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困惑及其解决路径
胡晓梅1，易永卿1，2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北京102488；2.湖南城市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益阳413000）
摘 要： 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问题是我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迫切要解决的问题，现阶段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还面临着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壁垒、双重边缘化状态下文化认同缺失、道德教育重视度不够的现实困境。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应着力提高收入水平、破除道德建设的制度壁垒、融合多元文化认同因素、协同多方力量进行道德教育。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困惑；社会经济关系；制度壁垒
根据网络数据库（主要是中国知网）的搜索，“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术语在研究中最早使用于2004年，首次正式提出是在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后这个术语被广泛使用。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年满16 周岁以上的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农村青年流动人口。[1]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农民工的总量是28 836 万人，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近5年占比连年提升（见图1），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中的主体力量。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农村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随着他们上一代人口的迅速增加而减少，家庭劳动力开始剩余，新生代农民工不必也不愿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初高中毕业或辍学之后，随着时代的“农民工”潮进入城市。[2]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农经历、外出动机、生活方式、职业选择、主体意识、社会网络等方面存在鲜明的特性。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兼有“工人”职业和“农民”户籍双重身份，他们没有务农的能力和意愿，难在传统乡土社会立足。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他们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他们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处于“双重边缘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既无传统乡村社会的血缘与地缘伦理关系的深刻影响，也难以真正融入城市文化，还受新媒体环境下多元文化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价值体系构建面临诸多困境，给城市的道德建设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加强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非常必要。
图1 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笔者将“新生代农民工”和“道德”两个词放在一起检索，同时搜索了相关书籍，发现有关新生代农民工道德问题的研究始于2006年《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的二维性及教育对策研究》一文，[3]此后相关的研究逐渐增多。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道德和个人品德四个方面。近几年，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闲暇教育、婚恋观教育等），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文化认同、道德素养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思想动态、价值观发展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较上辈高，他们基本都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他们更多的追求自由和爱好，碰到不公正的待遇懂得用法律来维权；他们的生活观不同于上辈，对生活的质量要求更高；他们更重视学习和思想方面的提高，在提升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的学习上更舍得投入。但是，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较差，在双重文化观念下出现偏差的社会行动，婚恋观存在功利性、非理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正确理解的利益才是道德的基础，道德有公正、正义、平等、自由、义务的原则、规范和范畴，还要遵循科学的爱情婚姻家庭道德。[4]因此，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遵循，准确认知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的制约因素，提出有效的解决路径，是新时代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道德问题的题中之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的制约因素
（一）收入水平普遍较低
道德建设以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如果农民工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道德建设就会阻力重重。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影响其道德建设。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与其他群体相比还比较低，但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却是比较高的，这就导致他们道德建设的“底子”不够“厚”。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范围不断扩大，他们更多的向服务、制造、纺织、电子等行业转移，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已经过半（国家统计局2018年统计）。据最新统计，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提高，但与当地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拉大趋势，仍然是制约道德建设的关键短板。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导致大部分乡村人口涌入城市，特别是涌入东部地区的主要城市。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人数的差距远远小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输入农民工人数的差距（见表1），东部地区是我国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我国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从2018年全国31 个省市自治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北京和上海已经“破6”，排在前五名和排在后五名的省市自治区差距明显（见图2）。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工涌入城镇务工，务工收入加务农收入，使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尽管如此，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虽然近些年差距有减小趋势，但这个差距仍不可忽视（见图3）。显然，如果我国不着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要改变他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解决他们的道德问题将是困难的。
表1 农民工地区分布 /万人
图2 2018年31 个省市自治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注：单位（元），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图3 1978-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壁垒
政治上层建筑（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行政制度）是在一定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的，但它一旦形成，就成为制约人们思想理论观点的现实力量。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的决定性因素，合理的政治制度促进道德建设，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将阻碍道德建设。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建立之初及其后一段时间有其合理性，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弊端不断凸显。城乡二元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在形态和运行机制上是不同的，应该重视的问题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体制机制。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主要表现是城乡户籍制度壁垒、城乡不同资源配置制度和建立在户籍壁垒之上的其他制度问题。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的深层制度原因。户籍制度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贴上了挥之不去的标签，他们有了这层心理阴影，就容易产生自卑、自暴自弃、与社会对抗等负面情绪，严重时会产生不良的社会行为。由于户口限制，居住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生活方面享受不到许多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保障，工作方面也享受不到跟户籍捆绑的权利。城乡不同资源配置的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重要原因，也是加深农民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产生隔阂的一个重要方面，往往使他们身在城市工作也放不下对农村的担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弊端，使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建设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三）双重边缘化状态下文化认同缺失
道德素质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道德水平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10]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新时代我国进行道德建设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的道德建设对于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由于生活的经历存在乡村和城市的空间差异，生活的方式受互联网新媒体的影响，他们同时受乡村伦理道德、城市伦理道德、互联网道德判断（这其中掺杂着西方的伦理道德）的多重影响。现实的处境是无论哪种伦理道德他们都不能真正融入进去，进而处于道德的边缘化状态。因此，融合多元文化的道德因素，弘扬它们当中好的部分，并假以得当的方式，才能以文化促进道德建设。
（四）道德教育重视度不够
近年来，我国政府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民工户口迁移、职业培训、住房保障、社会保险、子女教育、就业创业等的政策，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困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还不足，特别是针对他们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的政策较少，缺乏明确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政策措施。[6]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思想道德教育需要有组织机构和教育者来承担，而目前这两个方面都是比较缺乏的，既没有专门的负责机构，也没有专业的教师队伍，更遑论进行系统的思想道德教育了。政府层面设置的农民工工作处，主要职责是了解农民工生活工作情况、协助维护他们的权益、制定和落实农民工政策，工作处受限于认识、人员、精力和经费等因素，承担不起道德教育工作；由于农民工本身流动性强，农民工所居住的社区或城中村，社区管理者重管理轻服务、缺乏道德教育意识，也没有承担起道德教育工作；企业层面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无暇顾及道德教育，虽然有农民工出过严重道德问题的事件，但企业仍是普遍不重视道德教育。从教育内容方面来看，现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教育内容仅限于职业道德和现实发生的某些不良社会事件的教训教育，鲜有比较系统的公共道德观、职业道德观、家庭道德观、婚恋观、金钱观等方面的教育。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看，他们较为缺乏组织意识和组织能力，他们大多衣食无忧，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思想和心智都不够成熟；[7]他们的工作稳定性差，缺乏职业精神，频繁更换工作的现象较为常见；一些农民工经常更换住所，较难组织起来进行道德教育；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对道德的认知肤浅且态度轻浮，受市场经济大潮影响，比较重视个人利益，生活方式世俗化、价值取向功利化倾向明显；有些新生代农民工只关注当下，不考虑长远，仅重视技能培训，忽视道德涵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素养，需要各方组织机构和他们自身加以重视，如此，才能为他们的生存发展谋长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道德观认为，公正、正义、平等是道德建设的原则。已经形成的政治上层建筑（这里指政治制度）如果制约了人们的思想理论观点，比如道德观，统治阶级就要根据实际发展打破这种制约，代之以新的制度。随着乡村居民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根据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要求，现存的不利于实现城乡公平的行政制度要随之改变。破除阻碍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壁垒，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二、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的解决路径
（一）社会经济关系转变：提高总体收入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问题要根本解决，关键就是要改变他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夯实道德建设的基础。因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8]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强化“硬实力”以提高“软实力”，促进他们道德水平的提升。当前，大批新生代农民工将就业目标投向工资水平较高的第三产业，尽管如此，城乡收入的差距依然不小。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的贡献与他们的所得是不匹配的，他们与城市籍工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存在，他们的工资水平总体偏低，进行道德建设任重道远。因此，现阶段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需要从以下两点努力。
第三，完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其他制度，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后顾之忧。受户籍制度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制度还需完善。医疗方面，规定各企业单位为新生代农民工购买医疗保险，在城市为他们设置医疗服务点。住房方面，合理放宽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可根据贡献提供住房购买名额。失业、救济、补助、养老等方面，应在改革户籍制度的基础上，跟上配套保障。
第一，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原有的乡村伦理道德观念，既要大力弘扬其中好的部分，通过制度建设、教育引导等方法纠正其中错误和不良的道德观念，还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思想观念的提升，找到伦理道德弘扬的载体，和乡村的文学、习俗、手艺结合起来，也要重视吸收乡村伦理秩序中的积极因素。乡村伦理道德中好的部分，要坚持传承与转化的统一，继承乡村伦理道德要适应时代、需求的变化，适应城市道德的存在，进行改造和提升，进行转化，以作为融入城市道德的切入口。
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扫除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中户籍这个决定性因素所带来的障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超大特大城市要给自身定好位，合理化疏解城区非核心功能，科学化分类引导城市产业布局，培育和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城市应把生活工作在超大特大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管理建立在他们合理的诉求之上，而不是一味地限制或压制。中小城市应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积极推进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积互认改革，从根本上打通城乡人员流动的“高强壁垒”。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给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建设“松绑”。
（二）制度改革：破除道德建设制度壁垒
各级党组织要以《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为指导，结合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科学制定党务公开的详细实施方案，精心编制党务公开的目录。明晰党务公开信息发布的程序，在信息公开的提出、审核、审批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严格进行把关，确保信息公开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进一步明确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在不危及国家安全、政权安全的前提下，根据党务信息与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关联程度，合理确定公开内容和范围，避免党务公开内容避实就虚等情况的出现。此外，在党务公开的对象上，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的具体要求，适时向党内或党外公开，坚决杜绝党务公开只向少数人公开的不良现象。
深度学习应用研究（#1、#4、#5、#7聚类） 基于学科教学的深度学习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在课堂教学上开展深度学习。2015年，余胜泉通过学习原平台，创造出一门师生互教互学的课程，通过生成性教学目标、开放性教学活动等方式，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热情，提升学生的认知投入水平，促进学生深层次学习，并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7]。张国荣在2016年运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开展教学实践研究，利用课堂中“教师主导作用，学生主体作用”的教学理念，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引发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促进学生深度学习[8]。
第二，完善城乡资源配置制度，实现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城乡失衡的公共资源配置，是新生代农民工宁愿在城市频繁地更换工作也不愿回到农村的重要原因。解决城乡资源配置失衡问题，政府不仅要出台相关政策，也要进行立法，还要监督有关部门落实，并大力宣扬城乡共同发展理念。目前，国家正在实施的精准扶贫脱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地完善了城乡资源配置，农村享有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资源已经大为改善。城乡公共资源配置还需在巩固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健全城乡资源配置体系，积极稳妥地推进配置制度的完善。
第一，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兴旺乡村产业，改变乡村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弱势地位，进而缩小城乡差距。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动因是城市工作带来的高收入，而他们期望的高收入实际上同城市居民的收入还存在较大差距，这跟长期以来乡村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有很大关系，也直接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产业兴旺、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新农村，[9]让农村人和城市人共享国家发展成果，使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真正有“底气”，进而改变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提高收入水平和其他保障福利。
（三）文化推动：融合多元文化的道德因素
“我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的一种认知，也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其一，新一代的年轻农民工是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有的甚至是高中毕业或者专科毕业之后直接进城务工的，他们不会务农，受乡村农耕文化影响小。但因家庭出身的赋予和十几年的乡村生活经历，他们摆脱不了乡村生活观念的影响，摆脱不了传统乡村社会温情脉脉的血缘与地缘伦理关系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没有他们父辈那样深重，但确是存在的。这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的第一重因素。其二，新生代农民工来到陌生的城市，他们不会感到不知所措，由于受过一定的教育，他们对城市的生活有憧憬和向往，有些还有自己的打算和思考。城市生活的经历、务工的经历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日常生活丰富了他们的经验，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现代工人身份对他们的影响，感受到了城市文化、城市伦理道德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希望融入城市文化和城市伦理道德，有时还力求自己在形式上做到，但受文化素质、身份地位等的影响，他们不能真正融入。这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的第二重因素。其三，快速发展的互联网直接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念的塑造，这其中不乏西方文化的影响。“90后”“00 后”进城务工者正在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跟其他年龄段的人群相比，他们对网络的依赖程度更高，对各类社交软件、购物软件、娱乐软件等都能比较熟练的运用，闲下来就刷手机的行为很常见。互联网（特别是以新媒体为代表的）生活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他们对社会事物的理解和判断，[5]影响着他们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道德和个人道德。这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的第三重因素。这三重因素的影响始终伴随着他们，不分性别、地域和职业，使他们对任何一种道德文化都难以真正认同，这是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需要深思的问题。
第二，城市政府实施同工同酬、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政策和措施。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干着最苦、最脏、最累、工资最少的工作，他们填补了城市职业的许多空白，给城市居民生活带来很多方便，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城市政府应摒弃城乡二元结构固化思维，给他们创造与城市户口工人同等享有就业、职业选择、取得报酬的机会，着力解决他们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参保率低、工资水平低的“三低”问题。城市发展在享受着农民工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同时，城市政府和人民不应再人为地制造不公结果，而是应该解决他们收入水平低的关键性问题，即采取相应措施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系统有序的教育，全面提升他们整体的道德素质。
第二，让新生代农民工融进城市伦理道德。首先让新生代农民工认识到，城市文化是在乡村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不是没有联系的孤岛，在融入城市伦理道德的过程中，要找它们的共同点。在统一管理的农民工社区，政府应加大对乡村伦理道德和城市伦理道德中共性内容的教育和宣传，增强农民工文化上的认同感，并安排社区文化服务者及时回应新生代农民工反映的问题。社区要将城市文化宣传与农民工的实际生活需求相结合，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重视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企业可以利用农民工的闲暇时间，举办企业文化或职业精神为主题的活动。城市青年社会组织也要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树立农民工道德标兵，给予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号召向标兵学习。
（5）或誤食忌物，當念本經淨身神呪，則穢雜之氣出雜於身内矣。（《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三，《中华道藏》30/557）
第三，注重互联网对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产生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手机成为了他们闲暇时间社交、接触新事物、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工具。城市政府、企业、社区要善于利用这个载体，融合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传播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互联网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把双刃剑，利用好了将在道德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利用不好则有可能成为放大他们贪欲、引诱他们网络犯罪、方便他们接触西方不良思想的平台。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提高辨别有损社会公德的言论，不跟风、不传播，同时在自媒体平台上发言要谨慎。另外，城市农民工工作处可以建立网上农民工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时常关注并及时回应，同时起到监督作用。
在原料（g）∶水（mL）∶氨水（mL）为1.00∶2.10∶0.40、反应温度为80℃、反应时间为60min、搅拌速度为100r/min、自然冷却6h的条件下，考察机械球磨对直收率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并进行了相关分析。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计数资料用n(%)表示。采用t检验或χ2检验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基本资料及随访终点指标。治疗前与治疗后指标的比较采用t检验；两组患者不同时间节点间的体质量及血清渗透压变化趋势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进行Wilcoxon秩和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检验水准(α)为0.05。
（四）道德教育：协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
教育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之本，道德教育关系着新生代农民工道德修养水平的提升。农民工虽然是农民身份，但他们在社会发展中承担着工人的义务和责任，这决定了他们具有工人身上诸多的优点，我们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注重充分发扬这些优点。2019年6月，中央宣传部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要深化道德教育引导，以先进模范引领道德风尚，以正确舆论营造良好道德环境，发挥各类阵地道德教育作用。[11]
协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新生代农民工道德教育，要从以下五点推进。首先，政府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建设，出台相关支持政策，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如印成通俗易懂的小册子，编成贴合生活实际的小文章等。在他们中间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城市文化等方面内容的教育。其次，不管新生代农民工从事何种职业，他们总是处于某种管理之下，这就为把道德教育融入管理之中提供了可能。作为管理者，在工作中要时时有道德教育的意识，树立以人为本、管理即服务的现代管理理念。此外，要发挥党团组织、工会的管理教育作用，建立流动的党、团支部或小组，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团队精神、组织纪律性，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再次，具有多重功能的城市社区也可充当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主体。社区是农民工重要的生活场所之一，城市社区工作者要认识到农民工为城市社区发展做出的贡献，摒弃排斥他们、认为他们只是过客的观念，多和他们接触，倾听他们的心声，向上反映他们的诉求，让农民工体会到社区的温暖，激发他们对城市的热爱。第四，城市的各类社会组织发展起来之后，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和教育工作，包括高校、研究机构的不少组织也参与其中。社会组织在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服务的同时，可以适时进行道德教育，通过开展各类活动、举办农民工夜校等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水平。志愿者团队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的过程中推动道德宣传，高校、研究机构在调查研究中提供文化知识。第五，媒体和网络也可以充当广义上的教育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文化素质较高，闲暇时间他们会关注时事和新闻，媒体在报道对象和内容方面，多选取新生代农民工的先进典型事迹进行报道，增强农民工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此外，还要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宣传力度，多倡导对他们的关爱，让他们的辛勤付出为城市居民所了解，同时报道的过程中要尊重他们的话语权。
她个子很高，瘦削有精神，但不能算漂亮。长长的头发，中分，额头饱满且窄，皮肤倒很好，一想到自己天天对着电脑已经被辐射的惨不忍睹的脸，去洗了把脸，顺手贴了面膜躺在沙发上胡思乱想。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她为什么大白天在自己家里戴着墨镜，想多了就头疼，正在恍惚间，有人敲我的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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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Perplexity and Its Solu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U Xiaomei 1,YI Yongqing 1，2
（1.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Graduate School)，Beijing，102488 China；2.Marxism School of Hunan City University，Yiyang，Hunan 413000，China）
Abstract: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one of the urgent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 of China in the new era.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moral confusion of this group of people from the standpoint and viewpoint of Marxist morality and to put forward the solution path.At present，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is still facing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generally low income level，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system barriers，lack of cultural identit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ouble marginalization，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moral education.Therefore，the moral construction emphasis should be focused on improving the income level，breaking down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of moral construction，integrating the factors of multicultural identity，and cooperating with many forces to carry out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moral perplexity；social economic relationship；institutional barriers
中图分类号： B 82-0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2096-059X.2019.06.010
文章编号： 2096-059X(2019)06-0059-06
收稿日期： 2019-09-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ZX084）
作者简介： 胡晓梅（1990-），女，河南商丘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易永卿（1968-），男，湖南安化人，编审，教授，伦理学博士，宗教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湖湘文化、城市伦理、宗教学研究
（责任编校：贺常颖）
标签：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道德困惑论文; 社会经济关系论文; 制度壁垒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论文; 湖南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