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进路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作
何 萍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科学理性向历史理性的转化。这一转化经过了三个逻辑环节：第一个逻辑环节是学术结构的变化。在这个环节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根据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建构了一个融认识功能、价值功能和社会功能于一体的学术结构，从而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理念；第二个逻辑环节是解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在这个环节上，通过对认识的主体性、价值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框架，通过对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现实关系的批判性反思，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破除了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式的研究体系，创造了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格局；第三个逻辑环节是历史理性的建构。在这个环节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现代性批判，建构了以当代文化为内核的历史理性，从而表明，中国的理性已经超越了那种以物质技术为基础的狭隘的、单向度的科学主义的近代哲学观念，形成了以现代文化发展为基础的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哲学的现代哲学观念。这种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哲学的现代哲学观念，就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
关键词：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1949年以来；科学理性；历史理性；教科书体系；现代性批判；文化哲学；逻辑进路
今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伟大日子。七十年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独立、富强、文明、民主的国家。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一历史性巨变，不仅是中国物质文明的进步，也是中国精神文明的进步，更是中国理性的进步。在这三种进步中，理性的进步是最深层的也是最根本的方面，因为在人类文明史上，理性的进步是衡量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尺度，一定时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是以理性发展的水平来标示的。比如，人们通常用工具的进步来定义一个时代的文明发展水平，用手工工具来定义传统社会，用机器生产来定义工业文明，用计算机的使用来定义后工业文明，等等。这些定义中的手工工具、机器生产、计算机等，从表面上看，是物质的器具，而在深层上，却是人类的理性创造，在这里，物质的器具不过是人类理性创造的表象形式。人们之所以用这些器具来定义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器具背后的理性创造。由此推之，我们要说明1949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当然也应该深入到理性的层面，从1949年以来中国理性的变革中去了解中国今天所达到的文明高度。鉴于此，本文以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进程为题，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科学理性向历史理性的转化，从一个方面展示中国理性的进步以及今天所达到的文明高度。
一、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性质的一次根本性变革。与之相应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主导着中国理性的进步。因此，我们透视1949年以来中国理性进步的轨迹以及今天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就必须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要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有一个如何研究的问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背景来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变化的诸多因素，还是深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去探究其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路？这两种研究路向的目的和结果是很不相同的。前一种研究路向是为了总结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这些研究主要专注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影响；其研究的成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政治、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发展等具体问题的说明。与之不同，后一种研究路向是为了探究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这些研究专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式方面，着重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形态、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其研究的成果，都是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构成及其转换等哲学本身问题的探究。应该说，这两种研究路向都是有意义的，但是，从本文的研究主题来说，选择后一种路向才是合理的。
叶面肥分别在初花期和末花期，每亩用速乐硼、磷酸二氢钾各100-150 g，兑水48 kg喷施1-2次，防止花而不实。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中国磷肥出口价格水涨船高，二铵出口年初价格为405美元/吨（FOB），目前价格 417-420美元/吨（FOB）。据王涤非介绍，2018年1-6月份，我国二铵出口量为249万吨，一铵出口量估计在90万吨左右。预计2018年我国二铵出口总量将达到660万吨，一铵出口总量将达到190万吨。
在确定了研究路向之后，还有一个如何看待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分期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观点。任俊明主编、李立新和普元副主编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五十年》一书，把国内学术界对于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归纳为四种观点：第一种是以“文革”为界，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称之为“文革”前、“文革”期和“文革”后，其中，“文革”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折和危机阶段，其他两个阶段为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阶段；第二种是以哲学基本样式和内容为标准，以教科书哲学体系的形成和重构为主线，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教科书改革哲学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原教科书为背景提出问题的后教科书哲学阶段；第三种是以哲学范式为标准，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描述为从实体性范式到主体性范式、再到人类学范式的发展过程；第四种是以哲学研究的一般特征为标准，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致分为构造传统教科书体系阶段和突出“问题意识”阶段。而《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五十年》一书将自己的观点归为第五种，即以学术发展为主线，依照时间顺序，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从“确立指导地位”“初步发展”“有所创新”“陷入困境”到“繁荣发展”的历程[1]。在笔者看来，这五种观点看似不同，其实都是以中国政治的变化为划界标准来说明哲学理论的发展与变化：第一种观点以“文革”来划界，是明显的以政治变化来区分哲学理论的不同阶段；第二至第五种观点，看起来是以理论的变化为划界标准，但实际上仍是以中国政治的变化为划界标准讨论哲学理论的变化。以这些观点书写出来的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只是罗列各个历史阶段发生的哲学理论的论战、各个阶段出版的相关著述和理论观点，在现象层面上叙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变化，并未深入到逻辑层面去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结构的变化及其变化的内在机制。
第二，理论研究的主题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是接受和吸取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个时期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尤其是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并没有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提出质疑，而只是提出如何将这个真理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如何把这个一般与中国革命的特殊相结合，创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问题。所以，在这一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出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著作大都按照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讲，都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1949年之后，尤其是在苏共20大之后，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开始思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道路，在理论上，不再以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而转向了对自己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这一研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第一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上，以解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及其他重要著作为主题，阐发毛泽东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第二个方面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结合起来，编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并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的基本原理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第三个方面是以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容。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运动，当时人们也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农村调查》等著作，但更为普及的，还是一些阐发一般原理的著作。这些著作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学者米丁、罗森塔尔、康士坦丁诺夫、亚历山大罗夫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第二类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著作，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第三类是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读本。与之不同，20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则是以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为基础读本[3]。上述三个方面表明，在这个阶段，中国进入了全面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时期，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及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著作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文本，主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编写，并且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力量，领导了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这一切表明，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研究主题，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学术结构的变化
自1949年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理论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从而构成了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一个逻辑进路。
这里所说的学术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1949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之前的四个特点上：
上述四个特点突显了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也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足。这一不足主要体现在两点上：其一，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时，过分地强调了哲学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职能，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意义，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保证。由于忽略了这一点，在1949～1978年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的思维方式上没有取得大的突破；其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建设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全部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科书式的注释，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也就成为了一种哲学研究范式。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主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越来越脱离中国的现实，毛泽东的实践的认识论中那些富有活力的内容被消解了，毛泽东的实践的认识论被解释为一种反射论的反映论。正是由于这些不足，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变得僵化起来，变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在这种情况下，要恢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就必须校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与意识形态功能之间的关系，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教科书体系进行解构，建构一种新的哲学研究范式。1978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在学术层面上，就是破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化的研究范式，建构新的哲学研究范式的开端。
为了克服这一不足，本文以学术结构的变化为划界标准，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至1978年；第二个阶段，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三个阶段分别由三个逻辑环节构成：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也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维结构上并未改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上个世纪20～30年代创造的以实践的认识论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而是通过阐发毛泽东提出的“哲学就是认识论”[2]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研究范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任何发展，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毫无区别。从学术结构的构成看，这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很大的变化，其主要体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依据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按照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建构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由此决定，这个阶段的逻辑环节不是以思维结构的变化来标示的，而是以学术结构的变化来标示的。第二个阶段是以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为起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既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学术启蒙运动。作为学术启蒙运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化的研究方式，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式的研究方式。由此决定，这个阶段的逻辑环节是以解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来标示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现代性的批判为理论起点，并通过现代性的批判走向了文化哲学的研究，建构了历史理性。由此决定，这个阶段的逻辑环节是以历史理性的建构来标示的。下面，我们一一分析这三个逻辑环节，勾勒出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第三，哲学史研究的开放。人的主体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讨论，带动了哲学史的新研究：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突破了单一的原著解读模式，开始从哲学史的视角反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之间的关系，探讨其思想的来龙去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其次，在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领域，开展了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一些学者批评了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认为日丹诺夫把哲学史定义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不能概括哲学史的丰富内容，对唯心主义作了简单化的批判，没有恰当地评价唯心主义对于人类认识史的贡献，因此哲学史的研究应该突破这一定义，引入新的研究方法。这一观点的提出和讨论，带来了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系列变化，其中最为重要，是改变了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定位，即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不再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史前史加以叙述，而是力图揭示其自身的传统和逻辑演变，从而大大拓展了哲学史研究领域：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而开始了以现代西方哲学为重心的哲学史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随之被介绍到中国来，在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领域的论争中开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逐渐由古代哲学拓展到现代哲学，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就是这一拓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放，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由此而引起的论争，直接挑战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东西方现代哲学的碰撞与融合中建构新的理论，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开放上撕开了第三个口子，而且在哲学各学科领域的学术开放上撕开了口子。
第四，理论成果的形式发生了变化。1949年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是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展开的，因此，当时的理论成果形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译著和学术专著为主。1949年以后，为了在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成为了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中心工作，也是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成果形式，于是，教科书式的体系化思维也成为了这个阶段中国人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思维形式。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学术界才把1949-1978年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时代。
根据Ansoft计算结果，当槽满率为66.76%时，可选择线径为0.95 mm的漆包线，此时热负荷为116.9 ；当槽满率为70%时，可选择线径为0.98 mm的漆包线，此时热负荷为108.7 。对比可知，热负荷降低了7%。
第一，理论研究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但是，中国道路本身是发展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成果，它的内容是以武装斗争的方式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于是，革命与战争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1949年之后，中国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道路是在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道路中展开的，在理论上，主要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以及正确处理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矛盾关系等问题。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提出了“双百方针”，开启了新时期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问题的研究。
第四，哲学向现实问题研究的开放。经过认识论、历史观、本体论和哲学史研究的冲击，中国学术界普遍认识到，哲学研究不应像以前那样以构造哲学体系为目标，而应该关心和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确立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由于确立了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许多新的课题提了出来，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比如，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文化的变革与中国现代化关系问题，等等。这些课题的提出和研究，一方面带动了哲学与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神话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互动，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开放上撕开了第四个口子。这个口子的撕开打通了哲学与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神话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关系，从而带来了中国学术全方位的开放。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解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也是不可讨论的，但是，在如何理解这个基本原理的内容和意义上，却是可以置疑、可以讨论的。在1949年至1978年期间，这个基本原理被置于反射论的认识论模式中加以阐释。在这一阐释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的实践和真理的概念都只具有知识论的意义，而不具有价值论的意义；只具有客观性，而不具有主体性。这一阐释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认识论变成了机械的、消极的反射论的认识论。因此，如何消除对实践和真理概念机械的、消极的反射论的解释，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主体性和价值论的研究维度，就成为中国学术走向开放的关键一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在学术上，就是从提出和讨论实践和真理概念主体性和价值论的意义开始，走向了全面的学术开放。这一学术开放依次在四个方面展开：
到底是怎样的透明化？晏小斌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一台设备明天将要交付客户使用，那么今天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所有配件是否到齐，没有到齐的配件在哪个流程、哪个工序，都可以在这个生产管理系统上查到。
第一，认识论研究内部的开放。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提出，质疑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的反映论原理，中国哲学学界以重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契机，展开了认识论的一系列争论：人的认识是反映，还是创造？认识的主体性在认识论中居于什么地位？如何看待和解决认识主体的问题？认识与价值的关系如何？何谓评价? 评价与认识的关系如何？经典认识论与非经典认识论的关系如何？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术界引入并借鉴了“老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新三论”(突变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教育和学习理论、皮亚杰发生认识论、量子力学认识论、科学哲学等西方认识论学说。这些学说的引入和研究，最终导致以反射论为模式的认识反映论体系的瓦解，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开放撕开了第一个口子。
第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本体论研究的开放。在认识论研究突破反射论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学术界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质疑。许多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根本缺陷是没有给予人的主体性以恰当的位置，更没有给予人的主体性合理的说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术界进一步开展了人道主义、异化、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所取得的最大的理论突破，就是拓展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许多学者明确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不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更是一个历史观和本体论的概念。这一观点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所强调的物质本体论观点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一些学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物质和实践何者为先、何者更为根本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强调实践为先、为根本的学者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自然本体论，主张以实践为核心概念，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物质为先、为根本的学者坚持自然本体论，认为实践、人的主体性只能在物质概念基础上加以讨论。这一争论虽然没有定论，也没有达成共识，但越来越多的人认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体论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历史观等问题。这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开放上撕开了第二个口子。
public event InitiatedChangedEventHandler StateInitiatedChanged;
第三，学术结构发生了变化。自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问题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此决定，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再是单一的理性和应用的研究，而是与政治上的论辩和意识形态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政治论辩和意识形态斗争比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更为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学术研究。这就意味着，这个阶段的学术结构，不再以认识论功能为主导，而是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为主导，从而形成了政治上的论辩、意识形态的斗争与认识论的研究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格局。正如谢龙所描述的：“由于学术与政治都是以同一时代的实践为基础的，所以‘学术论辩’与‘政治抉择’、学术批评与政治批判、学术争论与意识形态斗争，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政治抉择往往伴随着不同学术理论的论辩以至相互批判的过程，学术论辩往往反映着不同政治势力的角逐以至抉择取舍的过程。实际上，论辩既有侧重于学术性的论辩又有侧重于政治性的论辩，批判既有侧重于学术性的批判(学术批评和反批评)又有侧重于政治性的批判，它们往往是相互交织的。仅仅就学术论辩来说，它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性。”[4]这一学术格局的形成，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点，但也造成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状态：学术结构中的认识论方面没有取得大的理论突破，尤其在哲学的理论框架上，与1949年以前一样，依然在认识论的框架下建构科学理性，但在如何争取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如何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地位、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4]P34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人是浑然天成的联合体。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把真理的科学性与价值的超越性统一于共产主义理想之中，以其真理和道义的强大力量吸引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从领导革命到领导建设再到领导新时代，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是共产党人战胜困难的重要法宝。
从分析结果(见图8)来看：加强筋高度在一定范围内变动(高度变动范围受限)，不同状态下不均匀收缩影响差异很少，对整体翘曲变形影响较小。
上述四个方面的学术开放是历史的，也是逻辑的。说其是历史的，是因为这四个方面的学术开放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逐步展开的，在时间上经过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学术除旧布新的风貌；说其是逻辑的，是因为这四个方面的学术开放构成了解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一个一个的逻辑环节，揭示了中国哲学学术开放的内在逻辑和未来走向。这就使解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的理论前提，也由此而构成了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逻辑环节。
四、历史理性的建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新研究范式之新，就新在它消解了以往哲学研究范式中的科学理性，创造了以文化为内核的历史理性。这种历史理性的创造，严格地说，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它的历史基础是中国走向全面市场经济建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它的理论基础是以现代性研究为内核的文化哲学研究的开展。
从历史基础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历史理性，是由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决定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走向了全面市场经济的建设，逐渐地建立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由阶级关系构成转向了由不同利益和价值观主导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构成。由于这一转变，联系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纽带不再是单一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而是融经济、政治、价值理念为一体的文化整体，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性别问题、知识分子等都是这一文化整体中的因素和不同表现；其次是文化产业化的形成，创造了一个以文化生产和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文化不仅以娱乐的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还利用媒体，通过信息、广告等方式引导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发生联系的中介，从而创造了一个文化的生活世界；最后是信息网络的发展把技术和管理结合起来，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了以技术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最重要的不是解决实际问题，而是技术操作的合理化。这就使社会管理越来越技术化和官僚化了。社会管理的技术化和官僚化突出了单一技术化的弊端，以否定方式提出了文化进入社会管理的必要性。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变化表明，中国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由技术而文化的转型；由于这一转型，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各种社会因素不再单纯地具有技术的性质和特点，而同时具有技术和文化双重的性质和特点，必须纳入到文化的系统中加以思考。正是在这一思考中，中国学术界提出生态文明、文化软实力、网络文化、文化传播、消费主义价值观、性别文化等问题，力图从文化视角思考中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综合发展。
然而，要反思中国当下的实践、揭示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仅仅提出问题是不够的，从现象的层面上说明当代中国出现的文化转型也是不够的，必须在哲学的形上层面上建构以现代文化为内核的历史理性，进而建构新的研究范式。这就提出了研究文化哲学的需要。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出的这一需要，这一时期文化哲学研究必须承担双重的任务：
一是变革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哲学思维方式，建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遵循的是以科学理性为内核的逻辑主义思维方式。以这一思维方式审视人类历史、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的内部构成都是以生产工具为中介而发生的，生产工具的技术性特征决定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时代性质和民族特征，因而，也决定着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思维方式。很明显，这样一种哲学，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内容，都没有给文化以一定的位置，文化因素、文化传统和文化的结构都被当作社会发展的次要因素排除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社会结构的历史性构成之外。这种哲学是根本不能说明人类的文化现象的，也不可能进入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不断地批评并力图超越这一哲学体系，创新中国的哲学。但在实际研究中，人们只是在理论内容的研究上超越了这一哲学体系，并未在哲学的思维方式上超越之，在对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上，人们依然遵循的是以科学理性为内核的逻辑主义思维方式。这就限制了哲学理论的创新，造成了中国哲学研究中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状况：一方面，理论的创新只停留在思想形式上，不具有实践的内容；另一方面，一些新的问题提了出来，却没有新的思维方式加以说明，甚至更多的现实问题还在哲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根本就提不出来。哲学要改变这种研究状况，首先必须变革以科学理性为内核的逻辑主义思维方式，创造以历史理性为内核的历史主义思维方式。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对人类历史的思考、对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社会形态的思考，不局限于单一的技术因素和生产因素，不是以逻辑概念为出发点，而是把技术、生产和人们的经验习俗、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看成一个文化总体，从经验事实出发，思考时代的进步和民族的发展问题。这种思维方式最早是由文化哲学创造出来的，因而，也只有通过文化哲学的研究来实现。这就决定了文化哲学研究的第一重任务。
二是实现文化哲学研究的自我革新。文化哲学产生于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经历了一个由对原始文化及其思维形式的研究到现代性批判的转向。从18到19世纪，文化哲学家们为了克服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缺陷、说明人的文化创造性，以原始文化为研究对象，力图从原始民族的思维形式中，即从前逻辑的思维形式中，发现人的创造性思维结构。这种研究揭示了人的文化创造性，创造了以叙述各民族文化的起源和传统为核心内容的历史主义思维方式，推动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但是，由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局限，这时的文化哲学并未能实现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实践批判。自20世纪20～3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哲学家们把文化哲学创造的历史主义思维方式运用于考察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揭示了市民社会作为国家文化形式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现代性批判，探讨了当代民主制度的形式和内容。由于这些研究，文化哲学把研究对象由原始文化移植到现代文化的基础之上、把现代性批判作为启发人创造性思维的否定性力量，说明了现代人文化创造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实现了文化哲学从理论内容到思维形式的自我革新。与西方文化哲学的起源不同，中国文化哲学研究始于20世纪，是中国人反思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结果。由于中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压力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所以，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绝不以原始文化为研究对象，也不满足于哲学思维的变革，而是以中国当代社会为研究对象，力图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思考东西古今文化的关系，以此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李大钊从唯物史观的思想起源上，阐发了唯物史观的文化内涵，不仅推动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发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提出了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则，这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5]。这些革命的文化理论的创造，推动了中国哲学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但是，在文化哲学发展上，与西方文化哲学一样，中国文化哲学也经历了一个自我革新的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展开和深入，中国学者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哲学研究。与之前相比，这一阶段文化哲学研究的主题不再以革命为中心，也不再思考东西古今文化的关系问题，而是转向了对人的生存问题、生态问题、民主制度建设等问题的思考，在思想资源上，主要借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现代性批判、日常生活、消费文化与生态文明研究等方面的理论成果。这些研究不仅改变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题，而且还为哲学走进当代中国的现实、分析当代中国的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这是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一次自我革新，也是文化哲学研究所要完成的第二重任务。
中国文化哲学研究在完成自己的双重变革任务后，还面临着一个更为重要的理论课题，即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理论与实践的机械结合。这种结合强调的是理论的意义，实践不过是证明理论正确性的中介或工具；另一种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强调的是理论中的实践内容，强调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实践，理论不过是实践的外壳。这两种结合的结果是不同的：前者使理论的创造停留在思维的层面上，表现为对外来理论的接受和吸收。这种理论创新对于更新一个民族的理论传统是有益的，但因不具有该民族自身的实践内容，因此，还称不上是真正的理论创新；后者使理论的创新深入到实践的内容之中，是把一定民族本身所具有的实践升华为新的哲学论题和思维方式，创造该民族的新哲学。这种理论创新对于一个民族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才是有意义的。可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论如何，总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哲学更新，但是，就哲学创新的意义而言，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更为重要，也是中国哲学创新必须走出的关键一步。在这一步上，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采取了两种研究方式：一种是以批判眼光审视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体现了中国的时代变化，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转型中出现的一切现象都是好的，事实上，由于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展开的，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负面东西，对于这些负面东西，哲学必须进行批判，而且只有通过批判，哲学才能揭示隐藏于这些文化现象背后本质的东西，推动中国文化向善和美的方向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研究，在现代性批判这个题目下，展开了对生态问题、公平正义问题、文化的意识形态等问题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当下中国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为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文化理念；一种是研究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特殊性。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理论创新主要是通过接受和吸取西方文化哲学和西方哲学中有关现代文明批判的理论成果而实现的，中国文化哲学研究关注这些成果，固然与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相关，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中国现实的思考，但西方的理论成果是不能说明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因为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文化转型的性质和特点：西方社会的文化转型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相联系，它所建立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而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相联系，它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文明；除此之外，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缺乏市场经济的传统，所以，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在思想道德观念上，都与成熟的市场经济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些都要求中国人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出发，思考中国传统与现代化、当代西方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创新自己的文化哲学理论。具体地说，中国文化哲学需要集中研究决定中国文化发展的三个关键性问题：一是研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文化生产本质上是思想的生产，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如果说文化的产业化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那么，作为文化生产产品的意识形态，就不能不成为透视当代中国社会现象最突出的问题；二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文化的产业化和科学技术成为直接生产力的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以前依附于某一阶级和集团的状态，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广大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在经济上，以发展高科技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在社会管理上，把科学技术引入管理体系，形成了新的管理方式；在政治上，以新思想的创造引导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在意识形态上，以不断创新的文化产品塑造中国人的价值理念。由于知识分子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广泛影响，研究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及其所生产的产品质量就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三是研究网络文化、大众文化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网络文化、大众文化的形成使文化消费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网络文化、大众文化就是研究中国人的生活本身。以上三个问题都不是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范畴和问题，却是决定中国当代社会性质、结构和未来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在开展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尤其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并把这些理论与分析中国的特殊性相结合，反思中国的现代性，创造了以当代文化为内核的历史理性，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思维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学术结构的变化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解构，再到历史理性的建构，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说它是历史的，是因为它以哲学观念的形式表达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说它是逻辑的，是因为它通过上述几个环节的哲学理论解构和建构，实现了研究范式的更新和理性结构的转换。这种转换的实质，就是变革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创造适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体地说，就是中国的理性已经超越了以物质技术为基础的狭隘的、单向度的科学主义的近代哲学观念，形成了以现代文化发展为基础的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哲学的现代哲学观念。这种开放的、多元的文化哲学的现代哲学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
参考文献
[1] 任俊明，李立新，普元.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五十年[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11-512.
[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90.
[3] 徐素华.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应用、形态、前景[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204-208.
[4] 谢龙. 建国初期唯物史观的论辩[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2.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
收稿日期： 2019-08-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3BZX004,11&ZD85);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中国道路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七十年”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 何 萍，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0- 0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699.2019.05.001
[责任编辑 李丹葵]
标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1949年以来论文; 科学理性论文; 历史理性论文; 教科书体系论文; 现代性批判论文; 文化哲学论文; 逻辑进路论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