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寻求、身份稳定与行为体的本体性安全——以冷战后的北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约论文,体性论文,为例论文,战后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华约和苏联的相继解体宣告了冷战的终结。该事件致使北约这一军事组织似乎突然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他者，同时也使其丧失了一直以来为了自身存在而斗争的目标和身份。九一一事件后，国际环境日渐复杂，恐怖主义、网络攻击、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使军事力量和自我认同尚存明显缺陷的北约再次陷入困境，面临严峻的无方向感和本体性不安全困境。这些因素都使得北约的存在和身份成为质疑的对象，此外，随着美欧各自重心的转移，北约内部也陷入了认同危机。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所言，北约在利比亚军事行动上展现出的军事能力缺乏、政治意愿不强等现象，凸显了存在的危机。目前北约的身份是什么?未来的北约又将如何继续发挥作用?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北约已经面临“若非萧条、就是昏暗”的未来。①在敌对的他者和自身存在的理由都已经消失的背景下，在后冷战时期，北约的使命和目标是什么?是成为一个纯粹的政治集团，还是继续保持军事为主、政治为辅的性质?如何建构自我感、维持自我身份?又如何选择继续存在的合法性理由以适应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予以回答。 本文以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为框架分析国际行为体的适应性问题，以解释行为体为何以及如何适应和应对环境变化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行为体所处理的安全问题和适应性问题并非全部与外部威胁相关，它还与自身能否继续以以往的方式存在下去的能力，以及继续作为一个行为体实体存在的身份稳定(identity stability)相关。行为体的身份稳定来源于自身所设定的目标寻求和实践目标之间的平衡与连贯，目标寻求是身份稳定的最基本的需求。因为目标寻求的主要作用是建立一个有意义的未来，从而避免由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和本体性不安全，并为行为体提供其存在所必需的本体性安全和身份的稳定性。相反，缺少目标寻求会导致行为体本体性不安全(ontological insecurity)。一旦这种情况发生，行为体本身就有可能陷入焦虑和迷茫中或者继续寻求本体性安全。基于此，本文的研究也关注行为体寻求本体性安全的过程。 本体性安全概念探寻的是在变化的国际环境条件下行为体身份稳定的进程。它们的行为首先是由身份稳定的需求所驱动，而不是由组织的利益所驱动。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利益不存在或行为体的所有行为都是由身份稳定的需求所驱动。由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从本体性安全的角度进行论述，因此对组织利益驱动行为的分析有所忽略。 二、关于北约的研究综述及其不足 虽然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了范式综合的趋势，对同一问题的解释可以采取不同的视角进行综合分析，但对北约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传统的三大主流理论上，即新现实主义的权力观、新自由主义的制度观以及建构主义的文化观。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并不存在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因此它处于无政府状态。保证自我生存的方式只有一种，即不断增强国力，只有强大的实力，才能确保国家不被他者所消灭。在具体分析北约时，现实主义认为，威胁或敌人对联盟的形成可能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因此，随着“一个重要的对手”(a worthy opponent)或是主要威胁的消失，联盟自身也将不复存在。②沃尔兹(Keneth Waltz)认为，“北约虽然不会立即终结，但其存在的时间也已不多了”。③即使该组织的存在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对其实质性威胁的缺失，将使新时期的北约成为一个空壳，进而缺少行动的意愿和能力。在对北约扩张的分析中，沃尔兹指出，冷战后的北约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并东扩，完全在于美国力量的推动，这是美国要求的结果，也是大国追求自身目标和利益的结果。所以，他认为国际机制的目的在于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而非国际利益。沃尔兹相信，冷战的结束使得国际安全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北约这一安全组织的机制、职能和目标也要发生变化。北约传统的结构和功能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现在的北约只是美国在外交和军事政策上控制欧洲的工具而已。④由此可以看出，新现实主义将他者视为北约自我建构的唯一来源，但却忽视了北约自我建构的内在动力源，即本体性安全的自我内在塑造。此外，新现实主义将美国视为影响北约存在与危机的唯一因素，实质上过度夸大了权力的作用。不可否认，美国在北约创立之初甚至现在都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一旦北约作为一个组织建立起来，其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则和程序，因此，如果将北约的存废完全归结为美国，则忽视了对北约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整体分析，同时也忽视了北约其他成员国对该组织运行和存续的作用。事实上，新现实主义自身也认为，联盟或组织的形成及维持来源于成员国对于安全利益的需求，但在需求与权力这两个因素中，新现实主义过于强调后者，即大国权力尤其是美国的作用，从而忽视了对联盟内部需求和意义的分析。 与现实主义不同，新自由制度主义并不强调权力对于联盟或组织形成的作用，而是认为冷战后北约没有消失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力量。该理论将北约视为一种安全制度，认为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自身的稳定性。西莱斯特·沃伦德(Celeste A.Wallander)专门论述了北约在冷战后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并得以继续存在的原因，即任何联盟或组织都是一种制度，具有制度性资产。冷战后的国际环境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北约的制度性资产大多得以保存，遗失的仅仅是一些针对苏联和华约的特殊性资产，如常规力量的削减、司令部的减少以及核力量的裁减等。此外，北约在新时期也针对新环境、新威胁和新的不确定性发展了新的资产，如“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FP)、《积极参与，现代防御》(Active Engagement，Modern Defence)等。正因如此，北约能够利用制度性资产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环境。⑤自由制度主义将国际组织作为一种国际制度，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国际组织的研究视角，制度而非权力影响着国家的行为，因此制度稳定性和持续性保证了组织的存续。与结构现实主义一样，自由制度主义也同样是以一种静态的方式分析国际组织，其虽然注重制度的作用，但对于制度的形成、变化和传播等动态进程则分析不足。北约由于自身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性，如果采取静态式的分析则无法充分解释北约在冷战后存续的原因。 建构主义在上述两大理论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观念的作用，将北约视为一种安全文化。建构主义主要以社会学视角观察国际政治，注重国际社会中的社会规范结构而非物质经济结构，强调规范、身份建构和文化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文化选择影响国家行为。对于联盟或北约的形成，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塑造了彼此的认知，通过不断的互动和社会习得，行为体之间不断内化对各自的认知，从而形成共有知识和集体身份。在联盟的维持和存续问题上，建构主义同样重视外部他者的作用，强调自我的身份是通过与他者的互动得以建构，自我需要他者的支持。虽然本文也属于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但笔者认为温特的建构主义依然是一种结构建构主义，强调静态的文化结构对行为体的影响，忽视了对行为身份建构进程中动态因素的分析。此外，结构建构主义没有对身份建构的内在动力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在分析北约等国际行为体时依然存在着不足。 综上所述，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北约在冷战后的适应和存续问题都进行了研究，但在解释具体问题时存在不足。本文从本体性安全这一中层分析框架出发，进一步深入分析北约在冷战后的存续和适应问题，弥补了这一缺陷。 三、国际关系的本体性安全理论 国际关系的本体性安全理论是跨学科研究的结果，该研究借鉴了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1991年出版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使用的本体性安全概念。其含义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同时强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⑥然而，该概念在被引入到国际关系和安全理论中时，学者们对本体性安全的概念化和可操作化并未达成共识。这里主要介绍布伦特·斯蒂尔(Brent Steele)和詹妮弗·米岑(Jennifer Mitzen)的本体性安全理论。斯蒂尔和米岑是把本体性安全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学者。⑦他们的研究起点较为相似：都把分析层次从个人提升到国家，都认为国家的行为并不是像现实主义所假设的那样是由生存的物质性需求刺激的结果，而是基于自我认同的需要。因此对于米岑和斯蒂尔来说，本体性安全表示的是自我的安全，而不是身体的安全，⑧但是他们在论述本体性安全概念方面观点有所不同。 关于本体性安全是通过社会互动的外在因素还是内在因素所形成的问题是米岑和斯蒂尔关注的核心。斯蒂尔用本体性安全的概念去理解国家行为的三种形式：道德的、人道主义的和尊严驱动的。他首先认为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大都忽视了国家内在的产生规范性行为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国家施行人道主义或道德行为不是因为这种行为是主体间建构或普世性道德的结果，而是因为这种行为满足了国家自我认同的需要，从而获得本体性安全。简单地说，斯蒂尔的观点就是某个人成为一个利他主义者并不是出于对他者强烈的同情心理，而是因为他希望被视为一个利他主义者。因此斯蒂尔并没有给予社会互动过多的关注，而是注重“自传体叙述”(biographical narrative)、“紧要情境”(critical situations)以及“羞辱”(shame)等指涉行为体内在的概念。持续的自我感(sense of self)通过自我叙述得以维持，因此也成为斯蒂尔本体性安全的核心。⑨在北约干预科索沃的案例中，斯蒂尔试图建立一种观点，即美国竭力推进科索沃的人道主义干预是为了弥补先前在索马里、海地以及卢旺达政策的失败，这导致美国产生了由本体性不安全所引起的情感反应——挫败感。米岑则着重强调把社会互动作为本体性安全背后的生产力量。他反对现实主义的假设，即国家的类型(身份)是国家内在形成的和天生所具有的，而这个假设被斯蒂尔所接受。米岑指出，正如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的那样，如果国家是真正的安全寻求者，那么为什么在面临安全困境时，它们不能有效地表达其真实的身份，更进一步说，如果这些国家持续表现出进攻性行为，那么我们该如何假定这些国家是安全的追寻者?米岑认为，这些“现实主义的国家身份类型”仅仅是一种愿望或是“可能的自我”，这样的身份类型是假定在各种条件都完备的情况下，国家将会成为什么的一种观念。⑩但事实上，条件绝不可能是完备的，因此，国家的身份依赖于与其他类型或身份的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11)国家的身份是主体间性的，并同时体现在知识层面和实践层面。这是因为国家在决定它们是否是追求安全者还是追求权力者时并没有最终的决定，而是需要他者的承认，并把承认看成是一个特定角色的满足。对此，米岑选择了“例行化”(routinization)、“依附”(attachment)、“稳定的认知环境”(stable cognitive environment)以及“施动性的能力”(capacity for agency)等概念进行详细阐述。例行化意味着“国家在社会承认的身份上得到了他者的投资”，并且国家依附于这些例行化。(12)其主要原因是对于稳定的需要，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认知环境的稳定，因为稳定的认知环境有助于国家避免焦虑，从而能清晰地认知自我，达到本体性安全。认知环境的稳定是通过“确保事物会像它们今天做的这样，在明天继续呈现这一方式从而提供行为的确定性”而达成。 对于行为体的身份建构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问题，米岑和斯蒂尔的观点也有所不同。米岑认为，一个国家的真实身份应来源于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并且国家倾向于维持这些角色，发展出一种依附关系，从而为它们提供行为的确定性和本体性安全。而斯蒂尔则特别注重所谓的“自传体叙述”，这个概念类似于吉登斯的“自我的叙述”，即凭借个体和他人所关心的故事，而对自我认同达成反思性的理解。(13)这些叙述是国家内在产生的自我认同感的表达，因此叙述给了例行化的外交政策行动以生命。 回顾米岑和斯蒂尔的研究，本文认为，两位学者的研究都只是从单个方面揭示了行为体达成本体性安全的过程。米岑强调外部环境的稳定是本体性安全达成的根本要求，认为身份的形成是主体间性的，注重社会互动和社会承认，并通过例行化、依附等行为达成稳定的外部环境。而斯蒂尔强调的是身份形成的内在力量，即自我认同的反思性理解和内在生成。笔者认为，行为体获得本体性安全的过程不应只是内在或外在的单方向的行为，而是通过目标寻求这一内外统一的形式达成，所以本体性安全的概念应加以发展，本文对此做了尝试性研究，主要包括：(1)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本体性安全的概念，回答行为体的适应问题并结合目标寻求与身份形成的内外动力进行分析。(2)行为体所处理的安全问题和适应问题并不是完全与外部威胁相关，而是与其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下去的能力以及继续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实体存在的身份稳定相关。通过调和斯蒂尔的社会独立的身份建构以及米岑身份建构的社会性依赖过程，以期建立一个理论框架。从身份形成的内在动力即内生的自我目标设定，到身份承认的实践即内在的目标寻求外化为实践行动，本文认为，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焦虑的行为体需要寻求本体性安全以形成基本的自我感，从而为其他行动的进行奠定基础，而本体性安全获得需要目标寻求的支撑，即内生目标寻求与内在目标寻求的外化实践相互支撑才能使行为体获得本体性安全。 四、目标寻求、身份稳定与行为体的本体性安全 (一)分析框架的构建 目标寻求的主要作用是使行为体能够建立一个具有意义的未来筹划，向世界展现出自我存在的可能性，帮助行为体抵御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从而获得持续的自我感和本体性安全。过去十年，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开始注重世界政治中的时间概念，(14)并号召复兴目标寻求或愿景思想的规范性潜力，也出现了目标寻求(愿景)与未来场景如何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研究。(15)本文旨在从本体性安全的角度讨论目标寻求为何以及如何影响行为体的动机、身份的形成过程以及行为体的适应性。 在讨论目标寻求的重要性时，笔者借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存在概念的理解，认为人类首要的动力是试图使未来有意义，同时自我也存在于有意义的未来中。把人类作为时间的存在，即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时自我的感觉得以建构。未来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是关于人类境遇的最基本特征，因此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哲学成为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他关于存在的时间维度的现象学研究与身体是通过未来得以体现的观点与本文的目标寻求概念非常吻合。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强调时间的维度，认为人类境遇的基本特征是人被“抛”进了这个世界，并朝着死亡迈进。因此，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当我们在面对一些尚无法经历的事情时(即死亡)，我们的自我感觉得以形成，并且我们不能真正知晓什么会带来死亡，因为这些力量潜在地无时无刻地存在于每个地方。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并不是通过恐惧而是通过焦虑来理解“在世存有”的本体论结构，正是由未来的不可知性而产生的焦虑构成了人类境遇的基本情感或情绪。 通过对时间维度的强调，海德格尔清楚地表明“存在”是动态的，强调生成或形成的本体论，认为存在总是不完全的。因此“永久的不完全性”是存在结构的中心特征。这种不完全性使得自我形成一种进化的特征，这样自我感就不会被固化，并且他强调生成是一种向前推进的运动，这其中就包括了自我感的形成。由此，未来导向加上来源不可知的焦虑，使得未来成为存在或生成的最重要的变量。在其未来导向中，存在并不是目前的事物，而首先是可能的存在。存在总是“哪个”能够成为存在以及成为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就海德格尔来说，存在的可能是对能够成为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的了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存在的可能使得未来的自我是可知的。 为了理解存在的可能性，海德格尔以“筹划”(entwurf)的概念加以解释。“筹划”描绘了自我能够生成的空间，其描绘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未来而是允许想象能够向前演变的各种场所的自我。承认未来的可能性不仅意味着未来可以被理解为是开放的，而且使得未来成为一个提供自身能量来源的空间。虽然过去的经历能作为一种重要的建构意义的来源，但筹划给了未来一种“拉力因素”，使得自我得到了能够在特定的进程中前行的机会。筹划不仅定位了方向，而且也导致了决断，即决定实现正在生成的存在的可能性目标寻求。(16) 依照海德格尔的“筹划”概念，即对可能的自我想象，目标寻求描绘了存在的可能性，目标寻求即筹划。如果把乌托邦想象表述为“所有最好的可能世界”，(17)而不是无法企及的一种天堂，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如何去认知这种可能性。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目标寻求如何被成功地追求并证明目标寻求是一种能量的来源，能激励、动员和驱动自我向前。为了更好地理解目标寻求，笔者认为目标寻求的两个过程在身份形成和稳定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种是内生目标寻求，即行为体通过自我内在地创造出一种“成为”的感觉，是一个容纳所有标签的自组织身份，也即“我想成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18)内生目标寻求强调的是应及时地表明自我感的人类创造能力或是艾默柏(Emirbayer)和米歇(Mische)所说的“施动性的投射维度”。(19)这种施动性具有高度的自反性并强调通过创造性的未来想象去塑造和引导可能性的能力，即设计一个“筹划”，使得自我以一种部分探索性的方式远离外在的传统和习惯。这种目标寻求生成的自我认同是独立于社会互动的，它不需要被他者承认，仅仅是人的内在建构，是可能的自我和渴望。然而，本体性安全的获得并不仅仅需要内生目标寻求的支撑，身份的承认对于行为体来说也至关重要。米岑认为，身份是主体性的，它存在于行为体的思想中并驱动行为体的行为。所以，与内生目标寻求所不同的是，目标的实践，即内在目标寻求的外化意义来源于行为体角色在社会背景中的位置，其形成和维持依靠互动中的关系，依赖于他者的承认。这种承认依靠实践获得，也就是目标寻求的第二阶段，即通过实践目标使得目标外化，即渴望他者能准确地承认内生的自我而非其他的自我，并以实践的方式逐渐实现这样的目标寻求。(20)在国际社会中，它也是行为体追寻政策合法化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焦虑和本体性不安全使得行为体在无法依赖社会性互动所带来的本体性安全的前提下，必须首先依靠内在的和自组织的能力产生内生的目标寻求，以维持自我形成初期的身份稳定感，这种身份远离任何无竞争的目的。但由于行为体的身份最终是通过切实有形的目的结果来实现，因此行为体被迫会与他者进行互动，进而从自我形成初期的内生目标寻求逐渐向外在目标寻求趋近，并努力寻求内生目标寻求与外化目标之间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内外协调的身份稳定。因此，寻求本体性安全的行为变成了在“内生目标寻求”与“外化目标实践”之间一个较为困难的协调进程，其目标是要找到一个平衡，即内在秉持的认同和外在承认的身份之间的匹配与相互支持。所以，本体性安全寻求过程是一个平衡与再平衡的持续进程，也是一个身份稳定与再稳定的过程，这体现了行为体对不确定性和焦虑控制的持续性，因为只有这样，作为一个行为体的施动性才能继续下去，并且行为体的自我感也才能得到维持与进化，从而更好地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焦虑。这里主要以北约这一国际组织行为体进行论证。 (二)冷战后的北约及其身份危机的凸显 对于冷战后的北约及其所陷入的危机，持现实主义观点的学者主要从内部战略分歧、军事能力递减以及公众支持率下降等方面加以分析。 从战略分歧来看，主流的观点认为这一跨大西洋联盟正处于一种危机中，这种危机源于成员国对于威胁具有不同的认知，因此形成了关于北约不同的愿景和战略分歧。简而言之，是由于北约缺乏一个共同的目标。(21)从军事能力递减来看，苏联的解体使得北约的成员国开始渴望和平时期的利益分享，因此对于联盟军事能力的建设热情逐渐退却，阿富汗的联合行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军事能力转型的有利条件，但是成员国对于军事经费的投入依然在减少。(22)从公众支持率下降来看，研究显示，冷战后北约的公众支持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西班牙和美国受访者中，支持北约的人数还没有达到总调查人数的一半(见表1)。 以上三点虽然来自现实主义，但正如彼得·维果·雅各布森(Peter Viggo Jakobsen)和詹斯·林斯莫斯(Jens Ringsmose)所认为的那样，北约的危机实质上来源于“有重要价值的对手”或是存在性威胁的消失。(23)事实上，这些危机的出现正是由于冷战后的北约失去了重要的他者，失去了目标进而失去了支撑自己身份认同支柱的结果。因此，无论在北约内部还是外部都开始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从而引起了战略分歧、军费减少和公众支持率下降等诸多危机现象。正是由于冷战后身份危机的形成和发展，北约的实践才出现了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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