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孤军”壮士行——我的所闻与所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孤军论文,壮士论文,所见论文,所闻论文,四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自幼就十分崇敬谢晋元团长和他率领的“八百壮士”，在上小学时，我与孤军官兵，以及孤军营和谢晋元将军墓，就有着一段不解的情绪。后来，也就很自然地比较注意收集有关“四行孤军”抗日斗争的史料。几十年来，有关“四行孤军”抗日斗争的史料非常多，我所收集到的当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就我所见所闻，并加以相互印证，觉得这些史料大都比较真实。其中尤以戴广德先生发表在黄埔军校同学会《黄埔》杂志1992年第四、五期上的《四行仓库孤军抗日始末》最为完整、翔实。还有当年曾多次采访过谢晋元和孤军官兵的《正言报》编辑潘湛钧先生发表在上海《静安区文史资料选辑》1990年第五辑上的《一面爱国抗日的旗帜——八百壮士在胶州路孤军营前前后后》也很真实、客观。我不是史学工作者，但我愿以当年的亲见亲闻，加之戴、潘两先生等有关史料佐证，来谈谈“四行孤军”，以此缅怀民族英雄谢晋元及由率领的“八百壮士。”
四行孤军是奉命撤退，不是被“引渡”进入租界
我家住上海海防路崇安里，离四行仓库所在的闸北不远。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我虽年幼，但当时的炮火轰鸣声和飞机呼啸声，如今仍犹在耳。敌我双方飞机空战时，一颗机关枪子弹头还曾掉到我家的天井里。
是年10月26日夜，我军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在团附谢晋元中校率领下奉命从闸北天通庵阵地转移，进驻光复路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我右翼大军西撤。四行仓库是金城、大陆、中南、盐业四家银行储蓄会仓库的简称，是一座高5层、长120米、宽15米的钢筋水泥建筑，异常坚固。一营以四行仓库为依托阻击日军，保障大部队撤限，从战役全局来说，四行之战是一场阻击战，而不是一个保卫战。
一营自“八·一三”参战以来，伤亡很大，虽经五次补充，仍未满员，按编制应有452人，但进入四行仓库时已不足此数，有史料记载，当时实有411人，对外号称八百，故时人誉为“八百壮士”； 又因一营孤军在四行仓库担任阻击日军的任务，故又称“四行孤军”。
一营在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指挥下，正气磅礴，英勇抗击日军四昼夜，歼敌200余人，击毁敌战车3辆、击伤1辆， 使日军未能越雷池一步，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
此时，驻防苏州河南岸的英军，为了租界免被战火波及，多次劝说孤军撤入租界，并愿提供便利。均被谢晋元婉言谢绝。及至10月30日午夜，上级下令一营撤退，谢晋元和杨瑞符才冒险越过北西藏路敌人封锁线，进入四行仓库东侧的中国银行仓库会见英军军官，联系撤退路线。31日凌晨1时许，谢、杨组织部队开始撤退。在越过敌封锁线时， 因遭日军机枪猛烈扫射，孤军5名战士牺牲，杨瑞符营长等20 余名官兵负伤。约2时，一营全部撤入中国银行仓库。此时， 租界当局以日方干涉为由，要求孤军缴出武器，遭到官兵拒绝。双方相持两小时后，由谢晋元下令把武器交英军代管。一营遂沿北苏州河，跨过老垃圾桥进入公共租界，分乘13辆卡车，在上海民众夹道欢迎下，经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南京路、胶州路，进驻新加坡路（今余姚路）租界当局为其安排的营地，即后来所称的“孤军营”。
从“四行孤军”奉命撤退，与英军联系，到进入租界、进驻孤军营，整个过程并非是被“引渡”进入公共租界的。
孤军营官兵得到上海同胞的热情支援与关怀，并未与外界隔绝
孤军营位于胶州路新加坡路，与胶州公园（今静安工人体育场）一墙之隔，现今的江宁电影院是当年孤军营东部营区的一部分。孤军刚进驻时，这里是一片杂草丛生、垃圾成堆、只搭建有几排临时简易营舍的荒地。孤军进驻后，对营区进行了清整，并因陋就简逐步扩建了营房。
当年，孤军营由上海公共租界的统治机构——工商局派“万国商团”的白俄团丁荷枪把守监视，官兵只能在营内活动，不许出大门。但客观地说，孤军营还不等同于集中营。营内孤军并不是完全“与外界隔绝”，孤军营之名也更非因此而来。“孤军营”是上海人民对四行孤军营地的亲切称呼。
一营撤入租界后，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曾以孤军忠勇抗敌，为国争光，特电犒赏，对殉难和受伤者从优抚恤；奖励全营官兵各晋一级；谢晋元授上校团长，连长上官志标、邓英、雷雄3人升少校团附。 谢晋元的团长职务由此而来。孤军营内的官兵们虽然身陷困境，但依然军容整肃、军纪严明，士气旺盛。全营每日4时起床，4时半出早操，虽无武器，照常操课，还编成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班级学习文化，组织篮、排球队和戏剧组，开展文体活动；并成立了生产合作社，生产肥皂、袜子、毛巾和藤椅等，除自用外亦外销部分产品以生产自救。
上海各界同胞非常关注生活在孤军营里的官兵。孤军营虽有白俄团丁把守，但外界来客和上海市民、学生来孤军营看望，经过营门口白俄团丁允许，还是可以入内的。所以，上海同胞常来探望、慰问，高峰时一天多达数千人。他们向官兵馈赠各种慰问品，为士兵AI写作书信，拆洗被褥，演出文娱节目，进行友谊球赛等等。上海各大学还派教师来营义务授课。云飞、祥生等4家出租汽车公司派来技师培训司机， 并提供教练车和油料。申新纱厂总经理荣德生先生捐献15万元，谢团长推辞不掉，便用此款为全营官兵每人购置两套单制服、一套呢制服、一条棉毯，余款转助难民。商务印书馆门市部主任顾祖荫捐出自己3个月薪金200银元，买了《步兵操典》和笔墨纸砚，赠送给官兵。
当时我家位于海防路西端，与新加坡路、胶州路相交，离孤军营步行只需10多分钟，因此我和小同学们曾多次去孤军营玩，请官兵讲战斗故事。该团二连副班长陈树生腰缠多枚手榴弹，奋不顾身从四行仓库五楼窗口纵身跃入敌群，与20多个日军同归于尽；上海童子军女学生杨惠敏冒着弹雨夜泅苏州河为孤军献上一面国旗，壮严的国旗在阵地高高飘扬，极大地激励了“八百壮士”和隔岸助战的上海民众等等事迹，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
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孤军营的营区仅比南邻的胶州公园略小些。营区被砖墙和铁丝网围着，营门口和四角的瞭望台上都有白俄团丁持枪把守监视，十分森严。营区北部是营舍和工房，有十几排用竹子、芦席和油毡盖成的简陋平房，还有一座同样简陋的大礼堂兼饭厅。这里还修有花园、鱼池和球场。南部是大操场。我们去孤军营一般是周末下午或星期天，官兵们有搞文体活动的，也有在宿舍学习、下棋的，但是工房里的士兵都在坚持生产，用比较简易的织机织袜子和毛巾等等。这个时候上海各界民众和学生来看望和慰问孤军的也很多，有时还搞些联欢活动。官兵们的精神面貌非常好，营内洋溢着高昂的士气，与四周监视的白俄岗哨形成强烈的对比。
孤军官兵在孤军营4年多的时间里， 日常生活尽管由国民党“上海统一委员会”拨款维持，主要还是由社会各界热情支援。上海同胞的关怀使困居于孤军营里的官兵受到莫大的鼓舞。在我的印象里，抗战时期上海有两件家喻户晓的美谈：一件是四行孤军英勇抗日的事迹；另一件是上海同胞对“八百壮士”的衷心爱戴和热情关怀。
悬旗斗争，孤军死难4人，不是1人
四行孤军入驻孤军营之初，每天早操前坚持升国旗仪式。但因租界当局横加干涉，遂改为“精神升旗”，在早操前由谢团长率领，全体官兵肃立，向天空行军礼，以示热爱祖国、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8年8月11日，是第八十八师从无锡出师参加淞沪抗战一周年。 谢团长在月初就向万国商团团长亨培提出，孤军要在这天悬挂国旗，请商团准备旗杆。9日，旗杆送到，插在礼堂门前。几小时后， 亨培来营，说旗杆太高，怕日本人看见了对租界不利，要求不要悬旗，遭到谢晋元严词拒绝。10日，亨培又要求把旗杆截去4尺，使之与屋顶同高， 再次被谢拒绝。11日上午6时，孤军举行升旗仪式， 全营官兵集合在旗杆前高唱国歌，行礼如仪。那面曾在四行仓库经过战火洗礼的国旗，又在孤军营高高飘扬。
下午3时，工部局派来300多名英格兰兵、400名意大利兵， 将孤军营团团围住。这时谢晋元已得到报告，工部局正在跑马厅集结兵力，准备前来强抢国旗。于是，他立即部署部队保护国旗。5分钟后， 万国商团的白俄团丁倾巢出动，冲进营房，挥动警棍向我手无寸铁的官兵袭来。我官兵以血肉之躯同白俄团丁展开激烈搏斗。混战中，二连班长何玉湘竟被白俄团丁开枪击倒，当场牺牲；四连号兵王文义、一连战士吴祖德、三连战士刘尚才被打成重伤，送到医院后不治殉难；其余被打伤者有土兵86人（其中重伤36人）、军官8人，国旗也被抢走， 造成震惊上海的流血惨案。谢晋元遂下令全营绝食，抗议工部局的血腥暴行。晚上，亨培带领团丁再次来营，一面伪装与谢团长谈判：一面由其喽罗强迫孤军官佐登上汽车，拉到外滩中央银行幽禁起来。
工部局的暴行传出后，激起了上海同胞极大的公愤。各界人士要求工部局惩办凶手、抚恤死难士兵，释放被押官佐。3天后， 工部局慑于众怒，被迫解除了对孤军营的封锁，将我国旗送还，被押官佐亦全部送回营房。
1939年8月11日是悬旗斗争一周年纪念日， 孤军营再次举行精神升旗典礼，谢团长发表讲话，“一年前为悬挂国旗，吾同志死难4人， 流血一百多人。大家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永记忽忘！”接着他预立遗嘱，并函父母，重申誓死报国之决心。信中说道：“上海情势恶化，租界自身难保，而敌人对男之企图，势在必得，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男对死生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熟虑之矣。人生必有一死，此时此地而死，实人生之快事也！”视死如归之精神，溢于言表。
谢晋元在操场门口遇难，不是在伙房里被刺；翌日举行棺殓仪式，没有3天3夜的向遗体告别
1940年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傀儡政权，陈公博当了伪上海市长。为对孤军进行分化、诱降，陈曾亲赴孤军营面见谢晋元，要把孤军收编为上海保安第二大队，并许愿将委任谢为上海保安总队长。谢团长当即断然拒绝，怒斥道“我父母是中国人，生下我这个儿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决不当外国人的走狗！”陈公博碰了钉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此后虽在工部局和汪伪汉奸的双重压力下，处境日益艰困，但孤军官兵临危不惧，坚守爱国立场，仍同敌伪进行顽强的斗争。不料，祸从内起，被敌人收买的4个叛兵，竟对谢晋元下了毒手。
1941年4月24日下午， 我就读的戈登路（今江宁路）生活小学传开了一个噩耗：敬爱的谢团长今晨5时在大操场检查部队早操时，被4个叛兵刺杀了！顿时，师生们都被惊呆了，感到非常悲痛。待我们放学时，整个上海都传遍了。
关于谢晋元的遇难经过，戴广德先生著文这样回忆：4月24 日清晨，东方刚露鱼肚色，孤军官兵已在操场上出早操，随着值星官的口令跑步。谢晋元循例站在操场门口检查迟到的人。4时许，二连的郝景成、四连的张文清、张国顺、张福忠4个叛兵，从礼堂跑过来， 谢晋元以为是迟到的士兵，正欲上前查问，不想郝景成手持电工刀独刺谢团长的左太阳穴和喉部，谢猝不及防，当即倒向操场门内。正在跑步的队伍从远处瞥见操场门口有人影骚动，以为是谢团长在处罚出操迟到的人。待跑过半圈转回来，才发现谢晋元躺在血泊中。人们纷纷围拢过来，排长李春林怀着营救的希望，刚说了一句：“团长没死！”郝景成即挥动刀子大声狂叫“让开！”又向谢团长腹部连刺数刀，民族之星就此陨落。上官志标团附在混乱中臂部也受了刀伤。这时，工部局大批巡捕赶到，将4名罪犯带走，后来怎样处置，再无消息。传闻郝景成被处绞刑， 但无从证实。
谢晋元遇难的噩耗传出后，举国震悼，各地唁电如雪片飞来，上海同胞更加悲愤，纷纷到孤军营吊唁，瞻仰谢团长遗容。
4月25日，谢晋元遗体移入礼堂，举行棺殓仪式。素车白马， 途为之塞。从胶州路到新加坡路孤军营北大门，吊唁的队伍排成一条长龙，自军营门口到灵堂，都有官兵肃立。在低沉的哀乐声中，场面显得格外悲壮肃穆。人们瞻仰英雄遗容，不禁悲愤难抑，更有许多人失声痛哭。
这天下午3时，我放学回家途中听大人们说今天吊唁谢团长， 便家也未回背着书包直奔孤军营。令人惋惜的是，我赶到时棺殓仪式已结束，棺木也已下葬，但前来吊唁的人还是络绎于途，可见大家对英雄景仰之深。
至今我还记得，这一天碧空万里，灵堂设在大礼堂，四周挂满了挽幛，里里外外摆放着许多花圈。我同大人们一样，向敬爱的谢团长遗像鞠躬致哀。
谢晋元的墓地选在营房北门内东侧。我到了那里，看到一些士兵和石匠已在动手为谢团长建墓。他们见我小小年纪也来吊唁，很关心地问我几岁，家住哪里，在哪个学校上学？我都一一告诉了他们，并请他们讲了谢团长遇害的大致经过。
谢晋元夫人，曾任上海虹口区政协委员的凌维诚女士对谢晋元被刺和吊唁情况也曾有过忆述。她于1985年8月13 日“八·一三”淞沪抗战48周年纪念日，在《人民政协报》发表的《回忆我的丈夫谢晋元》一文中这样说：“1941年4月24日晨5时上操时，晋元被汉奸刺杀，惨然死去，全营官兵失声恸哭。4月25日对晋元遗体举行棺殓仪式， 前往吊唁者六万余众。”
谢晋元的少将军衔为殉国后追赠，并非生前授予；谢团长去世后孤军由上官志标为首的3位团附领导，雷雄没有代理团长
谢晋元殉难后，国民政府给予他高度评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给各军的通电中指出：“谢之成仁为我中华民族垂一光荣之纪念，亦为我抗战史留一悲壮之史迹……谢团长不仅表现我军人坚贞壮烈之气概，亦为我民族不屈不挠正气之代表。”谢夫人凌维诚从谢的故乡广东蕉岭赴重庆报丧时，由宋美龄迎接到官邸，蒋介石亲自接见，慰勉抚养子女，并特恤5万元。 国民政府为褒奖谢晋元四行抗战之殊勋及退入租界后领导孤军英勇斗争、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的精神，特追授谢晋元陆军少将军衔。作为一位团长，于牺牲后被追授少将衔，这在8 年抗战中是绝无仅有的殊荣。
1943年，我转到新加坡路上海市立小学（抗战胜利后命名为晋元小学）读书，直到抗战胜利小学毕业，整整两年里，与孤军营和谢晋元将军墓相伴。市立小学的西面和南面与孤军营隔着一道稀疏的竹篱笆，南面有两扇篱笆门，中间用锁锁着，小孩子可以从两扇门的间隙钻过去。这时的孤军营已被夷为平地，只有谢晋元将军墓依然还在。墓茔距我的教室约50米，站在教室门口西望，就能看到。谢晋元墓竣工后，我再没有到孤军营去过，但转到市立小学后，与英雄墓地毗邻，便常和同学们钻过篱笆门去谢将军墓前凭吊。斯时，孤军营已是满目荒芜，杳无人迹。
谢晋元将军墓是一座水泥砌成的兰球形墓茔，有一层低矮的墓台，坐北朝南。墓前是四行孤军全体部属敬立的一人多高的汉白玉墓碑，正中隶书竖刻“追赠陆军步兵少将谢公晋元之墓”，上方镶嵌着谢将军半身戎装的椭圆形烧瓷遗像，英俊轩昂。戴广德先生文中谈到谢将军墓还有一块云飞、祥生、泰来、银色4 家出租汽车公司立的概述将军生平及遇难经过的纪念碑，也许在日军夷平孤军营时已遭毁坏，我没有看到。但我清楚地记得从关着的东营门到墓前，有条被人们踩出来的小径，这说明不时有人进来凭吊这位长眠地下的民族英雄。
1944年深秋一个下午，天上下着细雨，我和几个同学正在教室门口廊檐下闲谈，忽见孤军营东门那面进来4个日本军官， 牵着马径直走向谢将军墓地。他们先在将军墓前肃立了一个会儿，又低声说了些话，观看了一番然后离去。对日本军官前来谒墓，我们颇为不解。放学后，我好奇地来到墓前，看到日本人并没有动过啥，很多天前不知是谁送来的花圈依然整齐地摆放在墓前，只是因风吹雨淋花圈上的花朵有些凋零了，铁丝也长了锈……顿时我明白了，这几个日本军官一定是路过这里，特地进来向他们敬畏的这位抗日名将表示自己的敬意。
谢团长去世后，孤军营的领导人是谁？
前面已经说到，四行仓库守军本是第五二四团一个营——第一营，并非是一个团。虽然后来团附（相当于团参谋长）谢晋元因战功被升为上校团长，几位连长上官志标、邓英、雷雄升为少校团附，但并未撤销第一营建制，授予团的番号。因此，谢和上官、邓、雷是以团长和团附的职务领导第一营的。
按当年军制，团长出缺，如上级没有新的任命，可由副团长自行依序临时代行团长职权。但这与上级正式任命的代理团长不同，前者是临时代行，后者是正式任命。谢晋元去世后，上级既没有新的任命，又无副团长，因此孤军营按例由团附领导。既然上官志标在3 位团附中排名在前，上级也没有指定别人，自然就依序以上官志标为首的3 位团附来领导。关于这个问题，戴广德先生文中是这样说的：“谢晋元殉难后，孤军由上官志标和雷雄领导，继续坚持斗争。”这个说法符合我们当年知道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军制（至于戴先生为何没有提到第二位团附邓英，就不得而知了）。
孤军被日军俘后历尽苦难，一部分官兵后来成功脱逃，雷雄于途中病故，未能到达重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第二天，日军就在孤军营布岗，加以控制，孤军随即落入了魔掌。孤军官兵先是被押送到月浦机场附近的陈家桥（今宝钢基地）俘虏营关押，不久又被转移到龙华强制服劳役，挖掘铁路两旁的护路水沟。在龙华期间，我方游击队曾打算营救孤军，但被敌人发现，又将孤军转押至南京老虎桥俘虏营（原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他们在那里受到日军极其野蛮凶残的迫害。
1942年5月， 敌人为了离散孤军， 曾调出原四连代连长陈日升等100余人去杭州南星桥外西兴镇养马。其抵达后，又分出25人去上饶，这批人在原营部通信班长刘一林带领下成功脱逃。消息传到杭州，敌人将陈日升痛打一顿，罚孤军长跪一天，不给饭吃。不久，又把他们押回南京老虎桥俘虏营关押。
1943年冬，敌人从老虎桥俘虏营又调出100 多人去芜湖裕溪口装卸煤炭。团附雷雄秘密组织大家逃跑，利用出工机会领着90余人，夺取敌人轻机枪1挺、步枪6枝，脱逃成功。可惜雷雄在率众去重庆的途中不幸病故，幸存的人到重庆后重新入伍，参加了湘桂战役。在雷雄组织大家逃跑时，有10名战士因留在营房未及参加，后来其中6名伺机逃跑， 不幸被敌人发觉，开枪射击，1人中弹身亡，3人逃散，只有于长寿、曾和平两人逃到皖南新四军防地，得到安置，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
1942年，日军还曾从老虎桥俘虏营调出1000余名战俘到南洋做苦工，这其中也有数十名“孤军”战士，几十年后的1989年6月10日， 当年被运往南洋的“孤军”战士田际钿在《人民政协报》上著文说：1942年旧历7月，日军从老虎桥俘营调出田际钿等36名“孤军”，随同其他一批俘虏被运往南洋，经过20多天海上航行，到达几利亚那不尔，在炎热、饥饿和瘟疫流行的折磨下做苦工，砍树、打石头、烧石灰、运煤、搬运物资。俘虏的命运十分悲惨，大批俘虏病、饿而死。到日本投降时，这三十几名孤军中只有田际钿等十余人幸存下来，于1946年10月随同其他俘虏，经国际红十字会安排，乘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船只回到上海。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冬，从各地赶来上海的孤军官兵，由上官志标主持，在孤军营旧址聚会，庆祝抗战胜利，缅怀谢晋元团长。我记得，第二天上海各主要报纸以头版报道了这则消息，还在刊头登了一幅时人十分熟悉的照片——英武的谢晋元一身戎装骑着高头白马，向自己的部队举手致敬。当时的政府为了褒扬谢晋元爱国抗日、坚贞不渝的精神和业绩，还将四行仓库西侧的满洲路命名为晋元路，胶州公园命名为晋元公园，沪西市立模范中学命名为晋元中学，我们市立小学命名为晋元小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仍以不同形式缅怀和纪念谢晋元将军。改革开放后，原孤军营北面余姚路（原新加坡路）西首新建的一条里弄，即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晋元里，以表对这位抗日英烈的纪念。
1983年4月15日，上海市委、 市政府又将谢晋元灵柩迁到虹桥万国公墓，并举行了纪念仪式。新墓建于宋庆龄陵园右侧，墓碑和纪念碑均是当年原物，谢晋元团长以身许国，“四行孤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将永为后人怀念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