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之魂——“文以载道”的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以载道论文,之魂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写文章，是应该赋予其灵魂的。尤其是一篇好文章，必有良正之魂。何谓良正之魂？文章立意须善、须正，行文主旨或予人教益，或引人向上，或怡乐身心。
“文以载道”，是千百年来中国学界的一个优良传统，是古代学人关注为文之魂的简明概括。当然，“文以载道”中的“道”，主要指封建道德。但只要我们抽去其封建旗号，代之以新时代之道，社会主义之道，那么，“文以载道”完全可以推陈出新。
一
为何提起“文以载道”？盖因当前颇有一些“文不载道”之现象。
其一，为文之旨，专在赢利。只要能赚钱，什么乌七八糟的文章都肯写，什么凶杀、艳情、迷信的书都敢出。在大大小小的书摊前一站，浓彩重笔红红绿绿的封面、耸人听闻故弄玄虚的书名，扑面而来。形形色色的“官场术”、“厚黑学”，公然教授勾心斗角之技巧、寡廉鲜耻之手段。还有一些书专门指导如何讨好老板、上司，如何追女人，乃至如何甩女人。也有些书在大谈相面、风水、算命的“科学原理”与方法。出版销售这些书，无异于制造文化垃圾，污染社会环境，特别是毒化涉世不深的青少年的心灵。从这些书中，人们看不到制作者起码的社会公德，看到的只是他们赤裸裸的赚钱欲望。
其二，为文之旨，专在功名。写文章、写书的目的，是为了在出版物印上自己的名字，是为了扩大知名度，是为了评职称，是为了吓唬人。因此，人们可以经常看到内容空洞、没有思想的文章，翻来复去讲一些正确的废话、空话、套话。或者从国外舶来一些概念、术语，生搬硬套，满篇是绕来绕去的词汇迷宫，讲一些连自己也未必清楚的内容。人们耐心地看几百字甚至几千字，仍不知作者究竟想说什么。这类作者惯于在大标题、大体系、新概念的掩护下唱空城计。
其三，为文之旨，专意迎合低级趣味。大写别人的隐私，甚尔也公开自己的隐私，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性心理、性经历，以丑为美，以病态心理为美。一些文字作品贯穿颓废的、不健康的人生理念，给读者展示的是格调低下的生活画面，不能发挥文化产品娱悦、教益功能，不是激发人健康向上，而是使人消极悲观。
诸如此类的文字作品，还可以举出一些。统而言之，这些作者没有以“大道”、“正道”贯穿于自己的作品，而是或为名，或为利，或为一己之私欲，推出假冒伪劣精神产品。因此，不仅物质产品需要打假，精神产品也需要打假。
精神产品既然作为一种产品，就存在一个质量优劣、产品真伪的问题。而衡量精神产品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尺，就是看其写作主旨如何，看作者通过作品表达何种精神。无论是作者刻意而为的作品，还是偶尔随意之作，无论本人有无自觉的意识，文字作品都必然体现出某种道德情操——或是高尚，或是卑下，或是平庸；都必然显示一种价值判断——或肯定，或否定，或漠然。长篇、巨篇、随笔、偶感，概莫能外。文字作品写出发表，是供人阅读的，是向社会提供了一种精神产品。如果“文以载道”，就有益于社会空气的清新、净化，有益于公众的身心健康，大可立德，小可怡情。如果“文不载道”，或是“文载邪道”，就会污染社会空气，败坏社会风尚。由此而言，为文操笔者，可不慎欤？“文以载道”，可不详辩焉？
二
明确提出“文以载道”之语的是宋人周敦颐，他在《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意为文好比车子，道好比物品，文的作用就是承载道。在他之前，唐人柳宗元曾提出“文以明道”说。柳宗元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说：“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又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这是说明文字形式与内容主旨的关系，也是指出文字作品最根本的功用。“文”是用来阐明“道”的。所谓“道”，指圣人之道，儒家之道，有时也包括自然之道。但一般多指儒家之道。
事实上，从先秦开始，古代学者就不断探讨“文”与“道”的关系，并把“道”置于突出的地位。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注：《论语·述而》）表明其志向、目标是“道”。
孟子解释自己好辩，目的是卫护“先圣之道”，“不得已也”。
荀子也说：“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注：《荀子·正名》）
以上说法均是以道为基础、根本，是“文以载道”说的先声。
古代学者关于“文与道”关系及“文以载道”命题的论辩，内容是很丰富的。笔者择其具当代意义者，区分为以下几个层面试言之。
1.文字作品，最关键的是思想、识见，而不是技巧、作法。
由于写文章、著书立说的目的在于明理载道，因此，内容与形式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章学诚指出：“文，虚器也；道，指实也。文欲其工，犹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御寇，亦可以为寇，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 文可以明道， 亦可以叛道， 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 ”（注：《文史通义·言公》）文字形式是虚的，而道却是实在的。这是强调最重要的还在于内容。宋人孙复概括说：“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注：《答张滴书》，《孙明复小集》）这是说，文辞，是道的具体运用；道，是文字之教的根本所在。因此，文辞一定要发自内心。朱熹也有一个比喻，“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注：《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这是指出文与道是一个整体，是枝叶与根本的关系。既然文辞源于道这个根本，那么这样的文辞也是道的体现。
上述议论从正面阐述了“文”应“载道”，“文”与“道”的统一。在“文”与“道”关系中，“道”是根本。
对于颠倒了文与道的关系，以华美文辞掩盖内容空虚的文字作品，古代学者也给予严厉的批评。王安石《上邵学士书》说：“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香，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此类文章虽以精心雕琢的词句哗众取宠于一时，但终因内容苍白空虚而遭人们唾弃。
汉人王符强调“道义为本”，“巧辩为末”，批评“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遗憾的是，世上的评论者缺少识见，推崇这种“虚无”、“雕丽”之文，“此伤道德之实”。（注：王符：《潜夫论·务本》）这里又连带谈到了批评家的责任。批评的首要标准是内容主旨，即“道义为本”，而不应把“雕丽”的文字技巧放在首位。
就一般的文章、著作来说，“道”为本，文字技巧为末，那么对于诗歌来说是否还是这样的评论标准呢？
明人王祎在《黄子邕诗集序》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以《诗经》为例说，古人写这些诗时，“大抵指事立义，明而易知，引物连类，近而易见，”注重实际内容，有感而发，自然通俗，“未尝有艰深矫饰之语”，即没有在辞句上故作艰深、矫情、夸饰。然而，这样的诗作是成功的，“天道之显晦，人事之治否，世变之隆污，物理之盛衰，无不著焉。此诗之体所以为有系也。”体现出作者对于自然、人事、社会、事物演变盛衰的认识和思考，这就是诗作之“大体”。同时，王祎很不满意“后世之言诗者不知出此，往往惟炫其才藻，而漫衍华缛奇诡浮靡是尚，较妍蚩工拙于辞语间，而不顾其大体之所系。”由此可知，评价诗作之优劣，也不是将辞语技巧放在首位，而是首先看其“大体”，内容主旨如何。
以上我们考察了古人关于“文以载道”、“文”与“道”关系的第一个层面的认识，即在文章及其它文字作品中，“道”（内容主旨）居首要地位，而“文”（文辞形式、技巧）居次要地位。而且，“道”须是正道、直道、大道，而不能是歪道、邪道、小道。
这样的道理在今天也是适用的。文字作品是给人看的，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不是个人独处的无病呻吟。既然是为了给别人看，文字作品一经出版流传，就具有了社会性，就成了传递某种思想的载体，客观上就有了某种目的和影响（尽管有的作者是无意识的）。因此，文字作品应该是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应该是健康向上的，应该是启人心智的，应该是愉悦精神的。换言之，应该“载道”，载精神文明之道。这样说，并不是说所有的文字作品都必须有强烈的功利目的或者是强烈的政治目的，有些文字作品并没有明显的功利目的，也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和倾向，但其精神主旨应是予人启迪和教益的，应是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作者创作的每一件文字作品，应是向社会贡献一份精神财富，而不应是炮制垃圾；应是精神世界的空气清新剂，不应是散发腐败气息的污染源。这应该是每个舞文弄墨者身体力行的根本的工作目的。
应当指出，这一目的与文字技巧并不矛盾。载精神文明之道的作品并不意味着缺乏魅力、没有可读性。良好的精神主旨加上高度的文字技巧，更能打动读者，更能发挥作品的影响，反之，忘了文字作品的根本目的，忘了作者的社会良心和责任感，即使有再高的文字技巧，创作的作品再细致，也是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
2.能否做到“文以载道”，不仅仅是文章做法问题。文风与世风交互影响，互为因果。
这是我们所理解的“文以载道”的第二个层面的内容。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在晚唐五代，由于政局混乱，统治集团腐朽，文风也纤弱柔靡。宋初皇帝喜好文艺诗赋，君臣唱和，粉饰太平，因而浮靡文风继续发展。这种文风助长了统治者醉生梦死、奢侈享乐的腐朽风气。当时的柳开大声疾呼复古，提倡韩愈的古文，主张文章体现“道”，以“道”决定“文”，“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稍后的石介也对浮靡文风的代表西昆派猛烈抨击，主张文章为儒家道统服务。他尖锐批评当时轻浅淫丽的文章及唱合之作，“今夫文者，以风云为之体，花木为之象，辞华为之质，韵句为之数，声律为之本，雕锼为之饰，组绣为之美，浮浅为之容，华丹为之明，对偶为之纲，郑、卫为之声，浮薄相扇，风流忘返”，他强调这种文字是对儒道、仁政的最严重背离，是“遗两仪、三纲、五常、九畴而为之文也，弃礼乐、孝悌、功业、教化、刑政、号令而为之文也。”他进而指出这种文风的泛滥导致社会等级秩序的混乱，“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亲，夫妇何由顺，尊卑何由纪，贵贱何由叙，内外何由别？”最后他的结论是，浮薄文风败坏了世风，“化日以薄，风日以淫，俗日以僻。此其为今之时弊也。”（注：石介：《上蔡副枢密书》，《石守道先生集》卷上）石介的批评是尖锐的，发人深省的。浮薄文风日复一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使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已构成当时之大弊。
当然，我们不能同意把社会风气的败坏完全归咎于“文不载道”的浮薄文风，事实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文风的败坏与世风的败坏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在互为因果方面来说，均为主要因素之一，则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文风与世风的关系及交互影响，前人是相当关注的。唐人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中指出：“文章与政通，而风俗以文移。”文章和施政是相通的，而且风俗是受文风影响并改变的。元人虞集在《李仲渊诗稿序》中说：“某尝以为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采随之。”元人杨维桢《杨文举文集序》也说：“文章非一人技也，大而缘乎世运之隆污，次而关乎家德之醇疵。”明人王祎《书徐文贞公诗后》说：“数十年来，士大夫气习益下，词章日堕于纤靡，翰墨日趋于颓媚，遂无复向时馀韵矣。词翰细事耳，于此不亦可观世变乎？”这些议论重在说明文风不是小事，切不可等闲视之。文风关系世风；文风不是单纯的个人爱好；世风影响文风，从文风也可观照世风。
本文前面所列举的几种“文不载道”现象，说明当代有一批舞文弄墨者，他们为名、利、私情所驱动而写的作品，正是败坏社会风气的一个污染源。他们的作品主要充斥于地摊、候车室、列车车厢，或者也稍作包装厕于书店、阅览室。这些作品所要告诉读者的权术、凶杀、艳情……乃至各种空话、假话，难道不是在污染社会空气吗？如果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耳濡目染于这类文化垃圾，难道能不受毒害吗？
近年来，人们经常谈论社会变革，道德滑坡问题。尽管人们就“道德滑坡”是否存在？是否必然？还存在激烈的争论，但报章、电视上仍时有披露令公众寒心的、违背起码公德的事件，诸如开车撞人后潜逃，伤者卧路数小时路人视而不见，溺水者拼命呼救而观者如堵，制作毒酒、假药公然图财害命，公款盛宴、豪赌、狂嫖肆无忌惮……。这种种触目惊心的现象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社会公德的价值和意义，关注社会风气的走向，一本《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段时间来始终列于畅销书排行榜中。当然，社会风气的好转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制止文化垃圾的泛滥，从源头入手净化社会空气，无疑应是当务之急。
我们的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敢于批评“文载邪道”现象，而且也应身体力行“文以载道”，要相信“文以载道”的社会功能。社会空气的净化，是需要众人参与的。古人是很相信“载道”之文的正面功用的。魏时桓范《政要论·序作》对此有清楚的表述：“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强调了“著作书论”旨在阐发弘扬“大道”，通过对善、恶的褒、贬记载，形成当时及后世可以遵行的社会行为规范。这样的文章，一般人看了有教益，有过失者看了则觉悟。另一方面，桓范也指出相反的情况，“转相放效”，“浮辞谈说”，“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小辩破道”。东汉王充赞赏“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的文章，他反问道：“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难道文人写文章仅仅是显示文笔技巧、行文之美吗？不是的，旨在“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因而结论是：“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注：王充：《论衡·佚文篇》）以今人观点来看，王充在这里把文章的社会影响力只归结为“劝善惩恶”，未免局限了些。但“劝善惩恶”应是文章社会影响力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则无疑是正确的。唐人梁肃也充分肯定文章对社会道德、民风的影响作用，他在《秘书监包府君集序》中说：“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污祟，人风之薄厚，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从更早一些的议论来看，《易经》上即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可见，古代学者关于“文以载道”及文章与世风关系的认识是比较自觉、成熟的，具有久远的传统。我们今天非常需要将这一传统赋予新的内容而加以继承。
3.“文以载道”的第三个层面的意思，是为文与做人的关系。“文”能否“载道”，取决于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作者胸中是否有“道”，即作者是否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
古人说：“人为吉士，言为德音”（注：陈子龙：《彭古晋诗稿序》，《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六）有道德感的学者，自然会助力于精神文明建设，反之亦然。为何？言为心声，文章可以透露作者的精神世界，可以观照作者的道德修养。以下分三点述之。
其一，“人品”决定“文品”。道德文章，是古代学者追求的境界。对于这一传统，清人章学诚曾有过一段精采总结：“夫子尝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辞立其诚’，孟子尝论‘知言养气本乎集义’，韩子亦言‘仁义之途，诗书之源’，皆言德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清人刘熙载在总结诗坛成就时得出“诗品出于人品”（注：刘熙载：《艺概·诗概》）的结论，这一精炼的概括也适用于作文。只有人品好，才会赋予文章公正诚信道德内涵，“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注：李华：《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全唐文》卷三一五）
柳宗元赞扬诗人廖有方的诗歌创作为“唐诗大雅之道”，就是因为他具有良好的道德内涵，“刚健重厚，孝悌信让，以质乎中，而文乎外”。（注：柳宗元：《送诗人廖有方序》，《柳河东集》卷二十五）这种道德居“中”，以文词、文采为外在表现的说法，宋代大学者欧阳修也几次谈到，他在《答祖择之书》中说：“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他还曾举例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谓夫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谓也。”（注：欧阳修：《与乐秀才第一书》，《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十九）金和玉所闪烁的光彩，不是在外打磨装饰出来的，也不是染洗出来的，而是由其材质坚实的本性决定的，那种光辉完全是自然发出的。这正象《易·大畜》所说的那样，内里刚健笃实，外面光辉日日常新。内在的道德修养深厚充实，而后发出外在的光辉，与日俱新而不衰竭。所以《易传》说，君子要多了解以往的嘉言善行以加深自己的道德修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要实现“文以载道”，不是简单地添加佐料似的在文章中加入道德言辞，而是先要强化作者自身的道德素质。自身思想修养充实了，其文章的道德之光自然就闪烁不息了。就这些理论观点而言，古代学者是把为文写作当成一项庄严事业看待的，不但要求文章有良好的社会影响，而且要求作者有自然的发自内心的真诚情感。不以虚伪说辞欺骗读者。
以上述观点反证，现代的炮制“文化垃圾”者，本身的道德素质是不会高的。低下的人品决定了低下的文品。他们的作品实质也是对他们空虚卑琐精神世界的曝光——凶杀、猎艳、私欲、滥赌、厚黑、毒品、假大空、变态、畸恋……，这样的人品及作品，带给社会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其二，文章能否“载道”，还在于作者识见如何。
作者期望“文以载道”，但具体“载”何“道”？能否达到作者的愿望和效果？还要取决于作者的识见。因此，古代学者往往主张着重培养器识、见解。唐人裴行俭语曰“先器识，后文艺。”（注：见《新唐书·裴行俭传》）即是一个代表性说法。
识见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盖识见高明，不染利欲”。（注：王文禄：《文脉》卷一）无欲则刚，作者洞穿利欲之弊，自会以平常心著述，不会因名利炫目而浮躁，不会因急于求成而自乱方寸。作者淡泊于名利，其文其书能予人教益。作者汲汲于名利，必“粗浮在心”，“陈浊在笔”。
“以器识为先”，就能有鉴别的能力，明确写什么？怎么写？“盖识见不足，以诡诞为新奇，以庸劣为本色耳。”（注：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十四。）如此一来，则与“载道”南辕北辙了。“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注：叶燮：《原诗·内篇下》）叶燮在这里提出的“有识”→“是非明”→“取舍定”，也正是“载道”之文的写作逻辑。
既然“必先器识”，那么如何做到“有识”呢？如何提高器识呢？清人魏禧提出了“练识”说：“愚尝以谓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所谓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物务，识时之所宜。理得其要，则言不烦而躬行可践；识时宜，则不为高论，见诸行事而有功。”（注：魏禧：《答施愚山侍读书》，《魏叔子文集》卷六）所谓练识，一方面要通过博学而知道理之精要；一方面要接触实际事物，了解社会现实状况，能够认识到现时的真正需要。道理的精要掌握了，文字不多而又能切实可行；认识到现实的真正需要，也就不会无的放矢地空发高论，落实到行动上就会有显著功效。
事实上，魏禧的议论已涉及到“载道”之文如何与现实结合的问题。一种理论、一种观点，其最终的价值，要在实践中体现。上述议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归纳、掌握理之精要，二是要选择现实最需要的理论去实行。这实际上已是在解决从“文以载道”到“道之大行”的“桥”或“船”的问题。
其三，“载道”之文的价值与影响往往也取决于作者的人品。千百年来，一些蕴含高尚道德理念的文章被历代人津津乐道地传诵，在塑造中国人精神世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吸引人、感染人的不仅仅是文章本身，还有作者的巨大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的感召力。诸如孔子《春秋》、屈原《离骚》、司马迁《史记》、诸葛亮《出师表》、岳飞《满江红》、文天祥《正气歌》……等等，无不如此。又如古今凡受推崇的文章大家，几乎都是道德修养较好者，其中一些人的高风亮节更是有口皆碑。明人李贽断言：“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注：李贽：《复焦弱侯》，《焚书》卷二。）
读文章时也关注作者的人品，这样的事例极多，看来已形成“顽固”的传统。明人陈仁锡说：“士不立品，才思索然。文章千古，寸心自知。无人品，则寸心安在？谁与较失得哉？”（注：陈仁锡：《明文奇赏序》，《明文奇赏》卷首）章学诚说得更直截了当：“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因为作者人品不好，读者看书时先有逆反心理，根本不相信他。对于这样的作者和作品，难道不是最大的悲哀吗？
读者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其言行相违，心口不一，“苟有其文而行违之，则凤鸣而隼翼也，欲道之行，吾不信也。”（注：智圆：《送庶几序》，《闲居编》卷二十九。）
明人盛仪甚至认为，人品不好的人即使将作品刻印以求传世，也还是会成为人们批评的靶子，“昔人以诗文鸣世而人品未足称重者有矣，虽其集刻之传，亦未免为訾议之资尔，何足贵哉！”（注：盛仪：《淮海集序》，《四部备要》本）
古人如此重视人品的修养，应该给今人以深刻启迪。为什么当代一直呼唤“大家”，为什么“大家”难以涌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某些“准大家”没能像古代大家那样高度重视自己的人品修养，道德情操不足以服人。尽管称“文章大家”，但仅有“文章”也是不能称“大家”的，这就是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
“文以载道”观点在漫长的文化、文学发展历程中，曾起到积极的作用。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学者那里有不尽相同的表述，但其基本含义——为文应表达良好的道德——则是一致的。应该说，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当然，如果像个别理学家那样，将此观点推向极端，片面强调“道”的作用，否定“文”的价值，也是不可取的。这种偏狭理解在历史上并不占主流地位。因而“文以载道”说也不应被否定。
在今日文化领域面临市场经济冲击，处于动荡、变革、分化之际，重提“文以载道”说当有特殊之意义。当今时代与封建时代大相径庭，“道”的内容也已变化。我们没有理由丢掉“文以载道”的传统，恰恰相反，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此传统推陈出新。让我们的作家、学者秉持良好的道德信念去写作，使我们的精神环境、社会风气变得更美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