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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4)01－0005－05
随着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落幕，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有关改革争议应当告一段落。这场改革的争议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再一次转型话题而展开的。而且，这场争议因为新的一届政治领导层提出了实现中国梦，打造经济升级版等主张而得到了更加强烈的刺激。争论的焦点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对关系是目前的热议话题。不过，长期关注这对关系研究的人们都清楚，所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计划理性与市场理性的关系、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就一直流行着计划理性与市场理性的对立看法。计划理性与市场理性是更为严谨的表述，本文主张使用这对范畴来讨论问题。
一、两种对立的理念交锋
信奉市场理性的观点认为，迄今为止在配置资源的方式上，市场是最有效的，因为经济生活中的个人基于自利动机去参与相互作用的交易过程，会自觉主动地、合理而有效地使用各种要素资源，在主观上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在客观上增进整体利益。为此，市场经济发展成了三个核心观念：个体利益至上、私有产权、自发形成的价格导致市场均衡。随之形成的其他派生特征包括：生产要素资源必须自由流动起来；要有一整套程序来消除妨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因素；人们要敬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即使存在，对市场干预也应当越少越好。相反，信奉计划理性的观点则认为，人是社会性动物，不是孤岛之中鲁宾逊式的人物，社会是人类交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个人固然有自身利益，但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不可等量齐观。理性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既不可能也不利于整体利益最大化，甚或伤害整体利益。因此，为着整体利益，不能放任无形之手去调节生产要素资源。同时，计划理性还认为，人类有充分认知经济规律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对市场的失灵可以通过政府干预予以预防与消除。因此，只有建立强大的经济组织对生产要素进行精心配置，甚至取代市场，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市场运行的盲目性和周期性。
事实上，人类是思考性动物，这两种对立思想观念于古今中外，挥之不去，始终存在。如果把市场理性与计划理性看作是一条观念光谱的话，在朝向市场理性一端，可以看到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和中国老子等思想家的影子；在朝向计划理性的一端，可以看到马克思、凯恩斯、斯大林和中国孔子等思想家的影子。各个思想家在各自朝向的光谱系中占据不同的位置，既有相同性，也有相异性，但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差异多不是实质性的，而是数量程度上的。
这两种对立的看法时隐时现，每当经济处于转折口时，这种对立的主张都会浮现。但是，持续不断的市场失灵以及引发的危机，表明了市场理性具有内在的缺陷。而同样也因为政府失灵现象的出现，导致对计划理性的怀疑和动摇。今天在中国，在具体到如何改革，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更为现实可行的观念是实事求是的观念，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的观念。所幸的是，中国35年的改革开放正是抛弃了极端思维模式，实事求是地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建立起一种综合性和平衡性理性，在市场与计划之间寻求平衡，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诚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1]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由35年前濒临崩溃的边缘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中国市场充满勃勃生机，市场机制发挥了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中国的企业，无论是新型的国有企业还是新兴的民营企业，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继续保持着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多次消除了潜在的经济危机。而这些潜在的危机如果是在其他国家存在的话，就早已爆发了。因此，35年后，在人们承认了中国经济奇迹出现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应总结创造这种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方式或曰模式。
二、中国式市场经济的早期版本
35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在人类经济史长河中依然是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35年当中，依然可以追寻中国人集体创造的这种市场经济版本的成型轨迹。
第一个版本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开创性意义，它确定了以前从苏联引进的计划经济版本存在制度缺陷，需要改革。然而，在这期间更多的是探索、试验与争议，人们对升级版本或替代版本有多种思路和说法，并没有成型。但共识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渐渐达成，就是抛弃极端的计划理性思路，引入市场理性观念来激发经济活力。在当时这种版本名称还比较模糊，换了多个说法，如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直到提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市场取向明确的版本，都属于中国式市场经济的试验版，而不是正式版。但它的意义在于通过试验和总结，为中国初步找到适合国情的市场经济版本作出了贡献。
第二个版本的形成是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这期间，有两个正式文件值得关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两个决定阐述的是一个核心命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0版本的内核是什么。当时聚焦三个内核：建立市场体系、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市场体系是基础，因为没有完备的各种市场，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因此，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初还肩负建立市场和组织市场的职能，中国的绝大多数市场一开始就不是完全自发形成的。有了市场，有了各种市场体系，没有政府干预不行。然而在过去，政府干预的基本形式是计划管理。于是，随着计划经济运行机制逐步被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所取代，政府干预基本形式也必须变为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的对象是市场中的企业，这种企业不是过去依附于政府行政机构之下的老式企业，而是符合市场运行规则的企业，包括国企、民企和外企。于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市场经济版本中的核心。其中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而言的：原来计划经济运行条件下的国营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改造为现代企业，建立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公司制。
对这个1.0版本的成型和运行，笔者曾经运用现代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作过讨论。[2][3][4][5]从学理角度看，中国第一个市场经济版本属于开发型国家模式。它源起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日韩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也号称东亚模式。这个模式有四个特征：政治与行政相对独立，操控经济的权力集中在行政当局；政府是经济的领航员；政府制定发展计划和实施产业政策调控市场；政府与大企业合作，共同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事实上，开发型国家模式创造了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奇迹，也可以说是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如今，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也再次证明开发型国家模式的有效性。但是，由于开发型国家模式显示出较强烈的计划理性色彩，因此，在市场理性观念看来，这是政府主导型模式，与英美的市场导向型或规制型国家模式相比有更多缺陷，如政府官员腐败、市场扭曲、裙带关系，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和不利于创新等等。对此，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学术界对开发型模式多有批判，鲜有肯定。日本和韩国也开始进行结构改革，以期将开发型模式转变到符合英美样式的规制型模式上来。
笔者把这个中国式市场经济1.0版本也归入到开发型模式，因为它基本符合开发型模式的特征与要素。然而，这个模式的缺陷也在20年的运行之中渐渐显露出来，比如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密切合作也衍生出官商勾结控制市场的垄断行为，官员的严重腐败问题，政府干预市场行为频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是牺牲环境等；由于民主是自上而下实施的有限民主，因此，社会参与度较低等。因此，中国社会对进一步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开启了新一轮的改革。然而，这个新一轮的改革究竟是如日韩那样放弃开发型模式转向英美样式的规制型模式，还是沿着中国自己的发展路径，使原来的版本升级？简言之，是改版，还是升级？
三、中国式市场经济2.0版的内核
从技术角度看，改版与升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以计算机操作系统为例，目前平行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微软公司产品使用Windows版本系统和苹果公司产品使用Macintosh版本系统。最初微软公司使用DOS操作系统，虽不断升级，但与后来者苹果公司开发的界面操作系统相比，便利程度和亲和力都不如。此后微软公司倾力打造，DOS系统改版为界面友好的视窗操作系统。如今两个版本各具竞争优势，并各自按照支持系统不断升级。升级过程遵循路径依赖原则：先是打补丁程序弥补版本的不足；当补丁程序积累到一定程度使得老版容纳不了时，就要全面升级为新的版本。升级版，首先意味着这个版本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其次意味着路径依赖性升级，它的最基本内核基本不变；再次，每一次的升级都与计算机硬件技术的改进与采用密切相关；最后，升级版能够更好地维护内核，不至于使得系统在遭到病毒程序攻击时崩溃。
社会经济系统的升级与计算机系统的升级其实是相似的。《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1999年用计算机操作系统DOS版本来比喻不同的社会经济，用软件和操作系统构成一个国家的版本，认为世界趋势即是由全球化早期版本向更高版本发展。[6]
中国自1949年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日起，无论怎么折腾怎么变，甚至发生像“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样全局性变化的事件，发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基本运行方式转变的事情，其基本内核都不能有根本的改变，变了就会遭到系统性崩溃。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踢开党委闹革命，导致政治全局失控；解散全国计划中枢导致国民经济运行瘫痪。现实的经验教训是惨痛而深刻的。所以，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头脑清醒的改革家都懂得保护好社会经济系统基本内核的重要性，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不走回头路，要向上升级，但不走邪路，不是要换掉内核，不是要改旗易帜。理解了这个道理，就在根本上理解了中国式市场经济升级问题。
然而，在此前热议中国经济该如何升级的时候，计划理性与市场理性的理念交锋又开始若隐若现。极端理念的顽固性何其顽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有30年之久，是从计划理性开始的，保留计划理性的色彩要强烈一些，因而多向国人灌输一些市场理性的观念也是需要的。但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各种极端的声音甚嚣尘上，把本来是升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版本的事情当作是改版的事情。尤其是市场理性集体发声，里应外合，以致人们一度担心中国的新一轮改革会不会是一次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当《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决议》全文公布之后，可以说，几家欢乐几家愁，坚持计划理性的人们自然有所失落，但坚持市场理性的人们可能失望更多一些，因为《决议》并没有实行宪政的规划，也没有全面实行私有制的任何打算，而是强调要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等等。显然，中国的改革已经是在成熟理论与实践经验丰富的基础上展开的，极端思想难以撼动改革路线。对于市场经济不应当存有任何所谓理想模式幻觉，同样对政府能够体现完美的计划理性也不能期望过高。中国2.0版本的市场经济要改进的还是如何完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我们已经构建起了中国式市场经济1.0版本，现在开始升级为2.0版本。那么两者之间有何异同？最初在1.0版本中核心任务有三个：建立市场体系、建立宏观调控、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这些都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涉及的任务。以后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决议中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使命。这时的版本实际上已经升级到1.5级版。而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进一步重申了市场体系、宏观调控完善、完善现代公司制度等内容，似乎要构建的还是1.0版本的内核，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但实际上，在1.0版本中已经解决了的任务，就没有必要再在2.0版本中作为重点问题来解决了。2.0版本除了要继续完善1.0版本的任务外，更需要聚焦在政府职能尤其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处理好市场竞争与垄断关系问题，发挥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上来。
四、政府经济职能与宏观调控
政府拥有必要的宏观调控能力被证明是中国经济成功经验之一，但是这个宏观调控权限集中到何种程度，集中在哪些方面，集中到哪个层次，过去20年有多种实践，也引来不少争议。但是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如果政府的经济职能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不在制度层面界定清晰的话，政府宏观调控的自由裁量权就可能广泛延展。过去中央政府为了应对外部经济危机对内部经济的冲击，为了解决产业结构失衡问题，频繁地使用各种调控措施，而地方政府为了配合中央政府行动，以及为了发展壮大地方经济，更是积极主动干预经济，由此也产生出一些负面效果，如干预过多、过急、过细等。近年来，房地产调控目标屡屡落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高筑、银行资金向虚拟经济流动，而急需资金的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则资金注入不足，这些皆与政府职能尤其是地方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不适应有关系。同时，每当遇到经济问题，政府就主动出手，干预过细，而不给市场一定的反应和适应空间。这种把政府应对问题的能力想象得过于强大，也显示出计划理性逻辑还在社会上有所留存。
毫无疑问，政府负有经济职能，但主要的经济职能应当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地方政府主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这样才能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真正主角参与市场活动提供自由环境，为实实在在地解决民生问题创造前提。如果说经济建设的任务主要由企业承担，经济调控职责主要由中央政府履行，那么社会建设职能就主要应由地方政府履行。过去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形成上下级政府都在抓经济建设的局面，并因为区域性经济差距较大而强调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那么今天当中国经济已达到一定实力，区域间经济差距随着全国大市场的形成在缩小时，应当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管理职能作相应调整。地方政府因为面对基层民众，更了解民众需求而更易在社会建设上有所作为。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央与地方各自政府职能的积极性，建立更加合理的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就是顺理成章的改革任务了。
五、垄断与国有企业
20年之后随着企业做大做强，市场失灵中的一个固有缺陷——垄断现象开始呈现。许多人把垄断当作是绝对坏的东西一概反之，并且把国有企业统统视作垄断企业，非得要再来一次非国有化运动不可。尽管依据事实，所谓“国进民退”现象并不存在，[7]但是，争议一直难以平息。的确，垄断作为竞争的对立物，是有碍于公平自由的竞争理念的。但是垄断的出现，是竞争的伴随物，是竞争的结果，因此从根本上讲是消除不了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垄断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和资源配置的高效性。因此，需要理性看待垄断，合理限制垄断。基本的原则是：保留并监管自然性垄断，防止经济性垄断滥权，消除行政性垄断。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对垄断问题的解决有了合理的思路。
进一步说，认为社会主义与国有不国有没有必然联系，主张将国企私有化更是一种错误主张。追踪这些主张的根源，绝大部分来自市场理性方面。按照市场理性逻辑，搞市场经济一定要明确产权，而这个产权只能是分清你我的个人私权，而不是体现整体利益的公权。因此，根据这个私权性质的产权逻辑，具有公权性质的国企根本就无法与市场经济兼容。然而，看看国企过去30多年的改革历程就不得不承认，经过脱胎换骨之后的国企已不再是当年的国企，新型国企迅速崛起并富有竞争力，已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因素之一。没有新型国企，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国有企业在其他市场经济中也取得了成功，而不止是在中国。因此，此次三中全会决议不仅继续强调了国有企业的重要性，而且第一次指出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是相容的。这个论断看似平常，实际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突破了市场经济等于私有经济的观念束缚，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经济，无论私有经济或公有经济，都可以借助市场运行机制而存在、发展和壮大。
当然，目前的国企产业布局还有问题，国企治理机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国企高管的腐败案子显示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治理方式加大国企的监督。国家对待国企高管腐败行为的态度与对待政府高官腐败行为的态度是一样的，不姑息，一查到底。同样，也不能因为有国企高管腐败问题的存在，就去怀疑国企本身的正当性，就得出去国有化的推论。国企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实践验证的，反垄断不等于反国企，反国企腐败不等于去国有化。现在垄断与竞争的矛盾关系处理比较集中在国企方面，但是随着经济体日益壮大，今后在民企方面也会出现垄断与竞争的矛盾关系。因此，建立起有效而又合理的防垄断行为机制才是值得关注的。
六、社会理性与社会组织
市场是由各种企业和消费者组成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消费者的关系。但是，除了政府与市场关系之外，还有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还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其二，经济生活之外还有与非经济生活或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构建合理的市场经济不能忽略了社会。因此最近30年来，国外开始重视如何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一种社会理性的理念开始形成，并形成平衡市场理性和计划理性的第三种理性。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便是这种理念的大力提倡者。[8]所谓社会理性，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是指处理资源配置的主体可以从政府或市场转移给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是一种合作性质的利益自愿共同体，通过社会组织配置资源更具公平性，社会组织追求的不是单方利益实现而是多方利益妥协与实现。
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各种社会组织在参与协调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消费者关系中有特殊的正面功效。今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整，需要更加积极地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社会组织可以替代一些政府经济职能，也可以解决企业或消费者内部出现的问题。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也表明打破了仅仅只有市场理性和计划理性的二元思维逻辑，引入了社会理性这个第三方逻辑。实际上过去多年我们也积累了社会组织参与国民经济管理的经验，但是改革过程中往往重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忽略市场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给社会组织发展的足够空间，现有的社会组织大多在配置资源方面扮演跑龙套的角色。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决议中，首次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的内容。这可以看作是对1993年开始的市场经济1.0版本的一个补丁程序改进，因而笔者把这个版本看作是中国式市场经济1.5版本。
在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国市场经济全面升级版中，有关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的内容有了更加丰富的阐述。比如，提出把部分政府职能转交给社会组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以及公共管理。降低社会组织进入市场的门槛，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处理相关利益矛盾、市场监管中的作用等等。然而，要把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下放给社会，就需要继续大力发展合格的社会组织，要拿出勇气投入像发展民营企业一样的力度来开发社会组织的功能。为此，改革就不只限于经济领域了，势必要把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牵涉进来。中国式市场经济2.0版本将名副其实地成为全面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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