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慧民, 朱蓓, 郝斌, 曹文东, 杨涛[1]2010年在《Fas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讨乳腺癌组织中Fas受体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利用流式细胞仪分析乳腺癌及正常乳腺组织细胞表面Fas抗原的表达、浸润性T淋巴细胞计数、肿瘤细胞及浸润性T淋巴细胞凋亡率、周围组织细胞凋亡率等病理指标。结果:随着TNM分期的发展,乳腺癌组织中细胞表达Fas受体细胞数、组织细胞凋亡率、浸润性T淋巴细胞计数显着下降,浸润性T淋巴细胞凋亡率上升;乳腺癌组织表达Fas受体细胞数和T细胞计数有显着的直线正相关性,和T细胞凋亡率有显着的直线负相关性。结论:乳腺癌组织中细胞表面Fas受体表达被抑制,并与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关系密切,提示Fas表达可作为判断乳腺癌恶性程度的生物学指标。
刘宏[2]2002年在《Fas、FasL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文中指出目的 探讨乳腺癌组织中Fas受体和配体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应用免疫组化的方法(SP法)，检测27例良性乳腺组织和54例恶性乳腺组织中Fas受体和配体的表达。通过图像分析对蛋白含量进行定量研究。所有标本用10％中性福尔马林液固定，石蜡包埋，连续切片，用已知阳性的非何杰金淋巴瘤切片作对照。结果乳腺癌组织中Fas与FasL的表达率分别为53.7％和72.2％，而良性乳腺组织中的Fas与FasL的表达率为88.8％和22.2％。在非特殊型浸润性乳腺癌中，FasL的表达与组织学分级、TNM分期、淋巴结转移、患者年龄有关。结论乳腺癌组织中Fas表达被抑制，而FasL的表达得到增强，并与病理组织学分级、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和患者年龄关系密切，提示FasL表达可作为判断乳腺癌恶性程度的生物学指标，为乳腺癌的病理研究、临床诊治和预后估计提供参考。
施勤[3]2003年在《共刺激分子CD40/CD40L和OX40/OX40L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生物学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TNF／TNFR超家族成员中的CD40／CD40L、OX40／OX40L分子因其在特异性免疫应答中的重要作用和与疾病的密切关系而备受瞩目，成为免疫学中的热点研究领域。本课题以乳腺癌为研究对象，探讨CD40、OX40、OX40L等相关分子在乳腺癌细胞上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并在体外以rhCD40L为激动剂研究CD40信号对乳腺癌细胞株生物学行为的影响，为临床的运用提供实验依据和理论基础；并对OX40L进行了基因克隆、表达和生物学特性研究，为研制具有自身知识产权的鼠抗人单克隆抗体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实验手段。一、CD40及相关分子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生物学意义本研究采用了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58例乳腺癌石蜡切片CD40分子的表达进行检测，发现正常乳腺组织不表达或弱表达CD40分子，而在乳腺癌细胞中均有一定程度的表达，阳性表达率分别为37.9％，与正常乳腺组织的表达有显着性差异(p＜0.01)。由于使用抗体的识别位点不同和检测的样本数量差异，使得CD40在石蜡切片(37.9％)和新鲜标本(50％)中的阳性表达率尽管不同，但都显示CD40的表达与局部淋巴结的转移有关；新鲜肿瘤标本中CD40的表达结果还显示CD40表达与瘤块大小、远处转移有关(p＜0.05)，与皮肤粘连无关(p＞0.05)；在已建株的乳腺癌细胞上CD40表达强阳性(＞90％)。上述结果均表明CD40分子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可能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其临床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组化结果还显示，58例乳腺癌有21例P53阳性表达(36.2％)，与乳腺癌肿瘤分化程度、瘤块大小有关(p＜0.05)，与局部淋巴结转移无关(p＞0.05)。VEGF分子在各种病理类型肿瘤中高表达(81％)，其表达与乳腺癌肿瘤瘤块大小有关(P<0.05)，与分化程度、局部淋巴结转移无关伽>0.05)，同时也与CD4O、P53分子表达无明显相关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乳腺癌中CD40与P53的表达存在一定的相关性(p<0.01，厂0.52)，提示两者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有密切的关系，两者的表达对于乳腺癌的临床评估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同时在进行以CD40分子为靶分子的生物治疗中要充分考虑到P53基因功能状态。二、CD40信号对乳腺癌细胞株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两株高表达CD40的乳腺癌细胞MDA一MB一231、MDA一MB一435细胞，经thCD40L激发后，其HLA一DR分子有不同程度的上调，肿瘤细胞自身高表达CD44和CD54可通过与各自相应配体结合，稳定细胞间接触，增强免疫原性和促进T细胞活化。同时，Rl’- PCR结果显示肿瘤上皮细胞经CD40激发后T细胞活化和趋化因子RANTES的转录水平上调，推测其编码的蛋白可能参与了对T细胞的趋化和活化。因此，肿瘤细胞CD40分子的激发可以促使机体产生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应答，通过粘附分子/共刺激分子上调，改善或纠正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免疫无能，可以认为这是CD4O信号作用于肿瘤细胞和扩大抗肿瘤效应的间接机制。 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rhCD40L影响MDA一MB一231、MDA一MB一35生长抑制和/或凋亡，同时thCD40L可提高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阿霉素、轻基喜树碱)和细胞因子(IFN一Y)的敏感性。在本实验中，单用thCD40L、化疗药物、IFN-Y仅导致肿瘤细胞的部分生长抑制，而thCD40L联合化疗药物或IFN一Y则导致更有效的肿瘤生长抑制。细胞周期的检测结果显示MDA一MB一435、MDA一MB一231分别在CD40激发后48、72hr进入Gl期阻滞，不同的细胞周期阻滞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推测与细胞生长周期或不同的细胞周期蛋白激酶有关。thCD40L对MDA一MB一231、MDA一MB一35的生长抑制随着thCD40L剂量的增加而增加，这种抑制作用不仅与细胞周期阻滞有关，还与细胞凋亡有关。Pl一A刀nexinV荧光标记方法的结果表明，MDA一MB一35、MDA一MB一231在CD40激发后48hr即出现不同程度的凋亡，MDA一MB一435比MDA一MB一231凋亡显着，这与MDA一MB一35、MDA一MB一231分别在CD40激发后48、72hr进入Gl期阻滞结果相一致，正是Gl期阻滞使得肿瘤细胞不能进入正常的细胞周期而发生细胞凋亡。在基因转录水平上，CD40分子激发使得MDA一MB一435、MDA一MB一231中B瓦习BCL一XL的比率提高。这与早先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亦即相对于单独BAX和BCL一XL，B瓦X/BCL一XL的比率与细胞的存活或凋亡更直接相关。CD40分子的激发或配基化可增强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和细胞因子的敏感性，这为在针对CD40分子靶向治疗肿瘤时，降低临床用药剂量，避免由于大量运用化疗药物而带来的毒副作用提供了实验依据。同时thCD40L分子与化疗药物、细胞因子的协同作.用也为降低rhCD40L的使用剂量避免rhCD40L对相应的全身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 MDA一MB一435细胞高表达CD95分子，CD40信号活化后，尽管没有检测到膜型TNF的改变，但CD120a(TNF甩)、CD95L表达增加，提示该细胞凋亡可能通过CD95(Fas)路径介导凋亡信号，从而引起B瓦X/BCL~XL的比率改变参与对肿瘤细胞生长抑制的调控。MDA一MB一231没有明显的细胞表型改变，我们推测与CD4O信号活化激发的TRAFs谱改变有关。这也表明尽管同属乳腺癌细胞，但不同的细胞对
毕晔[4]2007年在《原发性非家族性乳腺癌分子发病机制及临床病理因素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乳腺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探索非家族性乳腺癌的发病机制以及肿瘤免疫逃逸、机体免疫耐受间的关系对乳腺癌的深入研究十分重要。以往有关乳腺癌基因发病机制的研究多集中于家族性乳腺癌及其相关的BRCA1和BRCA2基因缺陷,但约90%的乳腺癌属于与其无关的非家族性乳腺癌,其基因发病机制研究较少。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用基因的变异并不能解释疾病发展的过程。机体自身免疫功能低下,肿瘤细胞通过特殊的通路逃逸免疫系统的监视亦是非常重要的因素。2002年,美国学者发现了一种新的乳腺癌抑制基因RhoBTB2 (rho-related BTB domain-containing 2 ,RhoBTB2),并推测其在大多数乳腺癌中表达缺失或处于失活状态[1],更重要的是,它是与非家族性乳腺癌相关的少数基因之一,可能成为乳腺癌的主要候选抑癌基因。有关RhoBTB2基因的研究国外刚刚起步,国内尚未开展。研究多数限于乳腺癌细胞系体外实验模型,对乳腺癌组织研究甚少。Fas也称Apo-l,CD95,属于TNF超家族的跨膜糖蛋白。Fas广泛分布于活化的T细胞、B细胞和单核细胞等免疫细胞表面,在免疫调节中具有重要意义。Fas系统与乳腺癌的关系在国内已有一定的研究,但多仅限于基础理论研究,尚无与患者临床病理因素及预后相关的分析,而且众多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CTLA-4 (cytotoxic T lymphocyte associated antigen-4,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蛋白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在激活的CD4+和CD8+T淋巴细胞及激活的B淋巴细胞表面表达。CTLA-4与T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移植排斥反应以及机体肿瘤、抗感染、抗过敏能力有关。有关CTLA-4信号传导的国内外研究多集中于自身免疫病,少见关于肿瘤方面的报道。本研究从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原发性非家族性乳腺癌发病及免疫逃逸分子机制的研究(Y2004C17)中选取子课题,将填补国内同类研究的空白。本课题的完成将探索乳腺癌发病及免疫逃逸的机制,为乳腺癌的基因及生物治疗提供新的靶位。材料与方法选取1999年1月～2004年5月山东省肿瘤医院乳腺病中心单个治疗组收治的女性首诊可手术的散发性乳腺癌患者60例,对照组为30例女性良性乳腺疾病患者。癌组织均于术中在原发灶取材,良性病变者选取病变旁正常乳腺组织,组织离体后迅速置于液氮中,并保存于-196℃备用。采用TRI Zol试剂,按试剂说明书提取总RNA,以提取的RNA为模板,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逆转录及PCR。PCR产物经1.5%琼脂糖凝胶电泳,Gel Dos1000凝胶图像分析仪分析扫描各条带,以各样本β-actin作为内参照,各目的基因条带与β-actin条带扫描所得灰度值的比值表示该基因的相对表达量。Fas以β-actin2作为内参照,CTLA-4及Rhobtb2以β-actin1作为内参照。使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 RhoBTB2基因乳腺癌组织中RhoBTB2基因表达显着低于正常乳腺组织中的表达,乳腺癌组织中Rhobtb2基因表达的相对定量均数分别为0.625±0.160,而正常腺体组织为0.843±0.218,P<0.01。RhoBTB2在浸润性导管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低于浸润性小叶癌中,表达均数为0.597±0.157和0.717±0.145,P<0.05。乳腺癌不同发病年龄、腋淋巴结状态、分期、ER、PR、HER2及生存时间组间比较,RhoBTB2表达的分布无明显差异。2. Fas乳腺癌组织中Fas表达显着高于正常乳腺组织中的表达,乳腺癌组织中Fas的相对定量均数分别为0.699±0.285,而正常腺体组织为0.502±0.178,P<0.01。Fas表达与腋淋巴结转移有关,有转移组Fas表达明显高于无转移组,分别为0.782±0.313和0.557±0.146,P<0.01。而无转移组与腋淋巴结转移<4个组及腋淋巴结转移≥4个组比较,Fas表达也有差异,均P<0.01。乳腺癌不同发病年龄、病理类型、分期、ER、PR、HER2及生存时间组间比较,Fas表达的分布无明显差异。3. CTLA-4乳腺癌组织中CTLA-4的基因表达显着高于正常乳腺组织中的表达,P<0.01。乳腺癌组织中CTLA-4表达的相对定量平均秩次为60.030,而正常腺体组织为16.430,P<0.01。Ⅱ期与Ⅲ期乳腺癌样本中,CTLA-4表达有显着性差异,其均数分别为0.978±0.330和1.134±0.240,P<0.05。乳腺癌不同发病年龄、病理类型、腋淋巴结状态、ER、PR、HER2及生存时间组间比较,CTLA-4表达的分布无明显差异。4. Fas、CTLA-4与RhoBTB2表达的相关性乳腺癌组中,叁者之间表达均无明显的相关性。在正常乳腺组中,Fas与CTLA-4表达有明显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为-0.591,P=0.001。CTLA-4与RhoBTB2表达有明显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为0.417,P=0.022。RhoBTB2与Fas表达间无明显的相关性。结论1.抑癌基因RhoBTB2可以作为一项新的特异性较强的乳腺癌肿瘤标志,在乳腺癌的早期诊断中发挥其作用,亦可以作为乳腺癌基因治疗的新靶点,为乳腺癌的生物靶向治疗开辟新的思路。2.本项研究提示并非所有肿瘤细胞都是通过细胞表面Fas表达的缺如或下调而逃避免疫监视的,这对传统的Fas/FasL途径引起的“自杀”学说提出了新的挑战。Fas检测对进一步阐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机制以及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3.乳腺癌中可能存在免疫耐受,从而使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监视。在肿瘤防治领域开发CTLA-4抗体及肿瘤疫苗中有广阔的发展空间。CTLA-4亦可以作为乳腺癌早期诊断及预后判断的肿瘤标志。4.RhoBTB2和Fas及CTLA-4的相关性研究为探索乳腺癌发生发展过程中机体免疫逃逸及免疫耐受的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王心明[5]2006年在《Fas/FasL系统在乳腺疾病中的作用以及sFas作为乳腺癌转移标志物的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肿瘤转移研究最重要的进展在于,首先,基本确定新生血管形成在原发肿瘤生长和肿瘤转移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其次,对于肿瘤与宿主以及肿瘤细胞与相临基质微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更为重视。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是一种重要的血管生成因子,它通过刺激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而促进肿瘤血管生成,在肿瘤的生长扩散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现已证实VEGF的表达与乳腺癌的侵袭和转移能力有关。在肿瘤和宿主方面,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是MMPs(基质金属蛋白酶),它的大量表达可以重新塑造微环境,和降解细胞外基质侵袭周围组织、降解血管基底膜,促成了肿瘤细胞进入血管,向远处转移。MMPs的活性形态可以被人体内部的TIMPs(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通过活性结合的方式而抑制。隐藏于肿瘤细胞基质及基底膜中的血管生成因子如VEGF是通过MMPs的蛋白水解而释放出来的。近几年来,已基于Fas/ FasL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分子生物学领域中重要进展之一,从对Fas/ FasL系统的分离、鉴定、表达及功能上的研究,发现Fas/ FasL系统在多种肿瘤免疫性疾病和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关系。sFas(可溶性sFas)是由MMPs水解Fas胞外区产生的可溶性细胞因子。肿瘤细胞在进入循环系统时产生和释放的sFas不仅可以诱导循环系统中激活的T细胞凋亡,使肿瘤细胞更易增殖并发生转移;同时它与现已明确的和转移相关的标志物及细胞因子密切相关,我们有理由相信sFas不但是肿瘤发生的早期信号而是参与了肿瘤发展转移的全过程。但国内外对其与转移的关系还鲜有报道。正是基于sFas与MMPs、VEGF这种关系的特殊性,我们才猜测:sFas在血清中在乳腺癌发展中浓度的变化,是否会反映肿瘤转移的情况?虽然现已确定的肿瘤标志物很多,但血液的标志物很少,且由于其自身的不完善,临床上尚未应用,如果可以通过大量病例,找到sFas
李玉兰, 高莉莉, 郑立红[6]2008年在《Fas和FasL在乳腺癌中表达及临床意义》文中提出目的:研究Fas蛋白(CD95/Apol21,Fas)、Fas配体(Fasligand,FasL)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并探讨其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化LSAB法检测50例乳腺癌组织Fas和FasL的表达。结果:Fas及FasL在乳腺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38和82。乳腺癌组织FasL的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正常组织(P<0.05),Fas明显低于正常组织(P<0.05)。Fas的表达与淋巴结转移有关(P<0.05)。结论:Fas及FasL的表达与乳腺癌的临床特征和预后有关。
戴小丽[7]2011年在《Fas、NF-κB和VEGF-C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中的表达及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Fas、NF-κB和VEGF-C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为患者预后评估探索实验依据。方法:本实验运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SP法,检测Fas、NF-κB和VEGF-C在59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17例乳腺导管内癌及20例正常乳腺组织中的表达,分析它们与乳腺癌临床病理因素、患者生存率的关系及叁者的相关性。结果:⑴Fas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乳腺导管内癌和正常乳腺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50.8%、64.7%、85.0%;NF-κB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乳腺导管内癌和正常乳腺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62.7%、41.2%、10.0%;VEGF-C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乳腺导管内癌和正常乳腺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71.2%、47.1%、0%。⑵Fas阳性表达率与肿瘤直径、组织学分级、临床病理分期、Her-2表达有相关性(P≤0.05),而与年龄、淋巴结转移、ER、PR表达无相关性;NF-κB阳性表达率与组织学分级、淋巴结转移有相关性(P<0.05),而与年龄、肿瘤直径、临床病理分期、ER、PR、Her-2表达无相关性;VEGF-C阳性表达率与乳腺癌淋巴结转移、临床病理分期、Her-2表达有相关性(P<0.05),而与年龄、肿瘤直径、组织学分级、ER、PR表达无相关性。⑶经Spearmen秩相关分析,乳腺癌中Fas的阳性表达与NF-κB阳性表达呈负相关(P<0.05,r<0); Fas的阳性表达和VEGF-C阳性表达呈负相关(P<0.05,r<0);NF-κB阳性表达与VEGF-C阳性表达呈正相关(P<0.05,r>0)。⑷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Fas、VEGF-C的阳性表达与阴性表达组患者的5年生存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F-κB的阳性表达与阴性表达组患者的5年生存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Fas与NF-κB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VEGF-C的阳性表达与乳腺癌淋巴结转移显着相关(P=0.014,<0.05),对预后的判断具参考作用。
郭卫东, 张惠洁, 崔晓梅, 李慧丽, 牛德森[8]2011年在《Survivin、HSP70和Fas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文中认为目的探讨人乳腺癌组织、癌旁正常乳腺组织中Survivin、HSP70和Fas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36例患者的乳腺癌组织及癌旁正常乳腺组织标本中Survivin、HSP70和Fas蛋白的表达情况。结果 Sur2vivin、HSP70和Fas在乳腺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83.3%、86.1%和52.8%,在癌旁组织中表达率分别为41.7%、63.9%和97.2%。Survivin、HSP70在乳腺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癌旁正常乳腺组织,而Fas在乳腺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明显低于癌旁正常乳腺组织。Survivin、HSP70和Fas的表达与年龄、病理类型、肿瘤直径、HER22无显着性差异(P>0.05);Survivin和HSP70的表达率在有淋巴结转移组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P<0.05),而Fas的表达率在有淋巴结转移组明显低于无淋巴结转移组(P<0.05);且Survivin在ER(-)/PR(-)组表达率高(P<0.05)。Survivin与Fas表达呈负相关(r=-0.423,P<0.05);Survivin与HSP70表达无明显相关性(r=0.251,P>0.05)。结论 Survivin、HSP70上调及Fas下调可能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孙建娜, 刘运江, 李胜水, 骆瑞珍, 许华[9]2012年在《Fas/FasL系统和IL-10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文中认为目的:研究Fas/FasL系统和IL-10在乳腺癌及乳腺增生症中的表达状况,并探讨叁者与乳腺癌的发生、癌细胞侵袭转移的关系及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对65例乳腺癌和20例良性增生症石蜡包埋切片中的Fas/FasL和IL-10进行检测。结果:Fas阳性表达率在乳腺癌组为41.54%,在乳腺增生症组为90.00%(P<0.05);在乳腺癌中有腋淋巴结转移组为25.71%,无腋淋巴结转移组为60.00%(P<0.05)。FasL阳性表达率在乳腺癌组为75.38%,乳腺增生症组为15.00%(P<0.05)。IL-10阳性表达率在乳腺癌组为58.46%,乳腺增生症组为10.00%(P<0.05)。在乳腺癌中有腋淋巴结转移组为71.43%,无腋淋巴结转移组为43.33%(P<0.05)。在乳腺癌组织中Fas与FasL的表达呈负相关,Fas与IL-10的表达无明显相关,FasL与IL-10的表达呈正相关。结论:Fas在乳腺癌中的阳性表达率明显低于乳腺增生症,FasL和IL-10在乳腺癌中的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乳腺增生症,Fas和IL-10的表达与腋淋巴结转移有一定的相关性。在乳腺癌组织中FasL和IL-10的表达之间存在相关性。
吕静[10]2010年在《膳食脂肪酸摄入、体内脂质代谢水平及其与乳腺癌发生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严重威胁着女性的生命与健康。据美国癌症协会报道,2007年世界范围内共有130万浸润性乳腺癌新发病例,并有46.5万妇女死于乳腺癌。在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乳腺癌发病率占女性恶性肿瘤首位。至2009年,仅美国地区就有19.2万浸润性乳腺癌新发病例,并有近4万妇女死于乳腺癌。我国以往属乳腺癌的低发区,然而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方式和膳食结构的改变,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率正以每年平均3%的速度递增,成为妇女死亡率增长最快的恶性肿瘤,同时乳腺癌的发病年龄也呈逐渐年轻化的趋势,给患者和社会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了降低乳腺癌的发病风险,国内、外学者对乳腺癌的发病机制以及早期诊断和预防的方法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大量的动物实验及人群研究表明乳腺癌是与膳食、营养因素,尤其是膳食脂肪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类肿瘤。然而,进一步研究发现饱和脂肪酸(SFA)、单不饱和脂肪酸(MUFA)和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对乳腺癌的发生与发展存在不同的效应,且不同n-6 PUFA与n-3 PUFA比例也会影响乳腺癌的发生。尽管全球范围内对膳食、营养与乳腺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由于各地膳食模式的差异、膳食成分的多样性和膳食摄入量估计的复杂性等方面的问题,膳食、脂肪酸与乳腺癌之间的关系还不完全清楚。随着脂质组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对脂肪酸功能、脂质代谢调控及其影响疾病发生的分子机制有了较深入的认识。研究认为不同膳食脂肪酸对乳腺癌的发生产生不同效应,可能与其改变机体组织的脂肪酸组成,继而影响体内脂质代谢水平和功能有关。脂肪酸合成酶(FAS)、环氧合酶-2 (COX-2)、5-脂氧合酶(5-LOX)和过氧化物酶增殖活化受体-γ(PPAR-γ)作为脂质代谢调控的关键基因,能影响乳腺细胞的增殖、分化或凋亡,并在肿瘤发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以往相关研究多局限于动物实验和体外肿瘤细胞实验,因此在人群水平上探讨脂质代谢基因表达与乳腺癌发生的相关性,同时结合我国居民膳食结构变迁的实际,全面评价不同脂肪酸摄入对体内脂质代谢水平以及乳腺癌发生的影响,对于深入揭示膳食脂肪酸以及脂质代谢调控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的分子机制,正确认识膳食脂肪的营养价值,指导人们从膳食途径预防乳腺癌具有积极的意义。基于以上分析,本课题围绕“膳食脂肪酸摄入、体内脂质代谢水平与乳腺癌发生”的关系开展研究。通过在重庆地区开展乳腺癌组和健康对照组的病例-对照研究,按统一标准共纳入乳腺癌新发病例458名,健康对照者789名,并按月经状态分成绝经前期和绝经后期,采用半定量食物频数表调查了各研究人群的膳食脂肪酸摄入情况,使用SPSS13.0软件比较各组脂肪酸摄入水平的差异并分析不同暴露水平与乳腺癌发生风险的相关性。同时,在此基础上选择65例乳腺癌患者手术切除的乳腺癌组织和癌旁乳腺组织,用RT-PCR法检测各组织中FAS、Cox-2、5-LOX及PPAR-γ的基因表达。旨在分析脂质代谢基因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并为不同膳食脂肪酸影响乳腺癌发生中的分子机制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果:一、膳食脂肪酸摄入与乳腺癌发生的相关性乳腺癌组和健康对照组的SFA及n-3 PUFA的摄入水平在绝经前、后均无明显差异(P>0.05)。但是,绝经前、后期乳腺癌组MUFA(主要为C18:1)摄入显着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而膳食n-6 PUFA(主要为C18:2)摄入和n-6/n-3比值则显着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进一步分析发现,膳食MUFA及C18:1摄入水平与乳腺癌发生呈显着负相关,而n-6 PUFA摄入水平及膳食n-6/n-3比与乳腺癌的发生呈显着正相关。二、脂质代谢基因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与膳食脂肪酸摄入的相关性1、脂质代谢基因在乳腺癌中的表达:与癌旁正常乳腺组织相比较,乳腺癌组织中FAS、5-LOX mRNA的表达非常显着地升高(P<0.01),同时乳腺癌组织中Cox-2基因的表达显着地高于癌旁组织(P<0.05),PPAR-γ的表达在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2、乳腺癌组织中的FAS表达与膳食C16:0摄入水平呈显着负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为-0.376),而与C18:0摄入水平呈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74)。同时,Cox-2基因表达与膳食C18:0及C18:2摄入水平呈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18和0.261),而5-LOX表达与膳食C18:2及C18:4摄入水平亦呈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195和0.227)。本研究未见PPAR-γ表达与膳食脂肪酸摄入的相关性(P>0.05)。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在重庆地区开展乳腺癌的病例-对照研究,重点分析了膳食脂肪酸摄入对乳腺癌发生的影响,同时分析了脂质代谢基因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并探讨了不同膳食脂肪酸通过调节脂质代谢水平影响乳腺癌发生的可能机制。研究发现,膳食MUFA的摄入能降低乳腺癌的发生风险,而n-6 PUFA摄入水平及膳食n-6/n-3比升高能增加乳腺癌的风险。同时,FAS、Cox-2及5-LOX基因的表达升高可增加乳腺癌的发生风险,且其表达水平与膳食脂肪酸密切相关。以上结果提示,在合理控制总脂肪、总SFA的基础上,适当降低n-6 PUFA的摄入而保证n-3 PUFA、MUFA的摄入,有助于预防乳腺癌的发生。此外,不同来源的膳食脂肪酸可通过调控体内脂质代谢基因的表达水平从而对乳腺癌发生起着不同的效应。
参考文献：
[1]. Fas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J]. 续慧民, 朱蓓, 郝斌, 曹文东, 杨涛. 临床医药实践.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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