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深化、生产率提高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变化——产业、区域、能源三维结构调整视角的因素分解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结构调整论文,中国论文,分解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以二氧化碳（
）排放为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比较低，与德国、日本相差无几，但在改革以后显著上升，甩开了德国、日本和印度，开始不断逼近美国。2006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为58.8亿吨，接近于美国的63.6亿吨，远高于印度、日本和德国的13.9、13.6和8.8亿吨。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2009）指出中国已经于2008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最大排放国，这无疑给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带来了更大的国际压力。转变增长模式的内部诉求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势所趋促使中国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前夕首次正式提出了量化的碳减排指标，即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然而，引致碳排放急剧增加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是根植在诸如城乡经济、地区经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投资和消费、内外需等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基础之上的，减排殊为不易，有必要从产业、地区和能源种类等重要维度来探寻驱动中国碳排放增长的原因，方可对症下药，找到未来切实减排的良方，这是本研究的动机。
基于数据可得性和本研究的目的，本文选择终端能耗引致的碳排放作为正式研究对象。① 图1绘制了由中国终端能源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的产业结构变化。显然，由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5个行业构成的生产部门排放出绝大部分的二氧化碳，而且其占比还由1995年的82％不断增加到2007年的90％，相应的，居民部门生活消费的碳排放占比则由18％下降到10％。② 生产部门中，农业、建筑业和商业的碳排放比例在4.4％、1.7％和2.3％左右，变化不大；工业是头号二氧化碳排放部门，其占比一直稳定维持在68％左右的高位；而交通运输业是唯一碳排放比例持续上升的部门，从1995年的6％上升到2007年的14％，这也从另一层面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和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从碳排放绝对水平看，所有产业无疑都在增加碳排放，如果从碳强度这个相对指标入手又能够看出什么呢？图2给出了中国不同产业部门二氧化碳强度的变化趋势。我们发现，农业、建筑业和商业的碳强度较低，维持在每万元GDP排放0.5吨左右，生活部门的碳强度略高一点，保持在0.8吨／万元左右，但是生产部门以及工业、交通运输业的碳强度则要高很多，而生产部门碳强度的持续降低主要是由工业部门碳强度的更大幅度下降克服了交通运输业的碳强度上升所引起。碳强度定义为单位GDP伴生的排放量，其倒数即碳生产力，就是单位排放所产出的GDP。碳强度的总体下降意味着碳生产力的提高，说明中国工业的减排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还是卓有成效的，中国的工业化事实上正处于低碳化进程之中，这对于2020年中国实现碳强度减排指标是一个利好；而交通运输业作为唯一碳强度不断增加的部门（而且2003年后增加更快）应在未来碳强度减排中特别重视。再从东中西部地区视角来看，③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二氧化碳排放也最多，中部地区其次，西部地区虽然包含的省份最多，但是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最低。图3绘制了中国生产部门二氧化碳强度的分地区走势图。同图2一样，中国整体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生产部门的碳强度都持续走低，仅仅在“十五”（2001—2005年）期间持平或略有升高，这与该期间中国再次出现重化工业化现象以及节能减排政策没能像“九五”期间那样得到严格执行有关，由此也直接催生出“十一五”规划中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的提出。当然，东部地区虽然二氧化碳绝对排放量最高，但是碳强度还是最低，碳生产力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图1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产业构成
图2 中国不同产业部门二氧化碳强度变化
图3 中国分地区生产部门二氧化碳强度变化
二、文献、方法和数据
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的主要文献简述如下。Wu等（2005）从6个部门、6种能源和28个省三个维度把中国1985—199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完全分解为结构效应、强度效应和规模效应三个部分计12个因素。林伯强和蒋竺均（2009）发现影响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均收入、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王锋等（2010）发现人均GDP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最大驱动因素。张友国（2010）发现生产部门能源强度是促成碳排放强度下降的最重要因素。
本文利用对数均值迪氏指数（Logarithm Mean Divisia Index,LMDI）分解法从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6个产业部门（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以及居民消费）和3种一次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三个维度把二氧化碳排放分解为8个因子，这些因子可以粗略地分为这样几大类，即能源强度因素（生产部门能源强度指数、生活部门能源强度指数）、结构效应（能源结构指数、生产部门产业结构指数）、生产率因素（生产部门资本生产率指数）、发展水平（居民部门人均收入指数）、规模因素（生产部门资本存量指数、居民部门总人口指数）。其中，资本存量指数是本文针对资本深化这一中国独特的转轨特征而设计的，这在其他所有中英文相关文献中都没有出现过。
本文所涉及变量为1995—200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各个产业部门的终端能源消费及其构成、二氧化碳排放、生产总值以及各省资本存量、居民人均收入、居民总人数。其中生产总值、能源消费、人均收入、总人数等数据摘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而二氧化碳排放和资本存量数据则由本研究估算。所有价值量数据都平减为1995年为基年的实际数值。
三、全国层面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图4绘制出全国层面二氧化碳排放逐年环比发展指数及其分解因子指数的趋势图。表1则报告了3个子时期（按五年规划期划分）以及整个样本期间碳排放指数及其8种因子指数的几何均值。可见，二氧化碳排放发展指数在“九五”期间（1996—2000年）比较小，二氧化碳排放平均只增加了0.24个百分点，其中，1998和1999年是样本期间仅有的碳排放负增长的两年。但是，这种节能减排政策没能得到很好的坚持，“十五”期间（2001—2005年）二氧化碳排放转而急剧增加，平均增长达10.3个百分点。为此，中国不得不在“十一五”期间加强节能减排力度，并首次制定出能源强度减排的约束性指标，所以导致2006—2007年年均碳排放增长率下降到7.2个百分点。
图4 中国碳排放指数及其驱动因素分解
由图4可以发现，二氧化碳排放指数的变化模式主要由生产部门能源强度和资本规模来解释，它们表现出最为相似的波动性，特别是生产部门能源强度指数在2006和2007两年与碳排放变化模式更为相似，有力克服了资本持续高位增长带来的碳排放增加；处于第二解释力的为生产部门的资本生产率指数和产业结构指数；6个产业部门加总的能源结构指数解释力弱之；居民部门3个因子的解释力也比较弱。可见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还在生产部门，下一节就此进一步分析。由表1可知，就整个研究期间而言，二氧化碳排放平均增加了5.5个百分点，其中，生产部门的资本规模指数和产业结构指数以及居民部门的人均收入指数和人口规模指数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分别导致12.5、0.85、0.28和0.11个百分点碳排放的增加，而其他4个因子指数则与碳排放变化存在反向关系，尤以生产部门的能源强度指数和资本生产率指数为最，平均引致碳排放下降幅度达4.5和2.5个百分点，而生活能源强度指数和能源结构指数只导致二氧化碳下降了0.2％左右。下面具体解释8个影响因子对碳排放的影响。
能源结构指数是唯一一个包含了生产和生活所有6个产业部门影响的因子，而且在3个子时期和整个研究期间都对二氧化碳排放起着一个促降的作用，并且2006—2007年期间这种减排作用增大到0.34个百分点，尽管幅度还较低，但是变化趋势喜人。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资源，由于不洁净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高于石油和天然气，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特别高。图5则显示，6个产业部门中农业、建筑业和商业的能耗较少；用能大户是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生活消费，虽然绝对增长巨大，但是这三个部门能源消费中的煤炭比例也都在下降。例如，最大能耗源的工业部门中煤炭占比从1995年的77％下降到2001和2007年的72％左右；生活消费中的煤炭占比降幅更大，从1995年的90％下降到2001年的76％和2007年的57％；而新兴的能耗部门即交通运输业中能源则主要由石油及其制成品构成，其增长也最快，石油消费的构成从1995年的79％进一步增加到2001年的90％和2007年的95％，而煤炭消费的比例则相应的从21％下降到10％再降至4％，煤炭比例降低。石油消费增加，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趋势自然有利于碳排放的降低。当然，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总体上还比较小，这是因为调整能源结构在根本上受到能源资源禀赋的制约，各个国家在统计能源消费种类构成时数值一般比较一致。例如，中国和美国分别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煤炭消费国，大量的燃煤发电也使得两国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因此，考虑到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结构和消费结构，短期内我国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和降低碳强度的潜力并不大。
图5 全国6个行业能源消费种类构成
本文考察的结构调整还包括生产部门产业结构因素。从图4和表1可以看出，相对于能源结构效应的负向作用，生产部门产业结构指数对二氧化碳排放始终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两条指数有着相似的波动模式。总体上，“九五”期间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平均为0.5个百分点，1998年效应最低，只有0.1个百分点；但是，“十五”期间产业结构指数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增加到了1.1个百分点，并在2004年达到最高的1.9个百分点；2006—2007年产业结构效应回落到1个百分点左右；整个研究期间生产部门产业结构指数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为0.85个百分点。整体而言，能源结构和生产部门产业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力都不是很大，但是影响方向相反，前者主要起阻碍作用，后者起到了促进作用，有必要进一步进行结构调整，促进生产要素由能耗和排放密集型产业向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的产业流动，这是中国未来转换增长方式以成功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必由之路。
居民部门终端能源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平均占总排放的14％，在本文研究的6个部门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工业部门（见图1），因此对居民部门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因子值得关注，虽然它们的影响力要小于生产部门的相关驱动因子。相比较而言，居民部门中能源强度指数和人均收入指数对碳排放的影响要大于人口规模指数，后者接近于1，这是因为居民人口数规模相对于劳动力人数的变化要更小，对碳排放影响也几乎不变，作为8个因子中影响力最小的因子是可以理解的。生活部门的能源强度指数同生产部门的能源强度指数类似，总体上促进碳排放下降达0.24个百分点，尤以“九五”期间促降效应最大，达0.89个百分点；但是“十五”期间生活部门能源强度是促进碳排放增加的，5年中有4年效应为正，2005年达到最高的1％，这与该期间由房地产和汽车工业急剧扩张导致的消费结构升级可能相关。人均收入指数对二氧化碳排放也起促进作用，而且从表1中3个子时期数值来看这种促进作用在逐步增加，这说明中国仍然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以污染排放为代价的，何时能够达到中国碳排放的拐点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未来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息息相关。当然，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最大的是生产部门的4个因子，它们依次是资本规模指数、能源强度指数、资本生产率指数和产业结构指数，下一节具体分析并进一步分解。
四、主要驱动因子的进一步分解分析
（一）资本规模效应与资本深化
生产部门资本规模指数对二氧化碳排放有着最大的正向促进效应，在图4中两条指数显示相似的变化趋势，而且逐年增加，2006和2007两年促增作用高达18％以上，平均则达12.5％，这说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显著增加与粗放型增长方式中仍在持续的资本深化现象紧密相关。Zhang（2003）早就指出，相对于劳动来说，中国固定资产总投资增长过快。Qin和Song（2009）也发现计划经济伴随的资本过度投资（即所谓的投资饥渴）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如果用资本劳动比来度量资本深化的话，可以发现，全国无论东中西部地区确实都在经历着持续的资本深化过程，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绝对水平从1995年的人均2.3万元一直增加到2007年的人均9.5万元，而且该数值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后两者的资本劳动比差别不大。从轻重工业的资本劳动比看，笔者通过其他研究发现，中国工业部门也在持续资本深化中，且重工业的资本劳动比远高于轻工业，这与张军等（2009）的论述相一致，即工业化的标准路径应该是从轻工业相对重要向重工业相对重要的转移过程，轻工业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比较重要，其本质是劳动密集型的，具有较低的资本劳动比，而重工业的发展主要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它是资本密集型的，具有较高的资本劳动比，通常也是能源和排放密集型的。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高能耗和高排放的钢铁、水泥和化工等重化工行业仍将在经济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因此，资本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碳排放增加在一定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作为资本有机构成的资本劳动比还反映着各行业的要素禀赋，其上升趋势也说明了中国经济结构正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
图6对生产部门的资本规模指数按不同地区进行次级分解发现，东部地区对全国资本规模指数增长的影响最大，但是这种影响近来有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虽然影响较小，但是由于国家近年来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逐步加大，它们在资本深化进程中的贡献是逐年增加的。具体到省份分解，上海市、北京市和广东省同东部地区模式一样对资本深化的总体影响较大，且这种影响份额也是逐期下降的，北京市在第3期甚至影响为负，只有广东省在最后1期略有增加；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在资本深化进程中的贡献也同中西部地区的平均走势一样是逐期增加的，只有山西省在第3期的影响力有所下降。总之，不管是地区分解还是行业剖析，这种根植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本深化现象仍然伴随着中国经济转轨始终。Young（1994）曾指出这种推动东亚经济区域增长的过度资本深化不具有持续的动态改进机制。张军（2002）也认为资本深化是经济粗放增长的重要总量特征，资本的形成速度最终必将受制于递减的边际报酬规律而使得要素驱动型的增长在长期不能维持。魏楚和沈满洪（2008）则认为过度的资本深化可能使得经济偏离资源禀赋路径，导致能源效率恶化。因此，资本规模指数的变化模式隐含指出了只有改变资本驱动的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型、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才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根本之道。
图6 基于地区层次资本规模指数次级分解
（二）能源强度效应与能源生产率提高
图4和表1显示，生产部门能源强度的总体下降对中国二氧化碳起着最大的减排效应，有效克服了资本深化所带来的碳排放急剧增加。碳排放和能源强度两条指数一正一负，变化模式极其相似。由此可见，二氧化碳排放的实质是能源消耗，碳减排根本上取决于能源强度的降低，节能减排密不可分。
具体而言，“九五”期间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促降作用最大，平均达到－7.2个百分点，其中，1999年最低，为－9.2个百分点。正如前述，这是一个节能减排成效最佳的时期，伴随着“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中国政府第一次取缔、关停了8.4万家技术落后、高耗能、高污染的15种小型企业，直接导致能源消费总量和图1显示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一改此前的上升趋势转而在该期间下降或停顿。“十五”期间国家虽然继续关停并转了3.3万多家污染严重的小企业，但是快速城市化和再次重化工业化极大地拉动了高能耗行业的急剧膨胀，导致能耗和碳排放的急剧增加，因此，该时期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促降作用最小，平均只有－1.45个百分点，2005年甚至出现了唯一的能源强度效应转负为正，直接促成二氧化碳排放指数峰值（21.7％）的形成。表现在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上，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6－8表显示，2003－2005年是仅有的弹性系数值超过1的三年，表明需要更高的能源消费增长才能够带动1个百分点的工业增加值增长，且能源强度在上升。由于“十一五”规划及时制定了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能源强度20％以及降低污染排放物总量10％的约束性指标，2006－2007年生产部门能源强度对碳减排的作用又开始增大，分别达到了－4.5和－6.2个百分点，显然，该时期能源强度的大幅下降是促成二氧化碳排放指数回落的唯一主要因素。
图7、8对生产部门能源强度指数分别根据不同产业、不同地区进行了进一步的分解。图7显示，能源强度环比发展指数本身在第1期下降最大，并以1999年为最（－8.8％），第2期下降最小（2005年为唯一正向的9.4％），第3期下降又有所增加；其中，农业、建筑业和商业部门的贡献平缓，对能源强度下降贡献大的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两个部门。“九五”期间工业部门对能源强度的最大降幅起着最大的促进作用（－5％）；“十五”期间，能源强度的最低降幅主要由工业部门降幅的大幅回落（平均仅－0.18个百分点，还低于农业、建筑业和商业部门的贡献）和交通运输业的正向促进（达1.6个百分点）引起，重化工业化、交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和私家车的大幅度增加也许能解释这些变化；2006－2007年虽然交通运输业依然促成能源强度增加，但是工业部门又促成能源强度大幅下降3.7个百分点，导致了能源强度的整体回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显然是未来能源强度降低的主要贡献部门。图8显示，东部地区对生产部门能源强度变化影响最大，3个时期分别促成能源强度下降4.7％、1.5％和3.3％；东中西部地区的变化模式都和生产部门能源强度平均指数相似，特别是“十五”期间，全国能源强度降低幅度减少与中部和西部地区带来的能源强度增加相关，这极大消减了东部地区带来的能源强度降低。中国能源强度的整体下降趋势说明能源生产率在持续改善之中，这极大缓解了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然而，中国能源强度虽然下降较快，但是绝对值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还是太高，④未来仍然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图7基于产业层次能源强度次级分解
图8 基于地区层次能源强度次级分解
（三）资本生产率效应与投资效率改善
图4显示，生产部门的资本生产率指数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力排在资本规模指数和能源强度指数之后，而且其变化也对二氧化碳减排起着促进作用。在“九五”期间和“十五”前4年，资本生产率变化促进二氧化碳减排的效应大小差不多，平均在－1.9个百分点左右，其中1998－1999年达到最低的－2.9个百分点左右；主要从2005年开始，资本生产率变化对碳排放的促降作用开始增大，后面3年分别降低了3.0％、5.5％和4.5％。特别是2005年，资本生产率对碳排放的较大降低效应（－3％）有效地阻止了资本规模和正增长的生产部门能源强度对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促增效应（分别高达14.6％和6.3％）。整个研究期间生产部门资本生产率变化对二氧化碳减排的平均作用为－2.5个百分点。有研究曾经利用资本生产率的倒数即资本产出比指标来描述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深化现象，但是资本产出比并不是很好的度量资本深化的指标，更可取的指标应该是资本劳动比，因为资本深化意味着在以要素组合为特征的生产过程中更多地使用资本而不是劳动，因此本文采用的是资本劳动比来说明资本深化，而把资本生产率归入标准的单要素生产率范畴来解释。
图9对于资本生产率指数基于不同地区进行了再分解。首先我们看到，虽然全国生产部门的资本生产率指数增长率为负，这个负增长率的绝对值是在降低的，也就是说，中国生产部门的投资效率在改善之中，这也可以部分说明为什么上述的资本生产率变化是促进二氧化碳减排的。地区分解显示，生产部门资本生产率指数的这种变化模式主要由东部地区引起，它们遵循相似的变化模式，东部地区在第3期所引致的资本生产率提高（0.33个百分点）更是这种投资效率改善的主因；而中西部地区对资本生产率提高存在着负面影响且这种负面影响还在增加，特别是中部地区，在前2个时期对资本生产率指数还有微弱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2006－2007年对资本生产率的负面降低作用竟然达到了－1.3个百分点，降福大于西部地区的－1.1个百分点。按省份分解也显示，如同东部地区一样，上海市和北京市虽然在前两个时期对资本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而且数值较大，但是在2006－2007年都转而促进资本生产率增加了，而广东省在整个研究期间一直在促进资本生产率增加，而且力度在逐期增强，到2006－2007年达到了最高的0.5个百分点；吉林、山西、内蒙古、宁夏这4个省区则显示与中西部地区相似的模式，即随时间推移在降低资本生产率。这些分地区和分省分解说明未来进一步提高资本生产率主要要从中部和西部地区入手，东部地区最近几年总体上还是在促进资本生产率增加的，尽管每个省份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笔者对资本产出比基于轻重工业的其他研究发现，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产出比在1995年后持续下降，即资本生产率提高了，而且轻工业的资本生产率相对于重工业提升更快。本文基于全国层面的发现没有这里乐观，正如Fisher-Vanden和Jefferson（2008）指出的，虽然工业资本生产率经过长期的下降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呈现上升趋势，但这并不能治好投资饥渴症，至今还存在的过度投资趋势将会进一步恶化以投资效率为代表的要素配置效率。韩立岩等（2002）也曾发现1991－1999年中国资本配置效率水平很低，经济增长仍处于投资主导型的外延扩张阶段。
图9 基于地区层次资本生产率次级分解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对中国1995－2007年间的二氧化碳排放基于6个产业（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居民部门）、30个省市自治区、3种能源种类进行了三维LMDI驱动因素分解，得到以下一些基本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1.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持续增加，并在20世纪以来达到高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其中，以工业为代表的生产部门是主要排放源，居民生活消费的碳排放只占14％左右且随时间下降。因此，应该主要关注生产部门影响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伴随中国经济转轨始终的资本深化现象，在本文用生产部门的资本规模来代理，持续的资本深化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投入要素驱动型的传统模式，未来唯有改变这种资本驱动的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型、可持续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才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根本之道。
2.能源强度降低或者说能源生产率提高是驱动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最重要因素，资本生产率的改善也对中国二氧化碳减排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未来碳减排必须在切实提高能源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上花工夫。正如前述，虽然我国的能源生产率一直在提高，但是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提升的空间很大。基于产业和地区的次级分解指出，未来进一步降低能源强度主要应从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部门入手，继续发挥东部地区的能源强度降低主导作用。总体来看，我国资本生产率在下降，但是下降幅度在降低，其中东部地区近年来资本生产率是增加的，未来应该主要通过提高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生产率来改善资本配置效率，推动二氧化碳减排。
3.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也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虽然短期内由于能源资源的禀赋所限通过调整能源结构进行碳减排的空间不大，但是长期而言，通过大力发展洁净煤技术和核电、水电、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以及鼓励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结构将会向清洁能源结构方向发展，这会有力促进碳减排。而以产业结构为代表的经济结构调整始终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未来应该努力实现能耗和排放较少的产业（比如现代服务业）比能源和污染密集型行业（比如重工业）更快的发展，为碳减排作出切实的贡献。
注释：
① 终端能源消费指在一定时期内全国生产和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扣除了加工转换中间过程中二次能源消费和损失之后的数量，以2007年为例，其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达到95.6％.
② 这里交通运输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商业包括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全文同此，它们都隶属第三产业。
③ 本文东中西部地区划分参照了陈诗一和张军（2008）的标准。
④ 以2004年为例，中国能源强度为每万美元GDP（2000年价格）消耗9.9万吨标准油，这个数值远高于美国、德国、日本、中国香港的2.3、1.9、1.1和1.4万吨标准油，比印度的6.5万吨标准油也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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