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失误归因中“情报失察”泛化现象检视

陈 德¹ 刘 杰²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武汉 430073；2.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上海 201620)

摘 要： [目的/意义] 情报失察是决策失误的重要但非唯一影响因素，在对决策失误归因时，应避免“情报失察”的泛化和滥用。对此进行研究有利于客观认识和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方法/过程] 在阐明决策视域下情报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实际案例指出决策失误并非皆源自于“情报失察”。指出思维模式和结果偏差是“情报失察”泛化的原因。最后对情报失察与决策失误之间的关系进行再分解，进而提出可能的归因路径。[结果/结论] 决策中的目标替代，执行本身的“决策”属性，决策自身的“政治”博弈，都可能使得决策失误，宜通过确立相互竞争的分析思路，科学设置情报分析以及决策评价体系等来合理判断失误原因。

关键词： 决策失误；情报失察；失误归因；结果偏差

情报失察是情报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情报失察的研究既是丰富情报学基础理论的需要，也是情报学服务社会，面向实践，为决策者提供经验参考的重要切入路径。学者们对情报失察的研究多结合伴有“危机”“失败”的历史事件展开，继而通过对其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发现导致情报失察的关键因素，进一步探究失察的规律。该种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可能存在“路径依赖”，表征为决策失误归因研究中“情报失察”泛化现象的存在，似乎任何危机事件都可以以“情报失察”解释之。如此，容易使得情报失察研究失之必要的公允和严谨。

1决策视域下的情报研究

情报与决策的关系研究沿着两个基本的维度展开，即基础理论的深入和实践应用的拓展，而且相较于早期重点关注基础理论，当前有向应用性研究拓展的趋势。就基础理论研究而言，情报具有辅助决策的基本功能，这一点早已为情报学者所论证。例如，情报“作为耳目、尖兵、参谋，要参与决策”。有学者对导致决策失误的情报失察因素进行了分解，认为具体包括规划、体制、文化和产品质量等四个方面^[1]。有学者指出情报是决策的基础和保障，研究情报失察有助于提升决策质量^[2]。从应用性研究角度而言，学者们重点关注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等对情报的需求。如指出情报是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的基础和重要支撑^[3]，认为贯穿于决策全过程的情报失察会导致应急决策的失误^[4]。突发事件应急决策中情报的支撑作用至关重要，情报是决策的前提和依据，应急决策尤其离不开情报的支持^[5]。

2014年农村水电工作的重点：一是全年新增装机200万kW，全面完成电气化、代燃料和增效扩容改造年度建设任务，力争启动农村水电直供电片区电网改造，积极引导当地农民以被占用的土地、山林补偿入股参与农村水电建设，分享发展成果。二是建立绿色小水电评价标准和管理制度，积极争取激励政策，落实配套措施，在规划、建设和运行全过程推进绿色小水电建设，保护生态环境。三是选择有一定规模和一定基础的1 000座电站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试点，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加强安全监督，全面提升农村水电行业安全生产水平。四是探索建立农村水能资源产权制度，积极推行资源开发权有偿出让和市场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果。

可见，情报与决策的关系既是情报理论研究的重点，同时也是决策实践的需求点和关注点。尽管两者之间关系密切，情报的本质在于辅助决策，决策的准确作出离不开情报的支撑。但是，其否定命题并非必然成立，决策失误可能(并非必然)由情报失察所致。

2案例研习：决策失误并非皆因“情报失察”

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中，学者们从情报失察的角度来概括决策失误的原因应当说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不能由此而人为扩大情报失察的适用范围。笔者举一实例分析之。

组长小齐整理大伙交的作业时，发现少了小马的，就到其座位上去索要，谁知小马起身一路小跑躲到了教室旁边的女厕所里，厕所里面的女生惊恐地跑了出来。小马自鸣得意地在女厕所里冲着门外的小齐做鬼脸。小齐铁定了心不肯离去，小马就将厕所里的水龙头拧开，找准角度挤压着水对着外面的小齐打起了水仗。

分析整个决策过程可以发现，初始情报的来源准确无误，而且飞行员“坚持”其所看到的是一架飞机飞入本国领域，而非鸟类。但现场将领们讨论研究后一致认为是一群鹅。其中“起作用”的并非“情报失察”而是决策系统内部的失误：一是时间压力之下的决策失误。研究指出，时间压力之下，决策者倾向于采用直觉式、经验式的决策方式，对信息并非全面而是选择性地搜集和分析，因此产生多种决策偏误^[6]。二是责任规避，NG少将一方面害怕“上面”给自己添麻烦，另一方面又表示自身没有先做出决定的必要，因为此是其他人的义务和责任所在。责任规避使得诸如NG少将等决策者尽可能“依规办事”，为了避免将承担责任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而向制度、规则、程序等逃逸。三是权威维护与团结一致。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列宁格勒方面已有决定，对之进行认可，是团结的需要。其二是当YB中将给出结论后，便一致同意此结论。所以，从这个案例出发来看，情报供给本身并没有差错，而是决策者的“理性行为选择”(规避责任、团结一致、权威服从等)导致了最后的决策失误。笔者以为，与其先入为主地将决策失误归责于“情报失察”，不如全面深入地搜集彼时彼地的“地方性和实践性知识”，挖掘更多事实细节，分析其产生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促进对事实真相及其原因的深入思考。

3“情报失察”泛化的原因分析

关于“情报失察”泛化的原因，笔者以为研究人员的思维模式和决策评估中的结果偏差两个角度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前者揭示了研究人员思考、分析问题的路径，后者从心理学视野出发，指出了决策评估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评估偏差现象，即结果偏差。

如果说“思维模式”是对“决策失误——情报失察”关系的过程分析，那么“结果偏差”即是对“决策失误——情报失察”关系的结果判断。过程分析揭示了研究人员的分析思路，是对其心理机制的阐释和显现。结果判断是其对决策质量的事后反思，可能天然地带有“想当然”的倾向。所以研究人员实际充当了分析者和评估者双重角色。分析者角色使之尽可能做到理性，讲究逻辑；评估者角色使之占据了一定“高位”，忽视了可能存在的情境性和细节特性。

其一，决策中的目标替代可能导致情报供给的价值失真。目标替代源至于米歇尔斯对组织实际运行过程中发生后续目标与初始目标相互背离现象的考察。他发现在实际运转过程中，很多组织常常背离原定目标甚至追求与原定目标相悖的目标。此现象在科层制组织运行中十分常见。决策及决策的执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情报供给从理想状态而言也应是动态的匹配过程，然而组织目标的替代导致情报的价值折扣与失真，情报的搜集、分析与传递速度难以满足决策目标更替的需要，从时间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可能，导致决策的情报需求与情报供给存在供需不足和错位的矛盾。情报人员难以“全面、准确、及时”地向决策者提供情报，无法满足决策者对情报的动态需求。

结果偏差即决策评估者在决策结果与决策质量本身不存在实质性联系时，仍然根据结果信息来评估决策质量的偏差式判断现象^[10]。据此，部分情报学研究者在分析决策失败事件(决策结果)时，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是由于决策者决策失误(决策质量不高)之故，进而将情报失误归因于情报失察。此种思路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决策结果可能具有随机性。决策结果的好坏与决策者的运气具有一定的关联，分析人员却将之等同于决策者的个人能力。另一方面，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发生具体情境性。如果缺乏对决策时间和背景等信息的挖掘和关切，转而依托丰富的想象力和不甚严密的逻辑推理来检验决策的质量优劣，则不能对决策失败这一结果进行客观归因，从而导致决策失误归因中情报失察泛化现象产生。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后，我国食品工业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发展，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与设备，2006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部分以谷物磨制、食用植物油、速冻食品等为主要业务的大中型食品企业，其装备水平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国食品工业在这段时期掌握了一系列行业关键技术，食品物性修饰、非热加工、大罐群无菌贮藏、食品快速检测与质量控制等关键技术研究取得重大突破。200㎡冷冻干燥、800MPa高压杀菌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食品关键装备，食品冷加工、中小型乳制品生产和饮料热灌装等成套技术与装备实现了从长期依赖进口到基本实现生产创造的自主化并成套出口的跨越。

无人机飞防药剂要求稀释倍数只有4.5～10.66倍[6]．通过实验发现，甲维盐微乳剂在稀释倍数为5倍时，其乳化性能合格，与低含量制剂相比减少了溶剂和助剂的用量，从而使生产成本明显降低，因而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推广应用价值，适合作为飞防专用药．

3.1思维模式 情报失察与决策失误密不可分，情报失察的研究通常在决策失误的语境下展开，一般都是结合历史上或现实中存在的重大案例，突发性事件等等。基本的研究思路是“事件(提出问题，情报供给不足等)——原因(分析问题，诸如情报体制、情报文化、情报主体等等因素)——建议(解决问题)。该种研究思路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即研究者从情报学视角出发，将突发事件中决策失误的原因往往归结于情报或情报工作的不利，并用“情报失察”予以概括之，进而提出情报学视野下的完善建议。这构成了研究人员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研究思路，一种分析模式。用格雷厄姆·艾莉森等人的话来说即是一种“无意识的假设”“一种概念透镜或概念模式”，“这种概念模式不仅决定了分析者为解释某一具体事件而对资料进行分析时用何种渔网，还指导他到精心选择的池塘中、在一定深度撒网，以捕到他想要的鱼。”^[7]这种概念模式是一种“理性行为体模式”，其核心概念包括目的和目标、方案、结果、选择。在这种模式“指导”之下，情报学研究者实际上无意识之中形成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将某个决策主体(可能是个人、组织或是国家)类比为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一旦找到了该决策主体的“目的和目标”，该主体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被较好地解释。

4情报失察与决策失误的关系研究

其二，执行本身也是一种决策，供给的情报可能会出现效应递减。政策的制定，决策命令的下达以及决策执行之间的“松散连接、分离偏差甚至相互对立”^[13]早已为学者所关注。组织学者马奇(March)曾提出“执行过程是决策过程的延续”这一命题^[14]，意即决策执行过程实际上始终伴随着执行者对决策的理解、解释，甚至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意愿来有意“曲解”决策的本意。决策目标的传递注定是一个易被执行者分解、曲解甚至是消解的过程，传递过程越是漫长，传递者越多，越是如此。满足初始决策需求的情报供给效用之发挥可能是短暂的，但对于执行过程中的“决策者”而言并无多大意义。此外，“与组织使命的界定相似，当涉及到公共领域大型任务时，对行动目标的界定也如效率概念本身一样，充满了弹性”^[7]，这说明决策目标本身并非如白纸黑字的明确，而是一个充满弹性的动态模糊概念。当一个决策目标转化为具体任务、行动目标时，每一个执行者(决策者)都可能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改变决策的目标指向，使得情报具有阶段性意义。

采集回来之后的下一步就是存储了。因为只有自己有了才能供自己使用的同时还可以提供给他人[1]。因此，大数据的另一个特征是存储功能的大。毕竟和我们所使用的其他电子类产品一样，存储的区域和能力是我们的科学技术所赋予的，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大数据的这一特征才会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这也是技术进步的证明。

3.2结果偏差 有学者指出，就方法论层面而言，研究情报失察大致是一种逆向思维，从问题的反面进行探究，提供常规思维忽略的决策途径^[8]。决策离不开情报，众多失败的案例表明仅靠发挥情报服务功能来支持辅助决策是不够的，情报应“干预”决策全过程^[9]。分析研究者的思路，可以发现情报失察的前提预设，即决策失误，通过对某一事件的失败推导出其中决策之失误，进而推出情报失察之存在。其合理性在于逆向思维指导下对原因的追根溯源，但也可能导致“结果偏差”的产生。

有学者分析了“导致决策失误的情报失察因素”^[11]，认为“信息利用程度、情报工作水平是导致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此文的重心是将情报失察进行了因素分解，而非重点论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学者以美国在对伊拉克战争中决策失误为视角，考察了情报与决策的关系(而非情报失察与决策失误之间的关系)，展示了反恐战略决策与情报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12]。本文基于对情报失察泛化现象的反思，认为情报失察与决策失误之间并非因果关系，只能说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决策系统本身具有失误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以下几点：

其三，情报辅助决策，决策得以顺利执行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决策本身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实际上，特别是重大事件中的决策是多种力量相互碰撞博弈的结果。笔者以下图1和图2示之，图1代表“情报——决策——执行”的理想模式，图2代表“情报——决策——执行”的实际图景。

1987年5月28日，一位19岁的德国青年驾驶着一架单引擎的小飞机穿过了400英里的前苏联防空系统，降落在莫斯科红场。后根据录音情况整理了彼时前苏联防空部队将领的讨论决策过程和内容。从讨论的全过程来看，可以明显看出此次防空部队将领们关于飞行物的定性错误(决策失误)与情报失察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具体而言，在当VR少将陈述“飞行员坚持他的说法”(即飞行员看到的是一架飞机出现在本国某个空域)时，NG少将便“理性地”提醒其注意，“如果是一架飞机，上面会给我们找无穷的麻烦”。当VR将军指出另有一位在指挥中心(不在现场)的将军在考虑如何做的时候，NG将军认为在场的将领们没有先考虑的必要，“因为飞行员首先向他报告的”，而此后，当在场的将领仍然拿不定主意，又不得不做出决定时，AG将军提醒大家，列宁格勒方面已经决定了天空中飞行的是一群鸟。并在其他人表示怀疑时，提出“应当与列宁格勒保持一致，以示团结”，在这样的情形下，YB中将给出了结论，认为这是一群鹅。于是AG少将应和，这是现场将领的决定，是一群鹅。

图 1“情报——决策——执行”的理想模式

图 2“情报——决策——执行”的实际图景

理想状态下，情报、决策、执行应当形成一体化联动，情报流贯穿于决策和执行过程始终，后两者将行动的信息及时反馈至情报搜集和分析端口，三者之间是动态协调，“支持与反哺”之关系。但从实际图景来看，“决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黑暗、错综复杂的区域”。不同层面的决策主体具有不同的决策特征。个体而言，焦虑、偶然情绪、自恋、偏好等等个体因素都会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15-16]。组织而言，政治冲突、规章制度、学习过程都会影响到组织决策。国家层面的决策则是“政治的合成物”，如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者就包括各类长官、幕僚、事务官员、临时参与者^[17]。所有这些决策影响主体如同以一个个同心圆围绕决策展开。所以情报仅仅是影响决策的一个因素，而偏好、压力、经验等等都是不同的影响因子。

5可能的归因分析路径

决策失误的归因不能仅局限于情报失察，在对两者间关系分析研究时，宜遵循更为开阔的分析思路。

一是结合决策产生的3种模式，探究不同模式下情报的地位与作用。格雷厄姆·艾莉森等人提出了3种决策模式观，即模式Ⅰ(理性行为体范式)、模式Ⅱ(组织行为范式)、模式Ⅲ(政府政治范式)，从3种不同的视角探索了决策的本质。笔者以为3种决策模式观提供了极好的归因分析思路，借鉴此思路，情报学者需要进一步拓展的是，不同决策模式之下情报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其地位和作用如何？例如在模式Ⅰ下，将决策主体统一拟人化，分析其理性目的及其基础上的行为选择，以此来反观此过程中的情报需求，情报价值等；不同于模式Ⅰ，模式Ⅱ强调决策主体的行为选择并非基于理性算计，而是组织体根据组织标准运作程序，在确定好的程序基础上，依据组织常规作出。不同的决策程序决定了其对情报需求的差异，反之，情报的不同地位也体现了其对决策影响程度的差异。

教师工作压力大，他们需要闲暇，需要缓解压力，管理者有责任为教师构建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工作环境与氛围，让教师平淡的生活变得有声有色。教师“点染”工作室、“百灵鸟”合唱团等富有特色的教师社团，提升了教师文化和艺术修养，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每年举办的新年联欢会使教师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尽展诗乐才华；志趣相投的教师们自发组建的篮球、登山、瑜伽等俱乐部，使得大家生活或工作中的不快情绪在彼此沟通中很快化解；温馨的教工之家设有健身房、台球室、瑜伽室、茶艺室等，工作之余，教师们常常到这里坐一坐或看书、备课，或聊天、健身，这也让教师们放松了身体的同时补充了精神食粮。

二是合理利用概念透镜，确立相互竞争的分析思路。概念，如“情报失察”，像透镜一样为情报学者分析纷繁复杂的现象清理了一片相对独立的自留地，但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对其他方面的观察和理解。因而，一方面我们承认通过概念简化认识事物的方式是必需的，另一方面，为了避免遗漏和忽视，确立几个相互竞争的概念框架也是必需的。例如竞争性假设分析法(ACH)即是一种典型的竞争性的分析思路，它要求情报分析人员切实提出所有合理的可能答案，通过相互展开竞争来比较完成分析，而不是逐一分析其可信性^[17]。所以对决策失误进行归因，不能仅局限于情报失察，为避免分析思路的单一，应从决策系统内部、情报-决策-执行系统之间的关系、情报在不同决策模式下的地位与作用等不同的角度来探究情报对决策的不同影响。

三是科学设置情报分析以及决策评价体系。情报收集、分析，情报结论的输出，据此形成的决策，决策的执行，决策执行的结果等等，是一条完整而漫长的过程链条。我们对决策执行的结果，如决策失败进行归因分析时，不宜跨越式地直接从“结果”到“分析”，而应充分考虑上述过程的阶段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科学设置情报分析以及决策评价体系实属必要，包括评价主体的选择、评价程序的设置、评价指标的确立、评价程序的建立、评价类型的划分、评价责任的确定等等^[18]。例如在评价主体的选择上，宜选择既具有一定情报工作经验，同时也具有一定决策权限或者熟谙主要决策领导决策思维的人员，以此确保情报系统与决策系统之间的沟通交流。

6结 论

情报失察是决策失误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反思决策失误时，从情报学视野出发提出情报失察的命题是情报学者的专业使命感，也是其独特的“贡献”。但应当尽可能避免“情报失察”的泛化和滥用，否则既可能导致责任归属的错位，也会因为原因寻求的方向性错误而影响问题的解决和经验教训的习得。在情报失察与决策失误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二者可能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所以在分析决策失误案例时，应当尽可能秉承一定的学术严谨性，避免将“情报失察”适用扩大化。限于篇幅以及研究资料的限制，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也未能脱离“思维模式”之限制，如对案例的分析未能较好地“确立相互竞争的分析思路”，难免有失偏颇，这是此后研究需要予以完善之处。相应的，笔者以为，探索不同决策模式下的情报地位和发挥作用的不同方式，以及相关实证性研究仍然具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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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Generalization of "Intelligence Failure "in the Attribution of Decision Mistakes

Chen De¹ Liu Jie²

(1.Criminal Justice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2. Law Criminal Justice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Intelligence failur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cision-making mistakes, but it is not the only influencing factor. When attributed to decision-making mistakes, the generalization and abuse of "information failure" should be avoided. Studying this will help to objectively understand and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Method /Process ]Based on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status quo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 the perspective of decision-making, it is pointed out in practical cases that decision-making mistakes are not all derived from "information failure". Furthermor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mode of thinking and the outcome bias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gener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failure".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ce oversight and decision mistakes is decomposed，then proposing possible attribution paths.[Result /Conclusion ]The goal substitution in decision-mak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own "decision" attribute, and the "political" game of decision-making itself may make the decision-making mistakes. It is better to judge the mistakes by establishing competing analytical ideas, scientifically setting up 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decision-making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decision mistakes;intelligence failure;error attribution;outcome bias

收稿日期： 2018-10-12

修回日期： 2019-06-11

作者简介： 陈 德 ( ORCID:0000-0002-1380-1312)，男，1994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侦查学、公安情报学；刘 杰 ( ORCID:0000-0001-8014-1839)，男，1989年生，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侦查学、公安情报学。

中图分类号： G3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 2019) 09-0020-04

引用格式： 陈 德,刘 杰.决策失误归因中“情报失察”泛化现象检视[J].情报杂志，2019，38(9)：20-23，13.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09.004

(责编：贺小利；校对：刘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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