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观性论文,此文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失望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209[文献标识码] A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内上新闻理论课，当时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教科书认为，西方新闻媒体被垄断资本所控制，宣传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而西方记者自我标榜的新闻客观性是虚伪的、有欺骗性的。我们对这样的说教有逆反心理，虽然不敢逃课和公开挑战老师，但是没有心悦诚服的感觉。
那时，在整个思想界，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主流的“新启蒙”大潮已潜流暗涌；在新闻学界，以“意识形态的终结”为思想基础的信息理论[1]和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开始登陆国内，我们以“信息”对抗“宣传”，以抽象的“传者”和“受者”替代有民族、阶级和其它社会性的传播主体。[2]同时，由于国门对西方刚刚启开，国家的新闻管理制度还没有机会让我们自己去得出“真正的”西方新闻是什么样的结论。
1986年，当我跨出国门去西方留学时，箱里装着中译本的美国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经典《报刊的四种理论》。我想，自己英文不好，如果教授要我读这本书的英文原著，起码我可以读中文版。然而，我的“第三世界”国民身份又不得不使我对国际传播的不平等问题有所关注。于是，我又带上了作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成果的中文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这两本随我出国的书，冥冥之中把“自由”与“平等”这两个主题放入了我的理论视野，而我从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民族国家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出国”旅程则意味着，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离不开对东西方关系、民族国家范畴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一对相关的政治经济概念的审视。到了加拿大后，我潜心研究的第一个题目便是西方新闻客观性。
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提姓“社”姓“资”，免谈阶级意识，甚至认为意识形态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终结了，剩下的是“市民社会”，是(西方)“普世价值”的实现的问题。当然，隐含“民族解放”叙事的“第三世界”概念也不复存在，剩下的是代表世界文明主流的“国际社会”和个别“流氓国家”。在日益强大并急于“崛起”的中国，虽然我们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记忆使我们没人明言要效法当年的日本，以“脱亚入欧”为国策，但是，朝野上下真心希望通过办奥运会融入“国际社会”，展示一个强国的风貌。
然而，就在此时，“国际社会”中拥有话语霸权的西方媒体，不仅拿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在西藏的主权问题大做文章，而且挑战我们在国际竞争游戏中好不容易赢来的举办奥运会的资格与权利。我们觉得好像被作为“普世价值”之一的“新闻客观性”欺骗了。而我这个原先有“第三世界国民”身份的新闻学生成了身在西方的“华裔传播学教授”，我的立锥于“西方”和“学术专家”地位的言论，在我自己无法左右的“西方媒体客观性的虚伪暴露无遗”的国内媒体标题下成为新闻。
“媒体是人做出来的，人是有立场的，你不懂？”我身边的一位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则比较客气，说：“虽然标题好像‘文革’，语言，内容很好” 。我深知， “文革语言”是一个我们对其所指不再须做历史分析和理性检讨的贬义政治与学术标签，而我们当年所逆反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也确有阶级决定论和工具论的偏颇。然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在新闻客观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我们是否应该“在泼洗脚水的时候不要把婴儿泼出去”？西方新闻客观性没有我们逆反时想得那么真实，也没有以上新闻标题所展示的那么虚伪。
新闻当然是人做出来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新闻是由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有专业资格的人在特定的民族国家中的特定新闻体制中的特定新闻机构里做出来的。新闻还是由在特定的民族国家中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人解读的。更重要的是，即使在西方，新闻客观性也不是超历史和超媒体的“普世价值”。且不说新闻客观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本身的多面性、复杂性和它们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具体性，更不论不同西方国家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即使在美国，历史上有党派新闻，今天有以促进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为己任的倡导性新闻。我们之所以今天对“西方人”在新闻客观性问题上有深深的失望感，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昨天矫枉过正地把前天的一些话中的合理内核也统统摈弃掉了。这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新闻理论与新闻制度的深层反思。
(一)新闻客观性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一些西方媒体对西藏暴乱的报道不存在客观，一边倒地站在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一边，不但没有做到起码的平衡，而且连基本的事实细节也不尊重。其实，这并不奇怪。西方媒体的报道是受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利益以及记者作为中产社会阶层自身的社会利益和文化认同等因素影响的。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议会政治框架内，客观性是存在的，但超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性是没有的。比如，西方主流媒体从来没有宣称过要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保持客观和中立。在对内和对外报道中，西方主流媒体对客观性的运用也有双重标准。在写作《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时，我曾采访过加拿大广播公司一驻京记者，他明言，他们在对外新闻上，对平衡等客观性的要求比对内报道宽松。
正如我当年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时的同事、美国比较媒体制度学者丹·汉林(Daniel C.Hallin)所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的主导价值是我们可以把美国新闻在政治上分成三类的试金石。[3]这三类新闻分别是共识类、合法争议类以及异端类。我和合作者在《维系民主？》中的研究表明，客观性(如要仔细地引用来源以及平衡双方发言人的观点)只对议会政治框架内的合法争议领域适用。但是在报道那些假定被整个社会认同的价值的事件或者社会行为者时(共识类)，记者拥有较大的主观性，可以从同情的角度来设置场景，可以用自己的话语来表述，可以沉湎于赞同性的话语修饰。[4]同样，对被认为位于是西方主流价值以外的“异端类”报道对象，客观性原则也不适用。这类报道对象包括西方社会内部挑战现有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力量，也包括被西方主导政治经济利益和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的外国政权和社会力量。关键是：从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这三类报道的边界的区分是有争议而且是有政治性的，它往往是由那些拥有最大的政治经济权力的、掌控着界定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话语权的社会势力确立的。
在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框架内，统治阶级，往往是主导阶级联盟，通过包括媒体、学校、教会等“市民社会”场域在内的社会组织机体将其核心价值社会化，转化为全社会的“常识”。这正是葛兰西所论的霸权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领导权的建立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妥协、矛盾和抗争，包括危机与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动用。在媒体领域，这首先意味着通过新闻媒体的教育体系、法规体系、所有权与经济运行机制，新闻机构的选人机制和记者的“社会化”机制、新闻的生产程序与职业规范等来“定义现实”的“编码”过程。当然，这也包括特定的社会成员、也即新闻媒体的“受众”对媒体内容的“解码”过程。我们有必要把西方新闻客观性问题放在这个过程的全部中来理解。
如《维系民主？》所论，新闻客观性的起源有深刻的哲学和社会历史背景。从哲学上，客观性与启蒙理性有关普遍真理的可能性和幼稚实证主义在不同时期和在不同层面上有关联。在英、美和加拿大新闻史上，新闻客观性的最先版本是19世纪劳工新闻中对“超党派”的普遍利益的追求。面对日益保守和抛弃了启蒙民主话语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服务于狭隘的垄断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党派新闻，新兴的劳工新闻要求国家和新闻业代表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客观性要求新闻和政治反映普遍利益，因为这种利益被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中权威的保守主义和精英党派报刊系统所践踏。劳工新闻的这一基于启蒙理性的客观性宣称最终被19世纪晚期的“便士新闻”和市场化报刊所驯化、挪用、取代和程式化。
总之，客观性兴起过程也是西方由私人资本所掌控的商业化新闻媒体在替代狭隘的资产阶级党派新闻的过程中把激进的、并已开始培育工人阶级意识的劳工新闻边缘化，把资本的利益当作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主流价值和统治意识形态转化为不需对其“客观”、“中立”与“平衡”的“社会共识”的过程。而西方新闻客观性这一政治本质又与市场化媒体所依附的广告商寻求受众最大化的商业动机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与经济动因互为表里，皮毛相依。客观性成了当今西方资本垄断媒体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根基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道德原则。同时，作为已经取得了霸权地位的新闻原则，它也成了“受众”们按霍尔的三种解读定位来接受、协商和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新闻体制的手段或中介。[5]
(二)客观性的实践层面和新闻社会学纬度[6]
作为一套道德理念和报道规范，客观性是通过记者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在美国的新闻理论与实践中，客观性不但复杂且涉及面广，而且是特定历史条件和新闻所调节的社会阶级关系的产物。概言之，它有以下不同部分： 首先，客观性通常会被认为是一种规范性理念，它是新闻业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反过来，这些目标又可以分为几个组成部分，其中隐含着记者在报道时持有的立场、采取的方法以及故事本身的特点。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性是新闻业的最重要的理念：记者应该说真话。第二，记者应该采取一种超然、公正和独立的态度，避免受到党派偏见、个人偏向或者是利益集团的影响。第三，在报道有争议的问题时，客观报道在提供各方观点时应该公正、不偏不倚而又平衡。这些理念暗含着一种认识论：将事实与价值分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分开是有可能的。同时，客观性也包含一整套新闻采访与报道的“统一的技术标准”。这一标准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发展和变化，而且在不同媒体间会有所不同。通常，被认为是客观性的标志的一些做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在选择个人为报道提供信息和评论时，记者应该寻求适当的新闻源：这些人有资格，是相关机构公认的代表，并且是/或者是新闻事件的直接参与者。
·客观的记者要避免煽情，遵循通行的正当的、良好品位标准。他们采用这样的方案，也就是“纪录式报道：允许记者只提供给公众他们亲眼看到的或者是有证据证明的信息”以及“被可靠消息来源确认的事实”。
·客观新闻注重将观察得到的事实与记者的观点和评价相分离；观点和评价只限于那些特定的体裁，如专栏、特写和纪录片。
·直接的新闻报道应该尽可能地是对事实或者意见的描述，如果是观点的话，也应尽可能采用相关人员或者“权威知情者”的看法(经常是采用该观点/对立性观点的格式)，而那些能够为构建事实提供明晰的阐明性基础的历史性和解释性框架常需要用括弧括出。
·记者低调处理他或者她作为新闻故事叙述者这一角色的作用，而这正是写新闻的标准方式。
新闻客观性的理念和操作方法是在一个由专业化的新闻机构组成的制度框架内孕育的。在这个框架体系内，新闻工作者是有特定技能、信奉伦理道德的专业人士，享有新闻自由，也即不受国家控制的自主性(在古典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中，国家控制是对新闻自由的主要威胁)。
与简单的工具论不同，这里我要强调，新闻记者是客观性这一知识/权力体系的重要利益主体。虽然记者从来就不是与医生和律师一样的自由职业人，而是在劳资关系下雇佣于媒体的“知识劳工”，但是，对客观性的标榜和有选择的实践成了他们确立自己在政治上独立于党派和其他社会利益、在经济上独立于媒体的商业利益的专业地位，使其在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认同上把自己定位于像其它的中产阶级职业群体(医生，律师和学者)一样的独立于社会的其他阶级利益之上的“中产阶级”。同时，正如美国社会构建论者格尔·塔克曼(Gaye Tuchman)所论，客观性也是新闻从业人员用于规避例如错过截稿时间、诽谤诉讼、新闻源和上级的责备等职业风险的一套“策略性仪式”。[7]
不过，客观性对西方记者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为了维护客观报道的表象，记者不得不压制自己的主体性。所以，卢卡奇就曾论及，新闻客观性是资产阶级社会里记者的劳动被“异化”的表现。[8]最重要的是，客观性在为记者争取相对于政府和资本的独立性提供了依据和自身社会地位的合法性同时，不仅掩盖了他们自身的社会利益和新闻与权力的关系，而且最终也掩盖了西方新闻与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利益间的关系。
(三)新闻客观性在国际垄断媒体资本时代的式微与挣扎
客观性的理论与实践的高峰期是20世纪中期的美国新闻业。事实上，对“表面客观性”(或“伪客观性”)的遵守往往使媒体被动成为官方声音的传声筒。麦卡锡主义时期， 麦卡锡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就是被美国新闻界以“客观新闻”的形式放大和流传，成为主流话语的。而这正也证明了“客观性”实践与反共意识形态不仅没有冲突，而且互为彰显。事实上，如《维系民主？》第6章所分析的，正是新闻客观性为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以来的普遍“向右转”提供了烟幕。当然，在美国主流新闻体制内部，对客观性理论与实践的修正与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例如，2003年，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2003，7/8号)就发表长文，检讨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媒体奉行的“伪客观性”是如何为媒体不深入调查和传播“官方真理”(如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了方便的。
事实上，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以来，随着美国垄断资本对媒体控制的强化和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权(如里根时代废除了作为客观性核心要求的广播电视“公正准则”[Fairness Doctrine])，以及美国对外政策中出现了更明显的霸权倾向，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大有连最基本的表面客观性也不顾的新发展。在市场垄断加剧的条件下，在媒体受众市场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在反恐的语境下，赤裸裸的倾向性新闻俨然已成了美国媒体服务于政府，并在新闻市场中争取观众的法宝。
到了本世纪初，美国国家和媒体掌控者对媒体报道的影响在加强，加上美国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右翼化，甚至基督教原教旨化，使美国主流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2008年4月19日， 《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性报道，揭露美国军方是如何通过操纵出现在媒体上的藐视客观独立，实则与美国各大军火商有密切利益关系的“军事评论专家”，从而把一场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卖给美国民众。同时，西方媒体中一些基于新闻商业化而发展起来的新闻价值，如注重突发事件、冲突、猎奇与耸人听闻等，又在特定的条件下，起到了“唯恐天下不乱”的效果。新闻客观性的危机与西方自由民主的危机相辅相成，构成了我和哈克特在《维系民主？》中所论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双重危机”，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书名中对西方新闻能否承载“维系民主”重任的疑问。
然而，复杂多面的新闻客观性依旧是西方新闻中的“不死之神”。在我们深感它在报道西藏问题中的虚伪，甚至在反恐旗帜下通过传播“官方真理”欺骗美国民众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上文提到《纽约时报》的长篇调查性报道那样的新闻维系了新闻客观性的真实性？同样是在西方，与美国盛行的被认为是服务于政府权力的“伪客观性”情况相反，在英国，英国广播公司(BBC)曾正是以客观独立为原则和武器，在有关伊拉克是否真的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问题上与政府的“官方真理”进行过抗争。
(四)新闻客观性、文化共识和对西藏的报道
在日常的报道中，西方主导政治经济势力作为新闻源对媒体的影响，政府日趋高超的操纵新闻的手段，媒体对新闻的取舍和对客观性等职业规范的主动和灵活使用，已经取代了政府的新闻审查。这使西方媒体能占领拥有新闻自由的理论和道德制高点，不仅在“国际社会”中更有合法性和可信度，也使其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功效更为隐蔽。而西方国内议会政治框架内的“合法争议”领域的存在，也使客观性不仅能服务于统治精英内部的讨价还价，而且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干预新闻报道和影响社会话语内容的有限的机会。
在这次对西藏事件的报道中，西方媒体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新闻价值观恰好与这些国家中的一些政治势力希望孤立与分化中国、从而建立世界霸权的策略相辅相成，从而它们的倾向性和客观性的相对性和虚伪性暴露无遗。一些西方媒体的支持“藏独”的煽动性报道使人想起了在美国报业的“黄色新闻”时代，报业大王赫斯特(William R.Hearst)为了挑起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在古巴的战争而发给记者的电报指令：你提供照片，我提供战争。如果西方一些右翼势力真的希望分裂中国，进而借“国际社会”人士云集北京参加奥运会之际，帮助中国的一些社会力量进行中国的“颜色革命”的话，那么，这些相对独立于西方政府的媒体，这次几乎充当了这种企图的舆论先驱和我们曾经熟知的列宁的党报原则所规定的“集体鼓动者”。在我所在的温哥华，《温哥华太阳报》的一位专栏作家一篇有关北京奥运的文章的结语就是“西藏队，加油”(Go Team Tibet)。
然而，西藏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和西方一些势力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在中国看到一个听命于西方垄断资本利益的政权的问题。这里还有更深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令一些西方人将西藏理想化。他们希望他们想象中的那种独特的西藏文化能在精神上满足自己的需要，希望在那里找到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早已失去的东西。所以，西藏越在整个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过程中走向现代化，她离一些西方人心目中的香格里拉就越来越远。而不平衡的自上而下、从外部到本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商业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又使阶级、民族和宗教间的矛盾盘根错节。
正如温哥华的华裔媒体人丁果在与我的对话中所言，达赖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并不单是一个政治角色，更多的是“心灵导师”的角色，而且这种认知已深入到民意的基层中，形成西方媒体深层的预定“共识”。虽然达赖在政治上保守，与西方右翼政客为友，如1999年，他为智利独裁者Augusto Pinochet向英国政府求过情，使后者免于被引渡到西班牙面对反人类的审判，[9]但是，在西方主流媒体中，达赖不仅代表自由主义人权“共识”，而且是世界级的精神文化领袖。这样，他就成了西方文化霸权的一个重要符号。这正是一些西方媒体认为对藏独势力和达赖的报道没有“客观”的必要的深层媒体文化背景。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西方媒体事实。这一方面显示出达赖及其支持者在西方媒体中的经营的成功，一方面也向中国媒体如何在西藏问题的报道中在国际舆论中争取主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仅仅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新闻道德层面上对西方进行回应是不够的。虽然简单的中西方二元对立能强化文化民族主义的情感，但是，这掩盖了、也无助于解决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已触及世界每个角落，包括位于世界屋脊西藏的今天，人类文明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其实，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环保、主流社会与少数族裔的多元共存是全球性的问题，在美国、在欧洲、在中东、在拉美，在世界每个地方都存在，是东西方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对西藏的报道，跟对中国其他问题的报道一样，有必要探索和寻求全球视角。仅仅捍卫中国的主权，仅仅挑战西方新闻客观性的虚伪和西方话语霸权，是不够的。在全民族讨论“中国崛起”的道路的关键历史时刻，西藏问题给我们带来了对现代性问题和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全局性反思机遇，也为我们在超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挑战国际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霸权中寻求全球正义提供了契机。
(五)展开我们对新闻传播研究的新想象？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网络的兴起不仅成就了跨国垄断资本媒体内容的全球化，而且成就了美国媒体制度和自由主义媒体理念的全球霸权。本文开篇所叙的我们在“新启蒙”过程中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逆反和《报刊的四种理论》在这一现有的批判的武器已失去其说服力的语境下以“供批判用”的名义的出版、从而或多或少正面影响一代学人的理论框架的过程何尝不是这个世界历史过程的一部分。[10]然而，就像我当时的“第三世界国民”的自我身份定位使我直觉地带上中文版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去西方留学一样，我们的“非西方”身份使我们无法接受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为我们预定的“共识”。在霍尔所分析的三种解读定位中，我们许多人做了一次在总体上接受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上的“主导性代码原”(dominant code)的前提下，对其某一具体新闻报道表达异议并就其进行商榷的“活跃受众”。更具体地说，我们是用西方客观性原则的普遍性来“协商”特定的西方新闻内容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方媒体报道西藏事件之所以不顾事实和客观性要求，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不开放媒体采访。当然，如果中国在新闻报道领域能够更加开放，就能够占据国际舆论的道德制高点。将真实的中国呈现给全世界，是打破西方媒体对中国妖魔化报道的重要途径。[11]但是，如果接受本文以上的分析，那么，中国不开放对西藏的新闻采访，就不是西方媒体在报道中违背客观性基本要求的充分理由。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西方媒体对国际问题报道，尤其是在人权问题报道中有明显的双重标准。[12]一个国家会不会被西方媒体妖魔化和污名化，与这个国家的政权的性质有关，而这里最关键的是这个国家的主导力量是不是维护西方(主要是以美国国家为核心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在该国的利益。这不是为新闻审查辩护。
这不免要涉及对西方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另一重要原则—新闻自由—的理解。在把西方新闻客观性当作官方新闻理论的对立加以理想化的时候，我们也把西方的新闻自由抽象化和去历史化了。我们崇拜美国的第一宪法修正案，向往它所体现的自由主义境界，甚至暗暗希望它成为“普世”法律。当然，我们更景仰美国国父们的伟大、英明和民主精神。但是，我们好像缺少对新闻自由、尤其是我们所理解的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所规定的负面自由的法理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认识。
事实上，在美国，新闻传播学者对第一宪法修正案的历史研究和当代批判从来没有中断过。例如，一方面，我当年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时的另一同事、自由主义传播学者麦克·舒德森的历史研究证明，第一宪法修正案原本规制的是国会和州议会的分权问题，而不是国家要不要和有没有管媒体的权力的问题。也就是说，第一宪法修正案的本质是联邦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正因为是这样， “国会”是这句话的主语。[13]另一方面，批判学者如麦切斯尼在其颇有影响的Rich Media，Poor Democracy一书和新书Communication Revolution中强调，对第一宪法修正案一直有不同于自由主义(libertarian)的法理解读和法院判决案例。最重要的是，它并没有为新闻自由成为垄断资本不受国家出于公民民主自治的要求对媒体进行规制的挡剑牌提供合法化的武器。民主，不是私人媒体拥有者对媒体作为社会传播机构的私人控制和不受国家政策干预的自由，才是第一宪法修正案体现的最根本的原则。用麦切斯尼的话说： “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没有用第一宪法修正案来为一个由公司运作的、以牟利为目标的、以商业化为驱动的媒体制度授权。”[14]这不是否定各种社会力量为自己的新闻自由而抗争的历史正义性，而是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自由的主体问题，也即“谁的自由”和一个特定的社会中的话语权的分配也即平等的问题。
在西方批判学者反思西方新闻体制和基本原则，希望按照民主和参与的精神“重造媒体”并领导和参与各种方兴未艾的以媒体民主化为目标的“媒体改革”运动的时候，[15]国内的许多学者一边忙于建构以“美国主流”为基本参照的新闻传播学，一边把西方垄断资本媒体的新闻理念当普世理念在中国不加批判、不分社会制度地弘扬，而媒体商业化的压力和“做大做强”的产业取向又在客观上引导学者和学生们强化唯西方垄断资本媒体马首是瞻的倾向。
今天，我们在西方新闻客观性的框架下做了一次“活跃的受众”；明天，我们是照旧做着客观专业的新闻传播学术，并希望就此与“西方主流”接轨，还是重新审视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念并构建我们对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的新的学术想像？再说，什么是西方学术主流？我们如何认定？靠论文数量抑或是论文影响？我们又如何定义西方的“核心刊物”？我们在确定本领域的“西方主流”时，有没有想过，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在本领域，其实学术专著也是重要的、也许更重要的出版？我们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批判传播学术专著，我们如何使这一学术资源与构建新的、立足于中国的同时也超越帝国主义和符合全球正义的华语新闻传播学术？
结语：我这个“华裔传播学教授” 的反思与困惑
在本文中，我一直在构建“我们”这个华语传播研究共同体，而“美国”又往往与“西方”混用，这使我这个身在加拿大的华裔传播学人很不自在。我之所以选择“我们”，不仅因为此时我用中文写作，而是因为我发现，即使用英语写作，我依然下意识地感觉到华语学术政治的存在。1995年夏，我写完博士论文。当时，凭着对西方批判理论和“新左派”历史的认知，面对中国传播领域市场自由主义和市场权威主义结合的现实，我想在论文的结论里呼吁，中国需要一个“新左派”。然而，我没有勇气让自己跟“左”字沾边，在论文里没有，在以论文为基础出版的书里也没有。当时，我不是怕因“政治不正确”而在西方通不过论文、找不到工作——在我的学术圈子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主流”——而是怕在“我们”这一共同体里被扣上“左”的帽子。回望历史，几年后我才明白，不管被扣者喜欢与否，当时，中国的“新左派”事实上已经呼之欲出了。更令我反思的是，当时，我怕的不是中国国家的权力，而是华语学人自己的话语权力。
我是中国农民的女儿。我是中国改革开放和80年代思想启蒙的受惠者。我更是美国和加拿大以本国资本利益为基础的劳工与移民政策的得益者。我的外祖父因饥饿死于我出生前的1961年春天。死去前那天晚上，他对给他送萝卜和红薯合煮的汤充饥的儿媳说，明天早上给他做一碗纯红薯的汤(当时红薯比萝卜更稀缺和金贵)。这就是我的外祖父的遗愿。我们的改革开放后的传播体系中有“伤痕文学”和《往事并不如烟》类的精英回忆，但很少有这样的中国农民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我几年前源于一个偶然机会的追根刨底的“挖掘”，我那并不文盲、也不无知的母亲根本不会主动告诉我外祖父的死因和细节。而即使在她叙述这一切时，她也没有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制度的全盘否定和怨恨。我不是否定“伤痕文学” 和《往事并不如烟》的视角的重要性和解放意义，我只是用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的故事来说明社会话语权的不平等分配问题。
20多年前，我被公派留学加拿大。今天，我有幸接触到很多国内的年轻学子。他们能接触到的文献比我当年在国内时多百倍，可我怎么觉得他们中有不少人背负着比我当年更沉重的有关做学问的有形与无形的“政治正确”的思想包袱？他们好像对批判理论感兴趣，可他们或多或少担心用批判理论框架定义和研究的问题在国内出不了文章，找不到工作。他们是怕“左”的标签、“右”的帽子、还是别的什么简单化和脸谱化的学术政治咒语？他们是怕“国家”权力、学术权威，还是别的什么权力场域？是已经“尝过了梨的滋味”的怕，还是“沉默的螺旋”式的怕？在我们批判国家权力并把它构建为外在的“它者”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在我们自己的学术权力圈子里行使我们每个人的主体性的？这种学术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单向度和简单重合的吗？在当下的中国，什么样的学术才是“客观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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