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年的鲁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原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竹内好在1940年AI写作的《鲁迅》一书中，通过对鲁迅生平的考查，发现了其中的一个“最不清楚的部分”（注：［日］竹内好著、李心峰译《鲁迅》第44页、第46页，2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即“蛰居”绍兴会馆的时期。这正是周树人成为鲁迅之前的长达六年的沉默时期，因而成为竹内的关注点，并试图在其中发现文学家鲁迅诞生的秘密。由于此时期鲁迅个人文本资料的欠缺，竹内以打破沉默后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及后来的《〈呐喊〉自序》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来推知鲁迅会馆时期的所思所想。在近乎直观式的把握和文学性的描述中，他敏锐地发现，鲁迅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罪的自觉”，并对政治产生了绝望，前者指向自身，后者指向中国近代变革的方式，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作为鲁迅文学基础的“无”吧。在此基础上，竹内断定，文学家鲁迅产生于沉默的S会馆时期，它孕育形成了鲁迅之成为鲁迅的东西。竹内天才式的阐释其实确立了日本鲁迅研究的范式，其后的日本鲁迅研究者多以极大的兴趣关注这一时期对于鲁迅的意义，并作出了种种新的阐释，如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等的杰出研究。也就是说，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有何分歧，但试图在神秘的S会馆时期发现鲁迅的“原点”，则是他们的共同兴趣所在（注：有关论述参阅［日］竹内好著《鲁迅》，（日）伊滕虎丸著、李冬木译《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伊藤虎丸著、孙猛等译《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1995年2月版）以及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野草〉的诗与“哲学”》、《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9、10、11期）。）。笔者以为，由竹内奠基的日本鲁迅研究的这一范式，确实对鲁迅世界有着烛幽洞微的发现，并具备一定的说服力，但把鲁迅的“秘密”集中于某一时期的做法，则容易在放大某一时期的同时，而忽略了其它时期的重要性，在论述中也不免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如竹内为了突出、强调鲁迅的文学自觉就是源于此时，他不得不压低日本时期鲁迅弃医从文的重要性，因而着重对“幻灯片事件”进行解构，以强调鲁迅这时并未形成真正的文学自觉；面对鲁迅后来在自述性的文章中不断回顾、强调“幻灯片事件”的事实，他又不得不花大量篇幅去解释、淡化这些文章的意义（注：参见竹内好著、李心峰译《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版。）。我觉得，鲁迅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他的一生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不断反思、挣扎、调整和转化的过程，其中某些时期确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决不能只看到某一个时期。鉴于此，我愿意在此剔出1923这一年，试图发掘它在鲁迅的自我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二
1923年，是鲁迅两个创作高峰间的沉默的一年。在这之前，是“五四”高潮时期的“一发而不可收”的《呐喊》的创作，其后，开始了《彷徨》和《野草》的创作，而就在这一年，鲁迅却几乎停止了创作，除了没有间断的日记，现在所能见到的作品，是收入《鲁迅全集》中的《关于〈小说世界〉》和《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两篇，以及致蔡元培、许寿裳和孙伏园三位熟人的四封信，前者收入他去世后辑录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后者收入“书信”集，皆为其生平所未亲自收集者。总之，鲁迅1923年的文字，只有寥寥几篇，其中很难找到真正称得上是创作的作品，更不谈小说的创作了。可以说，鲁迅在这一年陷入了沉默。具有象征意味的是，恰在1923年的“前夜”——1922年12月3日夜，鲁迅编定自己前期的最重要的成果——小说集《呐喊》，并作了著名的《〈呐喊〉自序》；走出1923年的1924年2月7日，鲁迅开始了《彷徨》的第一篇小说《祝福》的创作，并一发而不可收。年前的总结和年终的发言，正好衬托出这一年中黑洞般的沉默。
1923年，也是鲁迅的前期成果开始收获的一年。1923年6月，他与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12月，所编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上册）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同时，其下册也已编定。这些成果，包括小说创作、翻译和学术研究，几乎囊括了他走出会馆以后各方面所有的成果。诸多收成在同一年获得，如果从象征意义来看，大概意味着他前一时期工作的告一段落吧。
1923年，发生了对于鲁迅的人生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事件。1923年7月19日，鲁迅接到周作人亲手递给他的一封绝交信，曾经誓言永不分离的周氏兄弟突然失和，8月2日，鲁迅搬出八道湾11号；同在7月，鲁迅因许寿裳的关系，受聘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师，并于10月13日开始授课。如果说兄弟二人的分裂让鲁迅与前期的家庭生活告一段落，那么，接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聘书，因为涉及女师大事件及许广平的“闯入”，拉开了鲁迅此后新的人生的大幕。应该说，这两个偶然发生于同月的事件，恰恰在鲁迅的人生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以上事实至少象征性地说明，1923年，对于鲁迅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一年，问题是，1923年对于鲁迅到底意味着什么？和竹内对鲁迅迷人的沉默尤感兴趣一样，我想了解的是，这一年的沉默对于鲁迅意味着什么？在一年的沉默中，鲁迅又孕育了什么新的东西？
沉默之后留下的只有行为，我们先看鲁迅在这一年除了上述象征性事件外，主要做了些什么。
要探寻鲁迅的日常行止，他自己的日记是他最好的传记，我们还是以他的日记为文本。鲁迅日记1923年所记，大多是与以前日记相似的日常琐事，但如果细加分辨，则可以发现，7月19日兄弟失和之前鲁迅的日常行止，和以前的日记所记载同，如书刊信件的寄收、老友学生的造访、同友人在外餐饭、“往大学讲”、“游小市”、“购书”、“夜修补古书”等日常琐事，所不同者，这年的日记中少了前此时期（“五四”时期）常见的对夜间创作的记载，这本来是鲁迅的习惯，有所创作一般都在日记中留下记载。如果不计较这一迹象，这一年的日记大概也和他以前任何一年的日记没有什么区别吧。但是，7月兄弟失和以后，日记中出现了此前包括以后都没有出现过的内容，并成了日记的主要内容——对搬家、寻屋、购房和装修的大量记载。7月19日二人失和，26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书籍入箱”。29日“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30日“上午以书籍、法帖等大小十二箱寄存教育部”。31日“上午访裘子元，同去看屋。……下午收拾行李”。8月1日“午后收拾行李”。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注：鲁迅日记皆引自《鲁迅全集(14)·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下所引日记同。）。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行动，说明鲁迅在7月19日对周作人“后邀欲问之，不至”后的绝望、愤怒与果决。砖塔胡同是临时租住，为了买到可以长期居住的房屋，此后，鲁迅转入频繁的看屋行动中。从8月16日“午后李茂如、崔月川来，即同往菠萝仓一带看屋”始，至10月30日买定阜成门内三条胡同二十一号旧屋六间，鲁迅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共出门看屋二十多次，此后，又多次出门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其间，9月24日“咳嗽，似中寒”，鲁迅因兄弟失和的打击及连日的操劳，生了一场病，其后有多次服药和上山本医院就医的记载，直至11月8日，始记下“夜饮汾酒，始费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病始初步痊愈。但即使在卧病期间，鲁迅还坚持亲自看房、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装修房屋等。这一年对于鲁迅，确实是琐事缠身的一年。
这些琐事都产生于兄弟的失和，由此可见这一事件对鲁迅生活的影响，但这事件对鲁迅内心的冲击，应该说是更大吧。我觉得，在鲁迅拼命忙碌的背后，该是一颗试图极力掩藏起来的流血的心。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由于已无法找到实证，至今仍象谜一样吸引着人们的猜测，即使现在不能确认是何原因导致这个对兄弟二人都影响至大的事件，但可以肯定，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且二人对原因都讳莫如深。在事情发生的十几天前的七月三日，日记中还有“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的记载，当周作人十多天后突然拿来绝交信的时候，至少鲁迅是始料未及的吧；如果真如传言所说，周作人的理由是认为大哥对弟媳的非礼，则无论是真是假，这样的失和对于双方都是象吃了苍蝇一样恶心的事。在日常生活中，兄弟之间的失和也是不少见的，但这件事发生在周氏兄弟之间，其影响非同寻常，这是由二人后来的人生所证明了的，尤其是对于鲁迅，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及精神气质，使几乎每一件事都成为其精神世界中的精神事件，兄弟失和亦应作如是观。充分估量这一精神事件对鲁迅自我的影响，尚需进入鲁迅当时的精神世界，以发现这一事件在鲁迅当时的精神世界中的位置及其作用，就是说，我们得先了解走进1923年时鲁迅的心态。
走进1923年的鲁迅虽然还没有开始《彷徨》的创作，其实，其心境早已进入了“彷徨”时期。1921年胡适写信给《新青年》的各位编辑，征求刊物以后的改变方向，标志着《新青年》团体开始解体。虽然鲁迅在代周作人给胡适的回信中，语气显得颇为豁达，但其实他知道，他曾默默寄予希望的思想阵地又将散失了。这一事件的打击，在《新青年》的同仁中，恐怕谁也没有对于鲁迅的大。我们知道，当《新青年》在北大渐成声势时，鲁迅对它却并没有表示怎样的看好（注：周作人回忆说：“在与金心异谈论之前，鲁迅早知道《新青年》的了，可是并不怎么看得它起。”“总结的说一句，对于《新青年》总是态度很冷淡的。”（周遐寿《鲁迅的故家》，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回忆录（中册）》第1067页）），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是和自己年青时一样颇有抱负的青年，但日本时期的绝望经历，使他觉得这必将是又一次徒劳无功的行动，因而对它表现的态度是“隐默”；鲁迅的加入《新青年》，是在钱玄同的劝说下，因在理性上不能否认希望之“可有”而加入的，换言之，是他对《新青年》在未来的希望的可能性的期许，使他在绝望之后又一次勉为其难地启动了启蒙的行动，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新青年》的失败将给他带来又一次的绝望，这一次绝望将连仅有的一点希望的可能性也勾销了，只剩下彻底的绝望。因此，鲁迅虽不是《新青年》的编辑，但其解体，在其内心中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他只是在后来才描述了当时的境况：“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教作随便谈谈。”（注：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4)》第4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值得一提的是，《新青年》的解体，对周氏兄弟的打击似乎都是毁灭性的，周作人1921年的一场大病，应是与这一事件直接相关，其后的思想和人生道路的转折，也自此拉开了序幕。对于鲁迅来说，如果说他在日本时期经历了第一次绝望，那么，以《新青年》的解体为标志，鲁迅由此进入了第二次绝望，而且是一次不可救药的绝望。
其实，鲁迅虽然加入了《新青年》，他仍然是有保留的，这就是他之所谓“我自有我的确信”（注：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1)》第4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深深的绝望如一根伏线，潜藏于其出击身影的背后，站在边缘“呐喊几声”，正是他近乎折衷的姿态。其实，启蒙动机在《明天》的单四嫂子的绝望中就露出不祥之音，在写于1920年10月的《头发的故事》中，他借阿尔志跋绥夫的话对“黄金世界”的希望提出了不合时宜的质疑，而在此之前，他已对这位俄国的“个人的无治主义”者（注：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称阿尔志跋绥夫小说中的赛林和绥惠略夫的形象表现了“无治的个人主义”或“个人的无治主义”（《鲁迅全集(10)》）第166页。）产生了强烈的个人兴趣，并开始了阿氏小说的热情翻译的工作，我猜测，鲁迅20年代对阿尔志跋绥夫的翻译介绍，除了他一贯坚持的文化引进的启蒙动机，应该有正是在阿氏著作那里找到了可以交心的知音的内在因素。《新青年》的解体只不过使他又一次确证了“绝望”的发生。1921年1月，鲁迅作《故乡》，在这篇感伤小说的结尾，鲁迅忽然提到了希望，在“希望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的自我解脱式的解释中，透露了鲁迅面对希望的无奈。《故乡》之后，鲁迅隔了将近一年时间没有创作，直到这一年的12月，鲁迅又拿起了笔，开始创作《阿Q正传》，在这篇被视为其启蒙文学的代表作中，鲁迅却拿出了一个可悲又可笑的“国民灵魂”。这一“国民灵魂”的展示，与《狂人日记》里对“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的严峻追索，已拉开了距离，同时，充满戏谑和杂语的语体，也与启蒙文学的严肃性有一定差距，这篇代表作恰恰透露了鲁迅第二次启蒙的危机。《阿Q正传》后，鲁迅明显加快了《呐喊》创作的进度，以前是三年写了八篇小说，而在1922年6月，鲁迅完成了《端午节》和《白光》两篇，10月，又接连创作了《兔和猫》、《鸭的喜剧》和《社戏》三篇，11月，作最后一篇《不周山》。1922年的一年之内就完成了剩下的六篇，从小说题材看，大多是身边生活的速写，没有此前小说对主题及题材的精心设计，最后一篇是历史题材的小说，属于后来的“故事新编”的题材范围。这些似乎表明，鲁迅想匆忙结束《呐喊》的创作。
三
1922年12月3日，鲁迅终于编订完《呐喊》，并作了著名的《〈呐喊〉自序》。我们知道，这篇名文其实是他对“呐喊”时期的一个自我总结和反省，作为他第一篇真诚披露心迹的文字，对于了解其前期的生活和思想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我所感兴趣的是，鲁迅在给《呐喊》作序的时候，他在心境上已经进入了“彷徨”时期，那么，对“呐喊”的叙述叠印了多少“彷徨”的底色？《〈呐喊〉自序》恰恰写于他走进1923年之前的最后一月，该隐含有多少走进1923年时的心态密码？
《自序》首先从“梦”谈起，意在点明《呐喊》创作的“由来”，但行文却极尽吞吐曲折。此后转入对往事的回顾，回顾颇为跳跃省净，对以往经历中的重要片段进行了电影镜头般的闪回，其中包括父亲的病、到南京求学、日本仙台的幻灯事件、弃医从文筹办《新生》及其失败后的“寂寞”和S会馆的对话，这大概是鲁迅第一次集中披露自己的经历。与《朝花夕拾》平静舒缓的单纯叙述格调不同，《〈呐喊〉自序》的回顾是在颇为复杂的叙述格调中进行的。表面上较为平静流畅，即使在叙及《新生》失败后深深的“寂寞”时，也尽量保持着颇为客观的语调，给人一种往事如烟的超脱感，同时，在平静的叙述背后，又能感到弥散着一种“蒙蒙如烟然”的悲哀，形成了难以言传的克制和张力。
在叙及《新生》的夭折后，鲁迅提到了成为研究者关注焦点的“寂寞”。由于“寂寞”的描述紧接《新生》事件之后，研究者多把后者看成前者的原因，而忽视了《新生》计划失败后鲁迅尚有《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出版和《河南》杂志上系列长篇论文的发表，尤其是后者，系统地提出了鲁迅对于中国摆脱近代危机的主张，颇为“慷慨激昂”。如果鲁迅在《新生》事件后就落入“寂寞”的心态的话，大概难有其后的两个更大的举动吧。但是，这两次努力的结局同样是失败，《域外小说集》虽然出版了，结果只卖出了一本，深思暇瞩的“立人”主张，在发表后并没有得到任何反响，最后一篇《破恶声论》未完而终，我想，鲁迅在这时，大概更能体会“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因此，“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一此以后的事”，如果解释成为自《新生》事件始的一系列文学启蒙努力失败以后的事，就更加合理吧。
鲁迅的描述说明，所谓“寂寞”、“无聊”、“悲哀”，首先是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对启蒙对象的可启蒙性的绝望，“荒原”感是其最形象的表达。但鲁迅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他又马上由此转入对自身的反省：“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把绝望指向了自身的行为能力。这就是鲁迅日本时期经历的第一次的绝望。“绝望”对于鲁迅来说其实是一种“绝望感”，因而它带来的只能是“痛苦”，正是因为“太痛苦”，S会馆时期的鲁迅不得不扼杀产生绝望感的觉醒意识，以达到真正彻底的绝望，这就是他所说的通过“钞古碑”等方法“麻醉”自己，使自己沉入于“国民”与“古代”中去。钱玄同的到来打破了S会馆的平静，在他的一再追问下，鲁迅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铁屋”理论。“铁屋”理论所表达的无非是绝望，对启蒙有效性的绝望。“铁屋”与前文所说的“荒原”同，不过，这一次采取了彻底放弃的姿态。然而，钱玄同随口说出一句其实是极普通的话，却使鲁迅马上改变了立场：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我之确信”无疑指自己所体验的绝望，对绝望的“证明”是过去的经验，而所谓“希望”，却指向“将来”，“过去”无法否定“将来”，因而“希望”也不能被“绝望”所否定。这是理性的推理，本来，“希望”如其说是存在，不如说是一种信念，相信它，就要以它为未来的必然性，但是，在鲁迅这里，作为信念的希望被进行了理性的处理，它以“可有”为希望的维系。钱玄同的话其实卑之无甚高论，它之所以对鲁迅产生顿悟效应的原因，恐怕还在鲁迅自己，即希望对他信念般的召唤，换言之，鲁、钱的对话其实早已在鲁迅心里，只不过这一次通过他者口中说出，因而产生了偏斜效应，使鲁迅确认了另一方。然而，信念和理性之间的摇摆，使鲁迅确认的“可有”岌岌可危，很难经得住现实的考验。
这样看来，似乎“希望之可有”成为此次写作行为的动机，然而鲁迅又强调：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在我自己”的强调，无非是说，同意出来写文章的直接动机并非上面所说的希望，而是对“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的“同情”，而本来应作为文学启蒙的首要动机的所谓启蒙主义希望，这次被放到了第二位，更准确地说，是作为由外在“同情”所启动的行为的可能性结果而出现的。无论如何，鲁迅承认了，外在因素是这次写作行为的主要动机，本来是内在动因及行动前提的“希望”，被置于行动之后，即位于将来的“可有”，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无异承认了“呐喊”并不是完全发自自己的内心。鲁迅在说到自己小说中的“曲笔”时，指出有两个原因，一是“须听将令”，二是“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都是为了他人。所谓“曲笔”，在鲁迅的意思是不如实去写，也就是说，“寂寞”是真实的；“好梦”是虚幻的，那么，鲁迅对真实的保留，其目的就是不唤醒他们，免得遭受“寂寞”之苦，这似乎又回到“铁屋”理论中的立场，同是不唤醒，“铁屋”理论指的是不把人从“昏睡”中唤醒，这里指的是不把人从“好梦”中唤醒，两者都肯定了绝望的事实。
通观《〈呐喊〉自序》，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寂寞”、“无聊”、“悲哀”等关键词，表达了鲁迅深深的绝望情绪，一是鲁迅公开表白，他的“呐喊”是有所保留的，《呐喊》并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呐喊”。试想，如果《〈呐喊〉自序》写于“五四”高潮时期，这些都是不便于直说的吧。确实，鲁迅于“彷徨”时期给《呐喊》作序，给《呐喊》打上了“彷徨”的色彩，当鲁迅在文章中渲染“寂寞”的时候，他自己正处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空前寂寞的处境，对“寂寞”、“无聊”、“悲哀”、“荒原”感等体验的表达，一定同时揉进了此时此刻的绝望感受，反过来，通过《〈呐喊〉自序》，正可以体味鲁迅当时的绝望处境；而孤独、寂寞的处境，使他获得前所未有的内心自由，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地披露《呐喊》创作的真相。在这个意义上，《〈呐喊〉自序》是糅合进了鲁迅的第一次绝望和第二次绝望的有趣文本。
四
《〈呐喊〉自序》以自我回顾的形式让过去告一段落，同时又借此倾诉了此时此刻的绝望。这篇名文其实标志着，鲁迅陷入了其启蒙人生的第二次绝望。经过《〈呐喊〉自序》的自我清理，进入1923年的鲁迅，停止了几乎所有文章的写作，他似乎散失了一切生存的意义。人是一个有意义的存在，鲁迅，作为近、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志于道”的传统使命意识及民族危机的现实，使他首先把对人生意义的寻求，放在为民族振兴而启蒙的事业上；当然，除此之外，他应还有中国人所普遍具有的人伦意义的寄托，在这一层面上，家道的中衰和婚姻的不幸，使他把对此一意义的寻求，集中在对母亲的孝顺及对兄弟手足之情的珍惜上，尤其对二弟周作人，因年龄的接近和对他才华的欣赏，曾立誓终生相守，鲁迅对他爱护有加，从南京到日本到北京，都是鲁迅去在前，周作人紧随其后，在一起并肩创业。可以想象，当鲁迅进入如前所述的第二次绝望时，周作人的存在，对于鲁迅，既是《新青年》解体后身边最后一个战友，又是人伦生活中的莫大寄托，如果说，周作人是此时鲁迅的人生意义的最后寄托，恐怕并不过分。巧合的是，周氏兄弟的分裂恰恰发生在鲁迅陷入第二次绝望的1923年，而且，这一分裂是出于令人尴尬的猜测和无法沟通的误解，揭示了二人内心已形成可怕的裂痕。兄弟失和，对于鲁迅是致命的，它葬送了心中最后的意义寄托，只剩下黑暗中赤条条的自己。鲁迅一生经历了两个人生的低点，一是我们都熟知的S会馆时期，一个就是1923年，亦即两次绝望时期，但我觉得，如果说会馆时期的第一次绝望还留有余地，其现实生存尚有整个家庭的寄托，那么，1923年的第二次绝望是致命的，并且连现实生存的寄托也没有了。1923年，应是鲁迅人生的最低点。
生存到绝境大概只剩下沉默吧，和S会馆时期以“抄古碑”等打发寂寞一样，这时期的鲁迅投入到没完没了的琐事当中。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在他的繁忙和疾病背后，到底想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自觉意识并没有停止。陷入绝境的人，其结果无非两种可能，一是走不出绝境，一是走出绝境，我们现在知道，和第一次绝望期一样，鲁迅最终走了出来，不过，他这次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这一年的年末（1923年12月26日），鲁迅前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标志他再次由“沉默”转向“开口”，第二年的1月，又赴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演讲《未有天才之前》，2月7日，开始了《彷徨》的第一篇小说《祝福》的创作，在2月一口气写了四篇，3月又有一篇，在9月的一个无人的“秋夜”，他开始了《野草》的写作。那么，必然要问的问题是，既然第二次绝望比第一次绝望更严重，鲁迅为何这么快就打破了沉默？
但问题是鲁迅打破沉默的秘密正在其沉默之中，又何以能知道其中的秘密？首先可以解释的是，鲁迅如此快地打破沉默，大概有两个心态上的因素，其一，是与鲁迅既已走上言说的道路，不得不言说下去的习惯有关。这就是鲁迅自己说的“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鲁迅又拿起笔，不管是为了卖钱养家，还是为了个人抒愤懑，这已是他的职业习惯，也是他在团体离散后的唯一可以寄托的本业，这一心态在当时同陷于绝境的周氏兄弟那里是相同的。其二是，鲁迅在第二次绝望后，反而获得了一个充分自由的心态，可以不受约束地从事文学创作。第一次绝望后和《新青年》的合作中，“听将令”的姿态使他并没有和盘托出自己的态度和主张，这一点表现在《呐喊》和同时期的随感录的创作中，木山英雄就敏锐地看到鲁迅“五四”时期文章的略显空洞的地方，认为那时的鲁迅不同于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并没有给自己所用的“新语词”注入具体的主张和应有的内容（注：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野草〉的诗与“哲学”（上）》，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9期。）。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在那时并未完全获得自己。而现在彻底的绝望，使他失去了以前可以寄托的一切，只剩下孤独的个人，反而使他摆脱了不必要的束缚，真正地获得了自己。鲁迅复出后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12月）和《未有天才之前》（1924年1月）对胡适的批评，如果放在《新青年》时期，大概是不可能的吧。从这可以看到，他已在言论上离开了《新青年》时期的暖昧局面，真正获得了自己。空前自由的心态使鲁迅获得了自我表达的自由，正是在这一角度上，我们可以理解，他迎来了又一个更加多产的创作高峰，并在20年代以自由个人的身份展开了与章士钊和现代评论派的著名论争，在论争中使自己的思想和文章开始淬发出真正属于鲁迅的光彩，由此初步奠定了作为杰出杂文家和战士的名声和地位。然而，以上二者，也不过是鲁迅重新写作的外在原因，仍需要问的问题是：1924年的写作既然标志着鲁迅终于走出了1923年的第二次绝望，在那一年的沉默中，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又孕育了什么新的东西？
五
正如竹内好所敏锐发现的，鲁迅在作品中“所描写的自己可以说是过去的自己，而不是现在的自己”（注：［日］竹内好著、李心峰译《鲁迅》第44页、第46页，2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就是说，其作品所表达的大都是过去体验、思考的结果，如同研究者在《狂人日记》中探寻S会馆时期鲁迅内心的隐秘世界一样，我们当然也可以在鲁迅后来的“开口”中寻找他走出绝望的秘密。1924年2月，鲁迅开始了《彷徨》的创作，9月，又开始了《野草》的创作，《彷徨》和《野草》既标志着鲁迅打破了一年的沉默，又记录着他走出绝望的心路历程。《彷徨》开始阶段的创作，显示了和《呐喊》不同的创作意向——《呐喊》中极力压制的来自创作者自身的自我意识，在《彷徨》中以各种方式突现出来。在回顾自己为什么写小说时，鲁迅多次强调自己的启蒙动机，从《〈呐喊〉自序》可以了解到，《呐喊》的创作交织着外在启蒙动机和内在个人动机的紧张，前者如他所言，是为了“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后者在鲁迅的表述中就是对启蒙有效性的怀疑，它来自会馆时期的绝望，作为一条伏线潜藏在《呐喊》中，被鲁迅尽力压制。应该说，这两个动机对他来说都是主动的，但在个人内心的判断中，更倾向于后者。第二次绝望使鲁迅进一步确证了启蒙主题的无效，如果说第二次绝望后马上就开始的《彷徨》的创作延续了启蒙的主题，就不符合鲁迅的思想和心理实际。那么，《彷徨》的创作动机来自哪里呢？可以肯定的是，鲁迅此时既已摆脱了启蒙的外在重负，心态反而较为自由，他在介绍《彷徨》时说：“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了不少。”（注：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4)》第4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显然，“战斗的意气”指原来的启蒙动机，“思路也较无拘束”云者，即是说创作不再受外在因素的制约，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彷徨》是为自己写的。《彷徨》中第一人称“我”的小说比《呐喊》多得多，而且，这里的“我”并非《呐喊》中的小说叙述者或客观的事件目击者，而就是小说人物命运的重要参与者和人格批判的对象，即使那些不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小说，也带有强烈的自我观照色彩。《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小说表明，鲁迅通过《彷徨》的创作，寄托了个人在绝望中的自我情绪，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反思，并对自我的生存意向作了预测。
1924年9月的一个“秋夜”，伤痕累累的鲁迅走进幽暗的《野草》，开始独自解剖、舐舔内心的伤痕。半年后开始创作的《野草》，是《彷徨》中开始的个人意向的继续，并以新的文体形式，掘向内心的更深层。进入《野草》的鲁迅是一个一切外在寄托均已丧失的鲁迅，经过第二次绝望，他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孤独的个人。外在生存的困境总是转化为主体自身的矛盾，对于鲁迅来说，第二次绝望给他带来的是空前错综的矛盾组合，深陷于第二次绝望而难以自拔的鲁迅，退到《野草》的深处，对自我展开了近乎自虐的解剖和拷问。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行动，需要把自我推向绝地，来一次或生或死的终极逆转，这是生命的炼狱，或者因自我的无法重新组合而彻底崩溃，或者通过自我的反思和清算而涅槃新生。鲁迅之所以这样做，首先直接来自于他这时期难以排解的“自厌”情结。疲惫不堪的“影”在无限哀伤中选择了意味灭亡的“无地”和“黑暗”，虽在“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中不无悲壮之感，但在“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中，可以感受到明显的自我厌弃，“过客”即突兀地说出：“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注：鲁迅《野草·过客》，《鲁迅全集(2)》第1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此时期的自厌情结，在《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充分表现出来，吕纬甫的事事不如意而又无意于抗争的慵懒心态，已视生命为行尸走肉，在没有被完全窒息的清醒意识的观照下，处处显露出对自身生命的不满意；魏连殳早已对自我的生存产生了厌倦，维系他生存下去的唯一牵挂，就是年迈的祖母的残生，这是唯一一点爱的维系，这同时就意味着，祖母的死亡，也将是魏连殳的毁灭，因此，小说开头就安排的祖母之死，与魏连殳性命攸关，因为这无异于宣布了他的死刑，魏连殳先声夺人式的嚎哭，既是为了祖母，也是为了自己：“我早已豫先一起哭过了。”祖母死后，魏连殳开始走向死亡的历程，不过，他的死亡，是放弃过去一直坚持的对爱承诺的有意义生存，向世俗的无意义生存迅速堕落，以彻底背叛自我的方式，来毁灭已经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人生，这无异于自杀的行为。魏连殳复杂的自杀方式，来自对现实自我的厌弃，既然在这个世界所给定的必然性中，自我的结局就是失败和死亡，则这个自我和这个世界本来都不配有好的命运，不如以自我摧残的形式来向这个世界复仇，以自我的毁灭来宣判这个世界的必将灭亡。祖母的死给了魏连殳铤而走险的自由，因此他反而觉得“快活”与“舒服”。他最终采取了“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的快意恩仇式的生存，这种活法，已不是他一直坚持的有意义生存，因为这已经被证明为不可能，而是以无意义的生存来嘲弄这无意义的世界，但魏连殳生命的意义毕竟在于前者，因此，他的这一选择也就葬送了他的生命——不过，这正是他现在所希望的。魏连殳生存逻辑的复杂性，充分地展示了鲁迅这一时期内心矛盾的复杂性。
自我厌弃对于鲁迅，乃是作为启蒙者的他长期经受希望和绝望的折磨的产物。我们已经知道，鲁迅以中国人的现代生存为其人生的最大希望，但屡次被推到绝望的境地的他，对这一希望实现的可能性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信念式的希望和事实性的绝望之间，他受尽了煎熬。长期在痛苦中煎熬而又无望的状态，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痛苦的主体对自身产生怀疑甚至厌弃，形成自我的危机。其实，当鲁迅走进第二次绝望的时候，已陷入了严重的自我危机，这意味着，对于他来说，他所面临的首先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已不是以前的启蒙可能性的外在的问题，而就是自我的危机——生命成了问题！他或者直面并解决这一危机，或者如吕纬甫回避这一危机，或者如魏连殳因彻底绝望而加剧这一危机，鲁迅虽然在小说中写出了吕纬甫和魏连殳的选择，但是，现实中的他选择的是直面自我的危机。自我的危机表现在自我矛盾的纠集和难以解决，鲁迅在危机状态中的自我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重重矛盾的纠缠使他的自我陷入严重的分裂状态，难以形成统一的自我认同，他必须直面这些矛盾，并给予解决。换言之，鲁迅已经厌弃了在重重矛盾中难以抉择的非生存状态，希望来一次最终的解决，不管其结局是生还是死，否则他首先就未曾生存。鲁迅直面矛盾的方式近乎惨烈，他以特有的执拗切入自我矛盾的深处，象一个人拿着解剖刀解剖自己的身体，凝视自我的内在奥秘，展示自我各部分的组成。《野草》就是这样一个自我解剖的手术台。在《野草》中，鲁迅充分展示了一直纠缠自己的深层矛盾。为了清理和解决这些矛盾，他不惜把矛盾激化，将它推到无可逃避的死角，在极端的两难处境中拷问自我的真谛。《野草》中的终极悖论随处可见，这是作者自我危机的扭结所在，似乎有新的生命的催促，使他必须对此作出最终的解决，而如果不把它推到极端，也就难以最终解决。可以说，《野草》的写作过程就是作者生命追问的过程，从《影的告别》、《过客》直面死亡、依然向坟走出的果决姿态，经过七个梦境的艰难求索，以《墓碣文》为标志，作者象大梦初醒一样终于发现，既然死亡也不能解决自我的难题，则企图通过矛盾的解决而发现的矛盾背后的真正自我，原来是并不存在的，自我的实质即当下的生存，艰难的自我追寻过程终于落实在“绝望的抗战”的“这样的战士”和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野蓟”身上。
隔了一年多后，鲁迅才把自己的这些文章定名为《野草》——这一名称直接承《一觉》中的“浅草”和“野蓟”意象而来，并写下了《题辞》。象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又获得了新生，鲁迅重新拥抱了生存。生与死的辩证，意味着鲁迅经过生死的历险，参透了生的真谛，并在这生死不明的时代，紧紧地抓住了即使并不显赫的当下生存。生命具神性，生存在现实，人毕竟要首先获得生存，才能领会生的全部意义。鲁迅通过直面死亡的方式穿透了死亡，以旧的自我的埋葬获得了新的自我，并在这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大时代自我作证。
经过《野草》的生命历险，鲁迅终于确证了“反抗绝望”——“绝望的抗战”的人生哲学，从而解决了自我的难题，走出了自我的困境。当然，我们可以说，《野草》的写作伴随着他同时期的内心探索，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野草》也就是鲁迅1923年从沉默中走出困境的心路历程的反映，否则，1923年走出自我困境的鲁迅之谜就难以真正得到解释。这在写于同一时期的《彷徨》中可以找到佐证，如前文所述，《彷徨》与《野草》都记录着第二次绝望时期的鲁迅自我转换的心灵历程，不难发现，《彷徨》中的《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等小说，皆出现了参与故事进程的叙述者和小说主人公的分裂（《伤逝》文体较为复杂），在这些小说的结尾，都是“我”离开主人公的“沉重”，带着摆脱出来的“轻松”和“爽快”，向另一个方向（“新的生路”）走去，从这样的安排可以看到，鲁迅已经确立告别旧我、自我超越的新的意向，《在酒楼上》写于1924年2月16日，说明在鲁迅写作《野草》（1924年9月）之前，心中已有了《野草》的精神意向。因此说，1923年，不仅是鲁迅陷入第二次绝望的最低点，同时，也就在这一年的沉默中，他的内心深处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自我挣扎和自我转换的历程，这在后来写的《野草》中才得以充分展现出来。1923年处在鲁迅由中期到后期的关节点上，其外在事件的巧合和内在心路的反映，足以说明，这一年是其人生的重要分水岭，我注意到，1923年的转折意义，也反映在鲁迅的书账中：1923年之前，虽然他已经购买了大量外文书籍以及外国思想和文学的译著，但他在书账中从未记录，所记者仅限于中国古籍，从1924年开始，书账中记录了外文书籍及其译著，并自此后逐渐增多，成为书账中的绝大部分，1923年在其中恰是一个转折点，这看似琐末的习惯变动，大概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这一发生在20年代中期——以1923年为标志——的艰难自我转换，后期的鲁迅，是以更为明确、宽广的心态和更加坚实、从容的姿态跨入了现实生存的鲁迅，从他“神寒气凝”的脸上，我们能感到，曾经经历而终于平息的那场心灵的风暴，已经内化为他卓绝的生命的一部分，并最终凝定入“民族魂”的伟大形象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真正的鲁迅，不是在第一次绝望（S会馆时期）之后，而是在第二次绝望（1923年）之后，才得以诞生。
标签：鲁迅论文; 周作人论文; 新青年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周氏兄弟论文; 文学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彷徨论文; 读书论文; 新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