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整合功能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社会论文,党组织论文,农村基层论文,管理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2)05-0029-05
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领域。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深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使农村传统的社会管理面临严峻考验，直接影响到农村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因此亟需建立起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管理方式，形成并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的乡村治理格局。这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不断强化社会整合功能，明确整合内容、完善整合思路，将各利益主体纳入农村社会管理新格局，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水平。
一、传统农村社会管理格局面临严峻考验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的不断渗透，使得农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对农村传统的社会管理格局构成了严峻考验，同时也为农村社会整合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整合的方向。
(一)农村传统的社会管理结构发生变化
对农村传统管理格局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来源于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调整。根据1998年开始试行，2010修订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而农村党支部作为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其职责是“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乡镇政府也“不得干预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尽管在实践中，村民委员会与上级政府、村党支部的关系微妙复杂，在很多地区仍然是支部书记一把手“定盘子”，村委会主任支部二把手“领着干”的格局，但毕竟已经开启了村民自治的闸门，传统的乡镇直接领导、村支书全面负责的传统管理体制向着民主、多元的乡村治理方向迈进。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权威”也将逐步取代“传统权威”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领导力量，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农村，村经济逻辑往往能取代道德逻辑，民在选举过程中更希望那些能够带领村民致富的“经济精英”而不是基于宗族关系和道德威信的“道德精英”成为领导，在某些地方村民选举中实行“无候选人一票直选”，一些“经济精英”以极高的得票当选就足以证明这一情况。另外，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农村自治组织和农村中介组织也逐渐成为影响农村管理格局的重要力量，这种组织由于其成员在经济利益上的高度一致而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组织的领导往往受到极大地尊重，并以其为核心形成了农村的小集体小圈子，游离于村集体公共事务之外，直接影响到了农村社会管理的整体性。
(二)农村基层政权的管理权威遭受质疑
国家权力的收缩为农村社会发展让出了空间，农村开始实行村民自治，乡镇和村之间由管理和被管理转向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自治并不等于独立，乡镇和村“两委”仍然是农村社会管理的现实领导者。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农民对乡镇政府、村“两委”的管理权威存在质疑，有研究也表明：“农民对中央的信任远远大于对地方干部的信任”，[1]11这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基层干部素质不高，在行使农村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尽管这都是个别现象，但却让农村群众对领导集体产生了不信任感，对削弱了对其管理权威的认同。另一方面更多的是由于陈旧的管理理念和落后的管理方式损害了自身的管理权威，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在管理过程中缺乏民主意识，习惯于发号施令而不是指导协商，在工作中个人意志比较强，认为村里的事情自己说了算，搞“一言堂”，对不同的意见打压甚至迫害。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农村群众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通过媒体对国家各类涉农政策方针更加了解，他们也希图通过与乡村管理权威对抗的方式来谋取自身利益，当前很多农村中出现的“谋利型”群体事件、上访事件、拆迁对抗事件等一方面归因于行政行为失当，另一方面原因就是村民对额外利益的诉求。这些情况使得“村民与村委会及乡政府之间处于离散甚至对抗状态。一切良好的愿望被扭曲，村委会和乡政府被置于尴尬的境地，村庄合意无法达成，村民自治面临困境。”[2]而那些合理合法的管理行为却得不到村民的认可，甚至出现了尖锐对立，农村社会管理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困境。
(三)农村传统社会管理中的道德纽带面临溃散
中国的传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基于“亲缘、地缘”的宗族、邻里观念的社会关系在维系农村的稳定和秩序方面起着关键的纽带作用。但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利益观念在农村的渗透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农村传统的乡土文化，改变了人们之间关系纽带和农村的交往方式，现实利益取代了乡俗民约成为人们行动的出发点，农村的传统道德观念正在变得淡薄。再加之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和通讯手段的发展，使得城乡人口流动从幅度到频次都急剧增加，时尚的城市文化和现代的市民生活方式在农村的传播也加剧了对农村传统观念和文化的颠覆，“农村社会从头到脚，从外到内，从物质到意识，从观念到价值，都被彻底地卷入到了现代性的大潮之中……村民成了只注重短期经济利益的原子化的个人，成了丧失价值生产能力的经济动物。”[3]作为维系农村社会管理秩序的传统道德纽带被逐渐消解，而建立在新型社会关系基础上的现代纽带正填补进来，如农村中基于“业缘”而建立起的各类经济组织(产业合作社，新型农业互助组等)和基于“事缘”而成立的各种社会组织(红白事理事会、群众治安委员会、民事调解委员会等)逐渐成为体制外重要的农村关系纽带，成为农村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阶层分化阻碍了农村社会管理的整体性
市场化的改革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以效率为主的分配方式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促成了农村人口在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上的变化，阶层分化现象在农村逐渐明显。农民企业家、农村干部、成功个体户、外出务工的成功人士、成功的种植和养殖户等都超越一般农民而成为农村的新贵，成为农村的精英阶层。而一些由于先天或后天原因造成的生活困难群体则退化为农村的最低阶层。原先的农村社会结构中尽管也存在经济条件方面的不同，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及交往规则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层次性差异，并没有分化出明显的阶层意识。但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和交往对象之间的互相影响，农村中阶层分化逐步出现。各阶层之间在价值、道德、文化、利益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而这一差异又被农村传统的乡土族群文化所夸大，它们之间的对话交流日趋淡化，在很多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分歧很大甚至出现对立，直接影响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序整体推进。
上述内容一方面表明，当前维系农村社会秩序的规范正在逐步瓦解，传统的农村社会管理格局到了变革的边缘；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农村社会多元化治理格局的一些关键因素已经具备，如新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逐渐形成，多元治理主体登上农村社会管理舞台，农村群众的自治意识也在日益成熟。因此能否把这些积极要素有机整合起来，使其明确自身职责权限，合理规范自身行为，做到思想统一、结构均衡、关系协调，是顺利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条件。
二、基层党组织：农村社会整合的唯一合法主体
社会整合是社会学概念，源自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将各种分化的社会要素按照其内在逻辑联系整合为一个整体系统的过程，它与社会分化构成了社会矛盾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对立统一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根据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现状，社会分化是传统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如管理权威的分化、管理主体的分化、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农村思想观念的分化。因此要建立起农村社会管理新格局，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社会整合体系把分化了的农村社会管理要素整合起来，这一任务毫无疑问将由农村基层党组织来承担，这是由其政治身份和农村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是社会整合的主体。作为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的执政党是现代社会整合的唯一主体，这也是它的一项根本性原则。执政党在把政府结构和各种社会不同成分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发挥了任何组织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虽然立宪理论很少论及政党的联系作用，但是，除非政党令人满意地履行这种作用，否则，很难想象如何能够长期有效地治理复杂的现代社会。”[4]521所以农村社会整合的主体只能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只有它才能将农村各种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在新的基础上建构农村的管理新格局。与此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社会整合也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农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高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因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要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也意味着农村基层党组织也必然应该承担起农村社会整合的使命。而从农村的现实情况来看，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并且本身也作为一个核心主体参与到农村社会管理中，行政性的党组织如乡镇党委、农村党支部自不待言，在一些经济和社会组织如集体和非公企业、乡村站所、学校、医院等都有自己的党组织，承担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
农村基层党组织所具有的一系列现实优势也表明，只有它而不是任何其他组织能够担当农村社会整合的使命。一是政治资源优势。农村基层党组织依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系，是传统政治权威的承担者，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指导和管理农村各项事务提供了合法性；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六十多年的执政历程中，带领全国人民不断走向现代化，其执政理念和执政手段都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尤其在农村地区，对共产党的信任非常牢固，这也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提供了丰厚的认同资源，这使得在农村对社会整合主体的选择上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只愿意接受党组织而不是其他各类组织的整合行动。二是组织资源优势。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从组织成员的选择到组织目标的设定，再到组织行动的规范性来看，都是其他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这决定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和战斗力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而且它扎根于农村，具有深厚的人才底蕴，能迅速把农村的先进分子吸纳到党组织中来，保证了组织的活力、创造力及先进性。三是文化资源优势。农村基层党组织一直以来负责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先进文化的宣传，占据了农村文化的制高点，并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资源，可以为农村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整合提供各类便利渠道和载体，与此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成员往往源自农村，在文化背景上与农村居民高度一致，熟悉农村的乡土人情和行为特点，从而能顺利的融入农村的各项事务中。
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具备一系列整合优势的同时，也带有不可忽视的缺陷。作为一种内生型的党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生发于农村，如村级党组织基本上源于本村的党员，乡镇一级的党组织成员也大多没有摆脱农村的生活背景。这决定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自身在现实利益、价值观念以及文化状况等就是农村社会分化的产物，这都会影响到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与此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性也随着人口和阶层流动的不断加剧而呈现弱化态势，尤其是在一些落后地区，村级党组织对农村的影响力在不断下降。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进行社会整合时，必须使其成员克服阶层局限，具备全局眼光，要有新的整合思维和整合措施，做到扬长避短，才能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整合职能。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整合的主要内容和现实思路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各项要求，指出党的基层组织要“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这也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整合明确了内容和方向：通过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来实现利益整合，通过服务群众来提高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先进文化来增强凝聚力，最终实现农村社会整合的目标即社会管理的和谐有序。所以农村社会整合应该是一个包括价值整合、利益整合和文化整合等在内的全方位整合。
(一)价值整合是农村社会整合的核心
按照社会整合的内在逻辑，价值整合应该成为核心整合内容。社会整合只有在社会成员对将来所要达到的社会状态具有良好预期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而维系人们保持这一预期的只能是共同的道德或价值等精神层次的东西，因为较之现实利益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价值具有稳定和长期性。哈贝马斯就认为社会整合是通过规范集体良知的道德内容而实现的生活世界的整合，帕森斯也做出过类似的表述：“整合问题涉及保证适当的情感依附的需要，这种依附导致团结与合作愿望的发展和持续。这类情感联系不必取决于所获得的利益，或取决于对个人或集体的目标达到所作的贡献。”[5]531涂尔干也认为“分工却能使互有差异的人们结合起来；使相互分化的人们聚集起来；使相互分离的人们亲密起来。如果人们之间的团结感太弱，就很难抵挡竞争带来的离心力”，[6]7在团结协作的基础上人们产生了对集体的自觉认同，认同集体的权威，更认同集体的价值观念，因此“社会整合是一种整体上的道德现象，受社会条件制约”。[7]由此可见，在社会整合中道德是最深层次力量，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该把价值整合作为农村社会整合中的核心内容，通过和谐善治的价值目标来凝聚各社会管理主体，使他们自觉地投入到农村社会管理中。
(二)利益整合是农村社会整合的基础
任何道德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由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8]82“‘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9]103所以作为对农村社会进行价值整合，必须使价值目标充分反映各方管理主体的核心利益，才能发挥其凝聚人心的功能，否则还是重蹈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整合老路，这也便意味着利益整合必须成为农村社会整合的基础。这也是基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而做出的判断，因为当前农村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利益的分割上，利益矛盾成为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10]目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如“两委”关系不顺、职责不清，村民代表大会形同虚设，各类经济和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边缘化等，归根结底还是各种利益关系不协调所导致的。另外在农村阶层之间、同一阶层内部以及政府与群众、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工人等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妥善的处理就可能激发各类群体性事件，必将影响农村管理秩序和新农村建设的大局。所以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把利益整合作为理顺各类利益关系，消弭各类利益矛盾的手段。各社会管理主体也只有在协调清晰的利益关系中才能充分行使各自的社会管理职责。
(三)文化整合是农村社会整合的重要内容
文化是从悠久的历史生活中沉淀下来的柔性规范，本身便具有一种整合的功能。文化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通过左右人们的价值判断，影响着人们的利益行为来发挥作用。在同样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选择、利益取向都呈现趋同的迹象，因此在当前农村社会整合中必须重视对农村社会的文化整合，为价值和利益整合的顺利实现提供心理基础。而且在中国农村中很多乡土文化具有现代管理学价值，如宗族和乡里文化中的互助机制，农民传统观念当中的“孝”“义”“信”等思想，都是农村社会管理中的润滑剂，是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有学者就提出：“中国农村有其特殊的社会结构、文化认同、惯性思维，农村社会管理必须尊重农民的价值取向，不能戴着西式眼镜观察中国农村问题，更不能一味以西方社会学和管理学理论指导中国农村社会实践。”[11]所以文化整合，也为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储备社会资本的过程。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以和谐为尺度把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体现时代内涵的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与先进文化的同时，还要通过对农村的各种亚文化的筛选，吸纳农村具有积极内涵的乡土文化，摒弃落后腐朽的封建文化残余，在保持文化心理稳定的前提下以渐进的方式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文化整合。
“就社会整合而言，中国现仍然处于一个过渡阶段”，[12]11包括农村在内的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整合的转型期，无论在整合思路还是在整合措施上都需要不断探索。从目前情况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要进行农村社会整合，既要发挥传统优势又要有所创新，建立一套包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政治道德建设、乡村治理在内的科学的整合思路。
第一，注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意识形态教育，引领农村社会价值观的发展。如前所述，价值整合是农村社会整合的核心内容，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意识形态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农村价值观念的引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一方面是加强意识形态内涵创新。“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13]58当前农村的意识形态建设要与以往以阶级性为主要特征的意识形态建设相区别，在内涵上要不断创新，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既要及时体现党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新成果，增强群众对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认同；又要充分体现现阶段农村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使意识形态内涵贴近农村现实生活和管理需求，让农民自觉地认可并信赖。另一方面是加强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教育。对某种思想的广泛接受和形成信仰必须建立在有效传播和教育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具有悠久的群众工作传统和丰富的群众教育经验，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积极发挥联系群众和教育群众的职能，在农村中宣传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内涵，引导农村群众摒弃那些陈腐落后的思想观念，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同时还要积极利用现代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技术，以渗透式传播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利用互联网、手机媒体等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来提高意识形态传播和教育的效果。
第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增强社会整合的权威认同。“要使社会秩序稳固，必须使群众对自己的命运感到知足。而要使群众知足，不在于他们所得之多寡，而在于使他们无权奢求。为此绝对必须有一个群众拥戴的、令行禁止的权威。”[14]109作为社会整合权威的执政党只有成为利益与道德的楷模，才能得到群众的自觉认同和服从。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社会管理的领导核心，也是推进农村社会整合的推动者，这就需要树立其在农村的权威地位。从合法性理论来看，对领导权威的认同不应该是强制性的而应该是自发性的，即农村基层党组织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到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无论从个人道德修养还是行政合理合法性上都能获得群众认可。因此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党风建设，在农村群众中树立起廉洁勤政、公平公正的组织和个人形象，达到十七届四中全会所要求的“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另外还要通过协调农村社会管理中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规范农村各类管理主体的行为以及有效组织和引领农村社会管理的健康发展，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强化农村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信赖感。
第三，积极推进村民自治，完善农村治理机制。村民自治是实现农村社会管理新格局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基层党组织推进社会整合的重要举措。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以村民选举为抓手，积极推进村民自治，把涉及农村发展、农民利益的重要事务纳入民主管理的轨道，为农村各阶层提供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对话交流平台，促进阶层之间的理解互信，使农村各利益群体既共同参与到农村社会管理中。利用多种渠道强化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培养农民社会管理和政治参与的热情，为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开展奠定群众基础。基层党组织还要通过规范权力边界来不断完善农村治理机制，一方面要理顺乡镇与村的关系，积极推动乡镇放权，减少乡镇政府和党委对村委会和农村事务的控制，由“领导与被领导”式的命令服从关转变为“指导与被指导”式的协调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要理顺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归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所具有的独立的法律地位和公共权力功能，使村委会不再仅是一个摆设，使“两委”关系由“党强村弱党支部主导型”向“党强村强民主合作型”转变。[15]146
农村基层党组织既是推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构建农村社会管理新格局的核心领导力量，同时又是社会整合的唯一合法主体。因此积极履行社会整合功能，将农村的各方面力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凝聚起来，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