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新亮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社会发展论文,全局论文,新亮点论文,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论文,科学发展观统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647(2006)02—0061—05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最具鲜明的特点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践经验证明，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只有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才能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因此衍生出一系列新的亮点。
一、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发展模式，是针对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倾向性问题而采取的重要策略。只有保持经济较快发展，才能有效解决前进中面临的矛盾、问题和困难；只有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才有可能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这是从发展到科学发展的新的飞跃。由于落实科学发展观，2005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波动幅度最小的年份。物价指数从第一季度的2.8％、上半年的2.3％，回落到第三季度的2％；2005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比2004年同期回落2.1％。国民经济增长速度，2005年第一季度为9.4％，上半年为9.5％，前三季度为9.4％，经济波动幅度保持在1％。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如何逐步建立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长效机制？关键在于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投资比例过高，对外需倚重过多，消费需求乏力。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扩大内需和增加外需对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经济演变的过程看，经济发展已经形成对内需和外需的双重依赖，这使我国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扩大内需减少外需，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另一方面，增加外需抑制内需，经济发展会失去内在活力。如何正确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是经济发展新阶段必须认真解决的主要矛盾之一。
从扩大内需看，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国内需求既包括投资需求，又包括消费需求。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国内储蓄率也较高，这就决定了我国需要也有可能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既要继续扩大投资需求，保持固定资产投资以合理的规模和速度增长，更要注意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投资需求是国内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被称为“三驾马车”之一。但是，缺乏消费需求的有力支持，投资是没有生命力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有力支撑，投资就很难发挥效应，经济增长难以持久。从根本上说，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没有消费需求的增长，投资就不可能无限制地循环下去。虽然增加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有一定作用，但也要认识到其对经济总量影响的有限性。在一般情况下，在总需求总量和增量中，固定资产投资约占1/3的份额，而消费则占50～60％，投资增加一个百分点，远不如消费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影响大。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投资需求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其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量。只有通过消费需求的活跃来拉动投资需求，才能为投资需求提供所必需的空间和市场导向，因而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防止过度投资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措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往往源于投资的过度扩张。投资扩张的规律，首先是引起投资品需求的扩张，继而引起消费品需求的扩张，再进而随着投资设施的完工投产，导致生产能力和产品供应的扩张。因此，物价走势的轨迹，也是投资品和生产资料先涨，消费品次涨，终而因供大于求导致双双下跌。总而言之，一旦出现投资过热，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同时，过度投资所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因为没有最终消费的支持，又会引起通货紧缩。
当前内需不足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其主要表现为消费率长期偏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增长速度长期落后于GDP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包括政府消费和家庭消费）在78％左右，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在80％以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接近80％，而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仅在60％左右（2002年为58.4％）。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其居民消费率一般在60％左右。但200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43.4％。与此相联系，是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持续大幅度下降。即从2001年的48％下降到2002年的40％，2003年为38％。
2005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占GDP的70％，其中出口占到40％以上，这说明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和进口的大幅度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1978年至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55倍，平均每年增长16.7％，远远超过同期GDP增长速度。1994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拥有11个贸易顺差年，2005年将形成中国贸易顺差新的高峰，超过900亿美元。连续多年的外贸顺差，外汇储备的迅猛增加，固然有利于抵御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冲击，但也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首先，引来越来越多的贸易争端和贸易摩擦。从1995年WTO成立至2005年8月底，国外共发起726起针对或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每7起反倾销案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使中国连续10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400亿至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影响。其次，虽然显著增加外汇储备，至2004年底已突破7000亿美元，但从资源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看，则是资源未被充分利用。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看，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份，一般都是逆差或者顺差较小的年份。况且，与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相联系的外汇占款大幅增加，不但加大了货币调控的难度，也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容易诱使投机资金流入。第三，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总体较低，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商品出口增长过快，加剧了国内资源和环境的矛盾，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这就要求我国必须把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用扩大内需来带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着极其广阔的国内市场。那么多外商到中国来，图的就是要开辟中国的市场，但我们自己却没有很好地开辟中国的市场，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开辟国外市场上，这样一种发展格局必然会带来上述的副作用，也不利于持续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那么，当前启动国内需求应当从那里入手？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因为当前制约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很多基础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不健全，人们还有后顾之忧。于是，出现这么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方面是丰富而又价廉的商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者没钱消费、少钱消费或不敢消费。储蓄率高达40％左右。其深层原因在于就业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养老问题，限制着很大一部分人的消费。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消除人们放开消费的后顾之忧，并由此释放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消费能力。第二，要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即伴随着国民经济增长，相应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开拓农民增收的空间。只有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普遍增长了，才会明显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并带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名词，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问题。此后，无论是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或者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曾经多次出现在中央的有关文件中。新中国建立以后，之所以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问题，多次反复地提出来，说明我国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和以往不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把它列为未来五年科学发展的十大方略之首，则是建立在新的历史背景和新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的，具有新的内涵，表明了中共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路。这集中表现在从根本上触及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如果说，以往所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直停留在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民论农民、就农村论农村，那么，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战略性转变，即必须跳出“三农”，才能解决“三农”。这一新的思路的形成，发端于中共十六大。在十六大上，中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并明确提出，只有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才能加快城镇化进程。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之首。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趋向”论断，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当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共同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两个趋向”，再到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三者提法之间有着非常明晰的逻辑关系。而农村则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矛盾的主导方面。概括起来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较之以往的提法，“新”在哪里呢？首先，“新”在它是一个全面的目标。绝不单纯是搞新村建设，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其次，“新”在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取代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告诫我们，在城市化的推进中，忽视农村发展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城市的发展必须以乡村发展为依托。只有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社会，才有可能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这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再次，“新”在我国已经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已初步具备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条件。200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时汇率计算达到1000美元以上；农业和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和非农产业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为40.5％。这四项指标表明，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初步具备对农业进行反哺的条件。没有这个反哺条件，就谈不上有力量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也谈不上能够逐步地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首要的问题是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调整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实现向更多地支持农村建设转变。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能够稳定的增长，就必须逐步提高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提高其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和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在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各地区、各部门尤其是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部门，要更多地关注和支持农村，把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农村，把掌握的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农村。实现前所未有的战略性转变。在制定发展规划、安排建设项目、增加资金投入时都要向农村倾斜，有条件的地方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解决“钱从哪里来”，又要解决“人往哪里去”。这就必须积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开辟农民就业和增收的新渠道，稳步推进城镇化。要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建立健全城乡就业公共服务网络，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切实解决务工农民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逐步建立务工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认真解决务工农民子女的上学问题。由于在进城农民工和原有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各类公共产品“补贴”的落差，使得目前的城乡差别，不仅表现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差别上，而且表现在城市居民和进城农民工的差别上，这就要求必须加大对进城农民工公共产品的投入。既要把公共财政的阳光照到农村，又要把公共财政的阳光照到进城农民工身上。
十六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所以“新”，还表现在要通过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给农民创造一个平等的自我发展的空间。农村落后于城市，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教育的严重滞后。农村居民受教育的程度明显偏低。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就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他在研究美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时发现，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源泉。因为土地面积总是有限的，其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是逐步下降的，而人力资本所起作用则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于其他投资的收益率。他认为，学校教育在人力资本投资中至关重要，通过发展农村学校教育，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可以大大降低推广农业技术的成本，显著提升农业生产率，也有利于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农业。为此，必须深刻认识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重要意义，加大政府公共财政对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从2006年春季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2007年将扩大到全国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并在这个基础上，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把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制度。为了保障这项事业的成功，未来五年各级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至少为2182亿元。
三、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正面临着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性问题，即如果产业结构不优化，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就不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已经到了必须更多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但是，如何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却一直没有找到最关键的突破口。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则第一次明确指出，实现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在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但是，出口导向型和外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很有可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产业或生产环节的陷阱中。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制造业中的比例仅占27.9％，而在这些所谓的高新技术产品中，绝大部分使用外国的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性技术。例如，在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等行业，外国公司获得授权的专利数达到60％至90％。虽然我国的DVD产量占全球70％以上，但都没有掌握核心专利技术，彩电、手机和微机的核心技术也都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我国现在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但真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品牌，市场占有率却很低，国内的轿车制造厂，几乎成了外国公司的组装厂，国产洋品牌轿车占据着90％以上的市场份额。真正意义上的国产轿车的出口数量只占生产总量的1％左右，很难参与国际竞争。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跨国公司已经垄断了世界上70％的技术转让和80％的新技术、新工艺，其显著特征之一是对技术的独占性。1990年以来，我国引进外资的模式，出现一种新趋向，即从中外合资为主转向外国独资为主。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更不愿意向中国转让技术，而且独资企业也没有象合资企业那样，受合同约束而必须与中国合作者分享技术。为了占据中国市场的更大份额，它们极力对自己的技术保密。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中，越是高新技术产业就越要对企业控股；越是技术先进的企业，就越是倾向于采取独资方式。其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部分，如高端的技术开发与利润丰厚的市场销售，一般位于母国，以适应母国高素质的人才结构与居高不下的劳动力成本；而产业链中的低附加值部分，如大多数简单加工制造环节，则进入工资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以获取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优势。其演变结果必然形成如下的格局：即大量跨国公司云集的发达国家，将始终处于世界产业格局的上游，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则被跨国公司控制，处于产业格局的下游，获取的只是低微的加工制造收入。
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后果之一，就是直接制约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我国因此付出极大的资源环保代价。由于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我国只能依靠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来发展加工制造业，许多企业不得不充当外国人的“组装车间”和“加工基地”。从而加剧了我国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行业的供给紧张状况。2003年，我国创造的GDP占世界的4％，却消耗了全世界7.4％的原油、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25％的氧化铝和40％的水泥。我国创造万美元GDP的综合能耗比为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8倍。这种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已经逐步走到了它的尽头。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相联系的是，如何评价广泛存在于我国的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因为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一般是属于资源消耗大的产业，即大量消耗资源（包括土地资源、生物资源及矿产资源）的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相比较，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是属于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其增值能力是很有限的。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对劳动力资源的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其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生存资料的价值上。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属于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其增值能力是较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资源的素质要求相对较高，其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者的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价值上。较低的劳动成本只能吸收和再生产较低素质的劳动资源，而较高的劳动成本则可以吸收和再生产较高素质的劳动资源。权衡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不能只看成本，还要看效率。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应当是劳动资源的成本和劳动资源的效率的综合体现。目前我国沿海地区的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资源的成本呈上升趋势，劳动资源的效率则呈下降的趋势。这是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运行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进而要求产业结构必须逐步升级。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比较优势，集中表现在低成本、低价格优势，正是依靠着这一优势，在夹缝中生存的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才度过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成长壮大到今天。但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粗放型劳动密集产业的这一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乃至很难继续维持下去。这具体表现在低价格必然是低档次、低技术含量，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品牌；低成本的背后往往包含着掠夺性经营，对农民工的掠夺、对资源的掠夺；低成本和低价格，意味着低利润、低收入，这样的竞争注定是短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不能成为中国产业优化出口结构的依据。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借助于低成本、低档次、低价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活，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伴随着国际IT产业加速向我国转移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在以IT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领域开始加快追赶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正在从依靠低成本、低价格取胜逐步转变为依靠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更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来保持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
四、关键在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把社会公平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综合运用多种对策措施，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关键的问题。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指出：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安定团结。为了把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落到实处，应当把着力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处理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从1998年到2003年6月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780万人，其中1850万人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实现了再就业。但是，应当看到，再就业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目前全国需要重点帮助以实现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约1400万人。他们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的独立工矿区，集中在军工、煤炭、冶金、森工等行业。就业矛盾突出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和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化。老的产业已经消失或失去了竞争力，而新的产业尚未发展起来。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下岗失业人员中两年以上未找到工作的还占相当大的比例。失业时间较长的几乎都是大令人员。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重，由于长时间的失业，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十分艰难。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有极大的紧迫性。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就业和再就业问题是不可分割的。目前再就业方面所存在的困难，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整个就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所决定的。今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将面对来自两个方面的竞争：一是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2003年，城镇进入劳动年龄的劳动力1000万人，其中包括212万高校毕业生，加上2002年结转的下岗失业人员，2003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劳动力总量达2400万人。今后几年，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每年将保持1000万人的规模，新毕业的大学生还会有所增加。二是大量农民工进城就业。目前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已有1亿人，但农村仍然还有1亿以上富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今后，农民进城就业的人数还会显著地增加。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民进城打工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这三方面的人流汇合在一起，使我国的就业矛盾呈现出十分尖锐的状态。对此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指出：“适应劳动力供求结构的新变化，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服务职能，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加快建立政府扶助、社会参与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
第二，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社会公平状况不好，就难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带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大锅饭”分配体制，经济运行效率受到严重的损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多年前开始实行的市场取向改革，逐渐注意讲究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日趋活跃起来，效果十分显著。于是，经过10多年的实践，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十四大的决议。但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上的提法，有一些新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这两者的关系，由效率与公平处于同等重要，改变为效率处于优先、占第一位，而公平则处于兼顾的次要地位。应当这样看，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是适合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改革发展的需要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和经济效率问题的相对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又逐步上升为突出的问题。统计资料显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呈不断上升趋势。2003年达到0.34。这意味着10％最富有的家庭与10％最贫穷的家庭，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或将有6成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也不断扩大。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比率，1995年是2.57，2004年为3.23。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收入差距约达5倍。2005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100个县和最低的100个县相差15.8倍。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2000年为2.62倍，2003年为3.98倍，而2004年则达4.25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容易引起部分社会成员心理失衡，甚至会给整个社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这就要求必须因势利导，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帮助低收入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与此同时，还应完善收入分配政策，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缩小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实现由“先富”向“共同富裕”转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改革和发展的“减震器”，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和社会安定的“稳定器”。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利益、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的努力实践和不断探索，以职工基本养老、失业、基本医疗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保障能力逐步增强，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也应当看到，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还很不完善，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覆盖范围窄（目前全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统筹层次低，保障能力不足，机制不够健全。这就要求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基本养老等保障的社会统筹层次，增强统筹调剂的能力。同时，要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扩大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努力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基金。政府宏观调控要从投资经济领域转向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从物质基础设施转向社会基础设施，这将会直接降低国民储蓄和投资，扩大居民消费，同时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收稿日期〕2006—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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