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丁玲女性立场的坚持与放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立场论文,时期论文,女性论文,丁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6年冬，结束了国民党三年牢狱生活的丁玲投奔了解放区延安，她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注：朱鸿召：《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炎黄春秋》1999年第7期。）。“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注：此句为1936年11月毛泽东赠与丁玲的《临江仙》中的两句。全文如下：“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角色转变，既是毛泽东对丁玲投笔从戎的热情肯定，也隐含了他对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政治倾向。在延安语境中，“文小姐”中的“文”指“文人”，经常作为“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不再代表“五四”时代启蒙先行者的知识分子，而是延安时代需要向工农学习、被工农改造并同化的对象。而且，这种改造决不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855页。）的不彻底，而是从灵魂到身体到行为的整个知识分子工农化、革命化过程，“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注：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和他们一起斗争，一起受难，成为他们的感观和嗅觉，传达他们的声音，维护他们的利益”（注：魏东明：《从学院到实际》，《解放日报》1942年6月2日。）；“小姐”一词，显然不那么革命，甚至“落后”，是被革命所揶揄所鄙弃的对象。而“武将军”则是指那些参加革命军队的工农大众，即“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855页。）中的一员。从昔日不那么革命的“文小姐”到今日工农大众一分子的“武将军”，丁玲跨越的岂止是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两个不同的政治空间，更是从知识分子启蒙理性到工农革命斗争、民族解放事业的两个时代。
初到延安的丁玲创作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37年）、《东村事件》（1937年）、《压碎的心》（1938年）、《新的信念》（1939年）等小说。我们发现，这些作品中很难找见丁玲惯有的女性视角和性别立场，它们的主题都被纳入阶级斗争、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里，即便是选择带有明显性奴役和性暴力性质的题材（如《东村事件》、《新的信念》），丁玲也没有将它们处理成阶级压迫和战争暴行下妇女特殊际遇的性别思考。
在《东村事件》中，十五岁的童养媳七七被穷困的婆家送到觊觎她美色的地主赵老爷家做丫头，以期通过赵老爷救出她身陷牢狱的公爹。七七为婆家做出了身体与贞操的“奉献”，她有怨、有恨、有贞操受损的自我贱弃。但未婚夫并不因七七为婆家的“贡献”而忽略她被糟践的身体，他打她，踢她，撕扯她的头发，发泄他的精神羞辱。显然，七七受到的不仅仅是阶级压迫，还有阶级压迫下的性奴役、女人作为“性物品”交易后的价值贬损和道德羞辱，受到支使并造成她悲剧的夫权压迫，并形成悖论：她的身体与贞操被夫（家）出卖，而夫（家）又不见容他们的出卖结果——贞操被毁。丁玲的笔致触及到了阶级压迫和男权社会关于女性身体、贞操、传统道德等敏感问题，但她没有沿着这个思路——妇女在阶级压迫下还遭受性压迫问题进行深度开掘，而是笔锋一转，把七七的所有不幸归于阶级压迫的结果，集中笔墨表现包括七七未婚夫在内的东村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农民暴动。
《新的信念》反映侵略者对被侵略民族妇女性强暴问题。作品中的陈老太婆，在日本鬼子的血腥扫荡中，不仅被日军奸掠，还目睹了孙女被奸淫致死、孙子被刺刀捅死的罪孽场面。死里逃生的老太婆，从此走出家门，四处控诉日军暴行，没有眼泪，没有耻辱，只有共同的体验和共同的仇恨——陈老太婆的愤怒就是大家的愤怒，陈老太婆的仇恨就是民族的仇恨。丁玲选取了一个民族求生存反侵略的宏大题材，以一位妇女遭受战争强暴为其切入点，把这一事件作为引爆民族仇恨、反抗侵略的导火索，政治文本意图极为明显。但我们只是在政治层面看到陈老太婆的觉悟和乡亲们的同仇敌忾，看不到乡土中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千年规训对失节妇女的礼教讨伐，看不到陈老太婆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乡亲们似乎一夜之间都摆脱了传统习见的沉重枷锁，都共同确立了杀敌报仇的“新的信念”。
在丁玲的理念表达中，七七和陈老太婆的遭遇既不是个体的，也不是性别的，而是被压迫阶级和被侵略民族共同的集体深仇。在高扬政治理念的同时，丁玲关闭了她一向擅长并重视的性别视角，在报仇雪恨政治文本之下隐没了性别文本，这一点与她一年后创作的同类题材《我在霞村的时候》极为不同。
一 三八有感：革命理由与女性的婚恋困惑
但是性别意识并没有从丁玲的文化心理深层消失，只是暂时蛰伏在那里，如同深埋土中的菩提树种，在春雨的滋润下就会顶住重压破土冒芽。40年代初期，丁玲的创作视野再次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发生转移，从初到延安时百灵鸟般歌唱光明的丁玲，逐渐从晕眩的视角中恢复了她惯有的思考——那站在女性立场审视男性制度的“莎菲眼睛”。从1940年—1942年，先后创作了《在医院中》（1940年）、《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年）、《夜》（1941年）、《“三八节”有感》（1942年）、《风雨中忆萧红》（1942年）等作品，揭示了解放区男女平等制度下妇女的现实困境。与“莎菲时代”相比，此时的丁玲思考更为成熟宽广，视点也从过去的小资女性下沉到革命妇女、劳动妇女、受侮辱的妇女等更广泛的妇女层面上，体现了她女性意识的强劲复苏。于是有人惊呼“莎菲女士在延安！”（注：张光年：《莎菲女士在延安——评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文艺报》1958年第2期。），认为《“三八节”有感》是“一篇真正富有‘革命’意义的女性主义宣言，标志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归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注：杜霞：《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丁玲创作对女性解放的探求》，《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其表现的力度和强度甚至超过了莎菲时代，但可惜只是最后的辉煌，随之而来的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丁玲差点折损羽翼成为王实味第二。从此，她和她的创作就逐渐疏离了使她被文学史深刻记住的“这个”丁玲和这类作品了。
如果我们留心，会发现《在医院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有助理解丁玲对延安妇女地位的考察。从上海产科学校毕业的助产士陆萍在延安干革命已经有不短的“历史”了，并入了党。革命者身份的她唯恐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味道”影响她与工农打成一片，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架子”，“到厨房打水，到收发科取信，上灯油，拿炭，就总是拿出一副讨好的声音，可是倒并不显得卑屈，只见其轻松的”。陆萍在作品中出场的时候，正被组织上派到一家医院去工作。只见她“穿着男子的衣服”，一路上对她的男性领导巴结讨好：“我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将来麻烦你的时候一定很多，总请你帮忙才好啦！李科长！你是老革命，鄂豫皖来的吧？”在办公室里，她见着了老革命出身、但不懂医务的医院院长，院长“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须要尊重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盯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于是不再望她了”（着重号为笔者加）（注：丁玲：《在医院中》，1941年8月《文艺阵地》第7卷第1期。）。陆萍的出场，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知识分子在延安的处境，已经不仅仅是放下身段、消失知识分子自我的问题，而是必须谦恭地向工农学习，改造自己，得到认同，成为他们中一员。二是延安的女性身份和女性地位，“像女人”是种耻辱，着男人服饰、模仿男性风格、“像男人”是延安的女性时尚”（注：1944年，重庆民间报纸《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访延安43天，写成《延安一月》，在成渝两地的《新民报》上连载。在采访中，他观察到“男多女少”的延安环境，女性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性别群体，她们几乎完全融入这个高度“革命化”、“一致化”的男性社会里。所有的女同志都极力克服自己的女儿态，以“不像女人”为荣，“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是她们不屑的反诘。《赵超构文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670页。）。尽管如此，延安的革命男性仍然不会将“像男人”的女人作为他们的性别同类予以尊重或者平视，所以在老革命的院长眼中，对女同志无须尊重的漠视神情，在懒洋洋的打量中将陆萍异化成一堆被他签收的草料单据。陆萍的“异化”，隐讳地揭示了延安女性（包括革命女性）的现实处境，她们虽然与男人一样，拥有法律规定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但并不拥有作为女人的尊严权利，中国文化蔑视女人的传统并没有因为革命的介入、阶级的消灭而自动消除，这个积习仍然顽固地存在。而参加革命只是女性走向解放的起点，并不是终点，“严格地说，阶级斗争并不解放妇女”（注：法国妇女运动思想先驱西蒙·波伏娃曾经相信，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妇女问题将自动获得解决。但社会发展和妇女现状使波伏娃在70年代改变了她的观点：“在我看来，女性主义者是结合阶级斗争，但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力求改变妇女处境的女性，甚至男性。她或他们谋求的改革并不完全依赖整个社会的改革。我发现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男女之间的平等亦未达到。”[德]爱丽丝·史瓦兹。《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台北）女书店1982年版。）。因此，延安的革命女性在革命男性的眼中，既没有地位也没有尊严，院长“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接受了陆萍，是一个非常生动的隐喻——女性身份的被看、被验收，其价值犹如“草料”般低贱。
沿着这条思路，1942年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当时几乎给她带来灭顶之灾、在未来岁月给她带来无穷灾难的《“三八节”有感》，具体透析了延安妇女的婚恋困境。作者肯定了“延安的妇女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她们有法律的政治保障、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小米南瓜把女同志们养得红润健康；但民主政权下的新天地并非处处完美，革命的延安虽然消灭了阶级剥削和贫富差别，消灭着知识分子与乡土大众、个人与集体、男女形式之别，消灭着任何一种可能的离心力、反叛力和怀疑心，但革命的男女之间并没有因为平等制度的建立而消除了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这既是几千年男性霸权文化历史遗毒的惯性所在，也是革命延安在革命的庇护下纵容并保护革命主体力量——男性权益的结果。
延安妇女的婚恋状况充分显示了她们处境的艰难：自由选择婚恋对象，不行，“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结婚也不行，“一个科长也嫁吗？”；不结婚，就更不行，会成为谣言攻击的对象；生了孩子请不起保姆的，被讥讽为“回到了家庭的娜拉”；为了不当“娜拉”而四处奔求于幼儿园；想少生孩子，冒着政治处分和生命危险去偷偷刮宫、吃堕胎药，又被指责为“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鹜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离婚在延安很普遍，但闹离婚的“多半是男性”，如果是女人闹离婚，“那一定是不道德的事，完全该女人受诅咒”；明明是丈夫喜新厌旧，却给妻子戴上“落后”帽子将之离弃，而离弃的理由（“落后”）与当初结合的理由（“彼此帮助”）对应成一种讽刺——既然革命是“进步”的标志，“落后”是妨碍“进步”的羁绊，革命男性为什么不“彼此帮助”着最亲近的人（妻子）也同样进步、同样革命呢？换一个角度说，本来是革命的女性，在革命男性“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注：丁玲：《“三八节”有感》，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此文的写作缘起于延安当时两起“陈世美”式的离婚案件，为丈夫做出巨大牺牲的妻子被丈夫以“落后”名由离弃，另娶新欢。丁玲为此非常不平，遂有感而发。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为什么由婚前的“进步”女性变成了婚后至少是不那么革命的“落后”女性了呢？革命男性是否出于利己的目的妨碍了她们的继续革命、拖了她们革命的后腿呢？其实，在以妻子“落后”为离弃理由的男性话语中，秘藏着非常深厚的男性中心意识，一种“我”说“你”听，“你”的价值“我”来定义的霸权话语。当然，这个“我”自然是革命男性，而“你”就是那些被定义为“落后”的妇女了。
要知道，在革命延安，“落后”一词具有特定时期的特定的含义，一般而言，它是革命队伍内部相互批评乃至贬斥的通用话语，是在没有对抗性矛盾状态下攻击他人的武器，凝聚着批评者的期待、不满、嫌恶等不同情绪；而受批评者也不甘于被“落后”冠名，甚至认为是一种深刻的耻辱。而丁玲笔下这些被定义为“落后”的妇女，婚前一点也不落后，都曾“抱着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与丈夫并肩革命，生死患难；既要忙于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甚至被迫退回家庭，为丈夫孩子牺牲自己。十多年后，她们“必然逃不出‘落后’的悲剧”，看看现在的她们
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褶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社会里，她们或许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注：丁玲：《“三八节”有感》，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此文的写作缘起于延安当时两起“陈世美”式的离婚案件，为丈夫做出巨大牺牲的妻子被丈夫以“落后”名由离弃，另娶新欢。丁玲为此非常不平，遂有感而发。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她们无权在性爱、婚恋、生育等切身利益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权益。她们的问题不是涉及个人利益的私人小事，从身体到精神，都是延安“大一统”意识形态建构下战争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而操控这部机器的正是男权政治。在男性传统与现实功利的驱动下，在只有阶级解放才有妇女解放的虚拟语景中，在“男女平等”、妇女半边天的翻身道情中，女性既完全失去了自己，又完全失去了寻找自己和自述身份的理由和权利，她们似乎不应该、也不必要去寻找那被剥夺了的自己和自己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延安女性的所有个体性痛苦，都会成为影响并制约“革命总体性”成效的男性政治的离心力，不但不会得到同情，引起警醒，获得改善，反而会受到指责、压抑、强制，直到完全纳入“总体性”之内。面对延安女性的艰难处境，丁玲不由得沉重感叹：“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注：丁玲：《“三八节”有感》，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此文的写作缘起于延安当时两起“陈世美”式的离婚案件，为丈夫做出巨大牺牲的妻子被丈夫以“落后”名由离弃，另娶新欢。丁玲为此非常不平，遂有感而发。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这个痛苦是无法被“大一统”意识形态认可的性别体验，它被延安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所遮蔽，大胆的丁玲把它说了出来。
二 婚姻见弃：革命外衣遮蔽女性身体的困惑
这个时期的丁玲非常矛盾也非常痛苦。作为革命者，她真诚地追求信仰并献身革命；但作为女性，她既不能回避革命外衣遮蔽女性身体的痛苦，又不能无视女性身体凸显于革命外衣的困惑——革命抵挡不了霞村盲众对革命者贞贞的道德诋毁，革命也保护不了红颜早衰的延安女性的婚姻见弃，革命就更顾不上那些未曾革命的女性身体，这就是《夜》中那位比丈夫年长许多、完全失去女性妩媚、不能再生育的村干部何华明的老婆。
这个没有自己称谓的女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难以拥有可以示人的优势和值得骄傲的经历。个人条件上，她是农村家庭妇女，没有文化，生过孩子但没有养活，也不再有生育的可能；四十多岁了，比丈夫大一轮，又老又干瘪。革命资历上，不曾参加过革命，也没看出进步的迹象，丈夫常“骂她落后，拖尾巴”。她的综合条件无法与陆萍、贞贞相比，甚至也不能与那些曾进步过但婚后又“落后”了的延安妇女相比。作为女性，她处于性别弱势中的最弱者。
而她的丈夫何华明年轻强壮，革命积极，政治可靠，不仅是党员，还是村干部。他穷苦人出身，二十岁时“挟着一个小包卷去入赘在老婆家中”。在乡土中国，女嫁男家，天经地义；男赘女家，万般耻辱；不是万不得已，“入赘”情形很难发生。现在解放了，何华明带着老婆回到了故土，革命不仅恢复了他传统中国男人的尊严（女到男家），而且也为他带来了成就感和自豪感，入了党，当了村干部，决定着村里的大小事务。何华明没有辜负革命厚望，以忘我的精神拼命工作：为忙村务而撂荒了本该播种的自家土地，牛要下崽也顾不上，……。这一切个人利益，他都无暇顾及。丁玲在政治层面上充分肯定这位普通基层干部的革命觉悟——正是这无数普通革命者的无私奉献，才奠定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基石。作者对他的肯定是明确的，但心情是复杂的：土地荒芜、牛要下崽，这些涉及农民基本生存的物质条件，如果不能得以保障，革命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空想，解放区人民就难于得到真正的翻身解放。这种矛盾交织的心情，使丁玲既肯定何华明的革命积极性，又对他失落的个人利益暗含忧虑。当然，理想主义亢奋的延安丁玲，她的肯定是显在的，忧虑是潜在的。
《夜》以男性视角切入文本，关注男性眼中的两性关系和欲望投射。何华明视野中的三位女性——老婆、清子、侯桂英，都被他用一种含混的标准切割为三种不同的欲望类型，都跟性、性观念、生育有关，但也包含着一些政治因素。何华明老婆在小丈夫眼中，满脸的皱纹，满头的灰尘，秃谢的头顶，黄瘦的身体，满足不了他的生理需求，尤其不能替他生养儿子：“这个老怪物，简直不是个‘物质基础’，牛还会养仔，她是个什么东西，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什么是‘物质基础’呢，他不懂，但他明白那意思，就是说那老东西已经不会再生娃，这是从区党委副书记那里听来的新名词。”（注：丁玲：《夜》，1941年6月10日、11日延安《解放日报》。）老妻色衰，男人精壮，这是一桩性爱关系不平衡的婚姻，何华明既无性爱的满足，又有无后的烦忧，这是他成为革命者、村干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婚姻现实，那时的何华明也不觉有什么不妥，“即使现在他也不能在回忆中搜出她一个难看的印象”，可现在“这个老怪物”却是如此地令他“嫌恶”。他以老婆太落后的政治理由和不能生育的道德要求为借口，掩盖他对老妻日益减少的性兴趣，并盘算着离婚的念头：“把几块地给了她，咱也不要人烧饭。做个光身汉，这窑，这锅灶，这碗碗盏盏全给她”，可目前“闹离婚印象不好”，但“这老家伙终是不成的”（注：丁玲：《夜》，1941年6月10日、11日延安《解放日报》。）。他的踌躇，意味着离婚的时机还未到，时机到了，解放区革命政权肯定会为这些“饱受”婚姻之苦的革命干部撑腰的；何况，他有一位如此“落后”的老婆，怎么能与革命干部一同前进、不拖革命的后腿呢？
地主女儿清子和妇联会委员侯桂英似乎更能满足何华明的欲望想象。他眼中的清子“长的黑的发辫上扎着粉红的绒绳。从黑坎肩的两边伸出着条文布袖子的臂膀，高高的举起，撑在门柱上边。十六岁的姑娘，长得这样高大，什么不够法定的年龄，是应该嫁人的啊！”这视角的背后躁动着何华明对清子青春性感的觊觎之心，与老妻的形象形成暗中对比。望得见而摘不着的葡萄，酸得何华明脑子里即刻跳出一连串的否定符码：“这妇女就是落后，连一个多月的冬学都动员不去的，活该是地主的女儿，他妈的，他赵培基有钱，把女儿养到这么大还不嫁人……”（注：丁玲：《夜》，1941年6月10日、11日延安《解放日报》。）为了抑制这分欲望，何华明找到了否定清子的最佳理由——“落后”。看来，在解放区的两性关系上，男性对女性“落后”界定的话语掌控，无疑像他们在战场上夺取制胜点一样，具有所向披靡的战略优势。不管是被女人（清子）所吸引，还是厌弃不再吸引他的女人（老婆），“落后”的尚方宝剑随时会帮助革命男人取得这场胜利。
但“不落后”的女人在何华明的欲望投射中又会怎样呢？青春少妇侯桂英是妇联会干部，政治上进步。她不喜欢小自己五岁的丈夫，曾提出过离婚；喜欢何华明，主动与他接近，每次见着他“总是眯着她那单眼皮的长眼笑”，惹得何华明禁不住“讨厌她，恨她，有时就恨不得抓过来把她撕开，把她压碎”，并且“感到一个可怕的东西在自己身上生长出来，他几乎要去做一件吓人的事”。（注：丁玲：《夜》，1941年6月10日、11日延安《解放日报》。）但何华明毕竟是有一定政治觉悟的革命干部，他以“咱们都是干部”的理性约束，压制了差点窜出火苗的欲望冲动。其实，何华明的拒绝不仅仅是出于理性和觉悟，而是潜意识中侯桂英的主动诱惑让他感到这个女人的“轻浮”和自己主权的被动。他无从挑剔政治上毫不落后的侯桂英，但男性传统对女性主体情欲表达的道德否定，他显然又接受不了侯桂英。对性权力的控制，是几千年男权文化的特性之一。革命的延安，一时还难以走出历史的窠臼，何况这个农民出身的基层干部？
以男性视角打量这三位女人的何华明，所看到的她们要么是身体，要么是思想，要么是道德的缺陷，不是对他缺乏性吸引，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性嫉妒，就是掌控性表达主动权的性心理。但有趣的是，何华明视角每次照见女人的不足或缺陷，每次都被另一个隐性的视角反观并解构，形成了后者对前者的否定，这就是文本中隐含作者的女性视角。
隐含作者的女性视角不时显形出来关注何华明老婆的不幸处境。作为色衰老妻，岌岌可危的命运令她十分恐惧：
她一想到她没有一个靠山就伤心，可是他们却更不和气，她骂他不挣钱不顾家，他骂她落后，拖尾巴，自从他做了这乡的指导员以后，他们便更难和好，像有着解不开的仇恨。以前他们也吵架的，但使她更难过的是他越来越厉害的沉默。好像他的脾气变得好了，而她的更坏，但她感觉得他离去的更远，她毫不能把握住他。更令她伤心的，是她明白她老了，而他年青，她不能满足他，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趣。（注：丁玲：《夜》，1941年6月10日、11日延安《解放日报》。）
无奈而无助的她，只有通过哭泣和咒骂来释放这分恐惧，何华明对这一切无动于衷，他只关心要生崽的母牛、孵豆芽的水缸、一窝新生的小鸡雏、在炕上偎着他睡觉的灰猫，这些代表着生命与生育力量的“物质基础”，更能引起他的兴趣。而家里的女人，因为衰老，也因为丈夫身份的变化，在何华明眼里于是贬值得连小猫小狗都不如。老妻的可怜与卑微，在何华明一句随意的宽慰（“睡吧，牛还没养崽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她立刻停止了哭泣，连忙熄灯睡去，熟睡中的她“有一个眼泪嵌在那凹下去了的眼角上”。一位命运不测的农村妇女无以诉说的悲苦无助，通过一滴挂在深陷眼窝边的泪珠儿照见了她的不幸。小说虽然以何华明的男性视角切入文本，但隐含作者的女性视角却解构了他的欲望投射——对于处在性别弱势中的最弱者何华明老婆而言，解放区明朗的阳光似乎很难照射到她随时见弃的幽暗角落，“夜”对她而言，确实是一个漆黑的漫漫长夜、一个不可知的命运暗夜；而对何华明而言，“夜”是希望、是等待，是美好明天和未来的前奏。“在一部作品中，透过一切虚构的声音，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总的声音，一个隐含在一切声音之后的声音，它使读者想到一个作者——一个隐含作者的存在”（注：[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正是这个隐含作者的存在，真正地颠覆了悬浮在《夜》的表层的叙事者声音，那个虚拟化的男性视角在隐含作者女性视角的强烈反视中，泄露出男性中心的性霸权意识，丁玲顽强地将之解构。
《夜》和《“三八节”有感》中“落后”妻子们婚姻见弃的现实处境，反映了政治权力话语对性关系和性权力的操控：革命干部，具有革命的权力，也就具有了充分的性选择权。而此时的何华明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干部，在嫌弃老妻的同时，并不急于离婚，其原由之一便是他的政治权力不够大，性选择权也就不能自如到不害怕“闹离婚印象不好”的程度。说到底，解放区革命干部以老婆“落后”为由的离弃，在革命外衣下掩盖的是年老色衰的女性身体，对男性不再性感不再诱惑。说她们“落后”，其实是她们的身体“落后”于革命丈夫们“不断前进”的性爱要求，落后于自己无法掌握的性爱权利、无法捍卫的婚姻关系。可以说，《夜》中的老妻，虽然是目不识丁的“落后”妇女，却带着解放区延安那些曾经与丈夫披肝沥胆，如今色貌老衰，被革命丈夫离弃掉的妻子们的身影。丁玲表现了革命外衣遮蔽女性身体的困惑。
三 贞操悖论：革命外衣下女性身体凸显的困惑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关注妇女问题的又一力作。它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北方某解放区十八岁少女贞贞遭受日军奸淫，后又受我方指派做日军妓女以刺探情报，从而身患性病，为革命利益牺牲了个人健康，更牺牲了女性贞操的故事；但是她的奉献和付出，不为传统道德所见容，回到家乡的贞贞备受乡亲们的道德贬抑和人格羞辱；贞贞不向习见屈服，不接受别人怜悯，决然地奔向新的生活。这个题材的选取对丁玲来说非常冒险，极易触碰雷区，不是吗？为侵略者提供性服务，还能有比这更丢脸面、尤其是民族脸面（尊严）的“丑事”？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八路军特工人员？也就是说，一个八路军的特工人员怎么会是日寇的随军妓女？代表着广大民众力量的霞村群众（包括贞贞的父母）是我们革命的依靠对象，他们都不同情、甚至唾弃贞贞，难道是革命群众错了？而且，一个患了梅毒的女子居然还有脸面见人，还要到新的地方去过新的生活？
面对着如许的诘难，勇敢的丁玲冒着触犯众怒的危险，向这种貌似正确的习见宣战，把一个众人视为“比破鞋还不如”的“不洁”贞贞塑造成一个圣洁无比、值得敬仰的高尚人物，体现了丁玲的胆识和立场。“丁玲过去之所以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而不是简单地以妇女为题材的作家，其原因之一是她对人物性别十分重视。比起其他社会因素来，人物性别对丁玲来说更重要。丁玲并没有通过自己的小说表现女人某些不可名状的‘本性’，她抓住了容易损害现代中国妇女的传统和习惯势力”（注：袁良骏：《论丁玲小说》，郜元宝编《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140页。）。《霞村》正是紧紧抓住这么一个与女性性别际遇有关的女人与性、与性暴力、与传统、与革命的故事，塑造了贞贞这位既被日军强暴，又为革命牺牲贞操，同时又不为传统道德见容的女性形象。
作为抗战文学，《霞村》具有无可争议的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正面主题。但它又和一般的抗战文学不同，不以揭露日寇罪行为主，而是写“罪行”之后我们的民众如何对待战争受害者，尤其是贞贞为了革命利益“自跳火坑”成为日军妓女这一特殊而敏感的问题。叙述者“我”既站在革命立场，歌颂贞贞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奉献精神，但又以无可遏制的女性立场为“失贞”的贞贞不为传统道德所见容的现实处境深感不平、深怀忧虑。于是革命的贞贞与失贞的贞贞成为《霞村》文本此消彼长显隐错陈的复合形象，其批判锋芒直指革命依靠对象的霞村民众，以及所裹挟的“损害现代中国妇女的传统和习惯势力”。在这点上，丁玲恢复了“五四”传统对国民性的探索和批判。霞村群众对贞贞施以的道德杀人，习见杀人，成为无主名无意识“杀人集团”的又一诠释，丁玲对霞村民众的群像书写因此和战争文化所塑造的神也似的大众崇拜保持了相当的疏离。而且，贞贞也不同于《东村事件》中遭受地主性奴役的童养媳七七、《新的信念》中遭受日军强暴的陈老太婆，她们之间的不同，不是因为性奴役和性暴力的性质不同，而是对七七和陈老太婆的书写被纳入反映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的“大一统”叙事模式之中，成为一个表现阶级斗争和民族苦难、表现仇恨和反抗的集体事件的引爆者，其间没有对女性独特性别际遇进行关注的视角眼睛。而贞贞却不同，她的形象不属于任何一种大众书写，比如被拯救者或者苦难者，她是丁玲这类创作中第一个有个性、有自我的下层社会的女性形象，“这正是这篇小说较之另外一些抗日文学，包括她自己的《新的信念》远为深刻的地方”（注：袁良骏：《论丁玲小说》，郜元宝编《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140页。）。
在《霞村》中，叙述者“我”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对贞贞不顾个人荣辱安危、勇跳火坑为我方刺探军情的义举予以充分肯定，演绎的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包括女性身体）的政治理念的男性话语。但作为女性叙述者身份的“我”，又对贞贞失贞遭遇村人谩骂鄙夷的现实处境深表同情和忧虑。“我”看到的贞贞，完全不是村民议论描述的那样“烂掉了鼻子”、“走路一跛一跛的”，而是“一点病症也没有，脸色红润、声音清晰，不显得拘束，也不觉得粗野”，尤其那双眼睛，“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注：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6月《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美丽清澈得如同她纯洁的心灵。但“我”又无法回避贞贞失贞而遭非议、患有严重性病的严峻事实。“我”眼中贞贞外表的健康美丽，寓意着“我”对贞贞献身革命的精神价值肯定，而“我”所忧虑的贞贞“内疾”（性病）与贞操受损，又是无法用革命理念抹平的女性心灵的伤痛体验。“我”的视角是双重的：既有男权政治肯定贞贞为革命利益“牺牲”身体的男性视角，即政治标准，又有对女性贞操受损无法释怀的女性视角和道德质疑。“我”的声音也因此陷入了这样的悖论：相对于崇高的革命利益，女性贞洁的丧失算不了什么；相反，女性贞洁的丧失又是个严重的问题，它会遭致人们的蔑视和社会的抛弃，会失去女人的立身之本。“我”的肯定与“我”的焦虑也因此赋予了《霞村》超越政治意图的丰富性，从革命理念下凸显了丁玲的女性主义立场。
贞贞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身体和贞操，“这样的奉献精神，真叫千百男儿无地自容”（注：王德威：《做了女人真倒楣？——丁玲的“霞村”经验》，《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3、174页。），应该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歌颂、所肯定，成为那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但打上男权道德印章的女性身体却无法见容她的失贞之身，这个失贞之身从革命的外衣下凸现出来，使贞贞的革命义举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赞赏反而遭致道德的谴责。“透过贞贞的痛苦经历，《霞村》点出了她的压力原来来自于‘敌’、‘我’双方：而掩藏在爱国爱党旗帜下的，是她甘对自身肉体的无情忽视与摧毁。”（注：王德威：《做了女人真倒楣？——丁玲的“霞村”经验》，《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3、174页。）因此贞贞的视角具有了三重内涵：其一、为革命“牺牲”自我，她觉得光荣而坦然。尽管村人异样的眼光、道德的诋毁像一支飕飕利箭射得她浑身是伤，无法立足霞村，但贞贞毕竟还有革命信念为她的“牺牲”给出依据：当“我看见日本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我总得找活干，还要活得有意思”（注：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6月《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表现出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此时的贞贞，以男权政治的眼光对待“小我”的身体和“大我”的革命。其二、女性贞操丧失的这一本源性经验，又使贞贞无法用革命理念说服自己，摆脱不了用传统道德观来打量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既然有了缺憾，就不再想有福气”，从而拒绝了夏大宝的求婚。此时的贞贞，以男权道德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身体。其三、既认同传统又反抗传统。贞贞无法释怀贞操受损的“缺憾”感，表明她仍然不能走出传统道德的窠臼。她对恋人的拒绝，不仅源于贞操被毁的“不配”心理，更源于她的反抗意识——不需要任何人怜悯、也不怜悯任何人的反抗个性。在村人异样鄙薄的凝视中，她采取了反凝视对抗，用“狰狞的眼睛”狠狠地回敬着把她视为“怪物”、“破鞋”的霞村盲众，“像复仇女神”（注：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6月《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般地选择了出走，选择了反抗。作家王蒙被贞贞形象放射出的个性光芒所震憾，他说：“丁玲笔下的女性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卑贱与高贵集于一身。她写得太强烈，太厉害，好话坏话都那么到位。少年时代我读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形象让我看傻了，原来一个女性可以那么屈辱、苦难、英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注：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郜元宝编《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第315、317页。）。
与《夜》一样，《霞村》也存在着政治文本和女性文本共存的张力空间。小说本意是张扬贞贞为“大我”弃“小我”的爱国精神，“我”对贞贞的激赏源于她服从革命利益、勇跳火坑的英雄行为，“我”传递的是一种政治理念。在这点上，《霞村》是丁玲建构的一个典型的政治文本。但丁玲在演绎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时，又难以释怀为革命做出“身体奉献”的女性身体，在传统道德面前无法得到革命庇护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说，对被革命所“使用”又被革命所忽视的贞贞身体从革命外衣下凸现的矛盾难以回避，并深怀忧虑，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女性文本的特性。因此，《霞村》交织着显性政治文本与隐性女性文本摩擦相冲的对抗张力：贞贞在“我”的革命理念价值评判中，是忠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圣女贞德，但在以霞村民众为代表的男权道德天平上却是一个“缺德婆娘”。尽管两者都代表了男权社会根据不同的利益需求对贞贞“这一个”做出的价值判断，但前者的肯定显然难抵后者对贞贞的杀伤力，使为革命牺牲了贞操的贞贞无法见容于乡亲们的道德陈见。我们甚至还可以想见，如果贞贞不是为了革命“牺牲”身体，而是不幸落入虎口身遭蹂躏，没有革命的“外衣”为她遮羞避雨，那么丁玲的政治文本就难以演绎，革命理念就难以在贞贞身上得以体现，贞贞无疑会被套上道德的绞索而无人搭救、无法搭救。丁玲在坚持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叙事时，又对以革命名义牺牲女性身体的革命功利原则产生质疑：革命不能庇护为革命“牺牲”身体和贞操的贞贞，革命也不去庇护曾经与丈夫出生入死的“落后”妇女，革命也就无法挽救何华明老婆年老色衰、随时可能被革命丈夫“新桃换旧符”的见弃命运，革命是否真的保障了妇女的权益、解放了妇女的身体？
如果说，失贞的贞贞被霞村群众用传统道德标尺来衡定她的女性之躯，她完全有被他们“鄙弃”和“蔑视”的理由；但贞贞的革命者身份，以身侍敌、密送情报的特殊贡献，才有了鬼子不断打败仗、游击队不断捷报频传的好消息鼓舞着解放区军民，贞贞因此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政治依据。虽然她不见容于霞村盲众的道德陈见，但村里的“年轻人都对她很好”，真心夸赞她“了不起”，眼神里都“放射着愉快的、热情的光辉”。贞贞可以慰藉的是能够得到霞村进步青年的理解和尊敬，尤其是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革命庇护：她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失贞妇女，而是一个对革命有功、有贡献的革命女性。所以，尽管贞贞无法立足霞村并且身体有病，但可以依靠革命的庇护开始新的生活——被组织派往延安读书治病，如贞贞所说：“到了延安，还另有一番新的气象。我还可以重新作一个人”（注：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6月《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贞贞还有憧憬新生活的可能。
不折不扣的革命者贞贞，与《“三八节”有感》中的“落后”妇女相比，“进步”得无与伦比，但她的命运不会比她们好到那里。革命虽然一定程度庇护了贞贞，让她改变环境“重新作一个人”，但贞贞所能走到的最好去处是延安，到了延安的贞贞是否会重蹈那些“落后”妇女的命运？结局显然不容乐观。要知道，并非天生“落后”的延安妇女，婚前曾凌云壮志般地追求着革命，婚后被迫退居家庭，频繁的生育，匮乏的物质，过度的操劳，使她们过早红颜老衰，于是“落后”的帽子便成为革命丈夫结纳新欢、离弃旧人的最好口实。在这个意义上，把延安作为人生新起点的贞贞，她的这个起点何尝不是那些曾经“进步”地投奔革命，最终“落后”地淘汰出局（婚姻）的女性们共同的起点？在男多女少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延安，即便贞贞不想结婚也由不得她自己，既然要结婚，就完全有可能成为《“三八节”有感》中那些“落后”妇女命运的再一次演绎，但谁能说当初的贞贞不够革命、不够进步呢？
1942年6月，在延安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中，丁玲驳斥了王实味观点，反戈一击，将《“三八节”有感》从与《野百合花》（注：王实味：《野百合花》，1942年3月13日、23日延安《解放日报》。）并列的危险处境中抽身出来，毛泽东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丁玲。（注：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此后几年间，丁玲写了《田保霖》之类紧密配合政治宣传的作品，直到1948年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发表， 丁玲才浮出了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水面。但此时的丁玲已不是几年前写“三八”、写陆萍、写贞贞、写萧红、写何华明老妻——那些凝结着对妇女命运深切思考的倔强丁玲了，而是彻底放弃了性别立场的“政治化了”的丁玲。她笔下那些充满着强烈性别意识、为文学史深刻记住的独特女性形象，在《桑干河》中几乎踪影全无，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以阶级成分界定美丑善恶的“政治化”了的“狐狸精”型坏女人：地主李子俊老婆、地主江世荣老婆、与坏分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寡妇白银儿等。这些被“惟成分论”打上反动标记的坏女人政治上仇恨革命，生活上“妖艳”、“放荡”、“没有三媒六聘，也没有坐轿骑马”就同居的“破鞋女人”（注：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59页。）。作者对她们的“恶”进行的是政治和道德的双重鞭挞。自《桑干河》始，丁玲从此停止了她的性别思考，放弃了被文学史深刻记住的“这个”丁玲。于是，40年代初期的丁玲创作，既是她女性立场的最后坚持，也是她的最终放弃。无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像丁玲这样关注妇女命运，这样强调妇女的自身解放，这样深刻地指出妇女问题的关键；也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像丁玲这样，为了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经受了那么多的磨难，而她坎坷的一生，“则比迄今为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中表现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又令人思量和唏嘘”（注：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郜元宝编《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第315、317页。）。一个真诚追求革命并被“政治化了”的作家丁玲也许只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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