期人民政协的作用。他重申“我们党同其它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要坚持下来”〔12〕，这个方针长期有效。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 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 ”〔13〕
邓小平党内外监督思想和制度，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我党和我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基本要求。如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邓小平的党内外监督思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以新的姿态奔向二十一世纪。
二
邓小平对党内外监督的内容作了全面透彻的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监督党组织与党员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提出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与监督的政策。他认为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通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14〕他强调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
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党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并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邓小平明确指出，全党要严格执行这个准则，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特别要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错误态度。”〔15〕他强调各级党委要监督党员干部认真执行党的路线。他说：工厂、公司、院、校、所和部队的各级党组织要管好所有党员，做好群众工作，使党员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党的组织真正成为各个企业事业的骨干，真正成为教育和监督所有党员的组织，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16〕可见，党内外监督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监督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构以及党员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其次是监督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遵守党纪国法，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1956年9月，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党组织要监督每个党员履行党员义务。他认为，如果党员严重地违背这些义务，破坏党的统一，违反国家法律，违背党的决议，危害党的利益和欺骗党，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在谈到党的专门监察机构的任务时说：“党的监察委员会应当不限于受理案件，而且要积极地检查党员遵守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状况。”〔17〕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特别强调党的组织和党员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说：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一点在现在特别重要。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党的纪律的处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把这一点作为当前的重点。〔18〕邓小平反复强调党的干部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动，决不允许有任何超越宪法与党章规定的特权。
第三，监督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各种错误倾向。1956年，邓小平在谈及监督问题时指出：“无论是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19〕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作风。六十年代初，邓小平谈到我国五十年代社会风气时用赞赏的口气说，那十年我们的风气相当正，而且那个时候确实有群众监督。〔20〕邓小平强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一些党员干部容易滋长不良习气，因此更需要各方面的批评监督。他说：由于我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习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21〕1980年8月，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强调对党员干部的错误倾向要有专门机构的严格监督。他说：“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22〕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干部队伍中的不良倾向，增强干部免疫能力，健全党的肌体，提高党的战斗力。
第四，把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结合起来。1956年9月，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中提出要使干部的管理工作同政治和业务的检查监督，互相结合起来。他强调：“党应当沿着这个方向，把干部管理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全党任何部门、任何职位的干部都受着党的认真的监督和具体的帮助，”〔23〕这样才能提高党的干部质量。1962年11月，邓小平在《执政党的干部》一文中又说：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最近，刘少奇同志批评，对干部鉴定好多年没有搞了。他强调说：要加强“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24〕。这样，才能提高干部的责任心，增强党性，密切联系群众，努力做好工作。
第五，监督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反腐败，搞好党风。早在1941年4 月，邓小平就提出用群众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败作风。他说：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能够使我们党觉得到“群众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25〕因为广大群众的眼睛最雪亮，每个党员的优劣他们心中有个数。1979年3月， 邓小平强调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委，“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中央和各地党委搞好党风。”〔26〕1986年6月，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搞多久，端正党风就得干多久。他说：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27〕同样，邓小平认为，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搞好廉洁建设。他说：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也不是一年两年，“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28〕1989年6月， 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一文中，告诫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他强调新的领导层首先要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29〕整党实质上就是通过党内外监督进行反腐败斗争。只有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两手都要硬，才能树立党中央的威信，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搞好现代化建设，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第六，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应当监督党员的思想与行政机关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企业、农村、学校和部队中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的工作。”各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对机关的“每一个党员的思想情况进行监督”，并及时地把机关工作的缺点和情况通知本机关的行政负责人和报告党的上级组织。他又说：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纽带，经常检查和改进基层组织的工作，是党的领导机关的重要政治任务。〔30〕邓小平在谈到机关党组作用时说：党组必须研究和决定在国家机关中各种方针政策和重要的组织问题、切实提出具体的工作主张，“并且对于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经常性的监督”。〔31〕1957年，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的报告提出在企业厂矿要搞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他说：在企业厂矿的管理方面，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既有自上而下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又有自下而上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有群众监督比没有群众监督要好一些，会谨慎一些。实行群众监督制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会提出很多好的意见。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不愿受监督的错误倾向：相当一部分厂矿企业的行政领导者对这一点想不通，他们总觉得不受监督，自己下命令舒服，独断专行比较方便。“正因为相当多的领导同志思想不通，看起来监督就更加重要了，不搞群众监督就更危险”。〔32〕可见，只有加强群众监督，才能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综上所述，党内外监督内容相当广泛丰富，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及每个共产党员的一切言行，都应当置于党内外监督之下，都必须自觉地接受党内外的监督。
三
那么，党内外监督形式有哪些呢？邓小平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归纳为三方面。他说：所谓监督来自三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这是对党员最直接的监督，因而要严格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于共产党和党员的监督。〔33〕以下据邓小平的指示对来自这三方面的监督作个简要说明。
第一方面是来自党内的监督，其主要形式有三种：
首先是党组织的监督，包括上下级党组织之间的监督，同级党组织之间的监督，还有党组织对党员的监督。邓小平强调“上级政治机关对下级党委、政治委员、政治机关的工作，应该进行指导、督促检查。这是我们的老传统。”〔34〕
其次是党组织生活会的监督。早在五十年代，邓小平就指出，对于干部的监督主要是党的生活会的监督。他说，党员要过党的组织生活，这不只是个人修养问题，也是一种监督。他强调，一般党员、干部，人人都应该经常过支部生活，过小组生活，接受党的监督。〔35〕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强调说：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有来自上面的，来自下面（下级）的，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会的。他认为，对领导干部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常委会本身。他批评说，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同伙夫、勤杂人员等同志编在一个小组里，那是起不了多少监督作用的。他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会放到党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他强调，党委成员是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他认为，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因为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而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熟悉的。〔36〕因此，党委成员间相互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
第三种是党的专门机关——各级纪检会对党组织与党员的监督。邓小平指出，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对于其它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分子，及时地给以应得的处分。〔37〕他建议要选党性强、作风正派的党员干部充实党政监察机关，保证这些机关有充足的干部力量担负监督任务。
此外，邓小平还认为，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也是一种监督；还有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也都是属于党内监督。〔38〕
第二方面来自群众的监督，包括党内外群众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监督两种形式。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后，要在厂矿企业、事业、农业、部队、院校实行党委领导下和群众监督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及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这是加强民主监督的主要途径〔39〕此外，群众上访、信访以及报刊舆论监督，也是群众监督形式。
来自第三方面的监督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共产党和党员干部的监督。早在1956年，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后，邓小平就认为这种监督形式更为有益。他说：党外人士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他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更加接近，他们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帮助。他认为，党外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40〕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更加重视来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他指出在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十分重要。他强调“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方面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41〕在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努力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共产党和党员干部的监督形式日益成为健全的制度，我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或人事变动前，都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或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意见，听取批评和接受监督。各级政协和民主党派组织成为民主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主要组织形式，我们党和国家还创造各种条件，开拓各种渠道让他们搞好民主监督工作。因此，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形式日益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邓小平党内外监督思想体系和按邓小平指示建立起来的监督制度、监督机制和监督组织，是我党建设和我国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正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与经济生活中日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1995年1月，江泽民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讲话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 特别要在监督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广东省委和省政府在贯彻中纪委全会反腐败斗争精神时，也强调要健全监督机制，并提出今年我省反腐败斗争着重查处权钱交易，查处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等不正之风。目前，全国全省反腐斗争已进入了新阶段，我们应以邓小平党内外监督思想和监督制度为武器，搞好反腐斗争。
注释：
〔1〕〔2〕〔3〕〔4〕〔5〕〔6〕〔7〕〔8〕〔9〕〔14〕〔17〕〔19〕〔20〕〔23〕〔24〕〔25〕〔30〕〔30〕〔31〕〔32〕〔33〕〔35〕〔36〕〔37〕〔38〕〔40〕《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次重印。第14页、第60页、第160页、 第160页、第272页、第270页、第272—273页、第309页、第330—331页、第12页、第254页、第215页、第215页、第290页、第251页、第331页、第12页、第253页、第237页、第271页、第270—271页、第330—331页、第310页、第224页、第331页、第225页。
〔10〕〔11〕〔12〕〔13〕〔15〕〔16〕〔18〕〔21〕〔22〕〔26〕〔27〕〔34〕〔39〕〔4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次重印。第340页、第267页、第187 页、第258—259页、第340页、第366页、第205页、第332页、第162页、 第164页、第124页、第340页、第205页。
〔28〕〔2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次重印。第327页、第313—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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