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与祖国大陆之民族区域自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祖国大陆论文,平等论文,民族论文,思想论文,民族区域自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在研究孙中山先生的民族平等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之间的相互影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充分肯定了中山先生民族纲领和主张的历史价值及进步意义，认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宗旨和遗愿。对于民族区域自治，本文分析了它形成的历史过程，并从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国家机关的共同性与特殊性、自治权与自主权三个方面的正确结合上，论述了它的特点及优越性。
中国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国内民族关系是长期以来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各民族发展和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孙中山先生在其毕生的革命活动中，始终坚持以民族平等作为观察和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一系列纲领和主张。中山先生的民族平等思想体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潮流和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总趋势，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和现实意义。它同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纲领和主张，及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基本制度，有着相互的影响和历史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是研究民族发展和民族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本文对此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各位学者。
（一）
孙中山先生在他提出的民族主义纲领和主张中，突出地强调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这完全符合中国国内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和现实状况，从而为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提供了依据。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种统一的局面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不仅人口众多的汉族在国家统一的历史业绩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他曾经一度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同样作出了贡献，即使是地处边疆的某些少数民族所建立过的地方性割据政权，也为局部地区的统一从而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虽然我国历史上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割据状态，但是，国家的统一始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面貌。国家的统一，对促进各民族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增强各民族间的联系和交往，起到了历史的进步作用。各民族在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历史中，加强了政治上的联系和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国的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也有其显著特点。由于长期历史形成的原因，汉族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4%，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其他50多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少，仅占全国总人口的6%，但居住地区辽阔，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0%，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我国各民族在统一的国家内频繁迁徙，交错而居，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彼此联系密切、互相依存的局面。所有这些，与其他国家，比如俄国那样，许多民族直到近代才被强制兼并到一个国家版图内，相互对立，缺乏联系的情况迥然不同。
中国历史上尽管长期存在民族压迫制度，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从来不是一种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各民族共同遭受帝国主义及清王朝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帝制，但实际上汉族统治者仍居于统治地位，少数民族无权享受民族平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共同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有着共同的遭遇和命运，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凝结成了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具有强大内聚力的伟大民族之一。
长期的历史发展，为我国各民族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平等团结创造了条件；近代的反帝斗争，又为我国各民族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互相合作奠定了基础。我国各民族间这种只能合、不能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的密切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在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必须以此作为基本出发点。
（二）
怎样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中山先生提出过他的纲领和主张。由这些纲领和主张构成的中山先生的民族平等思想的基本内容，集中体现在他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中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上。1924年1月，中山先生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宣言”中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于民族主义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宣言”中作了全面、确切的概括：“辛亥之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强帝国主义，复从而包围之。故当时民族主义之运动，其作用在脱离满洲之宰制政策与列强之瓜分政策。”[1]在这里，中山先生明确反对一个民族“宰制于上”，主张各民族之间建立平等关系，任何民族既不得享有特权，也不应受到排斥。早在领导同盟会进行“反满”斗争时，中山先生就已指出：“我们并不是恨满人，是恨害汉人的满人”，并把认为“民族革命是要灭尽满洲民族”的主张视为“大错”[2]。在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山先生即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准则，主张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他强调中国境内诸民族应在“政治上有发言之权”[3]，共同“立于平等地位”[4]。
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因此，“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5]中山先生承认“民族自决”，取代了过去以汉族为主体“同化”、“融合”少数民族的主张，但并不赞成西方的联邦制。他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美国独立之后为什么要联邦呢？主要因为那十三邦向来完全分裂，不相统属”，而“现在条件下的中国，联邦制将起离心的作用，它最终只能导致我国分裂成许多小国家。”[6]对于如何实现民族自决，虽没有作出进一步的阐发，但他关于祖国统一、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自决的思想和政治纲领，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中山先生受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影响。
中共登上政治舞台一开始就主张，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实现民族自决。对于国内民族问题，一方面承认我国除汉族而外，还有其他众多的少数民族存在，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另一方面则主张国内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联合、团结。但是，如何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团结、联合，中共曾经提出过各种设想和主张，盲目地照搬过外国经验，把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用来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主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7]。以后，中共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不适合我国国情，用来解决我国国内民族问题，不但不能促进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反而会削弱、隔断我国各族人民互相依存、友好互助的历史传统；不但不能起到动员和团结各族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的作用，反而有利于帝国主义在“自决”、“独立”的幌子下，对我国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特别是内蒙、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很有可能像“满洲国”那样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此，逐步摒弃了这种主张，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虽然仍肯定“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但已经提出了国内少数民族可以“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这应该是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萌芽。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应该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使“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41年，民族区域自治首次以法律形式载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8]1947年，建立了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为以后推广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经验和范例。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把民族区域自治规定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制度。1952年，《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颁布，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陆续建立。1954年的《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作了比较全面、具体的规定，使它通过立法程序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得到反映。1982年的《宪法》总结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了更为完善和具体的规定。1984年10月，根据《宪法》的原则和规定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化、法律化，奠定了基础。
（三）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9]。这表明中山先生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及其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张趋于一致，并为中共所认同和接受。但是，中共根据对我国国情和民族关系特点的认识，并不拘守早期曾提出过的“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主张，而是在实践中逐步确立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山先生关于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10]的宗旨和遗愿。
民族区域自治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和制度。它在坚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基础上，为正确处理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自治权与自主权、国家政权机关的共同性与特殊性等各方面的关系，提供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体制，因而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巨大的优越性，有利于民族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
（一）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这种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地方自治体制，不同于其他国家一般的地方自治或联邦制度下的民族自治。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建制上，它是根据少数民族聚居的特点和民族关系、经济发展等条件，参酌历史情况；并从有利于保障民族平等权利和实现民族团结合作、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出发，来划分自治地方的区域范围和确定自治地方的行政地位的。因此，它能够把分别聚居在国内不同地区的一个民族的人口在当地实行自治，或者把同一地区聚居的其他少数民族相应地实行自治。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建制大体有三种类型：即以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为基础单独建立的自治地方，如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地方，又包括一个或几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的自治地方，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又包括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自治州；以两个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联合的自治地方，如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此外，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也分别建立不同级别的自治地方，如藏族除在西藏建立自治区外，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又建立了若干自治州、自治县；回族、蒙古族等也都有类似情况。无论是那一种类型的民族自治地方，都有不少汉族居民，有的民族自治地方，如内蒙古自治区，汉族人口还占多数。这是历史形成的实际状况，说明我国民族分布的复杂性和实行区域自治的必要性。
迄至目前，我们已经建立民族自治地方159个，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4个自治县，此外，还有1700多个民族乡。这些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总面积占大陆总面积的64.3%；总人口为1亿2千多万，占大陆总人口的14%多，其中各少数民族人口为5千多万，占少数民族人口的75%。民族自治地方的普遍建立，标志着我国大陆民族区域自治的建制任务基本完成。这就使祖国大陆境内从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到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从大聚居的少数民族到小聚居的乃至交错杂居的少数民族，都建立了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充分体现了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实践证明，把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结合起来，既能保障各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又能保障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独立，有效地抵御外来的侵略和颠覆。
（二）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共同性与特殊性的正确结合。各少数民族是在统一的祖国领土上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统一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行政区域；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即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一级地方政权，这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和其它地方政权机关的共同性。但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既是一般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又是实行区域自治的自治机关；自治机关既行使同级一般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职权，同时又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自治权；在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体制上，实行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民族乡四级建制，不同于一般行政区的省、县、乡（镇）三级建制。这又是它的特殊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体现的这种共同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有利于正确处理民族自治地方同国家的关系：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并以此作为团结各民族人民的政治基础，保证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国家总的方针政策在本地方的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又要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行使自治权，照顾各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使自治机关有大于一般地方的自主权，成为名符其实的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的地方政权机关。
在改革开放和各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充分发挥自治机关的两重性，才能使它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促进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繁荣发展。我国大陆现阶段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汉族地区相比，一般比较落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并已成为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在国家的支持和汉族人民的帮助下，依靠少数民族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自治地方的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帮助他们“学会用自己的脚走路”，逐步实现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如果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不具有两重性，而只有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就不可能充分照顾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和需要，在政治上保障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在经济上文化上加强各民族的互助、合作；在民族自治地方和其他地方之间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和协作，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虽然具有特殊性，但它显然不是祖国大陆境内另外的一种政治制度，而是把祖国大陆政治制度包含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使它既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又能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发挥他们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主动性、积极性。
（三）民族区域自治是自治权和自主权的正确结合。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少数民族自治权和自主权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有利于在建设中充分照顾多种多样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有利于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因此，它不同于历史上以及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和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自主权和自治权，更与那种违背国家统一和独立的“民族主权”、“独立自治”等有着本质的区别。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证明，自治权和自主权是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权利的紧密相连的两个重要方面：自治权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民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应享有的立法和管理方面的权利；自主权则是由我国国家性质决定的、少数民族人民在国家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力主体地位。因此，只有实现自治权，才能保障自主权；也只有掌握了自主权，才能更好地行使自治权，否则民族区域自治就会流于形式。
《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总结了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和自主权作了明确的规定。在自治机关的组成上，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实行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负责制，做到职、权、责三方面的统一。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主要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代表和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代表组成，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也得到适当照顾，保证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参加。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也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干部担任，但并不排斥汉族干部。这样，有效地改变了过去对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重视不够的现象，使少数民族人民对自己的自治机关熟悉和亲近，有利于加强自治机关同当地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的自主权。
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宪法》赋予各民族自治地方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权、财政管理权、经济管理权、文化教育管理权、组织公安部队权、行使职权时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权等六个方面的自治权。此外，自治机关有权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障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需要，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有了进一步扩大，根据本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可以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合理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自主管理和安排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可以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开辟对外口岸和边境贸易；可以自主地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和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化事业，发展科技、体育、卫生等事业。这些规定体现了各民族自治地方自主管理本地方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建设事业和各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了国家共同利益和少数民族特殊利益的正确结合，对于坚持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搞活经济，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促进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十多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在实行过程中虽然经历过一些曲折，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践证明，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内，只有民族区域自治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政策和制度。在改革开放形势下，继续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对于认真地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制，进一步调动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继续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必然会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注释：
[1]《孙中山选集》，下卷，525页。
[2]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载《太平杂志》第1卷，1期。
[3]《总理遗教》，《谈话》，29页。
[4]《总理遗教》，《演讲》，467页。
[5]《孙中山选集》，下卷，526页。
[6]《总理讲演录》，《中山全书》，第3册。
[7]《中国共产党历史参考资料》（一），120页。
[8]《陕甘宁边区重要政策法令汇编》，3页。
[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084～1085页。
[10]《总理全集》，第2集，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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