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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心理学的发展阶段
依据社会心理学学科理智力量的逐渐累积以及它在科学共同体内地位的逐渐上升，而不是学科内学派的更替或研究主旨的变换，我们可以采纳一种更为合理的学科历史发展的整体观，而把社会心理学的百年历史确定为依次更替的四个发展阶段：学科成形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学科合法性的建立（20年代至30年代）；战争及战后的飞速发展期（4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学科自我批判意识的兴起，它以所谓的“社会心理学危机论”为先导（60年代末至今）。
（一）学科成形时期
Aronson（1993）乐观地展望未来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科学史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开始的标志是科学方法首先被用来研究人类自身的社会生活[①]。对于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论题——人性的社会本质，或者说社会的持续与个体独特性之间的悖论——的探求，虽然可以上溯至《圣经·旧约》的作者、老庄，以至古希腊的贤哲，但这些前科学的探求更是基于安乐椅的沉思、内省（观照自己内心的情感）、权威（如牧师、小说家、诗人或剧作家）的诉求，以及有意无意的观察。它们作为富于启迪的智慧宝库汇集成为社会心理学久远的理智渊源[②]。但只有实验方法的介入才被认为是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开始[③]。正因为如此，Triplett（1897），Moade（1920），F.Allport（1924）等一批先驱实验家的功绩才如此巨大，社会心理学由于他们创造性的工作才开始奠基于坚实的基础之上；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难以独断地界定社会心理学的元年，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累积的过程，而不只是以1908年两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的出版作为标志。我们可以把1897年第一个社会心理学实验报告的发表至1924年F.Allport社会心理学专著的出版界定为社会心理学的成形时期。
（二）作为一门新学科合法性的建立
新学科合法性的建立有赖于整个科学共同体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又基于几条现实的标准。概括地说，这种新学科已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以及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体系；一定数量有固定收入的职业研究人员，以及相对稳定的研究机构；学科本身独特的出版物如杂志、期刊及书籍；正规的培养计划如规范的博士、硕士及本科教育，它们为该学科提供可靠的后备力量。在这些要素当中，一定数量的职业研究人员最为重要。通过他们的工作，该学科在理论建构及经验材料方面累积研究成果。与之相关，他们具备完善的学术自信心及学科自我意识。就社会心理学而言，他们开始自称为，同时也被科学共同体认为社会心理学家。在较短的时间内，F.Allport（1924）和L.Murphy（1931）能够收集及组织一千多个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报告，这些报告集中于社会知觉和学习、侵犯、态度、模仿和动机[④]。稍后不久，Sherif（1935）发表了有关团体规范的经典研究：Thurstone等人开始设计有效的态度测量工具；Newcomb开始了著名的贝宁顿研究；而受到严格训练的G.H.Mead则开始在社会学系中产生独创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改变了社会心理学从业者对这门学科的看法，改变了这门学科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且第一次使社会心理学作为科学共同体共认的学科的合法性得以建立。
（三）战争期间及战后的飞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前的欧洲政治动乱给予社会心理学以剧烈的影响。Cartwright（1979）指出如果选择影响这门学科的最大人物，那一定是阿道夫·希特勒[⑤]。这种影响在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是纳粹德国巨大的知识分子天才群的迁移，就社会心理学而言，Lewin及其所倡导的崭新的学术传统因此注入美国社会心理学；其次，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大量的社会心理学家被政府招募，从而得以进行广泛的应用研究，如从士兵士气、舆论、劝说到心理战。社会心理学与社会现实及社会问题的密切关联也因此开始给社会心理学家自身及广大公众留下深刻印象。关注社会问题并且有能力帮助解决社会问题，从而使社会心理学能够成为“救世良方”，也第一次成为社会心理学家自身过于乐观的自信，以及公众过于乐观的期望。
战后初期是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中最富于创造力的阶段，四种新的因子被注入这个领域中，而它们也都植根于战争期间[⑥]。
1.战争期间，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如建立国民士气，克服沮丧情绪，探明国内公民有关战争的意向及态度，以及实施有效的军事管理，需要设计新颖有效的研究工具，因此，发明抽样调查技术。广泛地用于研究现实问题，如投票模式，对现实的及想象的危机的反应，以及公民政治态度；还被用来研究实验室及课堂之外的许多社会心理问题，成为实验方法的有效补充。
2.战后，以Hovland所领导的耶鲁小组从战前有关人类学习的实验研究转向社会影响、社会劝说及社会交往的实验研究。他们对于交往者的可信度、劝说效果的保持，以及劝说中的首因及近因效应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
3.在加州大学，逃离纳粹迫害而迁往美国的德国科学家Adorno和FrankelBrunswik把人格定向带入社会心理学。其研究成果《权威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1950）试图解释发生于欧洲劫难背后的人格特征，并因此加强了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传统联系。
4.在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开始了对行动研究的强调。他们主张社会心理研究应定位于社会问题，从而导致了国立训练实验室以及大批敏感性训练小组或人际关系训练小组的建立。
如果说战争期间的社会心理学应用研究专注于社会问题是外界使然，那么，从行动研究开始，伴随Lewin传统渐渐壮大的影响，关注社会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心理学家的自我意识及自我社会责任感。
继承战后初期生机勃勃的研究传统，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心理学理智探险的触觉涉及广泛的主题，从社会认知及劝说，合作竞争及冲突，人格与社会行为的关联，领导行为与群体的凝聚力到组间关系、社会化及亲社会行为。这是社会心理学取得伟大进步的时期，尽管在这一段时间认知定向逐渐取代行为主义定向而占据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舞台。社会心理学自信地步入其成年期。
社会心理学从成形到成年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概括几条有用的线索，它们可以为观照60年代后期社会心理学的遭遇提供良好的解释视角。第一，作为学科理智进展的方法基础，实验程序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这是观照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内部线索；第二，现实的社会环境亦给社会心理学以剧烈的影响。社会环境中突发的社会问题呼唤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社会心理学家对它们进行解释、说明以致预防。公众也期望社会心理学家能够扮演社会工程师的角色。因此社会心理学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也和社会现实相关联。一言以蔽之，社会心理学学科内的理智进展与学科外的社会现实刺激作为两条有用的线索共同构成社会心理学命运的观照坐标。
二、社会心理学自我批判意识的兴起
生机勃勃的社会心理学事业在六十年代后期遭遇到剧烈的挫折，承受来自学科内外两方面的打击。Rosenthal所主持的一系列研究证实了存在实验者（包括教师）的期望效应[⑦]；而Orne则发现了社会心理学实验中存在“需求特征”，或者说“成为好被试的角色扮演”。他们的研究从社会心理学内部对实验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而两件突发的外界事件对社会心理学亦具有不幸的后果。第一是普遍增长的对伦理问题的关注，并进而引发有关社会心理研究尤其是实验研究的伦理争论；第二是在广泛的西方社会动乱（如巴黎五月风暴、越南战争、种族冲突）的背景下兴起的学生激进运动，以及对研究与这些困难问题如此密切的学科领域的社会价值的普遍质疑。在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社会心理学再也无法重现其往昔曾经有过的光荣与辉煌，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力不从心。“社会工程师”的自信心及公众的期望降到最低点。作为学科内外因素剧烈互动的结果，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中一个新的阶段——一种彻底审查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及理论生成的学科自我批判时代开始了。
社会心理学学科自我批判意识的兴起，实质上一开始就受到误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误导。它以“社会心理学危机”面孔率先登场。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杂志及期刊中充塞种种危机论的悲观论调，甚至有的更为激进——“解构社会心理学”[⑧]。在种种危机论调的背后，都缺乏对“危机”含义精确的界定及理解。“危机论”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理解库恩教授这本粗糙的著作为何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但事实是，库恩以后，各门学科文献中充塞着有关“范式”，“危机”及“范式转换”等新鲜名词。契合着库恩的思路，社会心理学家一种普遍的不适及焦虑便在“危机”这条通道上宣泄出来。
“危机”，究其真正含义，乃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极度危险或困难时刻。“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乃是意味着社会心理学研究连续性的突然断裂，或者主宰研究的基础的突然崩溃。而就社会心理学而言，这两者都没有发生。剥落种种“危机论”的悲观主义的面纱，其实质在于社会心理学家自觉的学科批判及反省，表征了他们对于这个领域理智进步的不满，或者对于这个领域主导问题的感觉的缺失。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洋洋自得的社会心理学的清醒剂，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社会心理学离完善的发展还有一定距离。
社会心理学所兴起的自我批判意识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彻底审查社会心理学赖以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即实验程序；二是挑战美国社会心理学的霸主地位，以开创社会心理学的世界本土化运动。它们共同构成社会心理学的最近发展趋向及整体脉络。如果说“危机论”严重损害了作为科学的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尊严，那么社会心理学自我批判意识的兴起则是社会心理学走向理智成熟的严正标志。
三、趋势之一：审查实验程序
由于实验处在社会心理学的中心地位，因此社会心理学批评意识的矛头首先指向实验，严厉审查实验尤其是实验室实验是否可以继续充当人类社会心理及社会行为研究的赖以信赖而坚实的基础。可以把形形色色的审查纳入几类范畴，逐一进行评价。
（一）实验被试的代表性
Posenthal注意到人类的行为科学仍局限于以二年级大学生作为被试，他们／她们一方面在心理学课程中注册，另一方面作为自愿者参与实验研究。很显然大学生被试作为一个样组并不能指征整个的人类群体，或者说他们／她们并不具有代表性。因此，以之为对象的实验发现及结果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也没有多少代表性[⑨]。
另一位第一流的理论家Gergen则发现实验的意义随着历史进程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它们与特定的文化或历史情境相关联。因此实验只能抓住瞬时的社会现实，而基于瞬时的社会现实的理论建构则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因此几年或几十年前的实验结果会和今天的大不一样，而今天的又会与以后的大不一样。作为结果，以大学生被试为样组的社会心理研究就只能专注于共时分析，而抛弃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⑩]。
上述批评确实中肯而深刻，但目前仍没有更为合理的选择来替换。大学生被试固然缺乏代表性，但考虑到他们／她们对实验程序的领悟能力，实验研究的费用，实验过程的管理等诸多环节，采用其作为被试仍有突出的优点。
（二）实验情景的人工性
一些批评家注意到作为缩微实在的实验情景固然精致地模拟了自然的社会情景，但毕竟还是抛开了活生生的社会互动的丰富内容。Harré等批评实验情景破坏了社会互动的自然本质，使置于实验情景中的被试有倾向作出符合该情境的社会行为，因此，以实验结果为基础而作出的概括化是不精确的[(11)]。
实质上，上述批评基于对两类关系的混淆：实验室外被试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实验室内所观察到的行为的合法性。只有两种情形值得讨论：或者现实世界中的行为合法性与表征在实验室中的合法性全然不同，或者实验室外的行为不能依据实验室中所发现的规律来解释。就第一种情形而言，还没有证据证实人类在实验室内外表现显著不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实验室是真正意义上人类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而在第二种情形下，没有人会拒绝承认实验室是在现实中的且是现实的一部分，尽管是特殊的一部分，因此研究者应从特殊的角度研究社会心理的特殊品质。因此，毫不奇怪，我们在实验室中花费许多精力、财力和时间来探求特例以发现其所隐含的更为一般的原则（如情侣关系作为人际关系的特例，它不同于其它关系如工作关系，但它也有研究的价值）。因此，Duck指出实验室研究更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方式，它是作为理智探险追求智慧的社会心理学有别于常识的根本所在[(12)]。
Aronson等则从另外的角度为实验室研究进行辩护。他们区分出两类现实性：实验现实性（elperimental realism）和生活现实性（mundane realism）[(13)]。如果一个实验对被试有影响，迫使他／她认真对待并进入到实验程序中，那么这个实验就已具有实验现实性；而实验室情景与外部世界通常所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相似性程度，则是生活现实性。因此对实验情景并没有反映真实的现实情景的指责在于混淆了两类现实性。一个处在现实情景中的对象并不会具有Milgram的实验情景中那种紧张不安的反应。但这种行为在Milgram的被试身上所发生的则是真实的——尽管日常生活中并不会发生类似事情。因此这种推论是可靠的：如果现实世界中真的发生类似情况，Milgram的实验结果则可以精确而合理地说明人们对它将如何反应。
至于Rosenthal等所发现的实验者期望效应以及Orne所发现的需求特征，也不再构成对实验程序的有效攻击了。因为进一步研究证实了这些因素作为系统误差存在于所有的人—人互动情景中。其重要意义在于提醒研究者在实验设计、统计处理及结果解释诸多环节上采取更为明辩而审慎的态度。
（三）实验的伦理学
社会心理研究具有两方面的特征。它既是科学的，因此必须满足获取科学知识的一切正当标准与要求；它同时又是人文的，因此必须满足种种伦理标准及要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心理研究特别是实验研究会干扰被试的权利及福祉，尽管这绝对不是社会心理学家的本旨及兴趣所在。因此，社会心理学家面临两种权利的选择：研究及获取知识的权利，以及被试的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隐私及尊严的权利。中止一项有计划的研究项目，因为它干扰了被试的福利是对第一种权利的限制；而发展一项研究而不顾伦理学上的考虑则是对第二种权利的限制。而这则构成社会心理研究的伦理困境[(14)]。
社会心理学实验研究中触发伦理论争始于Milgram所主持的服从研究[(15)]。它在许多方面受到严厉的批评。第一，被试最初受到欺骗，并且以为自己在对他人施加痛苦；第二，被试本人受到伤害，体会到极度的不安及紧张；第三，当被试最终明了实验目的及结果后，他们／她们被巨大的罪恶感所吞没，就象他们／她们对他人真的实施了电击；第四，实验会破坏被试以后生活中对权威信任的能力及信心；第五，被试没有从这个实验中有任何收益。因此该类实验绝不应该实施[(16)]。虽然Milgram后来对这些指责有所反应[(17)]，但这些争议本身仍是有效的，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Milgram的服从实验所激发，加之原来存在的一些伦理问题，如欺骗，被试可能受到的伤害，隐私的侵犯，日益受到社会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极大关注，公众也抱有极大兴致，以致政府的政策制定及立法亦参与其中，最终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操作规范及职业伦理信条[(18)]。
1.采用知情同意的被试（informed subject）
在研究过程中，被试只要被置于足够的危险之中；或者被要求暂时放弃或者损害其个人权利，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是绝对基本的。被试有权知道他／她正被要求作为实验志愿者，也有权以任何理由在任何时候拒绝参与或者终止一项实验，无论这种理由是否充分。研究者无权向任何一个潜在的志愿者（prospective volunteer）隐瞒任何可能影响被试是否愿意参与某一研究的任何事实。决定只能由被试自愿作出，研究者不能以种种方式如提问、解释或逃避解释以及提供虚假信息剥夺被试自愿作出决定的权利。如果个体没有心理能力（mental ability）来实施自我决定，如孩子、心理病人、昏迷病人，推定同意——即由对之负有责任的个体来代替他们／她们来作出决定也是基本的。
知情同意（包括推定同意）并不是禁止有危险成份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心理学）研究，它只是意味着被试有权知道他们／她们的卷入在任何时候都是自愿的，并且事先获得有关利益、权利及危险的全部准确的解释。
2.欺骗的补救措施
在许多实验研究中，主试有时不得不向被试甚至是实验助手隐瞒研究的真实意图，否则，研究结果由于定势及期望而产生系统误差而干扰了研究的准确性。因此在这类不得不采用欺骗这种策略的研究中，被试在实验结束后必须得到有关实验意图全部准确的说明及解释。当然，这个问题在具体操作中异常复杂。一方面是知情同意，另一方面在一些研究中不得不实施欺骗策略。社会科学家，包括社会心理学家的最低义务是让公众意识到此类问题的存在，并且在采用欺骗策略时保持异常谨慎的态度。
3.隐私的保护
被试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参与研究，在很多情形下又会遭遇到另外一类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私人隐私的侵犯。因此两类措施即匿名和保密被发展出来。匿名（anonymity）要求把个体的身份与其所给予的私人信息相区分。这样在涉及到最为敏感的信息时，研究者就无法把特定的信息与特定的被试相匹配，因此也就保证了被试的隐私。而当研究者在某些研究中能够把有关被试的隐私与被试身份相匹配时，保密（confidentiality）就成为一项辅助措施。因此，在个人隐私信息有可能危害被试权益时，被试应当被告知：除非由法院或法庭传票以索取有关信息，否则在任何情况下，研究者应有严格的职业道德义务去保证保密的承诺。
不停息的新的研究还会不断地触发新的伦理问题。当碰到新的伦理问题而又没有现存的规律或规则可循时，得失框架给我们提供一个判别尺度。如果从一项研究中所获比所失更大，此项研究是否还值得实施？是否应该改变计划或研究策略以降低对被试的损害？总之，社会心理研究的伦理问题应该不断地在杂志中，在培养计划中以及在公众论坛上不断地予以审查及讨论，以期激励研究者及公众对之保持清晰的注意力。
在近期一项有关“危机”文献的经验研究中，Vitelli抽样研究了四份最具权威性期刊所发论文在方法论，被试群组，及欺骗的使用等方面在十五年内（1970—1985）的趋向[(19)]。四份期刊是《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应用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学刊》（Social PsychologyBullelin）。结果表明，在这十五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实验室实验仍占优越地位，但同时非实验方法如调查及问卷的使用有显著增加；跟非大学生被试相比，大学生被试仍占主宰地位；同时，欺骗策略的使用则显著的下降，而这主要归功于非实验方法使用率的显著上升。
对实验程序的严厉审查并没有动摇它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而只是使之利用更为合理、更为有效。所谓的“危机”或者“研究范式”的转换根本就不存在，更不用说发生。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心理学的主流仍是实验社会心理学。并且这种局势还一直得到一系列制度上的支撑。权威出版物的编辑更偏好设计及控制严密的实验报告；同时它还得到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基础结构的支撑：如充裕而完备的实验室，精致先进的研究器材，快速有效的数据处理系统，以及一大批受过严格训练的研究人员。
尽管如此，有关实验程序的自我批判意识的兴起已经使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意识到实验方法的独断性，意识到应该对其它方法资源予以更多的宽容、耐心及信心。我曾以研究者对整个研究进程的控制程度或称之为研究的内在效度与逆向对象自我觉知程度或称为研究的外在效度作为两轴，构造了一种社会心理学方法体系的评价框架[(20)]，参见下图：
（参考Hollander,E.P.1981和Shaver,K.J.1981）
在这个评价框架中，实验室实验具有最高的内在效度，但以最低的外在效度作为代偿；现场观察具有最高的外在效度，但以最低的内在效度作为代偿。而理想的方法即同时能满足最高的内在效度及最高的外在效度现在还没有发现，也许永远不能发现。对内在效度——外在效度一方的重视是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偿。因此，我们应该避免用一种方法去取代或者贬低另一种方法。偏好不同方法的研究者应该携手合作，应该意识到只能在具体的研究情景中才能评价不同方法的优劣，同时也会在具体的研究情景中考虑替换方法或者方法组合的可能性。果真如此，社会心理学会走向更为健康的发展历程。
四、趋势之二：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
依据不同国别对现代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贡献程度及影响力的大小而定，社会心理学在全球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处在学科影响力的中心，向外输出其理论、方法及技术；有的处在学科边缘，更多地接受他人的影响。就这种学科发展的不平衡状态而言，社会心理学与其它学科如数学或物理一样，无可厚非；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又被公认为依附于具体国别的社会文化传统，主旨是为了处理及解释具体国别的社会问题及社会现实。因此，纯粹学术发展水平上的不平衡又被蒙上一层有关具体国别文化优劣的意识形态之争。因此，社会心理学中的学科霸权及反霸权就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世界图景：中心与边缘之争。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社会心理学最新发展的另一趋势。
Moghaddam依据对学科的影响力及创造力的不同，而把心理学包括社会心理学划分为三个世界。美国社会心理学作为主流构成第一世界，处于学科影响的中心；以欧洲发达国家（包括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处于第二世界；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则处在第三世界[(21)]。而社会心理学的（世界）本土化运动则表现为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反叛”，以及第三世界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意识觉醒。
三个世界在生成及传播心理学知识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最终界定了主流心理学的形态。第一世界是心理学的主要生产国，并且向第二及第三世界输出这些知识，而同时又很少受后者的影响。以职业研究人员及出版物的多寡就可以直观地表征它们在生产及传播心理学知识能力上的差异。美国约有13600名心理学家在大学环境中工作，与之相比，22个最大的英联邦国家（包括英，加及澳）的学院心理学家（academic psychologists）的总和只占前者的19.7%[(22)]。与研究人员的多少相关联，心理学出版物亦由美国所主宰。这种主宰状态就是在跨文化心理学领域中亦存在，而跨文化心理学被认为为依附于本国文化传统的心理学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在Triandis主编的六卷本共51章的《跨文化心理学手册》中，33位作者是美国人，17位来自第二世界，而广大的第三世界只有1人[(23)]。由于前苏联的资料空缺，具体数字也许会有差别，但不会影响整体轮廓。
面对这种社会心理学的权力分层，第二及第三世界的心理学家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家在自我意识上面临剧烈的挑战。一种重建自身的社会心理学的努力，一种批判美国社会心理学的霸权的本土化运动开始了。
（一）欧洲的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
重建与欧洲现实相对应且与美国不同的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始于60年代末，其主要代表为Taifel,Israel,Moscovici及Harré。其运动的最初实践上的成果是于1969年成立了“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71年创刊了《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并于同年开始发行《欧洲社会心理学专著》（European Monographs in Social Psychology）。随后不久又创立了“欧洲社会心理学实验室”（European Liaboratory of Social Psychology）。
欧洲社会心理学家的努力在一些方面开始取得一些成效。他们／她们致力于研究主流社会心理学相对忽视的一些主题，如合作与冲突、组间关系以及政治意识形态。近年来又有一些志同道合的研究者聚集在Billig及Parker周围，开始采纳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策略，运用话语分析技术（discourse analysis）来研究一些现实问题[(24)]。但从整体上，他们／她们的努力之于第一世界的影响仍很小，声音仍很微弱，基本方法论仍是实验定向的。
作为社会心理学自我批评意识的一部分，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致力于重建另一种独特的社会心理学，其结果并不是很乐观的。就其研究方法论而言，它并没有跳出主流社会心理学的界限；而就其研究内容而言，倒是部分实现了其最初的诺言。而最为明显的进步则是创建了欧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些基础结构，从研究组织到实验室及出版物。
（二）第三世界本土心理学的呼声
第三世界的社会心理学处于纯粹的边陲地位，少有发言权。这种境况是令人沮丧的。伴随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处于主宰地位的殖民话语的不满，一种本土化社会心理学运动在七十年代初开始了，它对第一及第二世界构成现在还难以最终评判的挑战。
总体而论，本土心理学目前在目标、策略及达到目标的手段诸方面仍是不清楚的，也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无法超越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困境。它更多地是基于感情的层面，而不是基于理性的分析。
本土化运动的基础是关注心理学在自身国别的社会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其研究取向是应用型的。目前而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已有一些有关心理学发展的信息交换，也举行了一系列国际会议，把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汇聚在一起，商讨心理学对于第三世界发展的潜在贡献。这包括于1995年8月在广州召开的国际会议，其主题是“亚太地区的心理学和社会发展”。然而实际情况并不乐观，落后的社会心理学在帮助解决及理解发展问题时仍力不从心。
就取得的成果而论，本土心理学目前贡献于整个心理学宝库的仍远远没有预期的那样多。作为一种少数群体的运动，它最为重要而可贵之处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近期兴起的女权心理学（feminist psychology）呼应了本土化运动。女权心理学家作为同样的少数群体，也对第一及第二世界中的男性优势群体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女权心理学在心理学文献中已产生建设性的影响。性歧视语言（sexist language）逐渐被取消，而代之以中性或无性语言（sexless language），在一切涉及第三人称的地方，双性他／她（He/She）或他们／她们是必要的。
五、结语：走向健康发展的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百年进程展示了人类智慧活动所具有的尊严、困惑及暂时的挫折。它从开初过于夺大自足的意象中解脱出来，走向健康及成熟。它开始以更为现实而明智的态度重新审视其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应承担的角色，在处理及解释社会现实问题时应承担的义务及自身固有的局限。社会心理学自身不能也不应该充当济世良方，它只能从一个角度增进对人类社会的理解。现实社会中许多严峻问题如核战争的危险、人口爆炸、生态污染、贫富对立及种族冲突，不仅仅是社会心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人类不懈的努力。社会心理学家不可能代替其它学科的学者，而应向其它学科学习，丰富其视界，增加其宽容的信心。
社会心理学在自我批判及反省中会走向完善。对实验程序的审查已经使社会心理学家从实验的独断的迷雾中苏醒过来，更为公正地对待整个方法体系。一个方法多元的时代已经开始；社会心理学世界图景的不均衡发展已经唤醒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社会心理学家意识到文化背景之于社会心理及社会行为的影响，意识到中心及边缘地带的学者各自的社会责任。社会心理学也迈向更多对话及交流的合作时代。
我们摒弃有关“社会心理学危机论”的悲观论调。因为科学发展的连续性是由忠诚的学者的持续努力所支撑，绝对不会出现全世界社会心理学家集体罢工的时刻。虽然会有短暂的理智上的犹豫，沮丧，但它们很快会被更为旺盛的探索热情所取代，所超越。
对终极存在及真理的追求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信念，连同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及问题的关注，支撑着人类的理智努力。从这个意义上，作为学科的社会心理学的自我审查及反省是个永不终结的理智过程。社会心理学就是在这种永不间断的自我批判中走向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