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民族观与西藏的繁荣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繁荣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主要从理论上阐述了民族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所谓民族发展观，是对民族整体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它包括特定数量的民族人口的增长，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民族生活水平的改善，这是衡量民族发展的主要方面。文章对评估民族繁荣发展的指标体系也作了探讨和概括，并用这一民族繁荣发展观对西藏藏族发展概况作了分析和概括。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自古以来形成了以文化、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等不同的众多民族。随着社会的变迁，他们分别聚居在不同的地区，其中多数生活在落后的边远地区。由于这些少数民族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所以，不同民族间的繁荣发展是有差异的。几乎在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居住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民族。在西藏也历来居住有藏族、汉族、蒙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和登人、夏尔巴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实行了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和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为少数民族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安全、 扶助的可靠保障。 西藏于1965年成立了自治区，使西藏人民获得了繁荣与发展的权力和环境。实践证明，西藏解放40多年来，尽管经过了风风雨雨，西藏人民始终为西藏的繁荣发展，与各兄弟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迎来了今天的新西藏。然而，“西藏流亡政府”的“西藏青年会”，在西方少数人权主义者的支持下，于1995年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期间，继续煽动民族分裂，声称西藏的汉人（750万）已超过藏人（600万）；藏人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等等，这都是无需辩驳的谎言。中国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繁荣和发展，在努力贯彻少数民族政策的同时，更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和宗教信仰，努力发展民族经济、文教卫生事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健康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今天的西藏继续朝着和平、民主、繁荣昌盛的未来发展着。
那么，如何认识少数民族的繁荣发展，最为重要的是树立一个科学的民族发展观，在科学界定的领域之内，建立一套完整的民族繁荣发展的指标体系，这些统计指标要与国家各项统计指标接轨，这样不仅能够测量少数民族的繁荣发展水平，同时也能为全国的发展水平的统计分析提供完整的数据信息。
⒈发展的民族繁荣观
发展的民族繁荣观，是对民族整体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它包括特定数量的民族人口的增长，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民族生活水平的改善，是衡量民族繁荣发展的最基本的方面。然而少数民族的繁荣发展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诸如传统文化、习俗、宗教信仰、落后的生产方式等，都在制约着少数民族的繁荣和发展。所以，衡量少数民族的繁荣发展，必须要用历史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所谓历史的看，就是从一个民族的历史演进中看发展；所谓发展的看，就是看一个民族在其社会变动中改变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所谓全面的看，就是看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的变化状况。
传统的民族繁荣发展观，更多的注重种的蕃衍即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就是说，以人丁兴旺作为民族繁荣发展的标识，似乎人口越多才是民族兴旺发达之所在。它与现代社会发展观相比，表现出明显的封闭与狭隘。这是由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当手工劳动是人们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唯一方式时，人多当然是件好事；特别是在遇到天灾人祸时，人们可以共同战胜灾难继续生存。
现代民族繁荣发展观，是以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标识的，也就是说，在关注人口的多少时，人口问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字概念，因为他们都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资源环境密切相关。所以说，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是经济发展必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人口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经济发展还有助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提高人口素质，改善全民族生活质量。这当然也是西藏走上自身繁荣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因为西藏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在实现了一个历史性跨越后开始的，即在自然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切入，其自然性的历史进程中断，实现了跳跃式的跨越。这种跳跃式的跨越，虽然受到了原有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必定是新型社会机制代替了旧西藏的人神合一、政教合一的原有的社会机制，打破了旧西藏的经济基础，为西藏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西藏正是从这一起点出发，逐步走上繁荣发展的。
现代民族繁荣发展，应以求实讲效率的战略眼光看发展。一个民族的繁荣和发展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所以，首先要看准自己的优势，积极利用有利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根本上解决和改善自我“造血”机能，从而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还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保证优质劳动力的稳定供给，使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有效结合，创造出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繁荣进步。
⒉评估民族繁荣发展的几项指标
建立民族繁荣发展指标体系，有利于民族繁荣发展的质量和速度进行定量分析，这是促进民族发展、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统计指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时点指标，也称静态指标，反映的是某一社会现象在某一时点上的状况；另一类是时期指标，也称动态指标，反映社会现象在某一空间、一定时期的变动状况。用这两类指标同样也可以测量少数民族繁荣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少数民族的繁荣发展，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可供参考的变量也很多，诸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社会变动中的：民族属性、特征、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人口发展中的：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等等。这些变量或指标从不同侧面反映民族繁荣发展水平。由于数据资料所限，本文仅选用人口发展指标、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
人口发展指标，主要选用出生、死亡、迁移三个变量来反映民族人口的自然变动和社会变动状况，用以描述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人口出生是人口再生产中最本质的现象。人口的出生、死亡的自然更替，是人类自我延续、自我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在纯粹自然状态下进行的，受多种因素影响。人口的迁移、流动同人口出生与死亡一样，属支配人口变动的基本因素。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人口的迁移与流动能构成支配人口变动的主导因素，这对人口基数甚少的少数民族地区有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它广泛、深刻地塑造着人口再分布的过程，改变着人口的构成。人口迁移与流动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所以，人口发展也是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指标。
经济发展指标，主要选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用以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人均GNP 的增长速度达到一定水平所需要的时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体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和质量水平。一般来说，经济质量越高、人均GNP增长越快，达到一定水平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短。 这种变动过程能够充分反映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
社会发展指标，用以分析社会变革、民族政策实施后所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封闭式的社会环境，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逐步开始向民族间的融合、同化过程转变。各民族间祥和友爱、相互沟通，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从而导致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都在发生着变化，使少数民族逐步改变不合理的生活方式或陈规陋习，民族文明程度得到了很大提高。所以说，社会进步是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社会进步与文明程度的综合反映，是经济、社会、科技进步的客观尺度。
⒊西藏繁荣发展的焦点与事实
在封建农奴制的长期统治下，西藏社会已陷于停滞衰退状态，经济日益萎缩，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农奴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影子，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民主改革前，人口只有3.7 万的拉萨竟有乞丐4000～5000人，而人口不及1万的日喀则竟有乞丐2000～3000人。 民主改革以后，西藏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进步，大量事实不胜枚举，集中体现在社会的进步、人口与经济的繁荣发展方面。
3.1西藏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西藏基本上是藏族聚居的地区，藏族人口占地区人口的95.5%。藏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1951年，达成和平解放西藏17条协议，中央代表和解放军进驻西藏，大力贯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统一战线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民族政策。与此同时，还进行了清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发展农牧业生产、开展文教卫生事业和促进民族贸易，为实现藏族人民当家作主建设家园奠定了基础。1956年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9年平定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武装叛乱，实行边平叛、边改革的政策。在农区开展“三反双减”，在牧区开展“三反两利”，在寺院开展“三反”运动（三反：叛乱、乌拉差役、人身奴役和封建特权；双减：减租、减息；两利：牧工、牧主）。和平解放前的西藏是一个官家、贵族、上层僧侣统治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它严重阻碍了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西藏和平解放后，驱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社会改革，发展了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大批藏族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成长起来，担负起建设和管理西藏的重任。西藏人民和其他各民族一样，真正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等各项民主权利，使西藏社会走上了进步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3.2西藏人口的发展
中国99.7%的藏族人口主要生活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五省区。有关藏族的人口历史统计资料较少，很难确切知道详细的变化情况。据一些史书记载，公元7—8世纪藏族人口曾达400多万人。 由于天灾和战争9世纪中叶藏族人口锐减，到公元13 世纪（元朝时）官方数据藏族人口为30万人。到1737年清朝中期，为134 万人。 1910 年估计300万人。到1947年（民国时）估计为280万人。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藏族人口发展是极其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在封建的农奴制下，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制，宗教和不利发展人口的气候及地理环境影响。西藏人口再生产一直保持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人口平均寿命很短，世代更替迅速，人口增长极其缓慢，基本呈现相对静止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对少数民族人口实行了“人口兴旺”政策，经过不到10年的努力，使原始人口再生产迅速转变为高出生率，较低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提高。西藏自治区成立以后，藏族人口数量进一步迅速发展，人口素质也不断提高。
3.2.1 人口数量的增长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1964 年西藏藏族总人口为120.9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96.61%，1982年为178.65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94.4%。18年间，人口增长了47.8%，年递增率为2.19%。到1990年西藏藏族人口为209.67万人，占全区总人口96.11 %。 从1982年到1990年，藏族人口又增长了17.36%，年递增率为2.02%。 从1964年到1990年，西藏藏族人口增长了87.3%，年递增率为2.1%， 藏族人口始终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90%以上，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从未超过10%（见图1）。
图1 西藏藏族总人口发展
3.2.2 妇女的生育水平 西藏妇女在50年代以前， 妇女总和生育率波动在3.5左右。进入60年代，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 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藏族妇女生育条件、生育环境有了明显改善，生育水平也显著上升，总和生育率为4.8；1970～1974年上升为5.11，1975～1979年为4.70，1980～1984年更上升为5.23，1985～1989年降为4.43（见图2）。
图2 藏族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
由此看出，藏族人口的发展主要是生育率提高所致。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抽样调查，西藏人口出生率1981～1986年一直高于30‰以上，1987年降为29.21‰。从一般生育率来看，较低的1987年为117.33 ‰，而全国同期仅为85.5‰。从出生婴儿胎次构成看，50年代西藏出生婴儿4胎以上的平均为30%，1～3胎占70%，而到80年代4胎以上婴儿比率上升到40%，1～3胎下降到60%。
另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调查，目前西藏藏族已婚育龄妇女节育率仅占16.04%，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 藏族妇女随着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当多的人易于接受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但目前节育人数尚很少，预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生育仍处较高水平。所以，西藏少数流亡分子故意捏造的“西藏妇女遭受强制性的人工流产和绝育”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意攻击。
3.2.3 人口死亡水平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 人口死亡率估计为28‰左右，80年代降到8.5‰，90年代降到7.5‰左右。西藏死亡率较高的原因，主要是婴儿死亡率占相当大比重。而婴儿死亡率中新生儿疾病死因又居首位，占婴儿死亡的一半以上（59.44%，1987年）。 西藏人口死亡率30多年下降幅度达70%多。特别是婴儿死亡率下降更快些，西藏和平解放前为427.4‰，到1987年下降到136.02‰，1990年又降到97.4‰。这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所取得的成效，也是总人口数量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3.2.4 人口移动 西藏自治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 人口流动较少。众所周知的原因，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失败后，流亡国外7.4万人，除此之外，据户籍统计，从1964年到1984年的20 年间，净迁移人口不足16万人，其中1967年最高为2万人，1981 年最少为—3万多人（见图3）。
图3 历年西藏人口迁移变化示意图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数量不断增加。1982～1985年，根据户籍统计资料，全区迁出人口为47984人，迁入人口仅有18308人，净迁出人口近3万人，其中汉族较多。例如1982年西藏汉族人口为9.2万人，占全区总人口4.8%，1986年降为7.3万人，占全区人口3.6%。 迁入人口大多是人力资源的引进，参加西藏的经济建设。1981～1986年，迁出多于迁入，其中1986年是西藏迁入人口的第二次迁入高峰，而后来迁入量较少，1994年净迁入159人。迁出主要是政策调整，80 年代初有许多人员流入内地，特别是一些过去支藏人员年老返回内地，另外是大批藏族青年和干部到内地学习和培训。
3.2.5 人口年龄结构 目前西藏藏族人口年龄结构仍属年轻型， 年龄中位数为21.77岁，老年人口与少年儿童人口之比为13.19%，低于成年型人口的15%的标准（见图4）。
图4 1990年、1992年藏族人口年龄金字塔
从西藏藏族人口年龄金字塔可以看出，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正常，男性和女性各个年龄组在金字塔上均匀对称，反映人口发展平稳，没有突发性死亡和强制限制生育现象。
3.2.6 人口文化素质 1951年和平解放前夕， 西藏只有学习经文的寺院教育及少量供贵族、官员子弟读书的私塾馆所，广大农奴和奴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90 %以上， 识字率不到10%。和平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改变西藏教育的落后面貌。到1965年，西藏已有小学1800余所，在校学生7万余人； 普通中学4所，在校学生千余人；中专和大学各一所，在校学习2700人。 国家还从西藏实际出发，实行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如对农牧民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的政策；拨出专项经费改善办学条件；派遣援藏教师，支援西藏教育；在内地办学，培训西藏人才，等等。目前西藏已有各类学校近2500所，1993年在校学生约24.5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由旧西藏的不足2%提高到50%以上，15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已降到44.4 %。近10多年来，培养出以藏族为主的各民族学生9万多人， 其中大学毕业生8000多人。除正规教育外，西藏还发展了成人教育、电化教育、业余教育、扫盲教育以及各类培训班。不仅如此，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还大力发展具有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内容新文化，重视继承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使民族社会观念得以继承和发展。
3.3 西藏的经济发展
西藏40多年的变化是跨世纪的，突出特点是伴随着社会结构变动的经济发展。西藏和平解放以前，基本属于游牧农耕的简单生态平衡型自然经济社会；产业状态是混沌一元的，缺乏大规模的产业分工，社会处在一种离散的、生产能力低下的单纯经济结构之中。50年代以后，才逐渐出现工业产业，使混沌一元的经济结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工农业总产值1958年为2.5亿元，1978年增长到5.42 亿元，1982年为7.4亿元，1993年已增长到29亿元〔1〕。 35 年间增长了近12倍，年平均增长7.3%。1951年前有企业3个， 职工人数120 人。 到1993年拥有工业企业800个。国有单位职工人数由1965年的6.3万增加到1993年的15.7万。
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西藏的农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78年西藏农村社会总产值为3.9亿元，1993年上升到23亿元。 粮食作物虽然由于自然地理条件限制，但也有较大增产，粮食总产量1952 年为15.53亿公斤，1993年增加到67.22 亿公斤。畜产品发展更快，肉类产量1978年为4.7万吨，1991年为9.1万吨， 几乎翻了一番。 年末牲畜存栏1952年为974.2万头，1993年已发展到2319.9万头。 其它经济发展状况如表所示。
西藏几项主要经济发展指标
经济指标 1978年
1985年 1993年
金额 指数金额 指数金额 指数
工农业总产值 5.42 100 13.01
248.328.97 553.9
农业总产值1.49 100 2.12
142.3 5.99 402.2
工业总产值3.92 100 10.89
277.822.99 586.5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85 100 7.49
404.918.15 981.1
基本建设投资 1.75 100 5.84
333.716.35 934.3
注〔1〕金额为亿元，指数均以1978年为100。
〔2〕根据《西藏统计所鉴》（1994年版）整理。
在国家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西藏今后的发展目标也要与全国的发展联系起来，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978为119元，1994年上升到785元，增加5倍多。 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981年为487元，1993年为2504元，增加4倍（见图5）。
图5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1981年为100）
1984年以来，西藏市场经济变化相当快，虽然尚存在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但已不再象过去是生活必需品的交换，而以转手获利为主要目标。交换者组织形式也出现多样化，交换品种数量也在增多。市场经济的发展，把大量就业人员引向服务业，刺激产业结构调整和商品生产，使资源向产品转化，产品向商品转化，单个生产向组合转化，剩余劳动向劳务转化。西藏商业系统机构（国营及集体商业行政、经营、储运、商办工业企业等）1985年共有1403个，1995年底预计增加到4100个〔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2.4亿元上升到1993年的19.62 亿元，翻了两番〔3〕。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藏经过40多年的改革建设，使西藏自治区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和医疗卫生事业走上了健康繁荣发展的轨道。从而推进了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西藏的更加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注释：
〔1〕《中国统计年鉴》，1983、1992年版。
〔2〕《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孙勇， 中国藏学出版社，第235页。
〔3〕《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