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设计和论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文明不可抗拒的历史主潮流，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从理论思维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建设性构想，创建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回答和解决了一个跨世纪大课题。
一、现代化道路的取向
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是艰辛的，教训是深刻的。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运动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先进的中国人在不断地寻求中国的强盛之路。但这一切努力都没能使中华民族这艘古老的航船，驶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沼向现代文明运行。历史证明了一个真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总结历史教训，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这一定位是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以阐述的。资本主义道路过去在中国走不通，现在仍然走不通。“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更不用说“小康”和现代化。假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国际垄断资本的弱肉强食之下，“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现代化在总体上是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但它又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分头进行的，是在本民族的客观国情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现实运动。中国绝对不能机械地承袭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而应从本国国情出发，抓住世界历史给本民族带来的有利时机，走出一条富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二、现代化目标的规划
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邓小平孜孜以求的目标。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应以社会主义为坐标，综合富强、民主、文明价值目标指向的全方位战略目标系统。在这一目标系统下的现代化战略工程，就是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现代化，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邓小平把脱贫致富和建设现代化强国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将经济建设置于中心，由此开始现代化的战略布局。他指出，现代化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在现阶段，“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邓小平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中，经济增长是以量化指标形式出现的，但我们绝不能就此将“中国式现代化”简单等同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并因此而忽略邓小平跨世纪蓝图中所蕴含的符合人类文明走向的社会主义价值内涵。
现代民主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标志。邓小平认为，民主既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又是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一。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同时，邓小平还有针对性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加强党的领导及中央权威是并行不悖的关系。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极高权威和高效率的政府，不但能够与民主政体相契合，而且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标志和保证。
邓小平还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一，纳入到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他说，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中国现代化文明模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同公有制相适应的集体主义思想，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组织纪律观念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道德、纪律等。然而，这一文明模式又以能广泛吸收和容纳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基本取向，民族传统文化和进步的西方文化是其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参数。邓小平在设计、建构现代文明模式的过程中极为重视对中西文化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于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三、现代化步骤的设定
总体目标代表着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规定着现代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战略步骤则是对实现总体目标所作的阶段性的规划和安排。因此，战略步骤的构想对现代化进程有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邓小平在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上重新面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时，他思考的是如何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实施这一目标的理论和方略。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步骤，邓小平在充分了解和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分三步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跨世纪战略构想。
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确定有个过程。1979年邓小平在接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在本世纪末实现的现代化水平是“小康之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这一战略构想作为全党共识在党的十二大上被确定下来，并把它进一步具体化。1984年前后，邓小平提出了到下世纪中叶“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的目标。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实现翻两番，需要20年，还有第二步，需要30年到50年，恐怕是要50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是50年到70年。1986年以后，邓小平对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参照系和现代化等级程度作了进一步论证，正式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
邓小平规划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既反对了片面强调困难，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前途消极悲观的态度，又防止脱离我国国情、急于求成、企望在短期内实现现代化的急躁冒进倾向。这三步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衔接，循序前进；每一步既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战略重点，又都围绕和服从于实现现代化这个总目标。这样就把宏伟的理想量化为可以度量的具体奋斗目标，把近期目标和长远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从战略上把握和指导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
与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相适应，邓小平把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和科技作为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点，尤其是把教育和科技视为战略关键，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命题。他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发展科技，必须以战略眼光抓教育。教育的发展必须坚持“三个面向”的战略方向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战略方针。科技发展了，教育上去了，有了人才资源，现代化建设就有后劲和智力支持，我们的目标就能实现。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的新认识，即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一个意义深刻的转变。
四、现代化途径的选择
中国的现代化，不仅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可分离，而且同改革开放的新型体制休戚相关。为了实现确定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必须把改革开放作为切入口，开拓发展的道路。
邓小平之所以把改革开放提到决定中国现代化成败的战略高度，来自深邃的世界意识即运用世界眼光对全球发展态势的科学洞察及其对我国社会现实的深层透视。现在，随着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世界愈来愈走向综合和交融，生产高度国际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制的竞争。相反，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社会主义在实际运作中都形成了以国家垄断制为深层本质的僵化体制。它一方面根本排斥市场机制，阻塞商品流通，闭关锁国，处于世界大市场之外，压抑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导致国家主体化的倾向，压抑着广大劳动者和劳动集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妨碍着人的主体性的开发升华。这种体制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已完全丧失了其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就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正是这种僵化体制，使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旧的那一套是不成功的，所以邓小平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按照邓小平的思路，改革是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改革，因为单线的推动是不可能深入并获得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和完善适应现代化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克服官僚主义，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政治保障。科技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实现与经济建设的紧密结合，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总之，通过改革建立的新机制及其运作，将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依托与支持。
从世界现代化和经济国际化、市场一体化的战略大局着眼，邓小平认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实行开放。开放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对外开放不但可以有力地促进我国与外部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加快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速度，而且能够在社会的制度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形成有利于广泛的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良性机制。邓小平的开放观，是要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而其点睛之笔是正确地解决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这一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解决了人们对“开放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疑惑。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只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强调与之进行斗争，结果限制了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邓小平考察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同一关系，巧妙地从对立中把握同一，以唯物的科学态度和彻底革命精神，大胆地提出了向资本主义学习和利用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思想。在当代世界“一球两制”的条件下，对外开放容易使我国的现代化陷于“依附”的困境，或给外国敌对势力以可趁之机。为此，邓小平强调，在不断拓展开放的空间、内容的同时，始终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针，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实践表明，改革开放是启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活力之源，是保证我国长治久安新局面和持续发展的基础，是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五、现代化战略保障的创设
邓小平在设计和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时，立意探求实现和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他多次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和平的国际环境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党也曾提出要大规模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是我们却未真正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这上面来。这除了“左”的干扰外，我们始终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紧张的周边环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以很大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这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布局，制约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就不可能安心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所以，邓小平把争取和平作为中国外交的中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改变了我们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进而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精辟论断，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和平力量在不断发展。这一新的科学论断，为我们党和国家调整对内对外政策，维护和争取和平，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由于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变化和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需要，从80年代初我国的对外政策开始作重大调整，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为了在世界面前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形象，我们积极倡导和平共处原则，始终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不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如何，都一律平等相处。邓小平提出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他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现实性设想，为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分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所有这一切，都为我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我们不但同所有周边国家实现了全面的睦邻友好，而且也同世界上所有愿意同中国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
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国内环境，在邓小平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他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所以他一再告诫我们：“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这是邓小平从十年内乱的沉痛教训中得出一条重要历史经验。那么，怎样才是稳定呢？在邓小平看来，最重要的是政局稳定、经济稳定、政策稳定。他指出，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政局稳定。要使政局稳定，关键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我国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政局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经济稳定，就是要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不要大起大落；经济稳定又有赖于政策稳定，即现行政策不变，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动摇。政局稳定、经济稳定和政策稳定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政局不稳，政策多变，会导致经济的大波动，经济大起大落，会影响到政局的稳定。
综上所述，邓小平既立足于中国实际，又以世界和未来为参照，正是这种唯物史观和全球史观的有机结合，构成了邓小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新思维和大视野，从而创造性地阐明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目标、步骤、动力和条件等诸要素，其科学性已经并将继续为实践所证实。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指导下，中国现代化必将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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