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经济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共同富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共同富裕是经济规律运作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
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 ）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著名的论点：供给会创出自己的需求。其涵义是，供给与需求总是统一的，产品过剩的危机始终不会出现。然而本世纪30年代的经济过剩的危机将萨伊神话彻底打破，凯恩斯对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深信不疑的萨伊法则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革命”。
凯恩斯认为危机的关键就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因而有效需求不足指对消费品的需求不足和对投资品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投资需求由资本边际效率和人们“心理上流动偏好”决定。因为此文只涉及与收入有关的消费，因此只讨论决定消费需求的边际消费倾向。凯恩斯把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关系叫消费倾向，把增加的收入所引起的消费的增加叫边际消费倾向。但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越来越少。因此，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就意味着会出现消费需求不足。
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富裕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赶不上收入的增加，而富裕者的收入的增加比穷人更快，但其消费增加在收入中的比重相对穷人来说却较小。因此，如果听任富裕者的收入比穷人的收入较快增长，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将会降低，导致社会消费需求不足。
其实早在凯恩斯之前，马克思就曾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只不过马克思并不是从心理规律，而是从社会经济系统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实质。马克思指出，这种过剩不是说生产出来的东西真的多得超过了劳动人民的实际需要，而恰恰是由于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买不起这些东西，因而出现了过剩。这种过剩不是绝对的过剩，而是相对的过剩，相对于劳动人民的购买力的过剩。
抛开社会意识形态的争论不讲，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广大人民群众的购买力相当低下，那么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肯定会降低，社会有效需求肯定会不足，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的客观经济规律。所以，为刺激社会消费需求的增加，政府应实行“征富济贫”的收入分配政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因为共同富裕可以提高广大人民的购买力，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扩大社会消费需求，从而可以刺激生产、实现充分就业，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
而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必须是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国家。那种仅仅实现物质产品生产的现代化，却保留着财富分配两极化、贫富极度悬殊的国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只能称之为畸型的或物质型的现代化国家。一个现代化意义上的国家不仅是物质现代化的国家，而且还必须是实现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础之上的精神现代化国家。然而收入严重的集中化，强烈地（从物质上和心理上）阻碍了公众对发展的参与，损害了民众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而国民的工作意愿及国民的高度责任感是衡量一国民众精神现代化的主要指标之一。因而财富分配两极化的国家绝对不会产生民众精神的现代化。所以共同富裕也是保证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物质上、精神上健康、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
二、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内在要求
所谓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感受到的满足，它不仅涉及到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包括精神生活的需要，诸如艺术的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爱情和友谊以及“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的社会环境等。而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叫做“社会经济福利”。
本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A·Hobson）认为，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在于增进人类的福利，因此经济学的中心应是发现现行社会制度下财富分配所依据的原则，提出改进财富分配以消除现行制度下分配不均的办法。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应包括对一个社会的整个成员的经济福利的考察。后来，庇古承袭其师马歇尔的观点，并加以补充和发展。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庇古认为国民收入是衡量社会经济福利的尺度，这包括国民收入的数量及其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状况。因此，在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中，检验社会经济福利的标准有两个：国民收入的大小和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关于第一个标准，在此我们不予讨论，而只讨论第二点。由于货币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存在，一个人所得收入越多，则其在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小（这一点已由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所提出的著名的“恩格尔定理”所证实）。因此，若把相对富裕者的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则穷人增加的满足程度大于富人减少的满足程度，从而使社会总福利得以增加。所以，庇古认为国家应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干预，在不影响国民收入增加的条件下，通过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增加穷人收入的绝对份额，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增加社会经济福利。
我国作为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上述客观经济规律。通过收入分配政策调整收入的不平等分配，避免两极分化的出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样可以增加我国的社会经济福利。因而，共同富裕不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而且是我国社会经济规律运行的必然要求。
三、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
共同富裕不是同步致富和贫穷致富。同步致富和贫穷致富都是平均主义思想的体现，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其结果必然是奖懒罚勤、奖劣罚优，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阻碍生产的发展，导致社会物质财富的匮乏和人们的共同贫穷。而且，从哲学的意义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最后带动全体人民、落后地区共同致富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首先是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过程。
而共同富裕就意味着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分配制度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努力发展社会生产，生产出丰富的物质产品。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又使共同富裕起来的人们购买所需物质产品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从而使社会中的每个人作为社会的成员之一都能享受到改革和生产发展带来的成果和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不是仅仅只让少数高收入者能够享受到社会的物质文明。因而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时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四、共同富裕是维持社会稳定、减少社会震荡的基本要求
当代政治学的研究表明，政治稳定有两种类型，即外控型和内生型。外控型政治稳定依赖于暴力与恐惧，其特征是官方组织和准官方组织过于庞大，社会结构畸型，政府控制机制日益刚化，各阶级之间的摩擦、冲突因这种刚性化而加强，这种控制机制日益丧失吸引、化解、消除致乱和无序因素的能力，社会运转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日益简化为当事人与国家暴力之间的直接对抗，它们之间的矛盾此消彼长，无序力量一旦占有了优势，就要陷入动乱。内生型政治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稳定，它是在社会生活中能公正地维护一种对多数人有利的利益张力格局，因而能内在地生长出的一种秩序和规范，这种秩序和规范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同与参与，形成一种动态的稳定，有利于实现长治久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这里的内生型政治稳定就指的是全社会共同富裕基础之上的社会稳定。只有保持社会财富的分散化而非两极化，即让作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主体——人民群众，平等地享有人类共同创造的经济成果，这个社会才有可能保持稳定。如果说一个社会只让极少数人拥有绝大部分的物质财富，那么绝大部分的人就会产生社会不公平的观念，维持整个社会稳定的张力就会过度，这个社会就会面临动荡的危险。因此，要维持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就必须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的差异程度。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合理状态，而0.4以上则属于收入差距过大，如果达到0.6，暴发户和赤贫阶层同时出现， 则社会动乱随时可能发生，所以0.6被定为警戒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4 年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和农村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70和0.411，而西方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3～0.4之间，这说明，我国已由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可能引起社会不安的国家。而目前这种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已成为社会公众最为敏感的话题，社会公众都已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强烈的不满。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也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国家不采取措施扼制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势必会引起社会的动荡，阻滞我国改革的进程。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已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引发印尼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以印尼总统苏哈托家族为代表的少数上层人物占有了全国绝大多数的财富，而广大印尼人民却长期在贫困线上徘徊，这引起了广大印尼人民的强烈不满。而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一旦点燃人们心中的强烈不满，社会动乱就在所难免了，印尼全国因此遭受了一场全面的浩劫。俄罗斯在实行全面休克疗法后，由于全面私有化使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两极分化严重，因而俄罗斯社会也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从以上两国的灾难中我们可以得出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共同富裕是维持社会稳定、减少社会震荡的最基本的条件。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悲剧在我们国家上演。
五、共同富裕对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经济增长乏力，大批企业效益低下，产品滞销，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经济不景气已引起从中央领导到老百姓的严重关注。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乏力、速度放慢呢？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增长，从而使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吗？据专家测算，中国的消费增长1个百分点，GDP增长1.05个百分点；投资和政府支出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分别增长0.44和0.51个百分点；而净出口的增长对中国长期的GDP增长率的影响尚不显著。 这说明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还在于消费的增长。
有人认为目前受改革及居民对预期收入降低的影响，消费需求不可能有增大的倾向，因此，只有靠国家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通过投资需求的增加来带动经济增长。其实若单从城市经济的现状来看，目前城市居民消费的绝大多数商品都是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市场似乎没有扩张的余地。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广大的农村市场，就可以发现许多在城市已经饱和的商品在农村还有广阔的市场。只要能把农村市场打开，那么不必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扩大需求，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加快。因为农村的消费需求完全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
到1997年底，我国还有农村人口8.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0%， 有农民家庭2.3亿户，是城镇居民家庭户数的1.5倍。如果在未来10年里，全国2.3亿户农民家庭的家电普及率达到1996年的城市居民水平， 则需1.68亿台彩电，1.5亿台电冰箱和1.76亿台洗衣机，按1996 年的产量计算，相当于10年的彩电产量、14年的冰箱产量和16年的洗衣机产量。从潜在农资和农机的需求来看，全国每年可增加农资需求1500亿元以上，未来几年农用运输车的购买额也将在500亿元以上。 另根据综合测算，农民每增加消费支出1000亿元，将对国民经济新增2008亿元的消费需求。
以上情况表明，今后我国经济要实现快速、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农村市场的拉动力，因为农村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潜在消费需求，农村市场的拉动将会极大改变消费需求停滞的局面。但由于长期以来的重工轻农政策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原因已使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农村的购买力水平得不到合理的增长。而光靠城市的消费增长已不能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了。因此，国家目前的政策应是实行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起来的农村的有效消费需求总量必将超过城市，从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重要的作用。因而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已对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唯有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才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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