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发展中的我国文化人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试论论文,我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文化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完全改变了别人评说的那种“积贫积弱”①甚或“没有专人去研究”②的状况，在学科建设上走出了颇有意义的一步。
一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开放性的边缘学科，它具有自身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特色。如果说，文化人类学与别的社会科学、行为科学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在更为广阔视野的基础上去研究社会群体的文化及其行为模式。它始终强调整体的、综合的观点，科际的、比较的和主客位研究的方法；强调研究社会文化现象时，研究者一定要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放在孕育它的文化背景、具体的社会文化系统中来考察。
近10年来，先后出版了台北的《当代学术巨擘大系·人类学系列》、浙江的《比较文化丛书》、北京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山东的《文化人类学名著译丛》、辽宁的《人与文化丛书》和河南的《文化学与人类研究译丛》等一大批国外文化人类学古今译著。先后发行了童恩正著《文化人类学》（1989年）、陈国强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1990年）和吴泽霖总纂《人类学词典》（1991年），对于宣传和普及这门学科的知识，帮助读者明了这门学科有关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特点，进而推动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它迫切地要求我们结合田野调查实践，继续开展对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做好扬长弃短的工作。
但是，从目前总体情况看，文化人类学工作者本身对于解剖一个社会群体及其文化的主张，还未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运用。这与我们不少研究者的心态有关：要么抱着老一套不放，进行传统式的研究；要么赶时髦，极其生硬地运用文化人类学知识。
首先对于西方文化人类学不同学派的理论观点，按理说应该介绍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代表人物及主要主张，进而评介其得失。如果检阅一下国内已经出版的文化人类学教材和“文化人类学理论的构建”文章，我们就不难发现多数的编著者并没有这样做。在不少研究者中间，除了矢口不谈某一学派理论观点的负面影响之外，有的仍然坚持早期进化论的模式去考察和分析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群体那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结构。他们已经忘记恩格斯早已表述过的话了：“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③
有的编著者，对有关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上仍然以我国传统民族学那一套为满足。在一本1991年10月份出版的大学文化人类学教育里边，不但当代盛行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又称Cross-Cultural Comparison）不见了，而且对主客位研究（Emic Approach，Etic Approach)也作出别具一格有“方法论特色”的说明：“我国文化人类学主要是对本文化的研究，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研究异文化的传统（即以旁观者身份考察异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因此，必须把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结合起来，才不会发生偏颇。”据笔者了解，编著者是把跨文化比较研究视之为“殖民主义的东西”的，当然不屑一顾，在教科书上不可能有它一席之地。Emic-Etic这一组相对的概念是借自语言学的。前者是指从被研究者的立场去研究问题，后者则指从研究者本身的立场去了解问题做研究工作。前者的研究可以避免研究者本身的文化界限，能够站在被研究者的文化观点上去搜集资料和分析问题，有助于深入了解调查对象的文化实质，这种方法正是文化人类学工作者所主张的。
下述的例子同样说明执笔者未能掌握当代文化人类学知识有关。一个例子是执笔者在构思社会文化系统时，竟然把文化人类学上有关文化的概念是指“原始部落社会和原始民族习俗”④，这么一来，无异引导读者回到文化人类学早期研究阶段去了。另一个例子更令人困惑不解：1991年8月，国际苗学研究会暨贵州省苗学研究会第三次学术年会在该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举行，《贵州日报》同年8月4日第1版报导：“会议认为，苗学从‘纪录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已进入系统的、多方位的研究，内容涉及苗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民族民俗、社会组织、语言文字等，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这么说来，苗学无疑是一门不同于“纪录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又比“纪录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层次更高的、新的世界性学科了。据笔者推断，文化人类学的性质，主其事者可能是不清不楚的。至于有的学者忘记了文化人类学对解剖一个具体群体的起码要求，袭用了过去规范了的中国式民族学内容，以文化人类学考察为题，对一具体族体进行评说，其结论是可以予想到的。
二
文化人类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对大千世界不同类型的文化不仅作出记录和描述，而且，更重要的是进行历史的、比较的分析，明了社会解体内部各种文化之间的基本结构和整体性质，并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去探求人类行为的状况和变化规律，造福社会。它一直充当从事广泛的社会文化比较以及追寻人类在各种时空中的文化源流的角色。她的研究内涵已从过去原始部落文化、乡村社区扩展到现代社区不同群体的民族性、现代化建设以及具体地区的文化变迁、社会文化发展战略等等主题上。
在国外，文化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在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中的学术地位，已逐渐为国内学者所了解。从中国人类学学会主编第172期《通讯》刊登的第13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科学大会准备讨论的部分专题内容来看，其所涉及的应用性课题十分广阔。中国人类学学会于1985年5月间曾以“人类学的应用”为主题，举行过第三届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研究之四》（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5月版）。这一次研讨会，对人类学在我国的应用研究起着很好的倡导作用。近年来，全国不少报刊介绍文化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已广及教育、宗教、医药、都市、心理、生态、影视、政治、法律、哲学等方面。其中以都市及都市现代化为题的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还在北京召开了首次研讨会，会后出版了《都市人类学》（华夏出版社1991年）、《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文集（一）（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和不定期的（中国都市人类学会通讯》等，从而逐步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直接地推动文化人类学分支研究的发展。
对支援相关学科建设方面，文化人类学也是有功劳的。它本身并没有放弃重建历史，特别是原始社会阶段社会文化面貌的传统。其中，对考古学研究贡献尤多。半个世纪以来，借助文化人类学知识去诠释不同历史时期出土的考古实物，并复原其面貌的重要意义已为学者们所认同和赞赏。在我国，民族考古学这一分支研究已经走上了初步发展阶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⑤。像都市人类学、民族考古学一样，如何结合国情，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并在有条件地区和院校开展协作，逐步开拓包括都市人类学和民族考古学在内的多项分支研究，将会成为我国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最佳取向。
8年前，有一位史学家指出：“有些国家视这门学科（指文化人类学——笔者按）为决策学科，制定社会发展规划常吸收文化人类学家参加”。反观我国，文化人类学“积贫积弱”，“一直未得到应有的发展”。在前一段中国文化研究中，“唯独听不到文化人类学的声音”。“马克思恩格斯用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应该对文化人类学持什么态度，冷落这门学科的时代应当结束了”⑥。过去十多年来，在国内，似乎没有展开过包括文化人类学在内的多学科、跨学科合作研究的事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文化人类学工作者本身，尽管说，对诸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炎黄文化与现代化、促进山区开发与社会进步以及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等等为主题的研讨会都是有发言权的。但是，据笔者了解，除了应邀参加者外，主动要求参与投入的并不多。一位台湾学者指出：“中国大陆的人类学，除了要‘赶’、要填补卅年的空白外，还要面临一个台湾人类学界也面临着的一个大问题——即国人对社会科学尤其是对人类学的漠视误解。如何把人类学普及起来，如何使社会群众对人类学有个正确的认识，正好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人类学者所共同面对的一个主要挑战。”⑦如果我们同意台湾同行的意见：人们对文化人类学“漠视误解”的话，下面的例子是最好的注脚：海南省的经济发展战略无疑是该省经济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谋划。其目标是用20年赶上80年代初期的台湾。这个宏伟建设蓝图是由一批经济学专家和主管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用了不足二个月的时间（51天）实地考察，之后制定出来并付之实施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要求来衡量，具体描绘这一蓝图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一书是极大地忽视了海南岛这样一个特定的生态环境下整个大社会的文化结构和整体性质，研究策划者光想到经济资源的优势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在制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时，要吸收更多学科的专家协同作战，深入实际，开展较全面的综合研究。既重视经济发展，又不能视而不见所在地区的具体社会条件，一切离开或者不顾民族地区实际，越俎代庖的做法都是无补于海南省实际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传统心态，提高包括黎族人民在内的文化素质，经济学家们的良好愿望是实现不了的⑧。
三
文化人类学本身又是一门经验科学。“它必然适应经验材料的日益丰富而不断发展”，它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马克思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正如其他科学领域一样，文化人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的发展决不会在哪一个思想家的哪一种学说中终结。真理永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一个由今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修正前人的错误的过程。”⑨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学术界在处理引进外国有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关系的问题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样，对加强我国文化人类学学科建设很有帮助。1993年以来，《中国教育报》刊登了不少高等院校学者和领导联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与我国教育实际的文章，陈言率直，不但谈到课程设置应该服从岗位需要，而且明确如何对待外国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意见是发人深省的。他说：“把学习经营管理与学习经济理论分家，只管前者不学后者，结果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所以如此分割，似乎学经营管理方法不危险；学理论，有意识形态的渗透，不好把握。但实际上，西方的经营管理是以其经济理论为指导的；经济理论则是其经营管理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只学方法不学理论恰恰不容易做到有所鉴别，况且现在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却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不予足够的重视，只会使自己被动。不仅经济学如此，哲学、政治学、法律、文学、历史理论、新闻传播理论等等也是如此。经验表明，自我封闭实际上是不能增强免疫力的。”⑩从1981年开始，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相继设立人类学系有关专业（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三个专业），作为培养这门学科人才的基地。随后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学院建立民族学系，云南大学历史系增设人类学专业，北京大学设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此外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出文化人类学课。与此同时，中国人类学学会的《通讯》（不定期）和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费孝通学术基金和北京大学民俗学会主办的《人类学与民俗研究》（月刊）不断地刊登国内外有关文化人类学研究动态和专论，使我们从事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工作者进一步掌握学科信息，开阔视野。它们对于高等院校教学科研主体的教师开拓思路，更新知识是很有帮助的。今天，那些来自传统学科体系的阻力少了，那种死守旧的一套不让别人开设新课的做法也是不多了。这是一个好的预兆。
著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著文指出：“最近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界与英美考古学界接触日益密切……感到非常兴奋”。要“将考古学超越年代学和类型学，超越遗址遗物的叙述，而要进入社群的分析，行为的重建，和一般社会科学原理的形成，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希望是将中国考古学向前推进的动力。”“今日的中国考古学界的气氛：积极、开放、创造，剔除陈腐，充满希望，许多年轻人整装待发。”(11)对于一个青年考古学工作者来说，张教授的要求是：“我们再不能作茧自缚了”(12)，笔者认为：上引张教授的坦诚忠告对我国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同样是有启迪和指导意义的。我们正面对交叉学科时代，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应用性很强的开放性边缘学科——文化人类学将会继续面向世界，更新知识，进一步利用其他有关学科的成果在完善自身的建设基础上求发展，作贡献。这是笔者深信不疑的。
注释：
①⑥黎澍：《为什么要研究文化人类学——〈中华文化辞典·前言〉》，载《广州日报》1987年8月13日，第7版。
②范岱年：《关于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的若干途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编：《论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2页。
④崔建新：《文化系统论》，载《江汉论坛》，1990年第5期。
⑤蔡葵：《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载《思想战线》1992年第4期。
⑦陈中民：《1950年后中国大陆人类学概况》，载中国论坛编委会主编：《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5月版。
⑧拙作：《黎族地区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人——〈海南经济发展战略〉读后》，载《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五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⑨陈胜华、刘鸿辉：《马克思与文化人类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⑩黄达：《积极稳妥推进学科改革与建设》，载《中国教育报》1993年3月16日第2版。
(11)张光直：《取长补短、百家争鸣——从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论文谈考古学理论》，载《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8日，第3版。
(12)张光直：《要是有一个青年考古学工作者问道》，载《中国文物报》1993年11月7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