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的修志实践及其方志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论文,钱大昕论文,方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乾嘉时期，由于政府的倡导，编修地方志形成热潮，我国古代方志学理论趋于鼎盛。钱大昕身处这一时期，参与过志书的修撰，评论过志书，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方志学理论，与以戴震为首的地理派（亦称旧派）和以章学诚为首的历史派（亦称新派）在方志的性质、方志的编撰等等方面的看法主张均有所不同，独树一帜，卓然一家，很多见解在今天的修志活动中，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钱大昕的方志学说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研究他的方志学说时，决不能脱离开他的史学思想。只有和他的史学思想相联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住他方志学说的精髓。
钱大昕有丰富的修志实践经验，乾隆二十一年，与纪昀一起奉旨修《热河志》，馆阁中有“南钱北纪之目”。①乾隆三十六年，充《一统志》纂修官，重修《一统志》，并撰有《与一统志馆同事书》，说明自己对修志的一些见解。乾隆五十二年，鄞县令钱维乔延请钱大昕为《鄞县志》总纂，修撰《鄞县志》三十卷，“是志考核精当，体例尽善”。②嘉庆六年，长兴县令邢澍延请钱大昕与其弟钱大昭合修《长兴县志》，体例由钱大昕拟定。除了亲自参与修撰地方志外，钱大昕还在《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及其它著作中，对宋、元、明各代各种类型的方志约35种进行了评论，对这些方志的版本、卷数、撰者、刊刻流传情况、内容、编撰的优劣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评论与他的修志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方志学说。
钱大昕的方志学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方志的性质——“为一方之证信”，“足备一方之文献”
方志的性质是方志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问题，它涉及到方志的起源、方志的作用等许多问题。当时戴震与章学诚在这一间题上辩论激烈。戴震认为方志为“地理之书”，应详古今地理沿革，所谓“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③轻视文献。章学诚则认为方志乃“一方之史”，所谓“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④强调文献的重要，但有轻视地理沿革的倾向。对此，钱大昕提出了自己对方志性质的看法，即方志“为一方之征信”，“足备一方之文献”。⑤他曾说：“志之为言识也。《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其志之权舆乎。”⑥钱大昕追潮方志起源，说明方志是对一地认识的记载，包括历史、地理、政事、风土等内容，是综合一个地区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的并征而有信的载体。
对于方志中的地理沿革与史事叙述，钱大昕都是极为重视的。他认为方志于一方之地理沿革变化，应该了如指掌。他辨黄浦非以春申君得名，⑦辨鄞县非以秦始皇神将王鄞而得名，实以盛产赤堇而得名；辨小江湖非西湖，甬桥非甬水桥，⑧等等，俱皆精审。他在《养新录》卷二十中指出“吴郡志沿革之误”，他对韩浚所修《嘉定县志》忽视舆地，错谬百出极为不满，亲自调查清楚，一一驳正，足见他对志书所载地理沿革变化的重视。钱氏谙熟于地理沿革，凡所举正，言皆中的，而且，他认为志书记载地理沿革，会对史书起到补充作用，他在评论《舆地纪胜》时曾说：“此书所载，皆南宋疆域，非汴京一统之旧，然史志于南渡事多阙略，此所载宝庆以前沿革，详瞻分明，裨益于史事者不少”。⑨认为地理沿革有益于史事。
同时，钱大昕也十分重视志书中史事的叙述，他认为要以编撰国史的态度编撰志书，修志要“以列传为重”。⑩从他对历代所修志书及历代所修《鄞县志》的辩证与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同意章学诚“志属信史，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贵辨真伪”这一见解的。他在修《鄞县志》时所作的三十条辩证中，绝大多数属于史事及历史人物的考证，如《王修非鄮令》、《朱文公未尝至鄞》、《汪氏三世官位不足信》等等。他在评《江西通志》时，指出此志《选举门》“载元时进士题名，皆诞妄不足信”，原因就是“志所采者多出于家乘墓志，凡曾应乡举者，皆冒进士之名，而修志者不能别择也”，“是并《元史》，全未寓目”，(11)对于史事不究心，造成了重大错误。
钱大昕之所以重地理沿革又重历代史事及人物，都是基于他方志“为一方之征信”这一思想基础的，但他又不是方志理论中地理派与历史派的折衷，他更有自己的见解，那就是在“一方之征信”这一基础上，“备一方之文献”，占有最充分的资料，留下最可信的资料，既重古籍，又重采访，力争志书传世。不载空言，翔实可靠，具体而微，使一方之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资料尽数网罗于志书之中，钱大昕对方志性质的见解，已使方志越出了“图经”的概念，又使方志不同于“历史”的概念。他重视方志对文献的保存及征信，是和他“史者，纪实之书也”(12)的史学思想是一致的，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二、方志的作用——“志无论小大，皆道之所在”
对于地方志的作用问题，当时的人们都提出了不少见解。钱大昕认为“志无论小大，皆道之所在”，(13)这里的“道”是“资治之道”和“教化之道”。钱大昕把志书看作官宦，特别是地方官治政的必读之书，他批评地方官“视其官如传舍，公事以吏为师，询以疆域沿革、先民言行，噤不能出声”，对所辖州郡疆域、风土民情、物产资源，一无所知，又不求助于方志，“反訾为迂疏不切事”，这样的地方官，是不会造福一方的。(14)志书体现资治的思想，为地方官吏提供进行善政的依据，是钱大昕的一贯思想。他赞扬张受先刊修《太仓州志》“于地方利病，剀切言之，洵非率尔操觚”。(15)还引用《论语》中“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的话，认为人们无论贤愚，都应认识到方志的资治作用。他在修《鄞县志》时，也突出这一思想，他不满于闻性道所修《鄞县志》只有郡治、县境两图，增加了水利、学官、海防等图，指出“水利，关系民生利病；学官，为人士之观瞻；海防，为军政之枢要。……今皆图而列之，俾观者了如指掌”。而且“叙述水利，较之旧志为详”。(16)凡此种种，体现了他志书关系国计民生、有益于地方致治的主张。
三、方志的取材——“博观约取”
资料是修志工作的基础，未曾修志，资料先行。“古人作志，必先聚书，准备万卷之储，乃可资考证之益”。(17)对于志书的取材，钱大昕提出了“博观约取”的方志取材思想，他的这一思想是在研究了众多前人修志的成败之处后产生的。他曾说：“宋《乾道新安志》、《嘉泰会稽志》、《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皆详瞻有法，其纪一邑者若高似孙之《剡录》、杨潜之《云间志》，亦皆文质彬彬，足备一方之文献。明之武功、朝邑诸志，专以简胜，未免为空疏藏拙之地矣。四明文献甲于两浙，若网罗太广，恐卷帙纷繁，又有疥骆驼之诮。博观约取，此中颇有苦心焉”。(18)细绎之，钱大昕的“博观约取”，实际上是想编撰详而不繁的方志。
“博观约取”是修志的良法。“博观”就是广泛征集材料，巨细无遗。历代正史，地理旧志、诗集文集、稗官小说、公文案牍、金石碑刻、家传志状、口碑传说等等，皆在收集之列。钱大昕的修志“博观”思想与他“史家不可以不博闻”，(19)“历来史家之患，在于不博”(20)的史学思想是一致的。他撰“《鄞县志》”，“博稽载籍，参以采访，赋役营伍，征诸吏牍，人物事迹，核诸乡评”，“志中取材，或据历代正史，或采地理书，或引旧志，或名公诗文集，或稗官小说，或家传志状”，“公署赋税、户口、兵制诸门，皆据公文案牍”。(21)收集资料不可谓不富。
广泛搜集来的资料，并非巨细无遗地尽数写进志书，其间有一个逐步筛选的过程，即“约取”。“约取”就是在“博观”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加工处理，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资料进行严密考订，去伪存真；二是剪裁资料，做到“文减事增”，详而不繁。钱大昕注意对史料真伪的考订，这和他的历史考据学思想又是一致的。无论是史还是志，他都力争做到史料字字皆准，事事皆确。他非常崇陈耆卿的话，“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载籍；载籍之内，有漫漶不白者，则断之以理，而折之于人情，洵得著书之体，而为后代法者矣”。(22)对于志书好采家传，溢美家世乡贤，钱大昕是反对的。他在《鄞县志·凡例》中指出此志的编纂原则时，就说：“古人事迹以正史为凭，而稍汰采家传之事无实据者”，“若旧阙而今增，则必引据史传及名人撰述文集，信而可征者，不敢徇一家之私乘，以滋后世之惑也”。对于里巷传说资料，钱大昕认为更应小心鉴别，《宝庆四明志》载管辂墓在鄞县西四十里圣女山，闻性道《鄞县志》载朱熹曾到鄞县等等，钱大昕经过考订，认为这些都是“委巷无稽之谈”，作志者所不足采。对资料进行严密考订，去伪存真，只是“约取”的第一步，第二步则要去粗取精，剪裁资料，吸取最有价值的部分，既不能“卷帙纷繁”，又不能“空疏藏拙”，使志书变成一只“疥骆驼”。在钱大昕看来，“文减事增”，详而不繁，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思想内容，是志书“约取”的理想境界。
钱大昕“博观约取”的方志取材思想，把“博”与“约”，“多”与“精”辩证地统一起来，凡由此途而出，志书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成为不刊之书，为后人取法，同时也是他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在修志工作的具体表现。
四、方志的体例——“叙述有法，繁简适中”
修志须知志书体例，对此，钱大昕提出“叙述有法，繁简适中”(23)的志书体例思想，这八个字概括了他对志书体裁、结构、门类设置及文字叙述的看法。
钱大昕主张志书体例要有创新，这种创新要能反映一地的特色，并便于表述出来。他拟《长兴县志》体例二十九门，附类八，于疆域、风俗、特产三门，例严事详。疆域下附形胜，因邑地处扼要；风俗重养蚕俗礼；物产特详叙土著。又删旧帝王一门，改列于人物之前，大变旧志体例。书后附杂识一门，兼及考证；而又另立辩证一门，义例分明。钱大昕还特别提倡志书增加图表，认为“志之有图，如人有眉目”。(24)对于通都大邑、兴废攸系之地，也主张加大篇幅，采用变体。如他在《跋景定建康志》中说：“建康思陵驻跸之所，守臣例兼行宫留守，故首列《留都录》四卷。又六朝南唐都会之地，兴废攸系，宋世列为大藩，南渡尤称重镇，故特为年表十卷，经纬其事，此义例之善者”。(25)
对于志书所引资料，钱大昕主张注明出处，集文献之大成，以凭征信。他在《鄞县志·凡例》中指出，所引资料，“于各条下注出书名，庶无攘善之嫌，亦无杜撰之诮，或略加隐括，则曰据、或曰采、或曰参用，要无失乎古人之本意也”，对于公文案牍，“亦于各条之下，注明某衙门来文，某科档册，以凭征信”。钱大昕重视文献，在志书体例上主张注出文献出处，为后来修志者效法。
五、对志家的要求——“志乘寓史法，不私其亲”
一部志书质量的高低，关键在于修志人员素质的高低，钱大昕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提出了自己对志家的要求。
其一，志家要能据事直书，不私其亲，不■上。钱大昕提倡“志乘寓史法”，主张以修撰史书的直书精神修撰志书。对那些私亲■上的志家，钱氏进行了无情的讥讽，梅应发、刘锡修《开庆四明续志》阿谀地方官吴潜，几乎把一部地方志写成了吴家的家谱，极尽阿谀之能事，钱大昕一针见血地指出：“盖吴氏一家之书，非志乘之体矣”。(26)他还狠狠批评了一些当世修志者，“近世士大夫一入志局，必欲使其祖父族党一一厕名卷中，于是儒林、文苑车载斗量，徒为后人覆瓿之用矣”。(27)这样修成的志书，是不会有什么经国养民的价值的。
其二，志家要明于掌故，特别要精于舆地、官制、氏族之学。在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中，舆地、官制、氏族是史家所必备的三种最基本修养，所谓“予谓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28)“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29)他同样用这一标准要求修志人员。谢幼度本来是征西将军桓豁的司马，而《剡录》删去“桓豁司马”四字，结果成了“谢幼度为征西将军”。钱大昕指出，这就是志家“未通于前代官制”而致误。(30)江西的瑞州，宋代本名筠州，至南宋理宗朝始改今名，而《江西通志》编纂者不谙历史地理，将辽、金的河北瑞州（邢台）的刘秉忠录入通志《人物门》，闹了笑话。钱大昕指出：“志家不谙地理，不校时代，乃引藏春居士之先世，冒籍江右，岂不令人喷饭满案乎！”(31)在钱大昕看来，志家除具有高尚的史德，直书史事外，还要有丰富的知识修养。
六、关于方志人物立传的思想
历代方志，均重视人物立传，钱大昕也同样如此，而且，他在这方面的见解是有清一代其他方志学家所比不上的。
其一，方志立传，有褒无贬，但不能变黑为白。钱大昕说：“郡县之志，与国史不同，国史美恶兼书，志则有褒无贬，所以存忠厚也。公论所在，固不可变黑为白”。(32)“若一人之身，瑕瑜不掩，则当节而取之，倘任情爱憎，以黑为白，岂惟公论难掩，亦恐鬼责莫逃”。(33)主张方志立传与国史要有差别，有褒无贬，借以褒扬乡贤。但有褒无贬决不是变乱黑白，志书中没有记载的丑行，可于国史见之，钱大昕赞同袁桷《四明志》的做法：“袁伯长《四明志》于史同叔（弥远）但叙其历官，而云事具国史”。史弥远以奸臣擅权，危害朝政，罪不胜书，国史自有记载，志书省去其恶行，决不是掩盖其罪责，而是史志参看，发挥志书褒扬乡贤的作用。
其二，人物传不立标目，不以儒林、文苑示尊卑，只立人物一门，以时间为次排列。钱大昕在《鄞县志局与同事书》中说：“史家之例，以列传为重，其列于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者也。元人不通史法，乃特创道学之名，欲以尊异程朱诸人。后来无可充道学者，而无识之辈竞以儒林为荣”，结果因某人当不当入儒林而争端纷起，致使有些儒林传难孚公议。在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中，他是一直反对史书多立名目的，贯彻到志书的修撰上，也是如此。他主张志书列传人物，“总题之曰人物，但以时代为次，不分优劣，既遵古式，又息争端，有尚友古人之识者，自能别其孰为大贤，孰为小贤也”。(34)他立人物不标目，在当时是一种创举，光绪《鄞县志·凡例》说：“钱志人物传不立标目，此例最善”。按时代先后排列，有助于知人论世，这种人物立传的方法，对今天编修方志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其三，志书记人物，一律以本地籍贯为准。他说：““夫舆地之志，兼及人物，特以其生长是邦、游钓所在，俾后世闻其风者，兴高山景行之思。至若魏晋以降，士大夫以门第相尚，王必太原、琅邪，李则陇西、赵郡，谢称陈郡，裴号河东，虽去其乡国更数十世，犹必溯其本望，此乃氏族之学，无关于地理。而后之志州郡者，昧于疆域，滥收乡贤之数，甚可笑也”。(35)钱氏之言，乃有威而发，当时作志书者，为褒扬乡贤，多援引先祖，遥遥华胄，芜滥不堪，弊端丛生。钱氏对于人物籍贯处理，务必以生长游钓之邦为主，不及其氏族之远久者，这是正确的。他批评闻性道所修《鄞县志》以张知白入宋贤传，就是犯了这种错误。张知白是沧州清池人，历官从未至两浙，居鄞县的是张知白的后人张籲，张籲与张知白之间不知经过了几世，而闻性道“以后人之卜居斯土而妄引其先世”，闹出了笑话。(36)
其四，名宦事迹，与正史互见。钱大昕提出，名宦大吏，“但叙其在伍事迹，若立朝本末，自见正史，毋庸9缕”。(37)志书只记地方官在一地的事迹，至于其一生事迹首尾，当见正史。这样就使志书与正史相配，避免了志书的繁芜。
其五，不为活人立传，以示盖棺论定。他说：“人品定论，必在身后，名宦人物见存者，例不立传”。(38)这是因为人死之后，其一生活动都已结束，是非较易确定。诚然，人死以后，人们还会有不同的评论，有时甚至会因某种原因而几经反复，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人物的事迹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身永远无法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盖棺才能论定。活着的人是无法论定的，因为活人的生活道路一直在改变，好坏总在变化，人生的道路既然还未走完，过早地给他们下结论是不恰当的。钱大昕的这一思想一直为后来修志者继承。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钱大昕的方志学理论是清代方志学中的一朵奇葩，自立门户，俨然一家，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可惜长期以来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本人不揣浅陋，表而出之，以告慰这位二百年前的大学者的亡灵，并希望人们能进一步深入发掘他方志学思想的精华，使我国古代方志学理论更加发扬光大。
（致谢：本文得到吕友仁先生指数，谨致谢忱。）
注释：
①《竹订居士年谱》
②光绪庚辰程其珏修《嘉定县志》卷二五《艺文志二·地理类》
③④章学诚《文史通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⑤(16)(17)(18)(21)(24)(33)(37)(38)《鄞县志·凡例》
⑥(13)(24)《潜研堂文集》卷二四《风阳县志序》
⑦(25)(26)(30)(32)分别见《潜研堂文集》卷二九的《跋云间志》、《跋景定建康志》、《跋开庆四明续志》、《跋剡录》《跋新安志》
⑧(36)《潜研堂文集》卷十九或钱大昕修《鄞县志》卷三0《辩证》
⑨(15)(22)(23)分别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的《舆地纪胜》《太仓州志》《赤城志》《琴川志》
⑩(34)《潜研堂文集》卷三五《鄞县志局与同事书》
(11)(31)《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江西通志》
(12)《潜研堂文集》卷二《春秋论二》
(19)《二十二史考异》卷五0《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
(20)《潜研堂文集》卷一八《记疏璃厂李公墓铭》
(27)《潜研堂文集》卷二九《跋会稽志》
(28)《潜研堂文集》卷二四《二十四史同姓名录》
(29)《二十二史考异》卷四0《北史·外戚传》
(35)《潜研堂文集》卷三三《与一统志馆同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