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中国经验思维的两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思维论文,古代论文,两个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验思维是古代中国思维中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形态。但是，以往对于经验思维的评价基本上都以西方哲学史的观点作为参照标准。在西方哲学史中，经验思维历来是受到怀疑的，由此也就决定了经验思维的低下。然而，西方哲人之于经验的理解并非是完整的，具体表现为经验的可靠性与合法性。当我们考察古代中国经验思维的时候，应该寻求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评判标准。
经验的可靠性问题
经验是否可靠，通过经验获得的知识是否有效，这是一个萦绕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思想家头脑中的重要问题。对于它的肯定与否定形成了哲学和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因此，对于经验思维的考察不能不涉及这一问题。
在西方或欧洲，古代希腊人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如柏拉图认为：就认识而言，世界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可见世界，另一部分是可知世界。所谓可见世界即是指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复杂多样的，是变动不居的。对于现实或可见世界的把握是感觉的职责。但由于现实世界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因此，感觉也是复杂和多变的。所以，柏拉图认为，这样一种东西不能称作“知识”，而只能叫做“意见”。原因就在于它是非本质的，是不稳定的，因此它必然是不可靠的。在柏拉图看来，可靠的或真实的知识来自于可知世界，可知世界不来自于现实，它是一种理念，也即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因此它也就是本质的，对它的把握只有依赖于思想，而与其相对应的成果即是知识。具体而言，柏拉图又将思想或知识划分为两类：其一是科学，特别是数学，柏拉图又将其称作是知性的知识；其二是哲学，也叫做辩证法，柏拉图又将其称作是理性的知识。不难看出，这样两部分内容都是与抽象思维密切相关的。这样一来，经验或感受到的东西就从知识领域中被排挤了出去。柏拉图的上述理论是整个希腊知识与思想界普遍具有的看法，对于古代希腊知识发展方向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古代希腊人主要发展了那些在他们看来是靠得住的知识门类，包括几何学、物理学。希腊人认为这些知识都不依赖经验而依赖于理性获得，因此其可靠性是确定无疑的。
事实上，在古代中国，许多思想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早在春秋时期，老子与孔子就曾对此发表过相关的意见。如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1]。又如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这些论述或者对感性经验有所怀疑，或者对理性思维有所肯定。到了后期墨家时，已经给予理性思维以充分的肯定。其讲：“
，明也”[3]。“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彧，若明”[4]。即智，思维对于感知加以分析和整理，这就使得认识更加深入。后期墨家还讲：“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5]这里更加强调了感知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只有通过“心”也即理性思维的“察”和“辩”方能克服。此后，一般的思想家都肯定了感受经验与理性思维的这种关系。如荀子讲：“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6]。这就是说，心也即思维对于感觉器官具有支配或统治的意义。荀子进一步解释道：“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7]。反之，若“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视，雷鼓在侧而耳不闻”[8]。王充也说：“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9]。由此可见，对于感觉经验具有不可靠性这一点，古代中国思想家与古代希腊思想家的看法是相似的。
但是问题看来却不是这样简单。比如，既然经验是不可靠的，那么为什么在传统的哲学与科学活动中，经验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就基本上没有间断过，由此而引起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与冲突也基本上没有间断过。又比如，既然经验是不可靠的，那么为什么在古代中国大量以经验为方法的领域会产生如此多的卓越成就；既然理性是可靠的，那么为什么古代希腊的后继者，中世纪欧洲的知识又会显得如此地不真实。其实，应当看到，把感觉经验与不可靠性等同起来的看法是片面的和偏激的。事实上，感觉经验总的来说仍是可靠的。冯契先生指出：“感觉可以信赖，这一点却包含了颠扑不破的真理，感觉不是无条件可以信赖的，但基本上可以信赖”。总之，“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存在”[10]。
不过，这里最为关键的还在于对经验内容的理解。古代希腊人将经验仅仅理解为是感觉的，这也是西方传统认识理论中的普遍看法。然而古代中国人却没有单纯地采取这种态度和看法。考察古代中国人对于经验的理解，我们便会发现，经验之中不仅有感觉的内容，另外更重要的还包括实践与观察的内容。而有没有这两个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正是由于有了这两个内容，使得经验思维的可靠性进一步增强，并且这种增强具有质的意义。无论是实践，还是观察，都不是靠一两次活动能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有了过程，势必又导致校正作用或功能的实现，对已知认识的不合理状况加以修正，可使其趋于合理和完善。由是反复的检验和反复的修正就构成了保障经验可靠性的最重要环节，并且这一环节可以弥补经验自身的不足。相比之下，理论一旦确立或形成，就很难做到像经验那样时时回到实践与观察中去加以检验和修正。理性往往高高在上，蔑视实践和观察，而这恰恰是其弱点所在。
不仅如此，与理性相比，经验还有自己的优势所在。我们知道，经验是与实践和观察密切相关的。而无论是实践，还是观察，都直接与客观存在相接触，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它可以有效避免因非直接接触而产生的失误，这主要是指主观类失误。由此，经验便可能使自己与客观存在保持尽可能的同一。自然，也就使自己在这一方面获得很大的可靠性。这恰恰是经验思维的优势，而相比之下，远离现实的理论则不具备这一优势。理性思维的优势在于对客观存在的本质把握。人类历史上的理性思维通常有两种发展可能：一种是能够真实地把握本质，再现对象；而另一种则是非真实地把握“本质”，也即主观地把握“本质”，这也就是理性的独断论。毫无疑问，它比经验更远离客观存在。可见理性的可靠性问题比经验的可靠性问题更加突出。因为经验的不可靠性可能只是在于满足表象，然而理性的不可靠性则有可能是歪曲本质。
如此说来，可靠性问题对于经验思维和理性思维都是存在的，只不过经验思维与理性思维有各自的薄弱环节。有意义的是，古代中国人由于高度重视实践与观察，重视对已有经验不断进行检验和修正，这就使得原来的薄弱之处得到弥补，从而也就使得认识或知识的可靠性大大增强。这无疑为人类思维和认识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范本。事实上，观察与实践的意义在近现代科学活动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已经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和肯定。
经验的合法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可靠性问题又是与合法性问题密切相关的。古代希腊人自从发现可以通过理性思维来得到更为普遍或本质的概念，可以根据一些基本的命题来推演其它更多的具体知识以后，便对经验产生了不信任。其结果即是在他们的知识活动中悄然退出经验这一途径（极少数知识如医学例外）。这意味着希腊人取消了经验之于认识或知识的合法权利。理由很简单，不可靠就不合法。于是我们看到，在古代希腊，从科学到哲学，无处不耸立着理性的城堡。相比之下，经验却像断壁残垣掩映其间。换言之，由于理性和演绎方式的“完美”，使得经验这一方法在古代希腊的知识与反思园地中只能觅得十分局促的一小片空间，一小片微不足道的栖身之地。从表面上看，希腊人的这一道路无可挑剔。因为与理性相比较，感觉经验中的事物通常具有浅表性的特征，甚至还可能产生错觉，并且就知识成果而言，古代希腊人的确也在偏重理性精神的指引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这包括科学、哲学、逻辑学等等。
在古代希腊，经验思维之所以没有得到重视又是与其知识获得方式密切相关的。他们普遍认为最基本的知识是不证自明的。而要取得这些不证自明的知识，唯一的途径就是直觉。而在此之后是一系列的推演。尽管直觉事实上同样也是以经验作为基础的，但古希腊人却认为这一形式与感觉经验无关。这样一来，希腊人便在认识过程中取消了经验的合法地位。
毫无疑问，希腊人的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希腊人虽然深刻地意识到了经验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差异，但却没有深刻地意识到这两种思维形式各自所具有的合理性。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也是知识与思维畸形发展的结果。今天，当我们以反思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时已可得出公正的结论。
严重的后果随之而来。对于理论的过分信赖，对于经验的极度轻视，最终造成了希腊以及后来欧洲知识结构的更加畸形发展。理论类知识高度繁荣，经验类知识严重萎缩。之后，理论活动本身的条件也受到了限制，这就导致了知识发展的苍白无力。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希腊人之后的近20个世纪中，欧洲在知识发展方面可谓是裹足不前。这种状况一直到了15世纪的尾叶才有所改变。知识的前程出现了新的曙光，而这种曙光恰恰是由经验方法、归纳方法、实验方法所带来的。正如李约瑟所指出的：“近代科学在其初始阶段”“必须向经院哲学的理性主义作斗争”[11]。总之，新的知识活动的生命是生成于经验思维的母体之中。
反观古代中国人，显然对感觉经验的合法地位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尽管如前所说，中国思想家也注意到感觉经验的弱点，但也普遍肯定感觉经验的地位。这之中，荀子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荀子讲：“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12]。如何来判断事物的同异，荀子以为首先就该依赖感觉器官，这就赋予了感觉经验以必要性的位置。荀子又讲：“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13]。理性思维具有验证、鉴别知识的作用，即“征知”，但“征知”必须在感觉经验之上才能发生，这同样赋予了感觉经验以基础性的位置。类似这样的思想也由其他思想家们提出过。如《墨经》讲：“知，知也者，以其知遇物而能貌之，若见”[14]。又如王充讲：“须任耳目以定情实”[15]。这些论述都对感觉经验的合法性也即必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具有主流方向的看法。当然，在古代中国，也有彻底否认感觉经验的，比如老子。其讲：“不出户，知天下”[16]。“塞其兑，闭其门”[17]。不过，像老子这样的思想家毕竟只是极少数，并且，其不仅否认了感性思维，也否认了理性思维。
更重要地还在于，因为有了对实践与观察的高度重视，中国人终将经验思维的功能与作用发挥到了极至，而其表现即是在各种经验类型的知识活动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18]。那么，中国科学的发展究竟是以什么作为基础的呢？应当说，反复的实践和观察在科学发现与创造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方法保证了古代中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整个人类科学技术活动的领先地位。事实上，如何充分发挥经验思维的功能与作用，通过它来把握世界，接近真理，这同样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人类性课题。古代中国人在这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尝试，这就是重视实践与观察。由于有了反复的实践与观察，经验就具有可靠性，而有了可靠性也就有了合法性。
同时，古代中国知识活动的历史还提示我们：就知识系统而言，经验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形式。事实上，不同的知识对于思维或方法的需要是截然不同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也是如此。例如数学、物理学，这些知识有强烈的理论色彩，而医学、生物学，这些知识则有更多的经验特征。一种思维在自属的领地内可能游刃有余，但在他属的领地中则会显得捉襟见肘。自然，绝对的划界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对的区别却总是存在的。在对近现代科学史作了充分的考察之后，科学史家早已指出：“在现代科学中，理性和经验之间的关系似乎是非常明显的”[19]。理论不可能覆盖人类知识以及生活的全部领域，经验思维有足够的生存空间。而人类的知识史与思想史也已表明了这一点。关于经验与理性孰优孰劣、孰是孰非的争论始终没有中断过。如在科学方面，它表现为归纳与演绎的分歧；在哲学方面，它表现为实证与思辨的冲突。这样一种绵延不绝的争论本身已经表明了经验的合法性地位。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对古代中国的知识系统而言，由于理论匮乏而造成的致命后果。当西方人在近代恢复使用了经验的方法，开始以两条腿疾驶猛进的时候，中国思维的这种弊端便彻底地暴露了出来。
此外，说经验思维具有合法性还包括这样一层涵义。这就是无论是对人类而言，还是对个体而言，认识总是从经验开始的。这一点在前面的考察中也已有所接触。人的知识首先总是在经验思维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尔后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事实上，在漫长的年代里，理性思维是非常幼稚的，而经验思维则盘根错节、枝繁叶茂。无论是生理学研究，还是心理学研究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作为人类整体获得理性思维的形式花费了数十万年时间，甚至上百万年时间。即使是现代人类个体，欲进入成熟的理性思维时期也要经历一段很长的生命历程。因此，经验思维又是人类思维发展历史中一个必经阶段。经验与理性具有不可替代性。不仅如此，在经验与理性这两个阶段之间并非是无牵无挂的，作为高级和复杂阶段的理性思维是在感知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经验也即感知阶段的充分发展，理性思维的形式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同时，经验与理性也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人的认识是一个接力的过程，经验将自己充分感知的材料交由理性去加以整理，而且，理性思维的许多形式其实在经验阶段就已开始萌发了。从经验到理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交错的、互渗的过程。我们无法在其间找到一个非此即彼的截面。
经验与理论的关系也是如此，理论的产生一般来说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归纳的，另一条是直觉的。这两条途径的区别在于：归纳的途径所得出的理论不能摆脱具体有限的经验，直觉的途径所得出的理论能够摆脱具体有限的经验。但是就理论的产生而言，它们都是以经验作为基础的。
因此，经验具有合法性。
注释：
[1]《老子·十二章》。
[2]《论语·为政》。
[3][5][14]《经上》。
[4]《经说上》。
[6]《荀子·天论》。
[7][12][13]《荀子·正名》。
[8]《荀子·解蔽》。
[9]《论衡·薄葬留》。
[10]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冯契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11][14]（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15]《论衡·实知》。
[16]《老子·四十七章》。
[17]《老子·五十二章》。
[18]《给J·E·斯威策的信》，《爱因期坦文集》第1卷，第5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