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留美学者回国意向的调查与分析（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向论文,学者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人才外流是我国高教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作者曾两次赴美，对我国留美学者进行了调查研究。此文是作者的研究报告的浓缩。全文共6部分：1.前言；2.观点述要；3.调查概况；4.类型分析；5.因素分析；6.对策研究；另附课题研究方法。因篇幅较长，拟安排在本期和1995年第1期连续刊出。
一、前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未期开始，我国把恢复向国外派遣出国留学人员作为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其目的在于弥补“十年文革”造成的损失，使我国尽快达到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10多年来，派出留学人员已达20万之众，跃居世界前列。
在实施教育开放政策初期，主要是派遣为期两年的中年访问学者，这些人大都能按期回国，回国后在我国的科学研究和高校教学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80年代中期，一些出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先后完成学业，但不少人因一些原因，有意在国外继续逗留。由于签证时间的限制，他们中只有少数人通过一些途径改变了原来的留学身份，大部分人仍然做了回国的准备。1989年，我国出现“六四”政治风波，美国等西方国家调整了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允许我国留学人员延期居留国外，并先后同意发给这些人永久居留的“绿卡”，使得很多原来准备回国的留学人员改变了主意，导致中国大陆人才外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
自1989年以来，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关于中国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原因分析和对我国留学政策评价的文章。其作者主要是美国、加拿大、台湾的研究人员和一些在西方的中国出国人员。这些调查报告和文章中虽然不乏一些客观观察和善意评价，但不少论者出于自身的角度、方法和文化背景，往往把中国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政治因素。这些报告和文章尽管存在样本不足、以偏概全、缺乏理论分析、带有明显的政治和主观情绪色彩等毛病，其观点在海外却影响较大，宣传性很强。
从学术的角度看，这些调查报告与文章之所以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缺陷，主要是调查时机的局限和调查者本人角色的局限。这些调查大都是在1990年进行的，当时距离“六四”太近，由于不明真情和受到海外舆论片面宣传的影响，很多被调查者都处于情绪激烈的状态之中，因此，他们当时的选择难免带有片面性。至于调查者的角色局限，主要表现在政治立场文化偏见，甚至个人的利害选择等方面。这些情况都可能导致调查者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从而在调查分析中过于强调政治因素而忽视其它因素。为了使国内外的读者对此有一个全面和准确的认识，中国的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有责任以充分的事实和科学的研究，对种种不实之辞和偏颇之见予以匡正。
人才外流，由来已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国际层面看，这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反映了人才流出国与接收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变化；从社会层面看，它暴露了流出国在经济、科技以及政治环境方面由于长期形成的社会矛盾，与接收国相比存在的一些差距；从个人层面看，人才外流事实上是由个别的选择行为所形成的社会现象，涉及众多的社会原因和复杂的心理原因。因此，无论是调查分析，还是对策研究，都不能只从教育制度或教育政策上着眼，而需要多层面、多角度地进行分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予以解释。在人才流动的方向上，教育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将会对选择者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实际选择行为中所占的比重，非经直接调查是无法获知的。而对于父母的期望、朋友或同事的鼓励、大众传播媒介的诱导以及个人生活中的遭遇等心理因素在个人选择中的影响，也只有通过对当事人的直接调查，才能得到可靠的资料。
为弄清我国留美人员的回国意向及其真实原因，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笔者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曾于1991年3月至7月和1992年8月至1993年10月，两度前往美国，就《中国大陆人才外流的调查与分析》课题与美国Fletcher法律与外交学院的David Zweig教授进行合作研究。其间，又得到加拿大国际开发总署(CIDA)的资助，在安大略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系Ruth Hayhoe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多伦多、蒙特利尔、伦敦（加）等城市进行了预研究。在美国期间，我与一些研究伙伴，在美国波士顿、纽约、布法罗、洛杉矶、旧金山、圣地亚哥、阿巴克佑契(Albuqurque)等城市，个别访问了273位我国赴美留学人员（不含在加拿大预研究时访问的40多人）。调查结束后，我们运用双重变量和多重变量分析法，进行了数据处理，据此提出了一份长达119页的研究报告（英文）。本文即为该报告浓缩节选的中文本。
在这项为期近两年的专题研究中，我们力图克服前述有关研究的局限性，侧重了解新形势下留美学者回国意向的新变化。因为是由民间基金会资助的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不带明显的官方色彩，笔者与David Zweig教授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都希望以学者的身份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开始调查时均无预先的结论，应该说个人感情色彩较少。另外，我们采用的是个别访谈的方式，很少涉及政治敏感问题，也比较注意调查样本的代表性，所以容易得到被调查者的理解，可以说，我们获得的是较为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现在，“六四”风波已事过境迁，中美两国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以后，国内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近期发展规划已经形成，中国政府实行了更加开放的新的留学工作政策──“鼓励出国，欢迎回国，来去自由”，这对出国留学人员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另一方面，几年来美国经济不够景气，失业人数增加；就业机会减少，这对一些意欲留下的出国人员来说，无疑会增加就业和生活上的困难。在此背景下，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国意向是否会发生新的变化，值得注意。
另外，在这次赴美加之前，我还与David Zweig教授在江苏、福建、湖北、四川的8所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访问了48位已回国的留学人员，与Ruth Hayhoe教授在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的20所高等学校访问了50位已回国的留学人员，了解到他们的一些实际感受和看法。我们可以将两部分人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分析，从中获得较全面的认识。
研究成果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在本课题研究中，我们强调在方法选择、问卷设计、样本确定、访问实施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力求体现客观性、代表性和真实性。调查以个别访谈为主，但访问提纲尽可能详细，对所有受访者提问力求一致。问卷设计主要从这些人出国前后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情况的比较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等一般问题出发，循序渐进地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避免出现问题过于敏感，内容过于抽象，访谈时间太长等现象，以确保信息的可靠性。调查样本的确定，尽量避免人为和主观因素，防止只是在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小圈子中寻找调查对象，以保障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在数据处理与分析时，强调尊重客观事实，防止先入为主和想当然。（详细情况见附录）
在结束本课题研究之时，我需要感谢我的合作者、美国FIetcher法律与外交学院David Zweig教授的通力合作和在研究全过程中的辛勤劳动；感谢加拿大安大略教育研究院Ruth Hayhoe教授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感谢美国福特基金会、加拿大国际开发总署为我提供研究经费；也要感谢加拿大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博士生钟文辉先生，美国南加州大学Stanley Rosen教授，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岳晓东，Tufts大学研究生Adam Segal，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博士生徐俞、王晶，新墨西哥大学博士生黎桂萍、杜雄以及纽约市肖东女士的热情协助和合作；同时，也要对与这次研究进行友好合作的众多中国留美学者表示真诚的谢意。
二、观点述要
人才外流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只要打开了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只要国家间或地区间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水平的差异。人才外流就不可避免。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大学，就曾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学子和名流，无论从教师的构成，或是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教育方法，都具有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特点。当时由于受到科学技术和交通等因素的限制，人才流动的规模一般都较小，流向也不固定。交流的人员大都是学者、商人和学生，对国家、社会造成的总体影响也不算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科技、经济、政治的发展极不平衡。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科技和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从而具备了吸引人才的优越条件。而多数亚、非、拉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却依然处于贫困落后状态，再加上有些国家，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过快并与经济脱节，或者国内政局动荡，致使大批留学生学成不归，高级劳动力外流，形成所谓“技术逆转移”(reverse transfer of technology)，和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马大效应。据苏联1977年出版的《美国的科学潜力》统计，1972年～1977年，美国共吸引国外专家22万人，节省教育投资和有关开支达150～200亿美元之上。1962年，在美国全部42名诺贝尔物理、化学奖得主中，外国血统和获奖后移居美国的占35.7%。1961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631名院士中，出生在外国或在外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占42.2%。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大量出现人才在外滞留不归的现象。据统计，1967年，发展中国家移民中没有回国的占48%，其中南朝鲜则高达80%，印度占78%，伊朗占71%。南朝鲜14年内留美专家中回国者仅占6%。①
与二战前相比，战后人才外流更趋严重。首先，在规模上要大得多，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形成了“出国热”。其次，在人才流向上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外流的人才几乎涵盖了所有行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整体冲击。
人才外流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日益严重的问题，早在60年代就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1967年联大作出决定，要求对人才外流的规模、原因及后果进行调查。从那时以来，许多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WHV)、教科文组织(WNESCO)、国际劳工组织(ILO)、贸易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训练与研究所(UNITAR)等多次对国际和区域间的人才外流做过调查，并提出了不少减少人才外流的建议。②
不少学者曾对不同国家的人才外流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他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讨论接受国的“吸力”效应和流出国的“斥力”效应，几乎一致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低度水准是促使学者和其他专业人员离开本国的主要原因。而工业发达国的吸引力则在可能为流入人才提供较高的待遇，包括事业发展的机会、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政治上的自由等。Reo Lakshmane在他的论文中指出：“潜在移民在其自己国家的地位和条件与移民国家同类人的地位与条件的比较，对于潜在移民的决定至关重要。”他认为，潜在移民主要考虑的因素是薪水、物质条件、政治稳定和升迁机会。③这一研究揭示了专业人员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最常见因素。
一些理论家曾试图用世界体系理论来探讨这一问题。这一理论的倡导者指出：“第三世界处在世界教育和学术体系的外围而工业国家构成其中心。”④处在中心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被广为接受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外围大学因资源匮乏，则被迫接受指导以进行能为中心接受的研究。在这种状况下，学者和学生势必会被吸向中心，⑤从而不仅剥夺了第三世界国家所必需的劳动力，而且也导致了一种向中心国家的资本外流。据一个衡量此类人力资本和教育培训这些外流人员所需费用的报告称，仅印度一国在1976年至1985年间向美国所输送的人力资本就达510亿美元。⑥
70年代后期联合国培训研究所进行的一项关于知识分子移民的比较调查中指出，除了经济上的“斥力”与“吸力”以外，还应包括社会背景、阶级和适应外国社会条件的能力等因素，他们认为“收入水平不是决定回归故国还是长居国外的主要因素，而且经济的更高发展事实上并不能减缓人才外流。”⑦
一些研究还着重调查了世界一些具体地区人才外流的原因和条件。这些研究全面地探讨了导致人才外流的一系列因素和第三世界国家所能采用的对策。例如Ishurni Abel列举了非洲人才外流的四大原因：专业人员在国内外所学专业不符；回国的技术环境、工作条件不同；各国间的经济待遇不同和国内政治上的不稳定。⑧A·B·Holmes指出，移民是很多人对待不满现状窘境的方法之一，而这一点，就东非而言，有比亚洲更多的人移民，可以把这看作是这些国家70年代以来实行“非洲化”政策的结果，尽管这以前已有一些人因为收入悬殊而移民。⑨
研究中东人才外流的学者也把人才外流看成是政治、经济、文化畸形发展的症状。Samia El-Saati认为，埃及的人才外流反映了三大因素：“反感因素”、“诱惑因素”和“移民自身的因素”。反感因素包括很多其它部门的分离状况和复杂家庭关系的负担等等。高工资、工作评价系统和同国际上的联系都被看作是诱惑因素。El-Saati指出，人才外流起源于与个人有关的一些因素，包括缺乏政治觉悟，大多数研究人员往往专注于自己的科学工作而置本人生存其间的社会、政治环境于不顾，甚至不把工作中的障碍视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症状，而是看成是社会对自己人身攻击或政治歧视。⑩
一些研究印度状况的作者也集中研究了人才外流背后的政治及社会因素。人们通常认为，印度与工业国家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造成印度人才外流的重要原因。(11)但S·K·Chpra指出，人才外流的最基本原因之一是，印度的高等教育体系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英国人强加的。其结果是毕业生脱离了印度生活的主流而更适应国外生活。(12)这一点在医药界尤为突出，其教育体系植根于英国体系而完全忽视当地的医学体系、生活方式、卫生保险机构和体现印度人民需求的风俗习惯。(13)
Ha-Juong Song在讨论韩国的情况时指出，尽管早期人才外流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问题，但随着韩国的发展，心理和感情上的因素成了外流最重要的原因。有一项调查涉及432个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博士生，问及他们留在美国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时，还在攻读学位的学生中，65%的人提到“需要更多的培训教育机会”，45%的人认为“美国是成就事业的最好处所”，47%的人认为“美国有个好工作”。已经毕业的学生中，55%的人认为“家庭情况导致很难回国”，47%的人认为“美国有个好工作”，37%的人认为美国是成就事业的最好地方。两个阶段学生的回答不同，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已毕业的受访者的孩子已在美国长大，他们担心孩子无法适应韩国社会。(14)Song还问到，他们如果回国，其主要动机是什么？67%的人的回答是发展韩国的科学和技术；54%的人说是回国后能够获得事业的成功；41%的人是想回报“祖国”，尽一个国民的义务。
台湾的例子更有意思。从1950年到1980年，有大约8万大学毕业生离台留洋。在60年代，回归率仅占5%。据有一观察家称。所有的家庭压力和传媒界舆论，甚至“国家的教育体制”，“都同声鼓励聪明、受过最好教育的台湾青年离开台湾”，而且一旦离台就一去不返。1967年，有大约86%的台湾学自然科学的学生把学生签证改成了移民签证，这与其它发展中国家46%的比例形成鲜明的对照。(15)美国吸引其他移民的因素也同样吸引着台湾学生。据1971年的一次调查，下列五点被看成是强烈的吸引因素：更好的设备、更多的薪水、更佳的学术气氛、更多的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16)接受采访者指出，美国提供了“更具有挑战性、却又更融洽的环境。”到了80年代，这些因素并无多大改变，Chang也列举了一些相同的因素，至于“斥”的因素则包括低工资，缺乏政治和经济自由，以及糟糕的学术环境等等。(17)
Parris Chang和邓志端在讨论中国大陆人才外流时，同样采取了很多“斥”与“吸”的概念。他们通过对10所美国大学的568位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调查，具体分析了被视为导致人才外流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在调查中，72.6%的人回答说最担心的是国内的政治稳定；71.3%的人认为回国后在生活上可能难以适应；61.3%的人对回国后职业前景不太乐观。他们认为对留学生去留决定最具影响的因素：一是他们的家庭，62.6%的学生说他们的家庭支持他们留在国外；第二，外国文化的熏陶，学生久居国外已愈来愈趋向个人主义，有可能接受中国大陆社会现状不能容许的、大相径庭的社会和政治价值标准；第三、中国大陆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质刺激，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成长迅速，但是大多数单位财源有限，必须满足自己培养的博士的需要，这就决定了经济上的无能为力；第四，政府对在国外的学生鞭长莫及。最后，中国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关系冷漠，无法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18)
“中国留美学者政治学会”于1990年下半年，对全美各地十余所大学的留学生进行过专题调查，哈佛大学政治系一位博士生对360份答卷作了分析报告。该报告表明，大部分留美学者为男性，来自大城市，60年代出生。学生之中，46.2%的人打算毕业10～15年以后回国；31.9%的人打算5～6年后回国；只有2.6%的人打算毕业后立即回国，永远不打算回国的人占14.5%，尚未决定的人占5%。该报告同时显示，打算中长期回国者，有三成对国内政局稳定短期内无信心。综观整项调查，有63.2%的学生、学者、在决定是否回国的问题时将国内政局是否稳定作为主要考虑的因素。在早日回国的条件中，35.4%的人选择“有再出国的自由”。报告结论性指出，留美学人暂缓回国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方面的。(19)
加拿大安大略教育研究院一位博士生曾于1990年10月对加拿大20所大学500位中国留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导致大部分留学生滞留不归的主要原因是中加之间现存的巨大差别、“六四”以后的政治形势、加拿大物质方面的吸引力、职业与学术的考虑，留学生价值观念的变化等等。(20)
也有一些台湾学者对中国大陆人才外流的状况进行过分析。刘胜骥在其论文中认为，大陆留学人员滞留海外不归的原因主要有四：第一是工作环境与工资待遇；第二是为了学业，不但希望留学期限延长至获得博士学位，更要求能做几年博士后研究，以积蓄返国置产的财富；第三是政治原因，一些学者存在着信心危机；第四是感情问题，有的留学人员因在海外演出恋情，产生了新的感情寄托。(21)高哲翰、邓绪华则认为大陆人才学成不归，一是因为大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上大陆工作环境差，工资待遇低，二是政府对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投资过少，阻碍人才开发，工作条件太差，影响科研人员工作进度与研究水平。三是大陆没有一套合理的文官制度，缺乏人才流动的保证机制，比较注重党的集体利益，忽视知识分子的应有权益，如知识分子职称评定制度、退休制度、工资待遇制度、住房分配制度、人才交流制度，及劳动成果保护制度等都无明显改善。四是大陆政局不稳定，政策多变，以及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大前提下，政治干扰研究方向，缺乏学术自由，使得这些学人不得不向外谋求发展的空间。(22)
人才外流有共性，也有个性。虽然上述观点，无论从学术性还是政策性的眼光来看，均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由于国情不同，历史各异，在研究我国人才外流时，既要从共性问题的分析出发，又要抓住不同时期的个性特点，从中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
耐人寻味的是，国外研究人才外流的文章在分析其它国家的情况时，一般都能综合考虑，尽量使论点持平，唯独提到中国，就对政治因素大加强调。看来，这种立论方式本身就值得分析。前已述及，他们的研究时间距离“六四”太近，当时留学人员中情绪化倾向太重，去留选择难以反映真实状况。我们知道，大部分中国留学人员都是来西方学习自然科学和应用自然科学的，他们在国内一般都较受器重，具有较好的发展前途，回国后不可能受到政治上的歧视。他们更关心的可能是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以及自己事业的发展前途。因此，我们宁愿认为一些中国大陆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和工作条件方面的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究竟情况如何？我们希望能通过实地调查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类型的中国留学人员，来了解他们在国外的基本情况、对于回国问题的真实想法和暂不回国的主要原因。
一些人认为，在西方的中国留学人员，大都在第二流或第三流大学，其导师的学术水平也不很高，很多人在学期间并不安心治学，毕业后也都在干所用非所学的事情，他们不一定都具有真才实学，回国后未必能够发挥作用。据此便认为这些人才外流对中国不是很大的损失。对这种看法我们也有怀疑。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留学人员大都是百里挑一的学术骨干或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人才，他们在西方社会同样也会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虽然由于申请奖学金的原因，开始有些人会较多地被第二流的大学录取，但硕士毕业后并决定进入博士阶段学习时，很多人凭着优秀的成绩和刻苦耐劳的作风都能进入第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的科研机构。这里需要了解的是有多少人已经改变了所学的专业甚至放弃了学术？有多少人毕业后仍然继续与原专业一致的学术研究和工作？有多少人已经进入了第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多少人已经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做出了成绩？这些人是否是“人才”？他们回国后能否真正发挥作用？
此外，对大批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利弊也要全面分析。这些人数量太大、在国外呆得太久，当然会给中国特别是给原单位带来一些损害，但如果这批人毕业后在国外多干几年，把书本知识与实践工作经验结合起来，待羽毛丰满以后再回国工作，还可带回一些新的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这不是对国内更有用吗？即使有一部分人长居国外，如果他们能够始终保持与国内的联系，能够经常帮助国内单位安排一些人到国外进行交流，向国内同事提供国外研究的最新资料和信息，真正成为不需中国大陆支付工资的“大陆驻海外办事处”和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这种“人才外流”也许反而是件好事。所以，实地调查留学人员在国外实际工作和学习的情况，了解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准备回国工作，有多少人一直与国内保持着密切联系，有多少人已经或正在准备为国内做些经济、咨询或跨国创业工作等等，有利于我们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待留学人员的归国问题。
三、调查概况
我国赴美留学人员的现状如何？他们分别具有何种回国意向？这是本次调查的重点。在北美，我们共访问了313人（包括在加拿大访问的40人）（详见表1）。由于在加拿大的调查属于预研究阶段，在Albuqurque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时未曾计入，这里，仅将在美国东、西部几所城市的222人的调查统计情况，分成三个部分进行介绍。
表1.在美国访问留学人员统计表
1.个人背景与出国前的情况
1)性别：
男：163人，占73.42%；
女：59人，占26.58%；
2)年龄分布（指调查时的实际年龄）：
30岁以下：56人，占25.3%；
30─39岁：116人，占52.5%；
40─49岁：38人，占17.2%；
50─59岁：11人，占5%；
未回答：1人。
3)出身家庭：
高级干部家庭：11人，占5.0%；
中层干部家庭：43人，占19.4%；
工人家庭：21人，占9.5%；
农民家庭：18人，占8.1%；
知识分子家庭：118人，占53%；
其它：10人，占4.5%；
未予回答：1人。
4)来自地区与城市：
北京：86人，占44.8%；
上海：32人，占16.7%；
南京：11人，占5.7%；
武汉：11人，占5.7%；
广州：5人，占2.6%；
大连：5人，占2.6%；
其它中等城市：72人，占32.4%。
5)出国前的工作单位：
国家机关：22人，占11%；
高等学校：109人，占54.5%；
科学研究机构：36人，占18%；
企业：11人，占5.5%；
商业机构：11人，占5.5%；
其它：7人，占3.5%；
无工作与未回答者：23人，占10%。
6)出国前的学历和学位：
本科学士 114人，占51.3%；
硕士：90人，占41.1%；
博士：7人，占3.2%；
其它（包括大专）：8人，占3.7%；
未回答者：3人占1.3%。
7)对在国内工作的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20人，占9%；
比较满意：65人，占29.2%；
一般：59人，占26.6%；
不太满意：32人，占14.4%；
很不满意：12人，占5.4%；8)出国前对当时在国内生活条件的评价
很好：18人，占8.1%；
较好：70人，占31.5%；
一般：85人，占38.2%；
较差：30人，占13.5%；
很差：14人，占6.3%。
本次调查主要对象是受过大学专科以上教育或具有同等学力，通过正规途径和合法签证赴美留学或工作的“人才”，不包括已离退休、以探亲名义出国的“人才”和以非正规途径、无合法签进入美国的能工巧匠式的“人才”。如果能够认可我们选取的调查对象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话，那么，我们根据调查可以得出以下印象：我国赴美留学人员平均年龄在30─39岁之间，刚进入而立之年，大部分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和中、高层干部家庭（占77.4%）；主要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部分人出国前都获得学士以上学位，是我国一批较有发展潜力的高层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才。他们中大部分人在国内有较稳定和基本满意的工作、中等偏上的生活条件。
2.在国外的基本情况
1)到达美国的时间
1990年4月前：123人，占55.4%；
1990年4月后：99人，占44.6%；
2)签证类型：
J─1访问学者签证：30人，占14%；
J─1学生签证：20人，占9.3%；
F─1学生签证：123人，占55.4%；
B─1短期访问签证：4人，占1.8%；
H─1雇佣签证：17人，占7.6%；
永久居留：22人，占10.2%；
已入美国籍：6人，占2.8%；
（注：取得绿卡人数仅是调查时的统计数，1993年7月以后大部分在1990年4月前抵美留学人员都先后获得绿卡。）
3)在美学习或工作的学科类型
自然科学：46人，占21.6%；
应用自然科学：71人，占32.0%；
经济管理学科：14人，占6.6%；
社会科学：26人，占12.2%；
人文、艺术学科：31人，占14.6%；
未予回答：11人，占4.9%；
4)已毕业人员工作类型：
全日制工作 64人；
半日制工作 16人；
5)在国外年经济收入状况
3.5万美元以上：42元，占19.4%；
2─3.4万：45人，占20.8%；
1─2万：63人，占29.1%；
1万以下：48人，占22.2%；
（1万元以下者包括一些国家公派访问学者）
6)与国内经济收入比较：
好得多：94人，占43.9%；
好一些：64人，占25%；
差不多：40人，占18.7%；
差一些：11人，占5%；
差多了：5人，占2.3%；
7)对在国外住房条件的评价：
很好：21人，占9.6%；
较好：68人，占31.3%；
一般：95人，占43.7%；
较差：29人，占13.3%；
很差：4人，占1.8%。
（住房条件与在美停留时间有关，一般短期访问者和在读学生住房条件较差。）
8)与国内住 房条件的比较：
好得多： 82人，占38.%；
好一些：57人，占26.4%
差不多：40人，占18.5%；
差一些：24人，占11%；
差多了：13人，占6%；
9)婚姻状况：
已婚：59人，占71.6%；
未婚：50人，占22.5%；
离婚：8人，占3.6%；
10)配偶和孩子状况：
配偶在国外：125人，占78.6%；
配偶在国内：34人，占21.4%；
孩子在国外：89人，占56.1%；
孩子在国内：70人，占43.9%；
11)配偶在国外生活的感觉：
非常愉快：26人，占21.5%；
比较愉快：41人，占34%；
一般：33人，占27.2%；
不太愉快：14人，占11.5%；
很不愉快：5人，占4.2%；
12)业余生活的社交范围
全部是中国人：17人，占回答人数的7.9%；
大部分是中国人：120人，占55.8%；
中国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半：71人，占33%；
大部分是外国人：7人，占3.2%；
3.关于回国问题的基本想法
了解留学人员关于回国问题的基本想法，是我们这次研究的重点。为此，我们除了明确询问他们关于回国问题的基本看法以外，还在整个调查中，了解了他们出国前的打算，配偶是否希望他们留在国外，以及他们对美国社会优越性和存在问题的评价，同时还请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来描述国内吸引人回国和不利于人回国的主要因素和问题。
1)据统计，他们在出国前的打算分别是，准备完成任务以后马上回国的46人，占22.9%，准备转读学位（指访问学者）或读更高学位（指原计划出国读硕士者），获得学位后就回国的45人，占22.2%；没有决定是否回国的83人，占41%，当时就打算永久居留国外的17人，占8.4%。
2)配偶非常希望他们留在国外的35人，占23.5%；比较想让他们留下的32人，占21.5%；持无所谓态度的52人，占34.9%，比较想让他们回国的20人，占13.4%；非常想让他们回国的10人，占6.7%。
3)我们曾列举出美国社会的9个优点（分别是：政治自由；社会流动性强；人际关系好；工作单位气氛好；工作选择机会多；工作条件好；生活水平较高；孩子有一个好的前途；其它）和8个问题（分别是：生活压力大，节奏太快；生活条件差；种族歧视；社会安全较差；人际关系冷漠；缺乏知心朋友；工作不稳定；其它），请他们根据自己的感受，从中分别选出对自己来说最为重要的3个优点和3个问题，并按照重要程度进行排序。结果发现，对回国持不同态度的人其观点都不一样。我们根据回归统计与加权分析方法进行处理，最后发现他们对美国社会优越性的评价，第一是政治自由；第二是工作选择机会多；第三是生活水平较高；第四是工作条件好。而对于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他们的主要评价，第一是社会安全较差；第二是生活压力大，节奏太快；第三是工作不稳定；第四是缺乏知心朋友；第五是种族歧视。
4)我们也曾列出9个吸引人回国的因素（即：爱国；家庭纽带的作用；在国内社会地位比在国外的社会地位高；想参与国内的改革；对事业发展更有利一些；邓小平南巡以后新形势，小孩在中国受教育更好一些；中国的文化；现在在国内赚钱可能比在国外更容易一些）和16个妨碍人回国的问题（即：国内政治不稳定；国内缺乏政治自由；担心被抓起来；在中国工作流动困难；事业发展受局限；工作环境较差；缺乏现代仪器设备；生活水平太低；家庭成员不愿回国；中国人出国很不容易；怕别人认为自己是在国外混不下去的；担心不能再次出国；孩子在这里的发展前途比在国内好；孩子回国与国内同龄人竞争困难；在国外学习的专业回国后不太适用，缺乏与国际学者的学术交流），请他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和对周围朋友的观察，从中选出三个对出国人员具有吸引力的因素和三个妨碍出国人员回国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并按其重要程度排序。调查发现，吸引人回国的主要因素。第一是家庭纽带的作用；第二是在国内能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第三是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更有利一些；第四是爱国；第五是中国文化的吸引。而妨碍人回国的主要因素，第一是担心国内政治不稳定，其余依次是工作条件与环境太差；生活水平太低；孩子发展困难；在中国难于流动和事业发展受局限。
5)关于回国问题的看法，根据统计处理，我们把他们分成五个类型。第一类是肯定回国，并已有计划或已准备回国的，共20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9%，第二类是可能回国的，其中包括表态为“肯定回去，但不知道什么时间”和“可能回去，与国内有着密切联系”的两部分人，前一部分49人，占总人数的22.6%，后一部分39人，占18%，总计可能回国者88人，占40.6%。第三类是可能回国的，其中又包括表态为“可能回国，但与国内无联系”和“不太可能回去，除非国内发生重大变化”的两部分人。前一部分22人，占总人数的10.1%；后一部分24人，占总人数的11.1%，总计可能不回国者46人，占21.2%。第四类是肯定不回国的，共19人，占总人数的8.8%，第五类是尚未确定的，44人，占总人数的20.3%。
四、类型分析
为什么有些人肯定回国和可能回国？为什么有些人肯定不回国和可能不回国？这是研究人才外流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研究结论的得出不能单纯地依据被访问者对这一问题的直接选择，更重要的是进行实际情况的比较，弄清他们作出选择的基本依据是什么，从中发现一些规律。
1.肯定回国与肯定不回国的人员的基本情况及其比较
明确表态肯定回国和肯定不回国的留学人员，虽然在本次调查中只占9.2%和8.8%的比例，但是这种基本情况比较在我们的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根据表2所列的这两部分人的情况和在个别访谈中所了解到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发现，他们在以下几方面有明显不同：
表2 不同回国意向人员的基本情况统计之一
表2 不同回国意向人员的基本情况统计之一（续表）
1)两者在国外的身份和居留美国的时间明显不同。据统计，在肯定回国的20人中，以访问学者身份来美的17人，（其中有4人是1990年4月以前来的，目前已转变了身份和签证类型），攻读博士学位的1人，读硕士学位的2人，他们之中，出国期限在一年以下者有2人，1年者14人，2年者2人，6年1人，7年1人。他们到达美国的时间，属于1990年4月以前来的2人，之后来的18人。而在肯定不回国的19人中，以访问学者身份来美的2人（现已超过访问预定时间 ，并已改变身份），3位读博士学位，4位读硕士学位，2位以参加合作研究来美，1位陪读（女性），1位作为短期考察后改变身份留在美国。他们在美国居留的时间分别是，2年3人，3年2人，5年4人，7年5人，9年1人，11年1人 ，12年1人，13年1人，14年1人。他们到达美国的时间，属于1990年4月以前来的16人，之后来的3人。
2)配偶是否在国外以及她（他）对回国的态度也导致较大不同。肯定回国的20人中，已婚者18人，未婚者2人；配偶也在国外的6人，占已婚者33%；对在美国生活的感受，认为比较愉快和非常愉快的3人，不太愉快或很不愉快的1人；配偶比较和非常希望他（她）们留在国外的2人，比较和非常希望（她）他们回国的12人。而肯定不回国的19人中，已婚者15人，未婚者1人，离婚者2人，有1人未予回答；其配偶全部都在国外。对在美国生活的感觉，认为非常愉快和比较愉快的10人，不太愉快的1人；配偶比较和非常希望他（她）们留在国外的15人，没有希望他（她）们回国的。
3)对国内原单位人际关系的评价以及与原单位联系方面有所不同。相对而言，中国社会比较讲究人际关系，因为它对个人的学术发展、职务晋升、工资调整和住房分配等都会产生重要作用，所以，留学人员大都对原单位的人际关系看得较重，并把它当作决定是否回国的重要标准之一。肯定回国人员中，有10人认为在出国前与单位领导和导师的关系属于很好和比较好，无一人认为其关系较差和很差；他们对出国前单位人际关系的评价，认为很好和比较好的12人，也无一人认为较差或很差；他们对出国前自己在原单位的晋升机会，认为很好和比较好的14人，认为较差的3人。他们在国外与原单位联系很多的13人，无一人说与原单位从来没有联系或现在没有联系。问及原单位是否希望他们回去和如果回去他们是否愿意回原单位工作，回答很想和比较想让他们回去的19人，无一人认为单位不欢迎他们回去。他们都表示回去后肯定或可能回原单位工作。而在肯定不回国的人员之中，有8人认为自己在出国前与单位的领导和导师的关系属于很好或比较好，有3人认为关系属于较差或很差；他们对出国前人际关系的评价，认为很好或较好的6人，认为较差或很差的6人；他们在国外与原单位联系情况，联系很多的3人，表示从来没有联系或现在没有联系的15人。问及他们原单位是否希望他们回去和如果他们回去是否愿意回原单位工作，回答为很想或比较想让他们回去的5人，不太想让他们回去的4人，说不知道的4人。他们说如果回国，肯定或可能回原单位工作的3人，肯定不回原单位工作的7人。
4)国内外生活条件的差别。肯定回国的出国人员，对其在中国的生活条件的总的评价，认为很好或比较好的11人，认为不太好的1人；而对其在美国生活条件的总的评价，认为好得多和好一些的8人，认为差一些或差得多的11人。从经济收入看，同样将国外的经济收入与国内相比，认为好得多或好一些的13人，认为差一些的3人。问及他们业余生活的社交圈，他们认为大部分是中国人或全部是中国人的12人，中国人和外国各占一半的6人，大部分是外国人的2人。
肯定不回国的人，对其在中国生活条件的总的评价，认为很好或比较好的7人，认为不太好或很不好的4人；而对其在美国生活条件的总的评价，认为很好或比较好的14人，没有人认为是较差或很差的。从住房看，他们将在国外的住房条件与国内相比，认为好得多或好一些的16人，只有1人认为差一些。从经济收入看，同样将在国外的经济收入与国内相比，认为好得多或好一些的15人，无一人认为是差一些或差得多的。问及他们业余生活的社交圈，他们认为大部分是中国人或全部是中国人的8人，中国人、外国人各半9人，大部分是外国人的2人。
5)出国前的打算、对美国社会优缺点的评价以及他们对吸引人回国和影响人回国的主要因素的看法不同。关于出国前的打算，两者差别较为明显。对于肯定回国的人，出国前打算完成任务以后就马上回国和希望转读学位，学完后就回国的20人，无1人打算永久居留国外；而对于肯定不回国的人，出国前打算完成任务以后就马上回国或希望转读学位，学完后就马上回国的仅4人，没有决定是否回国的8人，打算永久居留国外的有6人。从表6—3，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类出国人员对美国社会优点的评价，都选择了政治自由、工作选择机会多和生活水平较高三点，但排列的重要程度不一样。唯一不同的选择是，肯定回国的人选择了工作条件好，并将其摆在了第一位，而肯定不回国的人则选择了孩子有一个好的前途。关于美国社会缺点的评价，这两类人都选择了社会安全较差，生活压力大，缺乏知心朋友等三点。唯一不同的选择是，肯定回国的人选择了种族歧视；而肯定不回国的人则选择了工作不稳定。两类人对吸引人回国的主要因素的看法，相同的选择是家庭纽带的作用和对事业的发展有利。不同的是肯定回国的人选择了在国内的社会地位比在国外高，以及想参与国内的改革，肯定不回国的人则选择了爱国和中国文化。
表3 不同回国意向人员的基本情况统计之二
2.可能回国与可能不回国人员的基本情况及其比较
分析表2中所列可能回国与可能不回国人员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相对于肯定回国与肯定不回国的人员要少得多。一般从数字上看，很难发现其差别，只有对其相对的百分比加以比较，才能发现他们的一些不同。
1)与前述情况基本相似，1990年4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上的分界点。可能回国人员中，属于1990年4月以前来美的49人，占所有可能回国人员总数的50.5%；而可能不回国人员中，属于1990年4月以前来美的有33人，但它占所有可能不回国人员总数的71.7%。
2)考察他们出国前的打算，我们发现，在可能回国人员中，出国前打算完成任务后就回国或准备转读学位，学完后就回国的52人，占可能回国总人数的60%，而在可能不回国人员中，有此打算的15人，占可能不回国总人数的32%。
3)配偶关于回国与否的态度对他们的决定影响较大。在可能回国人员中，配偶非常想留在国外或比较想留在国外的16人，占可能回国人员已婚人数的18%，非常想回国或比较想回国的，占已婚人数的18%。在可能不回国人员中，他（她）们的配偶非常想留在国外或比较想留在国外的20人，占可能不回国人员已婚人数的43%，非常想回国或比较想回国只有1人，占已婚人数的4%。
4)在可能回国人员中，与国内单位有联系或联系较多的53人，占可能回国总人数的60%，认为原单位希望自己回国的38人，占其总人数的43%；表示如果回国，肯定回原单位或可能回原单位的34人，占其总人数的38.6%。而在可能不回国的人员中，与单位有联系或联系较多的14人，占可能不回国人员总数的30%，认为原单位希望自己回国的9人，占其总人数的19%；表示如果回国，肯定或可能回原单位的9人，占其总人 数19%。
5)在对生活水平评价方面的区别。在可能回国的人员中，对出国前在国内生活水平总体评价较好和很好的33人，占其总人数的67%；认为差一些和差得多的9人，占其总人数的10%。而在可能不回国的人员中，对出国前在国内生活水平总体评价较好和很好的14人，占其总人数的30%；对其在国外生活总体评价与国内生活相比，认为好得多和好一些的34人，占其总人数的74%；认为差一些和差得多的1人，占其总人数的2%。
3.现在尚未决定是否回国的出国人员的情况及特点
表2列出了现在尚未决定是否回国的出国人员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这类人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1)这类人中，属于1990年4月以前来的19人，之后来的25人。其中在美时间1年以下者1人，1年的4人，2年的12人，3年的8人。之后来的25人。大都没有完成其学业，有的甚至是刚刚开始，离毕业还有几年时间，以后的情况还不知道如何变化，因此选择尚未确定是可以理解的。
2)这类人出国前对国内人际关系和他们在国内的晋升机会评价较好。认为与原单位领导关系很好和比较好的25人，占已回答该问题人员总数的89%，认为单位人际关系很好或较好的28人，占已回答该问题人员总数的50%，认为自己出国前在原单位的晋升机会属于比较好或很好的27人，占64%；属于比较差的2人，占4%。但是，他们出国前在国内工作时间都不是太长。有31人工作时间在5年以下，10人工作时间在5年～10年，两者共41人，占93%。这说明他们与原单位感情不是太深。从他们在国外与原单位的联系也可以看出这一特点。他们中表示与国内联系不多，从来没有联系和现在没有联系的32人，占回答该问题人员总数的84%。认为单位很想让他们回去或比较想让他们回去的只有9人，占22%，表示如果回去，可能或肯定不回原单位的20人，占55%。
3)这些人中出国前没有决定是否回国的22人，占55%；其配偶对他们回国的态度，属于非常想留下或比较想留下的14人，占回答该问题人数的50%。
在访问中，我们发现，这类人之所以目前仍处于犹豫不决，原因有四：首先，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次有关前途的重要选择，所以大都持比较慎重的态度。其次，大部分人目前正处于两难境地之中：如果不回去，虽然可以得到一些机会，在发达的西方社会中获得一些社会自由和经济实惠，但是又不甘心在此沦为三等公民，只受利用不受重用，甚至丢掉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兴趣爱好，如果下决心回去，按照好的状况设想，也许在国内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理想的工作，但又怕因此而失去在外赚钱的机会。第三，一些学者由于与国内联系不多，不太了解国内当前发展的现状，有的对以后中国的社会政局是否稳定尚有疑虑；另外一些人对中国政府提出的留学生政策持不信任态度。第四，这些人大都在静观等待，看看先期回国者的境况如何，如果真象《人民日报》（海外版）所宣传的那样鼓舞人心，他们就可以大胆回去；也有的人准备先短期回去，实地作些考察，如果觉得比较理想，再作长期回国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