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永霞[1]2002年在《路翎创作心理研究》文中提出路翎在文本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疯狂而扭曲的世界。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有忧郁、孤僻的个性特征，他们之间往往相互猜忌，甚至有敌视情绪。他们的心理也多是病态的，他们在以不同的方式尽情地挥洒着自己的疯狂，这一切与路翎苦涩的童年经验及艰辛的成长历程不无关系。受潜意识的驱使，他在文本中道出了那些难言的创伤，作家创作的过程也是真切地展现自我内心世界的过程。 本文试图从作家创作心理的角度，通过创作表现，寻求人物变态心理和怪异行为背后作家创作的深层动因。论文除前言和结语外，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从心理层面探讨路翎的小说创作。二、分析作家对病态心理的描写及其艺术得失。路翎文本中人物疯狂、扭曲的心理是他病态心理的外在投射。叁、阐释主体创作心理形成的内在动因及其体现。路翎童年及以后成长历程中的创伤决定了他独特的创作心理。四、探究现代心理学理论对路翎创作的影响。 只有深入探讨作家独特的创作心理，才有助于我们真正进入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作品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卓越的艺术成就。总之，对于路翎的阐释，应该更多地指向他的创作心理及文本的深层意蕴，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彭凯[2]2015年在《灰烬的余温——路翎晚年诗歌与创作心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对于晚年路翎的创作研究都框限和遮蔽在"精神分裂"、"艺术生命枯竭"的话语模式之下,使得晚年路翎创作不管在文学批评,还是在其自身的艺术评介中都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本文通过对晚年路翎诗歌的具体分析以及对其创作心理的考察,反拨了典型的"路翎叙述",并做了重新的文学界定。
刘云[3]2009年在《为生命而战——路翎前期（1937-1949）小说中的生命意识浅析》文中提出生命意识是个人对生命问题的自觉体认与把握。它以意识到自己本身的生命存在为前提,所追问的是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人的本质与处境等人生的终极问题。生命意识的存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所在。现代生命意识的探索和流变与人本主义哲学有着密切联系。在路翎前期(1937-1949)小说创作中,最为深刻的是他对以生命意义为核心的生命意识的思索和把握,并将其化为文学特有的表现手段,通过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加以体现。本文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对路翎前期(1937-1949)的小说创作在生命意识这一主题上的表现和探索进行剖析与阐释,以期获得对路翎小说独特艺术成就的深层理解与把握。本文共分为四章。在第一章中,笔者试图对路翎小说中的重要概念——“生命的原始强力”进行分析和阐释,并立足于此探寻路翎对生命意识的特有思索。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中,笔者主要对路翎小说中两类重要的人物形象序列——“强者”和“弱者”,以及从弱者到强者的转变过程加以阐释,并指出这两类人物形象实际上是路翎独特生命意识的集中体现。强者的身上奔涌着强大的生命力,他们的生活态度是奋发,是追寻,是夺取,是生生不息、奔腾踊跃的生命强力的体现。他们有着强烈的欲望、能量和意志。强者的生活,如果一言以蔽之,可以概括为“富于力度的人生”。弱者在精神力量上恰与强者形成对比。他们谨小慎微、安于现状、墨守陈规。他们肩负着几千年来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深受奴性意识的残害。在路翎心目之中,值得赞美和肯定的是那些秉持着生命的原始强力,勇往直前、积极创造的“强者”,描述出他们的形象,是对于“应然之人”的一次致礼。而只有写出那些在现实中占了绝大多数的、背负着几千年来“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卑弱者们,才能映出“实然之人”的影像,从而才有了转变与奋进的可能。因此,路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形象,而包含了作者对于生命意义的复杂思索,从而使路翎的小说拥有了极为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他所试图建构的以“人的主体性建构为核心”的现代性文学,其中所体现出的普遍性的现代经验与特殊性的本土经验之间的独特张力,在当前文学全球化的语境下更具有独到的意义。
祝强[4]2016年在《荒野中的呐喊与挣扎》文中认为荒野作为小说的一种原始底色,它蕴含深刻的荒野意识。作为一种过渡,它具有荒凉、芜杂、不确定的特性,体现着作者对自我意识、生命意识和现代生存状况的反思。路翎,一个真正属于四十年代的作家,他在承续鲁迅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开拓了对荒野意识的挖掘,荒野成了他完成对未来探索的一块踏板,成了他文学想象的一种方式。路翎在此时的小说中,多以矿山、旷野、荒凉山村作为空间想象的场所,人已从原有的生活轨道中偏离出来。荒野以贫瘠的土壤、阔大的心胸接纳着身心疲惫的人们,此时的荒野己成为他们委以栖身、求得生存、安放灵魂的寄托场所。本文以路翎小说中所展现出来的荒野背景和荒野意识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小说文本的阅读、分析,找寻路翎荒野想象的生成因子,丰富多彩的荒野世界,荒野中人的归宿选择,从而深入到路翎文学价值的中心,探索他对人生、对文学的独特性的思考。路翎凭借着他对荒野的钟爱,完成了自己文学的升华,使他的文学得到了一种延续性的发展。
闫丽娜[5]2011年在《抗美援朝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中国政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赴朝参战。抗美援朝文学与抗美援朝战争相伴而生,是战争背景下特殊地域的文学产物。它具有战争文学所共有的特征:歌颂英雄主义,塑造英雄形象,鞭笞敌军的凶恶与残暴等等。但与革命文学、抗战文学、解放文学相比较而言,抗美援朝文学主要是以朝鲜为叙述背景,歌颂志愿军英雄更多地体现了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意志,是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升华。在朝鲜作战期间,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建立了十分深厚的情谊,对朝鲜的老妈妈、老伯伯、儿童以亲人般的关爱,这些动人场景和真挚感情的流露是抗美援朝文学独特之处。《解放军文艺》与《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文学刊物共同承载了宣传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刊登了大量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但是,与其他的文学刊物所不同的是,《解放军文艺》是军事类综合性的文学刊物,更侧重表现军人的部队生活、作战情景、战斗品格等,特别是志愿军的“兵写兵”的作品,更加丰富了抗美援朝文学的内容,体现了军人的风貌。论文首先回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抗美援朝文学取得的学术成果,表明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和价值。第一章结合当代文学初期的文学制度,从文学环境的视角出发,简单勾勒《解放军文艺》的整体面貌,如刊物的创办背景和创办情况,以及《解放军文艺》与抗美援朝文学的联系。第二章对1950年代《解放军文艺》中刊登的抗美援朝作品,按照不同体裁和不同内容进行细致扒梳,从文学史料上弥补抗美援朝文学研究资料上的不足。第叁章至第五章在抗美援朝文学的文本整理的基础上,结合1950年代的文学史特征,对志愿军的集体性创作、军旅作家魏巍、宋之的、陆柱国、文人作家巴金、路翎的代表性作品进行研究。“朝鲜战地快板诗”、“志愿军一日”、“志愿军英雄传”等体现了志愿军的创作特色,他们将战斗感受作为书写的素材,描写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如何战胜作战环境的困难、如何打败敌人、如何磨砺自身的意志等等。军旅作家和文人作家以其不同的赴朝体验,表达了他们对赴朝参战的志愿军的热爱,歌颂了志愿军的英勇顽强精神。这叁类创作主体的作品构成了1950年代《解放军文艺》中抗美援朝文学独特的研究价值。由于这一时期对文学的总体要求过于强调作品的战争宣传功能,强化政治文化精神,而忽略了文学审美追求,产生了时代局限性下文学为政治所付出的代价。因此,对1950年代抗美援朝文学的总体性客观评价是很有意义的。
顾广梅[6]2009年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文中认为成长小说作为一个小说类型,肇始于西方启蒙主义时期。20世纪的现代中国也产生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成长小说。本文采用发生学、文化学和叙事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对从五四到解放30年时段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初步的整体勘探。本文共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绪论首先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界定了成长小说的概念内涵,并为厘定筛选文本而进一步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了要素分析,避免遗漏和误选。其次,通过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的探讨,意在指出目前的研究缺憾,国内学者对20世纪中国成长小说的研究集中在当代这一时段,而对现代成长小说的整体把握和个案分析都明显欠缺。从整体上宏观把握和认真梳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已经势在必行。再者,提出本文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由于论题本身的性质,自然会涉及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而研究的体例和框架又决定了论文还会涉及发生学、叙事学、主题学、文化研究等学科,这就更需要利用各学科所长而避其所短的综合研究视角才能有效地驾驭论题。第一章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生。这一章主要采取探源和发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既探讨现代性语境下成长问题的提出,又以此为切入探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历史原因和个人动机。第一节考察了成长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历史性缺席,并对成长小说在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中的匮乏进行深度溯源。第二节以西方成长小说为参照系,论证了现代性语境下成长问题的提出,指出五四个人主义话语作为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价值原点。第叁节从“新人”的公共形塑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方向和规约。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选取各时代的重要期刊杂志或报纸考察论证了五四新人、革命新人、民族新人和翻身新人的理论塑形,指出这四种新人集中代表社会理性所期待的理想人格,并直接影响和开启现代成长小说对“新人”的想像。第四节集中论证了作家的主体意图,从小说家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和虚构(或纪实)他人的成长故事两方面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个人动机。第二章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嬗变轨迹和叙事类型。这一章主要以史学和叙事学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理论视角梳理分析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30年来的嬗变轨迹和叙事类型。第一节将从五四到解放30年时段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划分为开端、爆发和收获叁个阶段,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和主题内涵。由于五四作家集中于对传统人格的剖析和反思,更多的人物形象是因袭着传统文化积弊的病态的老中国儿女,“新人”的成长想像还是一个奢侈的话题,所以五四开端期的现代成长小说在叙事上尚显稚嫩,数量上也不够丰富,但已基本具备成长小说的主题内涵和叙事特征。左翼革命爆发期的现代成长小说在数量上明显增多,并呈现出“民族寓言”式的写作趋势,主要表现为:个人成长与外在重大社会事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长主人公逐渐大龄化、生理意义上的成长被忽略,精神发育成为这一阶段成长小说的重心;叙事结构和模式逐渐趋同化、固定化。由于个人的成长越来越被视作民族国家历史本质的象征,成长的方向也越来越合历史目的性,因而这一阶段的成长小说已经开始被规约为“教育叙事”。抗战收获期的现代成长小说数量也很丰富,其主题内涵、叙事模式除了承袭爆发期的诸多特点外,还出现了“改造式”的成长主题内涵和叙事模式。成长主人公主要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农民的形象出现,在主体构建上按照社会秩序的规约进行以“新我”换“旧我”的精神改造。第二节根据成长主人公是否完成成长仪式,将现代成长小说划分为叁种叙事类型:在路上的成长迷梦、被放逐的成长幻灭和到达“远方”的成长神话,由此相应产生出叁种类型的成长主人公形象,即迷梦型、幻灭型和神话型成长主人公。在对叙事类型的分析过程中,本章着重对叁种类型成长主人公形象进行还原式分析,以期得到对成长人物面貌和作家创作心态的完整把握,避免把作家作品打散后只能作为零星例证出现的缺陷。第叁章身体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一。这一章主要从文化学的角度论证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所展示的身体成长之谜。第一节探讨了身体的时间神话,指出个人成长时间与历史时间的融合,历史时间被分解在个人成长时间里,个人成长时间也在参与历史时间的建构。借用巴赫金的小说诗学理论,提出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的“成长时空体”和“道路时空体”两个文化和审美概念。另外,探究了指向未来的先行性时间遮蔽一次性的个体生命时间以及有限性的个人成长时间,并将成长主人公的时间观与价值观、历史观的建构相联系,归纳出叁种类型:进化论时间观的坚定型、指向过去和个人时间的不彻底型、从过去到未来的转变型。第二节探讨了身体的空间实践。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理论,首先分析了身体成长的空间行为模式——成长主人公逃离家庭空间而闯入社会空间,指出由于家庭空间的封建文化内涵使之对成长个体具有了“异己性”,并且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里,家庭空间和现代民族国家完全成了截然对立的矛盾关系,顺利成长的前提是舍家为国,甚至是“毁家”为国。女性成长主人公对“父亲之家”和“丈夫的家”进行了双重逃离。其次,分析了身体成长的空间逻辑——开放自由的空间位移和空间拓展,成长主人公正是在了解、接纳和屏弃各种空间的过程中,不断审视调整身体、自我与空间的关系,在社会阶级、性别、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重构自己的社会身份。空间本身已经作为社会建构,参与到主人公身体成长与身份认同。再者,分析了身体成长的四个典型表征空间——监狱、军队、会议和街道(广场),指出表征空间是想像和探索成长主题的重要手段,并分别揭示其所蕴涵的独特象征意义和审美意味:监狱空间指向身体挣扎与精神超越,军队空间指向身体驯服与新我诞生,会议空间指向身体生成与自我建构,街道(广场)空间指向身体展演和精神狂欢。第叁节探讨了身体欲望的话语转移,揭示出身体欲望作为被启蒙理性唤醒催发的主体意识的主产品,是如何在时代大风歌的变奏下,围绕“革命”这一总体性变革目标进行分配重组和重新叙述的。同时,还揭示出身体欲望的话语转移能否成功进行,直接影响着成长主人公的顺利成长。以历时性的分析框架分别考察了开端期身体欲望与社会理性的初步调适、爆发期身体欲望和革命指令的矛盾冲突和收获期身体面相的多样化。第四章心理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二。这一章运用拉康后现代精神分析学的主体生成理论,考察了心理成长的叁个阶段。第一节探究了镜像阶段对母亲镜像的辨识与想象性认同,主要出现叁种情形:一是在神话型和部分迷梦型成长小说里,母亲镜像既是被超越、被颠覆的小他者,又是难以割舍的根性诉求;二是在部分神话型成长小说里,母亲镜像帮助成长主人公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叁是幻灭型成长小说里,母亲镜像成为无法逾越的心像误认。这叁种母亲镜像认同对主人公的心理成长产生了不同作用,抗争式的母亲镜像认同既使成长主人公积极建构起主体性,又使之难舍与生俱来的根性弱点;精神同盟式的母亲镜像认同加快了成长主人公主体建构、自我确认的过程;仰望式的母亲镜像认同则使成长主人公的主体建构受到阻碍。第二节探究了后镜像阶段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和审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生动回应了五四时期文化先驱者对个性解放、人格自由所做的文化构想,将其具象化为“父”与“子”相冲突对抗的生活场景和心理图式。由于父亲镜像对儿子和女儿的心理投射作用不完全相同,本节从“父与子”和“父与女”的不同角度分别论之:一是“叛逆—归来”之子对父亲镜像的再拆解、再审视,其中选取四个代表性文本具体分析了封建暴君型、阶级仇人型、原罪型和现代民主型四种父亲镜像;二是逆女对父亲镜像的反抗和颠覆,这主要从争取婚恋自由、确立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叁节探究了成长主人公在后镜像阶段送走了血缘父亲,迎来了崭新的“象征之父”。这个代表新的秩序和法则的“象征之父”以成长主人公的启蒙者、教育者形象出现在其心理成长的关键时刻。成长主人公对“象征之父”的接纳,首先是从对启蒙者面像的想象性认同开始的,本文归纳并分析了五种启蒙者面像介入方式:从欲望化到“去欲望化”、男主女从式、序列化、“群众”、“公家人”等。随后,启蒙者传达“先行掌握”作为象征性导引,不同时期启蒙者的“先行掌握”不同,从个人主义话语、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到民族主义话语,这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紧密相关。相应地,成长主人公对启蒙者的他者话语进行了象征性认同,只有被他者话语询唤为说话主体,成长仪式才能真正完成。第五章精神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叁。第一节从新知识与新教育的领受考察了精神成长的文化内涵,分析成长主人公知识建构的叁种方式,指出现代传媒和现代学校作为新型的教育途径对精神成长的催发作用,同时检视了学校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教化功能,以及由此对精神成长的阻碍和负面影响。第二节从意义和信仰的找寻考察精神成长的文化内涵,运用弗兰克尔的意义学说分析意义意志、意志自对精神成长的重要作用,指出现代成长小说中信仰找寻与精神成长相等同,信仰成为成长主人公意义世界中最关键的一维,由此成长故事一定意义上成了信仰故事,本文对这种特殊的中国式成长现象从心理学、社会文化学进行了多角度的原因分析。另外,结合文本细读阐释了找寻意义和信仰的精神产品——痛苦体验。结语“成长”抑或“生成”?探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所展示出的“成长”一定程度上演变为“生成”。原本自然意义和生命存在意义上的“成长”因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更迭的巨大牵引力而演变为带有强烈规训意味的“生成”。成长主人公身体成长、精神成长和心理成长都表现出经受社会文化模造的“生成”特征。由此成长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和成长故事的讲述具有了社会文化的示范意义,但也因此出现主题内涵的单一化、叙事的模套化、程式化和审美风格的重复单调等缺憾。指出成长小说不应忽视生命原初意义上的“成长”,更不能完全以意识形态修辞来规约成长的“因”与“果”。本论文的学术目标和创新点在于:1、根据选题的性质,选取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视角,主要运用文化学、发生学和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整体把握和文本细读,这是本文的方法论创新目标;2、重新发现并解读被文学史忽略了的众多现代成长小说文本,如王统照的《一叶》、张闻天的《旅途》、冯铿的《最后的出路》、张天翼的《齿轮》、苏雪林的《棘心》等等,以期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全貌作出令人信服的探察,这是本文还原历史的创新目标;3、从身体成长、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叁个诗学维度考察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蕴涵的“成长之谜”,为成长小说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范式和切入点,这是本文的理论创新目标;4、始终坚持纵(历时)、横(共时)两个向度相交叉结合来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生和嬗变、叙事类型和诗学维度,这是本文的写作范式创新目标。
宋琼英[7]2010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文中认为本论文将站在后革命时代的氛围中,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小说中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以同情理解的方式去评判那些时代风云以及人物在小说艺术中的自我投影,心灵谕旨,从而探讨知识分子话语遭遇宏大主题之后的悲欢离合、心灵挣扎、情理折磨,并因此质询知识分子自身的宿命与梦魇。中国的革命是革命者逐渐认识自我,逐渐认识革命的长期过程。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初期,作家对革命与革命者的形象都存在理想化态度。这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更带有传统武侠小说和情爱小说中的侠客风范与才子佳人模式的流风余韵。例如陈天华《狮子吼》中联络会党、“豪侠尚义”的狄必攘,“尚侠轻生”、“杀身成仁”的审血诚都是仗剑江湖、豪气纵横的侠客豪雄;徐枕亚的《玉梨魂》在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中穿插出新的宏大声音,将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了一体。张闻天的《旅途》为我们上演了“革命+恋爱”的国际版,为后来者在革命与个人之间的结合寻找到了激情似火的黏合剂,钧凯因此成为把新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文学语码的雏形。当然也有一批思想家、小说家能在主流之外深思革命以及革命之外的命题意义。例如鲁迅在他的《药》中以自己的冷清孤寂探照了革命者夏瑜的凄凉寂寞,从而让人感触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革命与启蒙的双重重担。而海上独啸子的《女娲石》则首先感知到面对革命,知识女性革命者所需做、所能做的责任与使命,于是,身体成为女性革命者的利器,以至她们在颠覆了革命对象之后也颠覆了她们自己。上世纪30年代,革命已经成为时代主潮风起云涌,革命以及革命者的理念、行动与规范已经昭然明示,在主义、思潮与实践之间的交相碰撞之中,这些现代小说中的革命者展示了时代的苦闷与靓丽,彷徨犹豫与果敢决绝。例如,巴金早期小说《新生》中的李冷从苦闷徘徊的怀疑和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逐渐走向新生,成为为人民、为大众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李杰,则为了革命的成功,抛弃自己的阶级出身、家庭亲情、爱情甜蜜,甚至自己的生命。于是,所有一切都会成为,都能成为革命成功的兑换券。即使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京派作家也会在此时的小说中塑造真正的革命者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可能被误解,可能被消解,但是相对于那些“正统”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可爱而又可敬的“痴汉”,他们也是民族的脊梁,这就是沈从文的《大小阮》中小阮的意义。在时代的严峻情势下,有的知识分子革命者也许会颓废,甚至才气逼人的乱世作家也会如此,这样就酝造了我们畸形的现代都市背景下的海派文人穆时英笔下的颓加荡似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潘鹤龄。他们是怀疑主义者、非英雄以至丑角。而茅盾的《蚀》仍然在女性身体与革命运动之间的反常悖论中寻找叙述的张力与曲线,同时隐含着新的女性知识分子已经觉醒。当革命的对象不只是本国反动分子时,外族日本人的入侵更加增添了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复杂与多样。国统区、解放区以及沦陷区的地域、政治与情境的不同使得文学虚构更加摇曳多姿。于是,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完美的知识分子革命者终于在解放区的作家笔下出现,他们一方面是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策划者,同时又是实践运动的参与者,当然,他们的太过于完美使得他们在艺术魅力上失之真实。而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形象则继续着从五四就已开始的知识分子不断寻找的命运,在“人民”、“民族”之间审视、皈依,伴随而来的是知识分子本身的自恋和自省。在时代如此艰险之时,仍有无名氏在《野兽·野兽·野兽》中塑造了知识分子革命者印蒂。印蒂在向往革命、投身革命之后,能够得以反省和超越革命,去追求生命的圆全。尽管这种反省是当时时代主潮所不能接受的形而上思考,但是它显示了一个时代的思考深度与力度,也许正因为如此,注定这种思考将是寂寞的。同样寂寞的是丁玲以及她书写的《在医院中》的陆萍,只不过这是女性革命所带来的女性性别、身体困惑与知识分子批判意识之间的纠结与缠斗,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够从中感受中国“先知”们的荣耀与悲哀。总之,时代的汹涌浪潮携带着知识分子、革命者滚滚而来,浪淘不尽知识分子革命者无尽的沧桑悲凉,留给后人的是书写不尽的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的意蕴,而知识分子与宏大主题之间的妥协与迎合、抗拒与拥抱将会是知识分子永恒的命中吊诡。而今天的我们,应该坚持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精神,同情理解他们的历史局限,更要尊敬他们的崇高感和超越感,不断地突破时空的限定,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
绿原[8]1989年在《胡风和我》文中研究说明(1)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是怎样开始结交这位大批评家的呢?或者说,他们后来被误解几十年的平凡的友谊是怎样发源的呢?说起来也许令某些人失望,并不象他们当初所设想的那样见不得人,反倒颇有一点花絮的味道。1939年间,我从一个偏远的小城向重庆的《七月》编辑部寄去了一篇习作,并给主编胡风先生写了
韩彬[9]2013年在《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文中指出自传是一个兼及文史的文类，中国虽然历来史传文学都很发达，但是自传文学则一直处于贬抑之境。直到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着人的发现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西方自传的传入，具有现代意识的自传才发展起来。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传写作出现了两次高潮。但是由于自传本身的难以界定、自传理论的匮乏，自传研究则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自传研究的专着和硕博士论文比较匮乏，尤其是从整体上论述20世纪中国作家自传的硕博士论文尚属空白，因此本文试图对20世纪以来的作家自传进行整体研究，并将其纳入“现代中国”的学术视野。“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相对照，涵盖了我们通常文学史界定的“现代”和“当代”两个阶段。本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论题“自传”和“现代中国”做出了界定。本文以勒热讷对自传的定义作为自传讨论的范围，并将侧重于个人书写的回忆录纳入研究视野，同时本文的论述还涉及了日记、交代材料等少量准自传文本，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被作为自传文本的参照。尤其是20世纪50到70年代，作家自传整体缺失的年代，对这些准自传的研究，有利于现代中国作家自传发展历程的整体建构。绪论部分还对自传理论和创作的研究现状做出了分析，自传创作的繁荣和研究成果的匮乏，为自传研究既带来了难度同时也带来了挑战。第一章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流变研究从整体上论述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发展历程，并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从1927年到1937年，标志着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勃兴，在这一节中主要论述了30年代自传热潮出现的原因及呈现的特点，1937年到1949年，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从兴盛走向了沉寂，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了自传走向沉寂的时代原因，但同时也指出了这一时期的自传并非毫无发展，虽然自传创作锐减，但是30年代出版的作家自传在这一时期仍在大量再版，这说明自传仍存在着稳定的阅读群体。另外这一时期男性和女性自传的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一时期男性作家自传较为鲜明地表现了由“小我”走向“大我”的时代主题，但是女性作家自传则主要延续了30年代自传中的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的个人化言说。1949年到1978年，这是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缺失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几乎难以看到作家正式自传的出版，因此本文在这段时期的论述中加入了少量日记和交代材料的准自传文本进行探讨。将这一时期的自传分成了以《高玉宝》为例的历史正面认同的书写，以《牛棚日记》、《郭小川1957年日记》为例的历史背面的另类书写和罪感意识中的自虐表演——交代材料的书写。以此保证了自传历史建构的完整性。从1978年至今是自传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一节中论述了自传重新崛起的原因、特点及不足。第二章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研究，这一章主要从传主身份预设的角度探讨了传主自我形象的建构和认同以及传主身份预设与自传真实性的关系，传主身份预设与读者阅读期待的关系。身份指的是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所有自传都包含了一个自我阐释、探寻自我在他者和社会中价值的过程。因此自传不是一面平面镜，它不可能成为传主生命的自在再现，任何传主形象经过自传的折射都会出现形象的变形。而传者塑形的依据则是传主的身份预设。在这一章首先探讨了传主身份预设与寻求认同的关系。所谓的传主身份预设就是传主对自我独特性以及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的预想。一部自传可以说就是传主自我身份预设的具象化。作者通过传主身份的塑造以求得传主对个体、社会群体以及民族身份的认同，从而获得情感的依附和归属。当传主的自我预设与社会他人发生分歧之时，传主的自传文本就会表现出一定的认同危机和身份焦虑，而这种身份焦虑既可能是一种自我身份焦虑也可能是一种民族身份焦虑。第二节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预设与自传真实性则从传主身份预设的角度探讨了自传中的隐讳、夸饰和辩解。自传真实性是自传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但是传统的真实性研究往往停留在对史料的考辨之上，本文则引入了身份的新视角，分析了传主的避讳、夸饰和辩解与传主自我身份建构的关系。当事实不利于传主身份建构时，传主自然会对之避而不谈，而当事实有利于传主身份建构时，传主则会对此大加夸饰，当然还有一种关涉他人或社会的历史事实，作者难以采取完全避讳的态度，此时作者为维护自我身份的建构则要对其加以辩解。因此作者在自传中讲什么，如何讲都与其对传主的身份预设密不可分。第叁节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预设与读者阅读期待，则主要从身份的角度探讨了读者对自传的满意度。通常自传的阅读者不可能对传主一无所知，他的认知情感的“前见”构成了他的阅读期待视野，当自传的作者基于传主身份预设和维护所讲的事实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时，读者就会对传主提出质询，而当作者的讲述与读者阅读视野发生遇合甚至超出了读者的阅读视野，此时读者就会因震撼和折服与传主形成亲密的信任关系。因此自传的好坏并不以现实的善恶为其判断的标准，而是与作者的坦率程度密切相关。第叁章现代中国作家自传叙事研究主要探讨了自传叙事的独特性。从自传叙事的不可靠性，自传叙事的对话性和自传叙事的故事性叁个方面论述了自传的叙事特征。第一节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不可靠叙述借鉴了布斯《小说修辞学》和许德金《自传叙事学》的理论成果，主要探讨了自传叙述的叁种不可靠性：一是文本内的叙述间隙，二是文本间的叙述歧义，叁是自传文类的叙述间隙。在自传文类的叙述间隙一部分中探讨了自传和小说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某些文本介于自传和小说，纪实和纪虚之间的两栖性特征。第二节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对话性探讨了对话性对于自传的重要意义。并将自传中的对话进行了分类：一是自传中人物间的显在对话，它增强了自传叙述的场景性，增加了自传的真实感，而且自我和他者的对话还可以分别表达传主的不同意识。二是叙事主体与经验主体的对话，自传中的回顾性叙事决定了叙事主体和经验主体虽为同一自然人，然而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叙事主体往往在更加清明的状态下对经验主体展开质询，评价和反思。两者的认知差异使彼此产生一种张力，构成两者的对话。叁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四是在口述自传中，采访者与受访者的对话。口述自传作为自传的特殊类型，其采访者和受访者构成双主体性，两者在口述文本中会因认知的差异产生对话性和叙述张力。故事性并非虚构文本所独有，自传叙事也需要故事性，不过自传中的故事是指实有其事，将偶然无序的事件加以铺排点染使其连贯有序，自传中的故事既包括自我的故事也包括他者的故事。尽管当代西方自传的创作取向是反故事，反意义化的，但是记忆一旦形诸于文字就已失去了本来之貌，因此试图完全还原记忆只能是一种徒劳，根据人生意义和身份建构的需要，来选择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是将过去形诸文字的必然，因此从实践的层面来说摒弃自传的故事性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的。第四章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主题研究，主要探讨了自传书写中的叁个基本主题。一是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婚恋主题，在这一节中主要以自传文本为依托论述了现代中国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在爱情婚姻选择上的差异。与男性作家受母亲影响及自我历史中间物意识影响下对旧式婚姻的屈从相比，女性作家在婚姻问题上表现出了反抗的决绝性，当然在成功组建的自由婚姻中女性作家又面临了从父权到夫权的新的困惑。第二节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反思主题主要探讨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中几种不同的反思，一是指向个体的反思，这其中既包含了纠缠于具体人事的对他者的反思，也包含了指向忏悔的自我反思，自我反思是最接近于西方忏悔精神的。二是指向群体的反思，在这一部分中重点探讨了“五七反右—文革受难者”的群体反思和“红卫兵—知青”群体的反思，由此透视了知识分子对体制和权势的依附，自我独立性的丧失，以及混迹于群氓中的暴力和残忍。第叁节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励志主题这一节主要探讨自传作为一种催人向上，导向乐观的文类，传主的励志奋斗历程及其作为人生表率的重要意义。结语部分主要探讨了叁个问题。一是现代中国作家的自传观，这一部分主要是从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探讨了叁种不同的自传观，包括和盘托出，无条件坦露事实；虽然尊重事实，但是更加尊重他人的隐私权，认为真实抵不过隐私；叁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有选择说与不说的权利。二是论述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文史价值，首先探讨了自传的史料价值：为作家生平研究提供背景资料，与作家作品构成互文性，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佐证，为评价他人提供旁证。其次探讨了自传的文学价值，包括自传所塑造的颇具个性的人物形象，风景情致的书写和对文学想象的加入，小说笔法的运用。叁是探讨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创作的缺失，包括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中性爱书写的缺失、反思中主体力度的孱弱和反思主体情感的缺失。尽管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创作和研究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方面，但是自传无疑是一个具有生存和发展潜力的现代性文体，随着中国自传理论的建构和发展，自传研究必将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翟瑞青[10]2013年在《童年经验对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及其呈现》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主要探讨童年经验对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目的是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对现代文学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全文共分四部分。上编主要从两方面进行第一章重点探讨中国现代作家童年经验艺术世界的意义生成。细致入微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为何会成为童年经验的意义生成期,重点从历史背景、原因和心理学依据等叁方面进行考察,进一步证实现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意义之所在。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只有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非常集中地和他们的童年经验联系密切,作家童年经验世界的意义生成应该说始于现代文学时期。原因是,正是五四时期开始的思想解放,创作主体才得以把童年时期获得的心理体验纳入现代思想意识的参照系中进行观照和审视。西方以“体验”性为主的西方人文主义文论思潮和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影响与熏陶也是现代文学的大部分作品成为作家内在经验世界的外在显现的深层次原因。从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角度来看,童年作为生命的起点和全部人生的最初形式,尽管这一过程是相当短暂的,却形成了作家今后接受任何信息的主体图式和先在意向结构,这种主体图式和先在意向结构将成为作家观察世界,感受生活,进而进行文学创作的发生学意义上的起点。第二章重点探讨构成作家童年经验世界的公共资源：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家庭环境和时代氛围。从作家成长的空间结构来考察作家的创作,地理位置、地域文化,家庭环境和时代氛围作为作家生长的主要空间形态,成为探讨作家创作背景、身份谱系、文化身份、发生动力和机制问题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成功除了他的天才、勤奋之外,还与特定的时空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个性才能、文学表现也与孕育他的特定的家庭氛围、时代要求密切相连。形成作家先在意向结构和主体图式的因素主要包括地理环境、地域文化、家庭环境、时代背景。一个人出生到他成年这一时期,是他人格、品行、文化修养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其深层心理结构成型的重要阶段。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特定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文化氛围、风俗习惯、时代精神、教育方式都会以符号的方式内化到人的头脑中去,对人的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建构产生关键性影响。一个人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人生经验和丰富记忆习惯上被称之为童年经验,这些童年经验又往往会很自然地成为日后作家创作的叙事资源。第叁、四章主要探讨童年经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及其呈现,有意识地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多位典型作家的创作与童年经验有关的文学生成现象加以全面而系统的考察,进行深度理论探讨。作家艺术个性的形成,正是依赖于他们所经历的特殊的对象世界而形成的,作家认识对象世界的方式虽然有多种途径,但是最根本的途径还是来源于他们早期的生活经验,为此作家在题材选择、人物形象塑造、审美情感表达、艺术风格形成等方面都呈现出童年经验的影子。由于作家童年经验的不同和差异,因此其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都呈现出明显的区别,所以这是童年经验这一因素在文学创作中成为不可忽略元素的原因。因此这部分主要从作家题材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审美情感的表达、叙述策略的采用、创作风格的形成、文学语言的运用入手,通过选取一些现代着名作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以鲁迅、老舍、沈从文、凌叔华、冰心、丁玲、萧红、庐隐、张爱玲、梅娘、赵树理、孙犁等十几位受童年经验影响比较显着的典型作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探讨民族衰败、家道中落、父母亡故、母爱缺失等创伤性心理体验作为现代作家一生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不仅对他们的性格和气质的最终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构建其独特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艺术创作过程中审美经验、审美理想、审美心理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重点从六大方面来分析。在题材选择方面,主要是抓住作家的故乡书写、自传体书写和家族书写。现代作家大都在青少年时期甚至从幼年时起就已经离开故土,离开亲人的怀抱,或在外求学,或为生计而奔波,或为战争而流亡在外。虽然远离故乡飘泊异乡,但是又普遍眷恋故土,由于特殊的身份经历、文化视野又决定了他们对故土风俗人情怀有一种特殊的复杂情感,更有一种悲悯情怀和文化批判意识。通过在作品中抒发思乡情怀,呈现他们对故乡家园的精神守望,对童年生活的一种情感慰籍。他们的写作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建构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写作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精神还乡,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回归之旅。在张扬个性、颠覆权威和审视男权(父权)文化的五四时期,个人与历史的关系非常密切,个人经验、家族叙事本身就承担着历史所赋予它的种种道德的、伦理的批判功能,作为彰显个人生命存在意识的童年经验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关注和审视,和童年经验紧密相连的是作家家庭或家族叙事的尽情彰显,成为现代作家审视家庭、时代、历史的重要参照,个人的价值、个人的生命体验成为现代作家叙事的重要维度。在家庭文学书写中,尽管现代作家对其要表现的家族和家庭大都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但是这种感受可以说在现代作家内心深处是十分微妙和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无法割舍与家庭的血脉联系,对血缘、亲情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另一方面,旧家庭又赋予了他们无法摆脱的情感累赘和精神束缚。在这类叙事中,作家实际上没有把重点放在宏大历史叙事上,把家族的命运或人物的命运同民族或时代结合起来,用家族或人物的命运折射时代或民族的命运,一般情况下仅仅是隐形叙事,或者是一种潜在的结构,尤其是在女作家笔下。但对生活的开掘往往要比一般小说的社会叙事的作品深刻得多,人物形象也往往更具有典型意义,更加立体。尤其是叁、四十年代战争背景下出现的家族文学叙事,所呈现出的对家庭的情感依恋和心理回归,使家族文学的叙事呈现出作家情感上的暧昧态度。作为现代作家家庭文学书写重要组成部分的自传体作品的出现,一方面是作家对当时社会背景下家庭或家族的认知与审视,另一方面也是对自我成长的文学书写与表达,对个体生命起源的探寻与审视。其中既包括理性的批判精神,还包括作家对家庭亲情的深深依恋,对童年生活的深情向往。在人物塑造方面现代作家几乎都把童年时期的自己、身边的亲人和熟人纳入到作品构思的范畴,或以他们为模特塑造出成功的文学形象。现代作家通过对审美世界的建构,通过对个人成长经验的追溯确立自我、家人和周围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以“人”的视角在审视社会和现实的同时,也在审视自身和他人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价值,对人物形象进行审视和塑造。在叙事策略方面,现代作家采用了多种视角或者交叉、儿童、女性等视角叙事,并通过童年回忆、回归自然、“纪实”与“虚构”相交叉这种颇具独特意味的叙事策略,具有非同寻常的叙事功能和文体意义。作家童年时期所经历的事情定会在作家稚嫩的内心留下震颤灵魂的记忆,这些难以忘怀的记忆也将形成一定的情绪积累集聚于作家的内心深处,从而形成深层次的内心体验,进而成为作家后天进行文学创作的情感基调。现代作家的审美情感生成一般来说是由两种因素所决定,一是由现代作家在特定时期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所决定；一是由现代作家个人早期生活经历所形成的心理反应图式和反映结构所决定。也就是说,由于有了作家最早的心理图式和反映结构,审美情感就有了一种最基本的情感基调。作为一种文化前结构,现代作家的语言深深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先在地制约着使用者的思维逻辑和情感取向。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形成除了特定地方语言的形式与结构,以及运用语言的技巧的制约,最终还要和作家沉淀萦绕在心里深处的情绪和情感、经验与感受有关。从客观上来讲,地域文化影响了作家的前文化结构,而从主观上来讲,作家的语言品性总是为创作主体的气质和个性所规定,使文学语言成为一种超越公共语言直逼生命本源的尝试。
参考文献：
[1]. 路翎创作心理研究[D]. 闫永霞. 河北师范大学. 2002
[2]. 灰烬的余温——路翎晚年诗歌与创作心理研究[J]. 彭凯. 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
[3]. 为生命而战——路翎前期（1937-1949）小说中的生命意识浅析[D]. 刘云. 复旦大学. 2009
[4]. 荒野中的呐喊与挣扎[D]. 祝强. 山西师范大学. 2016
[5]. 抗美援朝文学研究[D]. 闫丽娜. 河北大学. 2011
[6].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D]. 顾广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7].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D]. 宋琼英.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8]. 胡风和我[J]. 绿原. 新文学史料. 1989
[9].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D]. 韩彬.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10]. 童年经验对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及其呈现[D]. 翟瑞青. 山东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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