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和经验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研讨会论文,中国改革开放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于1998年12月23日在京联合举办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和经验”研讨会。来自研究机构、国家各有关部委和大学的专家学者3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从经济史的独特视角出发，对以下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有关社会主义的观念和制度问题
中央党史研究室林蕴晖教授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过程，是在破除对贫穷社会主义思想崇拜和民粹主义基础上的思想解放过程。以前的社会主义观念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是生产力低水平上的“一大二公”的贫穷社会主义，把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看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过程，这种社会主义观念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将私有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来，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
中央党校陈雪薇教授将改革开放的理论划分为三大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建树；古今中外的特别是当代国外经济理论和经济工作经验。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哲学根据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对社会主义可从本质、形态和矛盾运动等多方面去研究，邓小平理论就是从本质上研究社会主义的，把两对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突出出来，找到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那就是改革开放。
农业部农研中心郑有贵副研究员认为，公有制是一种具有特定经济内涵、具有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制度体系，它明显包括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决策方式、结构性收入和社会福利分配三个层次。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以自主、联合劳动为本质特征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公有制是一种制度集合，而公有权是一种财产权利，所有制关系决定产权关系，即产权是所有制的意志体现和法律硬化形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公有生产资料的组织形式、经营形式、交换形式和支配形式。农民是劳动者，农民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家庭承包经营、合作社、股份合作制等姓公而非姓私。
如何看待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理论界有“回归说”和“雏形说”等观点。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研究员、武力副研究员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都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但从经济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国际环境、社会心态等方面都与建国初期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不是体制上的“回归”，而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扬弃，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是初级社会主义的雏形。农业部农研中心姚监复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经济政策上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中国过渡时期理论的哲学根据是毛泽东1935年就接受的斯大林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和农业集体化的理论与策略。
（二）中国改革前经济体制的特征与发展契机
武力认为，改革前我们痛失5次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历史契机：一是国民经济恢复完成后，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二是1956年中国“八大”以后；三是1961-1963年；四是1975年的整顿时期；五是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机遇丢失的主要原因是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没有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关系，没有把发展生产力置于首位。改革开始后，中国又面临着两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一是1978年，二是1992年。这两次机遇我们没有失之交臂。而能够把握住机会，也是因为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改革与发展的评判标准。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认为，改革前的中国经济模式严格地说不是计划经济，而是行政命令式的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经济，而前苏联则是一种高度理性计划经济，抛弃这种模式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国改革实际上是抛弃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模式，重建前苏联的理性计划经济模式，中国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发挥了理性计划的潜力。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徐棣华研究员则持不同见解，认为尽管原苏东国家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排斥市场，以计划控制再生产各个环节等方面则是共同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理性计划是工业化的产物，它适合于企业，应用于社会必然要走入死胡同。中国50年代就学习过理性计划，即使是在企业，也暴露出问题，就是不重视人的主动积极作用。中国改革与原苏东国家比较，成绩比较明显，不能说主要是由于我们发挥了理性计划的潜力，改革后宏观管理转向长远发展战略和规则，企业效益滑坡的事实说明理性计划并没有得以加强。她认为中国改革取得成就的原因是：(1)政治比较稳定；(2)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3)在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上取得了一致，明确了国企改革的出发点；(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模式的改革同步，二者相互促进。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经验与问题
董志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是正确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确立了市场趋向的改革思路，较好地处理了新旧体制的关系；同时较好地处理了借鉴外国经验与从本国国情出发的关系；在改革的步骤上，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都采取了逐步前进、渐进式推进的办法。
在改革特点的概括上，经济学界有渐进激进、存量增量、体制内体制外之说。对此，学者们各抒己见。秦晖认为，中国改革在有些方面，如农村改革、国企改革的外资参股方面远比东欧、俄罗斯激进。以前对改革特点的概括不全面，但并不是一无可取。徐棣华认为不能简单地以激进渐进、存量增量来概括，如从市场主体的形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范围和作用逐步扩大的角度来说，改革是渐进的或存量的，中国走的是与发展紧密结合、市场逐步形成的改革道路，这种道路优于休克疗法。武力认为，农村改革一开始就是体制内改革和存量改革，表现出速度快、彻底激进的特点。中国改革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不仅中国改革的理论、政策和措施来源于对实践和经验的总结，还包括在制订和推行改革措施时，充分考虑或及时注意其可行性，具体表现在该激进就激进，阻力较大时则通过试点或外围改革来逐步推进。中南财大赵凌云教授认为渐进、增量和体制外成长等观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道路的特征，但有各自的片面与不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是理性选择与路径依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是多层面的历史过程，其先导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轨，其主体或实质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围绕这一主体，整个经济转轨过程包括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上述三方面的转轨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转轨与摩擦的交织互动，构成了改革发展过程的主线。
财政部科研所何盛明研究员在肯定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改革成绩的同时，指出财政改革也使得国家财政职能不断被肢解，造成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降低。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上升，地方财政苦乐不均，部分县级财政无法保证履行政府职能。因此，必须强化财政职能，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当前强化财政职能注意要和机构改革结合起来，发挥财政在投资领域的引导作用，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黄文模研究员也持类似看法。
中国人民银行马峻起副研究员追述了中央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认为经济体制决定金融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体制对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中央银行必须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独立行使调控职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由于其功能和实施力度不同有必要协调配合。
轻工史学会郭晖、孙德君两位研究员指出了改革开放以来轻工业的巨大成绩，生产率要素的巨大变化，表现在原材料的质量提高了，设备的自动化水平大大上升，人力资源的知识水平明显改观。但改革过程中轻工业面临着巨大挑战，即严重亏损的企业增多，下岗待业人员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