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性金融中心形成的条件和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性论文,上海论文,金融中心论文,内涵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一般规律与跨越模式
上海能否建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建成这一中心的根本条件和主要因素是什么，首先需要进行规律性的考查。这种规律，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一般规律以及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规律。
国际金融中心一般定义为国际性金融市场的集中地。以集中程度为标准，通常又可分为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两类。一些共同的特征构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标识。这些特征是：（1）金融机构云集。大量国内外金融机构汇聚其中，成为金融市场的活动主体和结构主体；（2）金融服务全面。各类趋于成熟或创新的金融品种与金融工具在此被广泛使用并向外传播，带动金融市场的业务拓展与产品更新；（3）金融制度完备。涉及金融交易、监管、司法以及信息流通的规范体系得以确立，保障了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有序并有效的发展；（4）金融交易活跃。资本管制的全面放开、便利畅通的投资及交易场所吸引并促进了金融市场的规模扩展和投资流动；（5）金融人才充沛。大量集中的市场拥有大批专业化的人才，而活跃的市场和不断创新的交易产品及其技术又不断培育出新的专业化人才。
回溯发达国家各大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历史，金融中心发源地内在经济与金融实力的膨胀，是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方面，内在经济实力的膨胀通过国际收支规模的扩大，提升了本地货币的国际地位，对金融市场的集中产生了作用。从二次大战前伦敦独霸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到二战之后纽约崛起为与伦敦平分秋色的国际金融中心，其间恰巧经历了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要的结算和储备货币的过程。此后美元的霸主地位渐趋瓦解，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散提供了契机。随后可见的实例是，复兴的欧洲和崛起的东亚相继造就了巴黎、法兰克福和东京等一批国际金融中心。
另一方面，内在金融实力的膨胀则通过国际投资能力的加强和国际信贷规模的扩大对金融市场的集中产生了作用。二次大战前大英帝国威震四方的殖民扩张不仅表现为大量集中于原材料行业的直接投资，而且也采取了购买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公债、有价证券等间接投资的方式。几乎同步发展的美国及西欧各国的海外扩张则主要集中于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及其证券投资。这些投资的结果除了使母国获得源源不断的原料供应外，更重要的是使母国积累起了丰富的利润。利润的积累提供了为本地（如伦敦、纽约等）及其他国家贸易融资和信用扩张的基础。
本世纪70年代，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相伴随，一批新的国际金融中心脱颖而出。后起金融中心的出现一方面打破二战以来国际金融中心集中于欧、美、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传统格局，确立了国际金融中心分散化、多层次的全球分布结构；另一方面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传统规律提供了新的内容。金融产业常规的依存于现实经济的从属性发展似乎不再是新的金融中心形成的必要条件。那种以强大的内部经济实力烘托和催生金融势力集中，继而向国际扩展延伸的发展轨迹在诸如新加坡、香港等后起的金融中心的崛起中并未受到全盘重现。
香港、新加坡向国际金融中心过渡的成长轨迹提供了后起国际金融中心跨越式发展的事实。尽管香港和新加坡确实拥有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政治、税收等条件，但是以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的阶段而言，两地内部经济自身并未蓄积起足够的金融需求。其之所以在70年代中后期崛起，并成为与欧美日各大金融中心相互补的金融中心，更多的是受外部需求和政策驱动的作用。一方面，地区经济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态势使地区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上升，资本的趋利性推动了大量游资及其投资机构对两地趋之若鹜。大量投资者以及金融机构的到来反过来又带动了金融市场的扩展和金融需求的上升。另一方面，无所约束的或倾斜性的投资驱动政策借助于跨国投资中的跟随规律促进了金融供给的聚合与增长。这些地区通过引进方式不仅再造了发达国家已经显现的现代化金融业的基本内容与结构，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跨越式发展的模式。这与产业发展中通过转移实现跨越缩短周期具有相同的实践含义。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条件
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现实性在于历史与当代、本地与全国、国内与国际的各种因素所汇合成的综合条件。这些条件不仅证实了建设中心目标的可行性，而且隐含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选择依据。
（一）历史形象的现实意义。
从纯物质的角度讲，昔日上海滩，金融机构林立、吞金吐银，执金融交易及金融行市之牛耳的辉煌并不为今日国际金融中心的重建提供多少具有实际意义的遗产。兴建一个符合现代金融市场硬件设施要求的城市不见得会比置换并重新装备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洗劫的外滩建筑大楼困难多少，使一个平地而起的新城区具备形象感召力的困难和成本倒要大大超过硬件建设本身。上海滩一度作为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不仅早已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而且至今令人感叹怀旧。在昔日远东的金融中心占据一席之地的形象需求甚至比政策优惠的实际利益更具作用。昔日华资、外资乃至民间金融机构云集的街区、大楼，因其在地理和标志上的角色象征而对中外金融机构产生着特有的感召力。
上海的形象效应还在于世纪之初十里洋场乃冒险家的乐园。这一历史诱惑对于越来越具有全球流动性、甚至是投机性的国际资本及其拥有者仍是不可抗拒的。支撑这一形象的是上海融合四方的文化和商业气息、机敏而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源、相对发达的交通和通讯便利、相对扎实的经济和金融基础。上述这些上海独特的优势在浦东开发开放的政策机遇中找到了新的扩散机会，而外来资本、外来技术及其人才又可不断充实并丰富已有的优势。与世纪之初的情形相仿，一个贯通中西、汇聚内外的大都会格局的重现，将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态基础。
（二）开放经济：国际金融中心的体制背景。
改革开放17年以来，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自然递进的结果，而不再只是开放政策的局部发展或简单调整。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过程是从开辟经济特区，局部实现贸易自由化起步的，此后是逐步开放直接投资领域，创建三资企业。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则相对迟缓。从地域范围看，中国经济的开放是从东向西推进、由南向北延伸的。经济国际化的重心则随着外来资本的结构主体从华人中小资本向国际大资本的过渡而由东南沿海逐步汇聚于沿江沿海的交汇点上。这一过程推动了开放格局的全面确立。这种开放不仅具有狭义开放的含义，即向外国资本开放国内市场，而且具有广义的使已经开放的部分更趋国际规范化的体制含义。开放涉及三个方面的格局，即开放的贸易格局、开放的投资格局与开放的经济格局。
在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最初阶段，上海作为中国主要的港口城市，且位于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列，已获得了确立开放式贸易格局的政策许可。但真正赋予上海贸易格局开放内涵的，则不仅在于上海外贸体质本身的改革和发展，如外贸经营权的扩放、外贸经营手段的增多、外贸渠道以及规模的增加等等，而且在于从单纯的商品进出口岸发展为沟通内外、万商云集的货物集散和流转的中心。从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到90年代的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流域经济区，上海已经确立起在商品及物资筹供中融通东西南北、辐射四面八方的开放式格局。随着上海商业零售和批发销售网向长江流域的扩展，随着上海率先获得中外合资外贸企业的试点授权，以及审批国内外贸公司在浦东设立子公司的中央授权，贸易的开放式格局更将在国际国内两个互为推动的层面上得以巩固。
开放的投资格局首先体现为上海的证券、外汇和资金拆借三大市场的率先发展，并从地方性走向全国性。两大市场的全国操作中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中国短期融资中心——已经在上海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全国证券交易核心地位趋于巩固。这一发展已在实际的运作中日益显示出打破资金的地区性封锁，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市场的成熟态势。在最新一轮中央强化宏观调控的融资政策之下，上海同业拆借市场通过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发挥了缓解本地乃至周边地区资金紧缺压力的功能。至于证券市场，以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标志，发展迅速。上市公司和上市品种不断增加，交易额大幅度上升，市场辐射能力急剧扩大，并出现了债券和股票交易并重的发展趋势。最后是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落户上海，并且与全国23个大中城市联网运行，确立了上海成为当今人民币汇率生成地和外汇交易中心的地位。
开放的投资格局的意义是，上海已经成为全国金融机构的数量、种类最多，外资国家（地区）分布最广的城市，形成除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外，还拥有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保险公司、股份制证券公司、国有和股份制的信托投资公司、中外合资银行、租凭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多元化的局面。在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同时，上海金融业还引进了国际通用的一些融资工具和方式。国内金融机构正越来越多地开展银团贷款、混合贷款、外币抵押贷款，按揭贷款等业务。
随着浦西的金融发展向浦东的转移，浦东的政策向浦西的辐射，已有的开放格局具有更广的延伸和创新空间。中央给予浦东在金融方面“适当时候”和“具备条件以后”进一步开放的新政策，使上海有了创造条件开放新市场新业务的发展空间。
开放的经济格局特别是指上海在国际化以及国内地区合作过程中所确立的全方位、开放式产业转移和经济合作的态势。一方面，上海正积极改革其单向性的经济国际化的局面。由第一代外来投资所带动的一批现代制造业逐步建立起来，不断缩小着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产业差距，吸引更多的具有高技术专利优势的国际大公司，从而使经济增长更多得益于高新技术产业生产和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上海经济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正提供着与内地省份加强分工协作的机会。上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陆转移，上海产业升级向沿海邻省的辐射无不丰富着开放的经济格局的内涵。
（三）走向成熟的亚太经济促进区内的金融中心的崛起。
亚太经济的高速发展已持续了近20年，由此使亚太地区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最引人瞩目的新生带和增长极。与持续高速增长同步，亚太地区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结构。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一批现代工业正在建立和发展起来，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也正努力改变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因而，整个地区经济结构呈现出提升和趋同的态势。高涨的购买力与消费水平支撑起了相当强劲的投资与贸易需求，并且这种投资与贸易需求更多地依存于地区内部的分工与协作。这就赋予了亚太经济比地理概念更深刻的成熟的区域经济的含义。
更趋成熟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进程决定了地区内金融中心的崛起。这一判断来自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成熟的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区内国际分工的加深，包括功能性分工的加深。由于金融业是现代经济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核心，因而在功能性分工中金融功能的分离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国际经济史证明，区域经济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崛起，亚太经济也将重复这一过程。另一方面，在当今国际投资战略中，成熟的区域经济的投资驱动力将大大超过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引力。跨国投资中地区性总部的地位上升与功能加强意味着需要集结状的金融、贸易中心的崛起，并向总部所辖范围辐射其功能。亚太地区正以其全球经济新生带与增长极的特殊地位为地区性总部的选址者所看好。伴随着众多地区性总部的设立，大量金融、贸易、信息和管理机构将“跟进”设立，这将极大地促进本地区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崛起。
亚太地区经济走向成熟之所以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条件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溶入亚太地区经济中，这种溶入不仅意味着中国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会，而且意味着中国正通过调整其产业结构（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培育起加入地区内多层次国际分工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与亚太地区相互倚重的经济联系中，亚太地区的繁荣更依赖于中国的发展。这种依赖使得在人民币流通区域内建立一个金融中心，吸呐本地区及区域外资本，提高中心所在国进而提高地区金融国际角色的利益不仅可造福于中国，而且会波及整个亚太地区。趋于成熟的亚太经济需要分享这种溢出效应，事实上构成了对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需求刺激。
（四）经济一体化进入金融一体化推进全球金融业迅速扩展。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是20世纪末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特征。投资跨国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是一体化的最主要内容。现代投资除了直接投资外，大量以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90年代中期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约2000亿美元，而国际间接投资总额约9500亿美元。因此投资跨国化在增大资金国际流动总量的同时，尤其蕴含着间接资本国际性运动繁荣上升的意义。随着以银行信用为基础的国际信贷制度向以证券资本为基础的国际融资体系的过渡，大量创新的融资工具和手段被引入国际金融交易之中。这不仅导致了大量投资性金融机构的产生与介入，而且伴随着以发达国家为主的金融业放松管制的进程，各类型金融机构间争夺市场、争夺业务的竞争趋于激烈。这种竞争一方面意味着在成熟的市场上，对市场份额的重新瓜分和占有；另一方面更意味着寻找新的市场、并在新市场上抢占制高点。
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为这后一种竞争提供了可能的场所。尽管事实上也恰恰是这些国家对国际资本存有急切的需求，这种需求导致金融机构对市场选择拥有主动权，但是潜在的国际金融中心能否崛起，不仅是外部竞争的结果，而且还取决于对部分因素的内在把握。金融机构的市场选择总是向经济高速增长，从而可带来巨大效益或存在效益潜能的国家和地区倾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意味着开放型的发展战略和开放型的发展地区具有最有利的机遇。进行跨国投资的金融机构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高速增长和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国家和地区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给予外来投资者以国民待遇的呼声即反映了资金供给者的选择权，也体现了资金需求者的主动权。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这种要求还越来越多地以区域多边认同的形式出现。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后，有关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已经开始；经合组织更率先开始了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投资自由化的原则谈判，并预想在一九九七年顺利结束谈判向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推进。多边层次上的原则规范将越来越有利于存在着地区及国际分工合作潜力的国家或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与开放的背景下，上海无疑充分具备了这种潜力。
值得探讨的是，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将依循何种模式？中国经济的内在规模持续增多和国际化进程不断造就着自身经济实力和金融供需的扩张，这为上海依循发达国家由内而外的金融中心崛起之路提供了条件，但是另一方面，以政策驱动呼应外部需求，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快速形成亦具有现实的可能与决定性的意义。显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不宜简单套用现代某一种模式，而应在传统与创新兼收并蓄中探索有效发挥优势条件的发展道路。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
国际金融中心具有金融业发达、金融机构密集的共同特点，但在功能上却并非只呈现单一模式。探索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具体含义，探索其在特定条件下建设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决策的基础。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之一：亚太地区性国际金融中心。
确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还是地区的金融中心。这一问题也包括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尤其是亚太地区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
金融中心的跨越式崛起尽管有其现实可能和依据，但在一定时期之内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仍将先是地区级的。依据主要有两个。首先，较之于地区级的金融中心，全球级的金融中心需要有更充分的条件，诸如全球水平上稳定而完善的金融体系；面向全球化的投资融资市场；独一无二的，不可或缺的时空（地理和时区上）优势等等。有些条件是尚处在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上海所很难迅速具备的。其次，香港和新加坡在弥补全球金融交易，尤是外汇、期货市场交易循环空缺上的时区优势有可能成为本地区新的全球级国际金融中心崛起的抑制因素。就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而言，上海也将首先在地区合作与发展中发挥其金融功能。
上海近期作为地区性金融中心的定位并不排斥其长期向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发展，形成目前香港那样的地位和功能。这一发展进程取决于大陆金融政策的开放度，市场开发和机构吸纳方面的创新能力，也取决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前景。不可否认，就全球性金融功能而言，上海与香港会有一定的竞争与替代关系。香港作为贸易转口地和进入大陆投资桥头堡的角色优势正面临上海作为沿江沿海交汇地，从而主导贸易流、投资流的地位上升的挑战。但是据此认为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全面覆盖香港金融中心的功能则仍欠依据。
80年代以来，在增长突出的亚太地区，与国际投资的新市场需求上升对应的是，金融开发区的供给增长也呈上升甚至激烈竞争的势头。由供给趋旺引致的竞争困难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甚为紧迫。因为，国际资金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数量终究是有限的。但这种竞争并不以此消彼长为结果。以一度气势颇猛的台湾亚太营运中心的建设为例，金融中心是其中的主体部分，原因是台湾的金融基础与岛内不断升级的外向型经济水平（诸如从吸收外资走向大量对外投资）不相适应。“营运中心”中的金融中心尤其是以岛内经济为依托的，以缓解岛内相对滞后的金融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制约，进一步提升岛内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规模与水平。与此相似，诸如曼谷、汉城、吉隆坡、悉尼、雅加达等亚太地区新崛起的一批中心城市的建设也无不以本国经济为主轴，以强化国内经济中金融系统的 地位为目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以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为根本基础的，无论从全球来看还是从全国来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都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位置。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亚太地区多个金融中心的发展并不存在绝对的消长取代关系。经济总规模的扩大、次区域经济及国别（地区）经济的相对独立，使得多个地区性中心的并行发展有现实的可能。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定位之二：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国际通道。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根基在于中国经济的开放进程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首先应当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国际通道。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已经从一个封闭型的经济转变为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尽管内部市场庞大，但中国经济已经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依赖于世界经济的国际化，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需要走出国门，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需要进入中国，这就提出了“国际通道”的需求。在改革开放之前，香港起了中国的国际通道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仅仅依靠香港这一条通道显然是不够的，尤其不能适应华东地区及长江流域开放型发展的需要。上海无疑应当承担这样一种职能：国内企业可以从这里“出国”，进入国际市场，开展国际业务；国外企业从这里可以“入境”，与国内各地区建立经济贸易联系。这就是国际通道的含义。根据国际、国内经济的现有竞争格局和生产力的地理分布，上海最有可能成为与香港并驾齐驱的中国又一条国际通道。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通道作用决定了它的发展思路必须立足于全国，而不是单纯着眼于上海。应当从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整体需要出发进行其功能开发，在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长远及整体需要中寻找生长点。依靠优惠政策获得某些环节的发展不仅作用有限，而且将根本上模糊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相对滞后，但全球国际化作为一个过程却日益推进，迎接这一国际化进程应当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出发点。
开放改革提供了经济国际化的必要准备，但并不意味着经济本身将轻松必然地到达国际化的目标。改革的推进加上与国际的接轨已使中国经济由体制改革阶段进入体制创新阶段。在整个体制创新中，金融领域的创新可能是最为重要且最为困难的一环。这不仅因为金融是现代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而且还因为金融体制仍然是整个经济体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专业银行的商业化过程尚未完成；国内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还很不发达；各类金融市场尚不规范、不完善；引入外资金融机构并允许其开展相应业务后对国内金融系统的竞争压力以及如何实施宏观调控尚无系统的对策。中国经济全面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有赖于金融体制的突破，这种突破需要大量引入已确定业务规范的金融机构，大量引入有助于市场建设的创新金融工具及技术，这一切只有在金融运行中心才能实现。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当成为中国金融的体制创新区，承担对整个体制创新具有决定意义的金融创新任务。
体制创新既取决于主动的探索，又受制于改革滞后的约束。在许多方面，创新需要在试验中起步。因此，上海应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试验区来为创新开辟道路。经营体制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除已有专业银行商业化外，需建立一批新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商业银行；（2）健全以投资银行引导的投资机制；（3）强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功能与地位；（4）通过逐步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足够业务，以改变其观望和等待的局面；（5）以国际准则调整金融业的市场准入与竞争机制。也就是说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当具有最多最新的交易品种、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有形无形的金融市场；最多种类和最多数量的金融机构，以及相应增加的交易者与交易量。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之三：中国金融体系的操作中心。
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将发展成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和操作中心，而不是全国金融体系的宏观调控和决策中心。这是关于上海金融中心功能定位的又一重要含义。这蕴含着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要求金融中心的建设须从形态开发转向功能开发。功能开发的关键是金融开放度。开放度较高的金融政策的出台将是未来金融宏观调控中心的首要任务。上海则可以集约化方式深化功能开发。所谓集约式开发是指现有投资尽快发挥出效益，形成既定的功能而不是单纯追加新的投资。在资金的分配与使用上体现战略重点，从高强度投入转向功能培育，集中与功能开发密切相关的重点项目的建设，而不是分散资金，铺大摊子，拉长周期。为了突出以金融运行与操作功能开发主导形态开发的战略定位，对未来中心城区内土地及房地产，特别是商住楼房的进一步开发应让位于对运行体系及操作实体的开发，同时解决已开发楼房的机构入住。
其二，操作和运行中心的功能形成将极大地依赖于业务的开发与创新。争取开放一些国际通行的金融业务，以国际市场运作规范为活动准则将是未来金融中心中金融操作及运行体系的基础。考虑到中国金融体制向市场化、国际化改革的完成及其开放度较高的外资政策的到位尚需时日，一段时期之内，上海的某些国际通行业务的开放可与内地保持相对隔离。从而既可对外强化上海作为中国金融国际化操作中心而非决策中心的独特地位，又可对内减少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冲击。
（四）功能开发的根本：市场的规范化建设。
是操作中心而不是政策中心的战略定位赋予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市场运行领先于政策选择，功能创新领先于政策协调的特征。换句话说，未来中心的最终成果将体现在各大金融市场与各类金融操作功能的开发与创新之上。这里所说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保险市场。金融机构则包括：各类所有制的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银行。
在市场建设中应着重解决两大关键问题：一是市场结构失衡，发展畸形。结构失衡一方面是指市场交易工具单一，如目前上海货币市场交易额的约88%集中在同业拆借一项，而同属货币市场交易品种的短期融资券、大面额可转让存单、票据贴现市场等开发有限。另一方面则是指市场参与主体单一。迄今为止，在已开发的各类金融市场上，银行及其所属分部（证券部、投资部）依然是占据主导的参与主体，而应该扮演积极参与者角色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依然有限。因此市场建设的首项任务是加快开发和丰富交易工具，培育和拓展市场的主体队伍。
市场建设的另一项难点是市场操作的不规范，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和长期的准备，操作不规范正严重扭曲和阻碍着新兴市场的成长和发育。这一方面是指现有各类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一个仍具有许多非市场经济因素的环境。尤其突出的是政府的信贷计划指标直接抑制着证券市场作为基础建设和企业融资主渠道功能的发挥；政府对存贷款利率、债券票面利率的控制并根据政府债券利率对企业债券的票面利率设定差幅使得债券市场的投资潜能间接受制于政府管制。这另一方面则是指由于投资者的不成熟与监控失灵导致市场运作的高波动性和强投机性。投资者的不成熟既源于利益目标的扭曲，更在于诸如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内在机制因素。而监控失灵与其说是监控法规残缺不全，不如说是区域性市场分割要么致使地方和中失监控要素重叠，要么留有缝隙所致。
因此，市场建设的另一重要任务是真正改变政府及其信贷计划在资本配置、金融运行中反市场化的直接干预与监控。大力引进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操作规范并以此为未来金融中心市场建设的规范准则，政府的影响和作用则主要集中于促使引入的规范在现有及开发的市场上的确立，并营造一个有利于成长中的投资者及更多新投资者调整利益目标的环境。
（五）金融主体的多样化、规模化与规范化建设。
如果把金融市场比作未来金融中心的舞台的话，那么中外金融机构则是这一舞台上角色各异的活动主体。市场与机构的互相依存互为因果，将构成未来金融中心最具意义的内涵。中外金融机构分两大类：一类是银行，包括中央银行、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并以商业银行为主；另一类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含证券公司、信托基金类投资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及期货经纪公司等。
机构建设同样涉及两大部分，其一是机构数量、结构，以及功能的开发。尽管迄今为止，上海已云集了国外共154家金融机构（其中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40家，代表处114家），离未来上海金融中心的机构数量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增扩机构数量的任务不仅在于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开放投资领域，以吸引国际金融机构来沪设立分支机构，而且要积极探索新的机构生长点，诸如推动大型企业集团自组设立财务公司，以强化利用资本市场实现现代公司的理财能力，以及兴建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与机构数量的开发相对应，还应增加对机构网点的设立。主要是简化和放松对网点设立的行政手续与控制。在机构发展的规模上，在数量发展的同时，也包括发展一批国际性的大金融机构的总部，分支机构或营业网点，以提高中心的整体水平。
在机构的角色协调与分配方面，包括商业银行与政策银行的分离，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功能分离、机构投资者和中介实体的分工互补，中央银行对公开市场上各类中外金融机构的宏观调控。此外，随着中央给予浦东新政策中确认的上海城市合作银行的设置权，合作性银行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也须获得深入的认识。
机构建设的另一部分是围绕着机构运作的规范化。这就是，一方面是减少和消除政府对金融机构的非市场化干扰，非法制化管理；另一方面则要改革国内金融机构内部非市场化机制的障碍，例如，专业银行的商业化进程需要加快，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托管机构的投资与竞争意识有待加强，投资银行对资本市场的主动参与性应当提高。在此同时，伴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大批进入，以及投资领域的逐渐放开，中央银行对其的监管应有明确的原则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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