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贡献论文,近代化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从思想启蒙、政治改革、文化革新三个方面就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作出新的评价：作为启蒙思想家，他影响及于几代人；作为杰出学者，他做了广泛的开拓性工作；作为长期致力于改革事业的政治活动家，他一生追求立宪政治，从戊戌维新、立宪运动到反帝制复辟，为谋求中国政治近代化作了艰苦努力。
关键词 梁启超 启蒙 宪政 文化革新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坚持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并长期致力于改革事业的重要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个领袖群伦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学者。在中国逐步走向近代化的里程中，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抛开了梁启超及其所从事的事业，一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将会变得不可思议。然而，由于梁氏坚持改良的政治立场和言论的复杂多变，人们对他的历史贡献往往估计不足。本文拟从思想启蒙、政治改革、文化革新三个方面评述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思想启蒙
追求西学，传播西学，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并以新知识、新观念、新理论、新思想进行卓有成效的启蒙工作，影响及于几代人。这是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巨大贡献。
梁启超自幼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十二岁成秀才，十七岁中举人，最初走的也是科举入仕之途。然而，梁启超毕竟生长在一个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的时代。当他十八岁进京会试下第道经上海时，读到了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懂得世界上除了训诂词章，还存在着五大洲、四大洋，还有一个无限丰富的知识宝库，于是燃起了追求新知识的强烈欲望，甚至不惜以举人之身反拜追求西学、布衣上书的秀才康有为为师。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他治今文经学、并初步接触了有关西方世界的知识。后到京沪等地，结识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维新志士陈炽、夏曾佑、谭嗣同、汪康年、黄遵宪、马建忠、马相伯、容闳等人，互相间时常切磋学问，研讨西学。那时梁、谭、夏一班青年士子狂热地追求西学、追求新知，凡是有关西方的知识和书籍，什么都读。到1896年梁启超出版《西学书目表》一书时，介绍自洋务运动以来翻译出版的西书即有三百多种。他除了在《时务报》上大力宣传西学外，还联合同志集股创办大同译书局，编辑《西政丛书》凡32种，成为当时中西学问都居全国第一流的青年知识分子。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译出的所谓西书偏重于兵政工艺，而政治经济理论几无一书。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的那样，他们这批足不出国门、目不识洋文的所谓“西学家”，当时只知道西方好，要向西方学习，但究竟要学什么，却不甚了了。想多读西书，又患无书可读，只能拿传教士的译书当宝贝，以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之义论时事。
亡命日本之后，梁启超找到了一个昔日在国内不可能找到的西学宝库。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广求知识于环宇，翻译西书不下数千种，尤详于政治经济等智民强国的“本原之学”，使他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于是，他借助于日文，广泛涉猎，“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光，枯腹得酒”。[①]由于西学大进，梁启超“脑质为之改易”[②]，放弃今文经学，笃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开始以资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杂志，继续以往开启民智的崇高事业，比戊戌前更广泛更深入地从事思想启蒙工作。
《清议报》发刊时梁启超即将“增长支那人的学识”作为宗旨之一，务衍东西诸硕学之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衍哲理”成了该报的重要特色。《新民丛报》更以采合中西道德、广罗政学理论作为“维新吾民”、进而“维新吾国”的手段，从创刊之日起即十分注重传播西学。1902年《丛报》刊行24号，在全部篇目中属于评介西学的占53%。其中属梁启超个人撰述的有《新学说》、《新民议》、《近世文明初租二大家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政治学学理摭言》、《格致学沿革考略》、《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新罗马传奇》、《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斯巴达小志》等20多篇。就知识范围论，政治、经济、哲学、法律、历史、地理、教育、文化以及自然科学，无所不包；就起迄时间说，上下几千年；从涉及人物看，不下百十人。这些广泛评介西学的著作全部出自梁氏一人之手，又大都发表于一年之中，实属罕见。
在大力传播西学的同时，梁启超还运用他那常带感情之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阴谋，抨击君主专制政术及其所造成的国民奴隶根性，批判封建纲常，彭吹自由、民权、自治、自尊、独立、合群、进取、冒险等等。那时正是梁启超思想最活跃、言论最发皇的时期，“每日属文以五千言为率”。[③]他的文章生动活泼，雅俗共赏，对于读者确实别具魔力。
梁启超的启蒙宣传适应了客观形势的需要，受到广泛的欢迎，清廷虽严禁不能遏。1902年底，有人写信告诉他：“公所草《新民说》，若权利，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合群，皆吾腹中之所欲言，舌底笔下之所不能言，其精思伟论，吾敢宣布于众曰：贾、董无此识，韩、苏无此文也。”“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唯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嗟乎，我公努力努力，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东西文明大国国民民权之说，输入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④]这种情况表明，梁启超无愧于领袖群伦的言论骄子。诚如亲身感受其影响的郭沫若所说：那时梁“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青年学子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⑤]
二、政治改革
兴民权，行宪政，在现行“国体”下谋求“政体”的改良，是梁启超一贯的政治主张，戊戌维新、立宪运动、反帝制复辟是梁启超为实现其政治主张的三次重大实践，也是梁启超为谋求中国政治的近代化所作出的艰苦努力。
梁启超作为一个政治家是戊戌维新运动开始崭露头角的。1895年春梁启超入京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愤激不已，于是奔走呼号，联络广东举人与湖南举人一起率先上书都察院，力言不可割让台湾。在他们的影响下，各省举人继之，以至“章满察院，衣冠塞途”[⑥]。接着他协助康有为组织更大规模的各省联合的公车上书，书虽未上，但经过松筠庵会议传观，“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广为流传。为了开通风气，联络人才，梁启超在京创办《中外纪闻》，继又与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并担任该报主笔。在《时务报》上，他发表了《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著作，以通俗流畅的文字揭示亡国灭种的危险和因循守旧的祸害，宣传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阐明废科举、兴学校、开民智、育人才等重大问题，并时发民权论，抨击君主专制，“海内观听为之一耸”[⑦]，“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⑧]。梁启超名重一时，成为维新派的巨擘，时人并称“康梁”。戊戌春，为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康有为在京组织保国会，梁多所奔走赞画，于会中发表演说，呼吁国人各负责任，各尽所能，群策群力，救亡图存。梁启超还先后联合在京公车上书都察院，前者以德人毁山东即墨文庙敦请政府严重交涉，后者为育人才请废八股而推行经济六科。百日维新开始之后，他代宋伯鲁草折请废八股取士旧制改试策论。又拟订京师大学堂规则和译书局章程，均奉旨允行。
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放言无忌、大张旗鼓地宣传民权、宣传宪政，明确主张在中国实行立宪政治。1901-1902年间，梁启超深入研究并广泛介绍了英、德、日本等国的立宪理论与实践，并具体规划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次第。[⑨]“预备立宪”开始之后，梁启超组织了政闻社，先后创办《政论》杂志和《国风报》，并支持徐佛苏在京发刊《国民公报》作为立宪运动的舆论阵地。在这些报刊上，他发表有关立宪的论著达数十万言，为立宪运动提供理论指导。他认为，立宪的基本任务是改变君主专制，实现国民政治，主要是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动力不在君主而在国民。他反复指出，必须速开国会，因为无国会则责任政府无法成立，责任政府不成立，则政体终古不脱于专制，责任政府须对国会负责，而非附属于君主，宪法当由国会制定，而不应钦定，这些观点成为立宪运动的指导思想。梁启超还通过其密友徐佛苏等人联络国内立宪派人士，组织各种立宪团体，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国会请愿运动，并对清政府延宕立宪的行径多所揭露和抨击。为了实现真正的立宪，梁启超坚持与其所说的“腐败势力”（清政府）和“暴乱势力”（革命党）作斗争，并与双方发生过错综复杂的离合关系。1906年梁原拟停办《新民丛报》赴欧游学，《民报》发起论战后，他改变初衷与之“死战”。但他并没有忘记主要的敌人仍是清政府，只把同革命党论战看成“武侯所谓欲为北征而先入南”的一种策略，所以论战开始不久，他即希望停止论战，双方互相提携，“共向针锋于政府”[⑩]。此后他的确很少攻击革命派。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梁启超称死难者是“爱国热诚磊落英多之士”，说自己虽素不赞成革命暴动，但“政府之罪”已“上通于天”，实在毫无指望了，只有革命，“尚可于万死中求一生”。[(11)他甚至主张国民齐心协力，“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而一切迎刃而解。”[(12)]诚如他自己后来回顾的那样，自第三次国会请愿后，其所办的《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激烈之时，而政府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现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13)]事实表明，梁启超虽然不赞成革命党人的主张并与之结怨，但他反对清政府，要求改革其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场都是鲜明的和一贯的。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而且前者更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20世纪初年，梁启超为实现立宪政治而奋斗，并为此而系统地引进和推介了资产阶级的立宪思想理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的近代化。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参加了共和建设讨论会，著《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明确宣布拥护民国，主张在共和的实践中牖进国民程度，在共和“国体”下争取立宪“政体”的进化，以实行政党政治、责任内阁为前提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以便保护关税，奖励国产，振兴实业交通和普及教育，建设一个法制的国家。为了实现其政治主张，他组织了进步党，一方面在议会斗争中对抗国民党，反对他所谓的“暴民集团”，另一方面又反对“腐败官僚”，企图监督和引导袁世凯，使之走上宪政的轨道。但是，专制独裁的袁世凯并没有接受梁的引导和监督，在搞跨了国民党之后，又踢开了进步党。对于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梁启超早就有所察觉。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帝制派贻毒全国，梁启超立即招其弟子蔡锷密议讨袁护国，相约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而战，并做了具体部署。为夺舆论先声，他写了传颂一时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给予袁世凯和帝制派以辛辣的嘲笑，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事前，袁贿以20万元令其不要发表，梁不为所动，继又危词胁迫，要其再吃亡命之苦，梁答以“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14)]文章发表，中外震动，正如蔡锷所说：“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15)]梁还为护国军预先准备好了各种重要文电，为推动护国运动弹智竭虑，运筹擘划。他明确宣布，讨袁的宗旨是“与全国民戳力拥护共和政体，使帝制永不发生”，“建设名实相符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16)]战争开始后，他不避艰险，间关南下，策动两广独立，并多方筹措，组成了护国军政府，从政治上，组织上和外交上支持蔡锷等的军事斗争。在军书旁午之中，梁启超还写了《军中敬告国人》、《袁世凯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袁世凯之解剖》等淋漓痛快的文章，把袁世凯窃国大盗的本来面目揭露得体无完肤。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坚持以“恢复旧约法，召集民二国会，惩处赞助帝制祸首”作为解决时局的原则，更反映了他反对帝制、维护共和的初衷。护国运动推倒了洪宪帝制，恢复了中华民国，作为这一运动的灵魂，梁启超的名字很自然地刻上了历史的丰碑。蔡元培说他“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章太炎誉其“再造共和赖斯人”，均非虚语。护国运动结束后一年，又发生了张勋、康有为扶植清废帝宣统复辟的事件，梁启超即日发表反复辟通电，“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17)]表达了维护共和的严正立场。他的这一立场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尽管他彻底摆脱并无情揭露黑暗的民国政界，但同时却坚定地认为中华民国成立的本身就不失为人类进化史上的奇迹，它使人们意识到，“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随着这种观念的增长，不管什么人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为了使民国名符其实，他主张从国民全体下功夫，向多数国民努力灌输宪法观念，以期革新政治，实行宪政。
三、文化革新
梁启超不仅以资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争取宪政以适应世界潮流，而且以之从事学术研究，重新探讨和整理中国固有的旧学术，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推陈出新，从事广泛的开拓性工作，成效十分显著，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破除封建正统观念，倡导“史界革命”。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全部意识形态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早在戊戌年间梁启超就开始抨击封建史学，把以帝王为中心的本纪、列传式的旧史称为“君史”，主张效法西方史学，写出“民史”。壬寅年间，他的这种思想进一步发展，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论著，以高屋建瓴之势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号召进行“史界革命”，破除正统观念，叙述人类社会的进化及其规律。在此前后，他写了《戊戌政变记》、《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康南海先生传》、《亡羊录》等，直接评述中国当代的历史；写了波兰、印度、越南、埃及等国的灭亡史，以唤起国人对亡国危机的警觉；还写了袁崇焕、张望博、班定远、噶苏士、马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的、克伦威尔、罗兰夫人等古今中外名人的传记，以为国民借鉴。到了20年代，梁启超又发表了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集中阐述了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他还着手编撰大型的《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与实践，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
梁启超以其新兴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敏锐眼光，审视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里程，1902年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头一个从经济、政治、地理、历史和学术文化本身去综合考察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前因后果和成败得失。他冲破了尊孔崇儒的樊篱，比较客观地评述各家学术及其互相影响，特别重视先秦诸子的学术成果，推崇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后来，他继续这一研究，于20年代完成《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这些举世公认的学术名著又使梁启超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研究的开山祖。
二是倡导“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对小说、诗歌、文体等进行革新，开始推涌起资产阶级新文学的潮流。
我国小说在明清时已不乏鸿篇巨著，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很低，是维新派揭示了小说的地位和作用，重视它的启蒙影响。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以刊登小说为主的文艺刊物《新小说》。在创刊号上他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论证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主张改良小说内容，倡导“小说界革命”，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看法虽不无偏颇，却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对白话小说的赞扬和对新小说的热情期许，不仅纠正了轻蔑小说的社会心理，而且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几年之间，以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驰名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优秀作品先后问世，脍炙人口；小说刊物《新新小说》、《绣像小说》、《新世界小说社报》、《小说七日报》、《竟立社小说月报》、《月月小说》、《小说林》等，纷纷出版，盛极一时；著名的小说作家、翻译家李柏元、吴研人、曾朴、刘鹗等，比肩而起，交相辉映。诚如著名作家吴研人所说：“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18)]
比“小说界革命”稍早一些，梁启超还倡导“诗界革命”。我国诗歌的地位一向很高，但同光以来的诗坛却被脱离实际的复古主义诗派统治着。早在甲午秋冬间，梁即与谭嗣同、夏曾佑等倡议写“新诗”。《清议报》开辟《诗文辞随录》（《清议报全编》改名为“诗界潮音集”）发表诗作数百首，己亥冬，梁在《夏威夷游记》中发出“诗界革命”的号召，提出“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稍后，他著《饮冰室诗话》“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作为诗界革命的指导思想。他还在《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中专辟园地，发表大批新诗。他自己的诗作，热情奔放，一泻千里，直书胸臆，明白流畅。在他的推动下，清末新诗叠出，不仅直接服务于现实斗争，而且促进了诗歌向语体化、散文化方向发展，对自由体新诗的形成起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己亥冬，梁启超在倡导“诗界革命”的同时还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变更文体、语文合一以利于民众的知识化。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坚持始自《时务报》的文体改革，为文“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19)]。这种新文体虽被顽固老辈“诋为野狐”，但却开创一代文风，使新进学子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僵死的古文套式的束缚，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外，梁启超在财政经济、新闻、出版、司法、教育以及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等方面都有不少论述和建树，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近代中国文化的一切方面，几乎都与梁启超的名字相关连。尽管梁启超一再批评自己治学“爱博”，不免肤浅，甚至自认对晚清思想界的“粗率浅薄”负有罪责，但是，公正地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演化的过程中，梁启超披荆斩棘，除旧布新，其筚路蓝褛之功是不可没灭的。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传》中写道：“他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的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种风气，引导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势迹。他的势迹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许多的学者们其影响都是很短促的，廖平过去了，康有为过去了，章太炎过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我们则相信他尚未十分的过去——虽然已绵延了三十余年。许多的学者们，文艺家们，其影响与势力往往是狭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会，或某一个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都是普遍的，无远不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梁启超对思想文化的革新工作不仅促进了革命事业，而且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风气。1912年胡适在自己的《留学日记》中曾写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主义思想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梁启超逝世后，有人赞颂他“开中国风气之先，文化革新，论功不在孙黄后”是有道理的。
收稿日期：1996-04-15
注释：
①《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②《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
③④《梁启超年谱长编》等273页，第301-306页。
⑤郭沫若：《少年时代》。
⑥《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页。
⑦严复：《复熊纯如书》。
⑧《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四）第47页。
⑨《立宪法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
⑩《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4号。
(11)《粤乱咸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
(12)《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
(13)《卑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
(14)《国体战争躬历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
(15)《蔡松坡集》，第224页。
(16)《云南檄告全国文》《盾鼻集》第5页。
(17) (20)《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26页，1209页。
(18)吴研人：《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第1号。
(19)《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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