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忧患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忧患意识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个伟人身上，忧患与乐观是辩证的统一。 忧患意识常常是伟人探索真理、开拓未来的动力，乐观精神则常常是艰苦环境中奋力拚搏的力量源泉。邓小平是忧患意识与乐观精神并存的伟人，本文仅谈谈他的忧患意识。
一、邓小平忧患意识的成因
邓小平的忧患意识，一方面是当今社会现实在他心灵上的投影；另一方面是他反思历史、放眼世界所获得的一种对国家、民族、党的前途命运的警觉；同时也是继承古代知识分子忧患传统的结果。因此，邓小平忧患意识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把握国情而生忧患。忧患意识是一种爱国情感， 它是以对国情的深刻把握为基础的。邓小平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认识和把握国情的基础上产生的。他多次讲到，中国国情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由于底子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穷的国家之一”〔1〕。“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全国十二亿人口中， “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2〕中国国情的可忧可患之处， 正是促成邓小平忧患意识产生的深刻原因。
2、反思历史而生忧患。邓小平非常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屈辱，特别是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种种曲折和失误，使他滋生了一种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心，他在反思历史时，无不充满着忧虑。他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3 〕而“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现在……我们又确实有不少失误。”“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4〕可以说， 历史的痛苦经验是激起邓小平忧患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原则，也正是反思历史、总结经验的结果。
3、放眼世界而生忧患。 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折腾之后，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缩小了的差距又重新拉大了。目睹这一现实，邓小平不能不忧心忡忡。他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5〕又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 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6 〕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不能迅速地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我们就将不仅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而且将被发达国家拉开更大的距离。在竞争激烈、强手如林的时代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失去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甚至失去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能力。同时，邓小平还认识到，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前途来看，如果我们不能迅速摆脱贫困，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那么，社会主义就将在我国失去吸引力和生命力，社会主义制度就有失败的危险。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7〕应当说，通过中国与世界的对比，加重了邓小平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
4、继承传统而生忧患。 忧患意识是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爱国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由于长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责任感。例如，《周易》创生于忧患，所谓“作《易》者，其有忧患”。按照程颐的解释，《易》之为书，乃“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诗经》同样发生于忧患，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屈原是忧患的典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先秦诸子无一不是充满忧患的思想家。孔子忧“文王既没，天之将丧斯文”，慨然以“复周礼”为己任；孟子认为，君子应有“终身之忧”，并提出了“忧民之忧”的民本主义忧患观和“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忧患哲学；庄子虽然采取消极退让、避世逃遁的人生态度，但忧社会、忧人生却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是寄忧患于隐退；墨子不仅有忧世之胸怀，而且有济世之行动，庄子学派评论墨家忧患意识为“使人忧、使己患、其行难为也”；荀子谈王制，讲富国，议王霸，论君道，忧国忧民忧君至为深切。先秦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汉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忧患意识又有了新的发展，明清之际至于高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多继承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邓小平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自然会影响着他的行为取向。
可见，邓小平忧患意识的生成，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邓小平忧患意识的内容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作为高级干部，“要忧国、忧民、忧党”。〔8〕他忧患的重心，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其一，忧国。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患，是邓小平忧患意识的核心。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忧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还不充分，民主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9〕。 这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并且，由于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主义遗毒还没有完全消除，我国政治体制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10〕。因此，邓小平疾呼：在政治体制方面，“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1〕第二，忧国家的经济体制与经济落后。邓小平认为，过去我们的经济体制很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12〕。他提出要改革经济体制，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对于中国经济落后的现实，他不无忧郁地指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13〕第三，忧国家主权与统一。对于香港、台湾等涉及国家主权与统一的问题，邓小平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同时也充满了忧虑和担心。他指出：“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他还认为，“台湾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14〕可见，邓小平对祖国统一大业是心存忧虑的。为此，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其二，忧民。国是由民组成的，对国家的忧患最终必然归结为对国民的忧患。邓小平对民众的忧患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忧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但由于我国原来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建设，但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感到忧虑。在他看来，“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正因为如此，他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水平”。第二，忧民的文化素养。邓小平认识到，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但我国目前的现实是：国民中绝大多数是文盲、法盲和科盲，“文化素质不行”，这自然会引起邓小平的忧虑。因此，他提出，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第三，忧民的道德水准。对于国民道德素养的“滑坡”和社会风气的没有根本好转，邓小平是忧心如焚。他曾严肃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15〕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16〕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道德标准”，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
其三，忧党。邓小平面对十年内乱后党的威信下降，一部分人对党的领导产生怀疑，以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党的工作状况和领导制度不相适应的现实，对党也生发出了一种忧患意识。他对党的忧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忧党的威信。由于在较长时期内，我们党存在“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党的战斗力明显削弱了，党的威信不如过去了，对此，邓小平心存忧虑。他指出：“恢复我们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17〕他还指出：“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18〕可见，邓小平对党的威信是非常关注的。第二，忧党的作风。党风问题，说到底是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过去是很好的。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19〕但他同时也看到：由于执政地位的变化容易带来党脱离群众的问题；由于十年动乱严重地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由于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极端个人主义、“一切向钱看”等腐朽思想容易侵蚀党的肌体；加上一段时间里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党内脱离群众的倾向有所滋长，在极少数人身上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损害了党群关系，如果这种状况不切实扭转，党势必因脱离群众而招致更大的损失。因此，邓小平对党风问题至为关切。他指出：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以促进党风的好转。第三，忧党的接班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邓小平及时指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0〕而“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21〕早在70年代末，邓小平就要全党注意这样一个严重的事实，就是各级班子中，“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的。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了，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22〕他反复做全党的工作，特别是做老同志的工作，希望老同志能把选拔接班人这项工作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我们事业的成功，就看我们能不能够发现一批年轻人。他还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23〕因此，邓小平对接班人问题是十分忧虑和担心的。
总之，邓小平的忧患意识，主要是对国家、人民、党的忧患，而忧国是其忧患意识的最终归宿。
三、邓小平忧患意识的特征
邓小平的忧患意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1、忧国与忧世界的统一。邓小平不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而且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不仅忧国忧民忧党，而且心忧世界和天下。他对世界的忧患，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关于和平问题，邓小平认为，“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24〕。因此，他对于战争的危险，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关于发展问题，邓小平指出：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在第三世界，其余的四分之一约十一、二亿人口在发达国家，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第三世界有一部分国家开始好起来，但还不能说已经发达了，“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25〕。可见，邓小平对全球性的问题，对整个世界也是充满忧虑和担心的，他的忧患意识体现在忧国与忧世界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2、忧患意识与乐观情怀的统一。 邓小平一方面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具有饱满的乐观情怀。他既是一个忧患大师，又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明确提出要“坚持革命乐观主义”，因此，邓小平一方面对国家、人民、党乃至世界心存忧患；另一方面又对国家、人民、党乃至世界的前途命运充满信心。如他在忧国家经济落后的同时，又对中国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他所构划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三部曲”，就是一种乐观和自信的表现。他一方面忧国家的教育落后，人民的文化素质低，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对我国教育的发展，我是乐观的。”〔26〕他对党充满忧虑，同时又相信党能够把自身建设好，能够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他忧世界和平，同时又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27〕。这就充分地体现了忧患意识与乐观情怀在邓小平身上的有机统一。
3、心忧与实干的统一。邓小平是个实干家，他既重心忧， 更重实干，可以说，他心忧之时，也就是他实干之始。如他心忧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建设，就提出了改革国家政治体制，加强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如党政分开、精简机构、下放权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制度、健全和完善选举制度、实现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等。这些措施无疑将有助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的发展，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现实感。又如，他心忧国民的同时，也就提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文化素养和道德素质的有效办法，强调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心忧甚烈，促使了他真抓实干。
可以说，邓小平的忧患意识是促使他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动因，同时也使他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压力和动力，从而使他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注释：
〔1〕〔2〕〔5〕〔6〕〔8〕〔9〕〔10〕〔11〕〔12〕〔16〕〔1 7〕〔18〕〔19〕〔20〕〔21〕〔22〕〔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4、166、163、222、327、334、150、150、342、274、271、228、191、192、192、222页。
〔3〕〔4〕〔7〕〔13〕〔14〕〔15〕〔24〕〔25〕〔26〕〔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206、227、63—64、94、219、306、105、106、121、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