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中国式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路论文,思想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新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实践问题。刘少奇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提出了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主张，并就工业化道路的战略结构、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必要条件都作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阐述。这一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刘少奇；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思想
在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进行工业化建设，无疑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曾对此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本文仅就刘少奇工业化道路思想作一探讨。通过回顾与思考，我们可认识到，他的这一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的体制改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前提：中国国情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个最主要问题，就是由战时经济转向平时经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而这又是一项极其复杂而伟大的系统工程。完成这一工程，首先要解决的是道路问题。对中国而言只能走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所以在“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实现国家工业化就成了具体的现实的目标。1953年8月，毛泽东指出：“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
中国选择这样一条道路，既同世界范围的大趋势息息相关，更具有中华民族历史的内因。实现工业化这是时代性的历史使命，20世纪50年代以后，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了全世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一批新兴国家在发展生产力和谋求真正独立的经济、政治综合动因下，都把工业化现代化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因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主导，是社会化大生产、工业文明代替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实现农业文明的重要手段。中国选择工业化道路其内在动因就是中国的国情，它是刘少奇工业化道路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穷困的基因是：“中国近代化的机器工业、运输业、农业还很少，在国民经济中，百分之九十左右还是手工业和个体农业”，“和机器工业比较起来。它们的生产力很低”，“不能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资财”。[②]基于这两种动因，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工业化道路的模式，当时有两条，一是西欧的工业化道路，是欧洲产业革命后人类走出的第一条工业化道路。这是一条以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起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另一条则是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一条以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发展的道路。
领导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刘少奇同志认为，我国是个农业大国，这是一种特殊环境和条件下的工业道路，世界经济史上尚无资借鉴的经验，中国又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又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如果照搬别国经验会出现不可想象的失误。于是刘少奇指出，我们要学会自己走路，要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③]刘少奇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国民经济实际进行深刻分析后，提出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应该是纵横两种战略结构。所谓纵向战略结构就是中国工业化的三步走，即“在恢复中国经济并尽可能发挥已有的生产能力之后，第一步发展经济的计划，应以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第二步在第一步卓有成效之后，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第三步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械化。”[④]所谓横向战略结构就是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发展、改造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项经济事业，既是有重点、分层次的发展，又是齐头并进，全面推开。
按着这种战略结构，我们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于是1956年9月刘少奇又进一步提出：按照这个方向，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与此同时，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商业，同时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⑤]在建设的进程中，如果不出现人为的干扰，客观地去分析问题，实事求是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预见，我们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方针：工农业并举
1.工业化事业要以发展重工业生产为基础。
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刘少奇依据马列主义再生产原理和重、轻、农部门分类的理论提出的，同时刘少奇还认为这也是中国国情的需要和重工业的地位、作用所决定的。
首先，现实的中国急于以生产资料工业生产为基础。因为旧中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在1949年，只占26.6%。这是中国生产力落后的标志，因此，我党实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要求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保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
其次，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这种主导地位是由其作用所体现的。刘少奇指出：“如果我们不很快地建立起自己的必要的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以及其他有关的重工业，我们用什么东西去装备轻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和农业呢？我们就将得不到必要的各种机器，得不到必要的钢材和水泥，得不到必要的电力和燃料，我们的国民经济就将长期陷于落后的境地。”[⑥]因此，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第二个五年内必须首先集中在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⑦]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也明确提出：“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显著的优势，使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⑧]
2.坚持以农、轻、重为序的产业结构。
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等于将农业和轻工业排在其次。刘少奇认为，重工业不能孤立地发展，它的发展与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是辩证关系，特别是在我国，这种辩证关系的体现应该是多发展农业、轻工业，按照农轻重为序的产业结构发展国民经济。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鉴于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教训，提出我们应适当地调整重、轻、农投资比例。同时，我国也出现了不重视农业的现象，使得经济发展出现大的失误。1958年大跃进后，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刘少奇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阐述了与毛泽东相同的观点，全面总结经验、教训，着手解决存在的问题。1961年5月31日他在《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讲话中指出，现在各方面存在矛盾，但主要矛盾还是应该“加强农业战线，还要加强轻工业战线，真正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轻、重’的方针”。[⑨]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与此同时，他调查了很多有代表性的农村，非常科学而又通俗地指出了很多有关加强农业的方法、措施。他建议，要大力加强农业，人、财、物上都要面向农村，调整农村的不合理方面，还要多多发展农村的机械化。
3.中国工业化道路，应该是工农业并举的道路。
刘少奇在吸取了苏联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我国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工农业并举的道路。他在设想中国工业化的步骤时指出，第一步发展经济的重心是农业、轻工业，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原料、粮食和市场，只有这样才有了发展重工业的基础。重工业得到发展，反过来再发展轻工业，促进农业机器化。[⑩]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重工业不仅有力量，而且有发展前途。最后刘少奇总结道：农业的发展，能为工业的发展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然而国家的强盛，没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或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些思想基础上，我党在1962年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刘少奇从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结合上，深刻揭示了重、轻、农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为我国工业化道路指明了方向。
三、中国工业化道路基本原则：合理布局，协调发展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讲，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主要是要处理好重、轻、农的发展关系。根据这一思想，刘少奇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合理布局，协调发展。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指出：“目前需要注意的是沿海和内地的配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配合，中央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的配合。”为了实现合理地布置生产力，达到更好地配合，让工业企业接近自然资源，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平衡的发展，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把工业重点逐步移向内地，正在改变着解放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各省的畸形现象。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这样才能促进全国工业的平衡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进程。[①①]
与此同时，刘少奇还就其结构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他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能够提供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工业原料）和腾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他认为，如果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不协调，既不能比较快地发展工业，也不能比较快地发展农业。因此，他在总结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必须“做好计划工作”，必须“注意综合平衡，恰当地安排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运输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这些部门的比例关系”。[①②]刘少奇在谈到这些比例关系时，特别强调注意把各种比例关系安排得适当，速度不能太快，量力而行，量中国自己的力而行。[①③]他认为，协调发展对国民经济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协调得适当，农业方面就会好转，工业也会好转，市场也会好转，整个国家就会好转。[①④]
刘少奇在安排比例关系时，依据中国是个大国、多民族的国家，经济发展又极不平衡的特点，提出了一个全面、具体、辩证的经济建设的总原则，这就是：既要多快，又要好省；既要数量，又要质量；既要照顾需要，又要根据可能的条件；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既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又要有长远打算。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正确地处理这些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关系，就是实事求是，否则“欲速则不达”。[①⑤]
四、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条件：调整和改革同行
工业化任务的实现，需要多方面条件的配合，然而最为关键的是调整和改革同行。因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1953年、1956年两次出现了小冒进，超国力的“左”的思想时有抬头，规模与速度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在建设之初仿效的苏联模式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这些因素逐渐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工农业进程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刘少奇对此深有感触，他深入到我国的一些城乡，了解了工农业的现状，决心打破旧框框，提出了改革、调整的方针。
1.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工业化的首要一步。
刘少奇认为，中国的问题要解决好，必须首先重视农业，解决农村问题。他指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以适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头等重要任务”，因为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农业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在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的积极倡导下，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调整、改革农业中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刘少奇对下派干部指出，一是调整集体内部的关系；二是贯彻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三是搞多种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他还归纳道：只有农村生产关系调整得好，集体经济才能得以巩固。[①⑥]为什么以农业为改革的突破口，刘少奇深刻地认识到：“搞好中国的农村，办好集体经济，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这是我们党的一项光荣的伟大的任务。要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好转，要使中国发展起来，实现工业化，就要抓农业。农业不发展，国家工业化没有希望”。[①⑦]
2.改革、调整工业管理体制，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
1958年以后，刘少奇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要完成工业化任务，中国的工业管理体制急切地需要调整和改革，因为旧的体制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所以他提出了几点极为关键性的主张：
（1）国家放权于地方和企业，让其有更多的自主权。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指出，上级国家机关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把过多的事务抓到了自己手里。忽视了地方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条件，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①⑧]他还深刻地认识到，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中央不可能把各种事包揽起来，而且样样办好。[①⑨]所以，他提出要国家放权，中央只抓大的方针、政策、规划。而具体工作交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要保证企业有适当的自治权。只有这样，才能既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具有重要的意义。[②⑩]
（2）压缩工业战线，多为农业和轻工业让路。刘少奇指出，工业不要伸得太长，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应该一同前进。不然，农业不能前进，工业和其他各方面也不能前进。现在的出路就是，压缩、停止亏本赔钱企业，关掉一些“小土群”。资金使用不能采取普降小雨似的方法。不然，亏损企业难以救活，骨干企业又活不好，所以前者停止“输血”，后者全力扶持。只有这样，“才能阻止目前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继续前进”。因此，缩短工业战线“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②①]
（3）抓速度，但更重要的是要质量，求效益。完成工业化任务，当然需要速度，但更重要的是要质量，求效益。这是刘少奇一贯坚持的观点。过去很多企事业不要质量，不求效益，结果给工业化建设造成很大浪费和损失，严重的地方给人民带来了危害。刘少奇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既有认识问题，也有体制问题。所以，他就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提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第一，短期内熟练掌握技术；第二，定出合理的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第三，迅速建立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的机构和制度；第四，进行人的思想教育，提高认识。[②②]因为质量问题是个百年大计问题。刘少奇还针对某些人认为速度和质量二者是矛盾的说法指出，提高产品质量，讲求社会效益，不是不要速度。经济效益好的速度，才是实实在在的速度；提高产品质量，讲求社会效益，也会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只有使二者统一起来，才有利于工业化快速、高效、优质地发展。
（4）改革管理方式，用经济组织代替行政组织。为了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刘少奇作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他认为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干预经济，这种超经济的管理方法，不是社会主义的办法。为此，他提出，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按大生产要求的客观经济联系，用托拉斯亦即企业联合体、经济联合体这种经济组织来替代行政组织管理经济。1964年8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刘少奇的意见批准在全国试办12个托拉斯。实践证明，所试办的托拉斯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以上是刘少奇对工业整顿和工业改革的思想，为扭转工业企业的混乱局面，推动我国工业生产的稳步增长和健康发展以及加快工作化进程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这些思想也开启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门。刘少奇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构思和阐述，有些已经在实践中显示出真理的光辉，有些由于当时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限制，还未付诸于实践。但其思想是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的重大突破，它的价值和意义在社会主义改革的今天更加显示出重大。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9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⑨ ①② ①③ ①④ ①⑤ ①⑥ ①⑦ ①⑧ ①⑨ ②⑩ ②① ②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423、5、224、228、363、339、5、363、340、341、361、464、464、233、250、250、448、231页。
⑧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第4～5页。
⑩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1957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① 《人民日报》1956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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