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社会心理90年代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论文,进程论文,中国人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年代，是正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年代，也是社会加速发展的年代。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人们的社会心理处于何种形态呢？是否在与社会同步变化呢？如果某些变化已经发生，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怎样变化的呢？这是本文提出和准备回答的问题。
社会心理是社会成员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反映与反应。作为客观社会不同的主观形态，社会心理反映社会成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反映个体内部的不平衡、个体与社会间的不平衡，以及社会内部的不平衡。不平衡的反映导致心理压力，心理压力导致消除不平衡、占有特定社会资源的心理倾向，这就是社会要求。作为动力状态，社会要求促使人们选择最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形成价值目标，确定行为取向，并引发实际的社会行为。社会行为是否达成了目标，社会要求是否得到满足，则表现为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人们在社会环境中位置的主观尺度，也是社会要求的重要来源。
根据这一逻辑关系，本文将内容限定为描述、概括人们的社会要求、价值目标、行为取向、社会情绪的状态和所发生的变化，并提出期间所存在和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一、社会要求
（一）要求富足、幸福的生活
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是90年代前期社会要求的主题。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政权。由于这一方式是如此的重要和艰巨，以至于其本身就转化为一种“终极性”社会要求，至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这种倾向一直延续，直到60、70年代，“革命”依然是人们的注意中心。
60年代后的4个重大事件，对生活要求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文化革命中一些人以革命为幌子的丑陋表演，使人们相信“革命”已失去正义性终极目标的意义。随着革命神圣性的弱化，背后的终极目标——过好日子的要求即逐渐显现。第二，对外开放使人们看到了西方人的生活，而自己与他们的差距是如此之大。这更增加了对革命效用性的怀疑，刺激了消除生活差距的要求。第三，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让人们看到了其社会体制的不良后果。人们由此思考：干革命是为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又是为什么呢？难道这是终极目的吗？难道不是为了社会成员们生活得更好一些吗？第四，中国从1978年开始为发展经济进行了改革，改革进程也强化着人们的生活要求。人们不断思考改革的意义：发展经济是为什么？努力工作是为什么？不就是为过上富裕、幸福、美满的生活吗？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又回到最初的逻辑起点，追求现实的幸福生活。
1.欲求富裕
富裕，首先是摆脱贫穷，取得温饱。这类要求在贫困地区的社会成员中显得特别强烈。作为个人，他们在当地寻求脱贫致富的门路，或者流动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挣钱。作为群体，地方政府和其他组织也采取放宽政策，向中央要政策，大力发展本地经济等方式，力求使政府财政和当地百姓脱离贫困，富裕起来。
在改革推进中，部分员工下岗待工，或者解除劳动合同而成为失业者。亏损企业逐渐增加，员工不能领到工资。一些企业破产，员工难以充分安置。这些下岗或失业人员就由温饱状态下降为贫困层。与原有地位的较大反差，使他们摆脱贫困的要求更为迫切。
富裕是没有止境的。那些已经实现温饱、步入富裕的成员，则在现有基础上追求更高水平的富裕。80年代，沿海开放地区的富裕标准是“一万元不算富，五万刚起步，十万敢说富”。进入90年代，这一标准大大提高，已经是“十万不算富，百万是小富”了。
综合分析调查资料，可以发现从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追求富裕的社会成员逐渐增多，人们追求富裕的愿望逐渐增强。（参见表1）
表1 我国社会成员的富裕要求
年份社会成员 社会要求% 位次-选项 强度
1985江苏农民 意愿:富有14 3-11-1
+0.54
1988武汉市民 最希望:生活富裕45.5 1-9-2
+.105
1993北京市民 非常重要:生活富裕 50.1 1-5-1
+.151
资料来源：《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1990年第2期，1995年第2期，引用时做过整理。
说明：①表中“年份”栏目内为该项调查所进行的时间。在所发表报告中注明调查时间的以注明的时间为准，未注明时间的算作正式发表的前一年。②“位次－选项”栏目中，第一个数字为选择此项的人数百分比在全部选项中的排列顺序，1为百分比最大，2为其次，依次类推；第二个数字为调查题目下所设的被选项数量；第三个数字为规定可选择的项目数量，或实际选择数量的平均数。③“强度”，鉴于各次调查的题目内容、选项内容和选项数量均有不同，所得结果难以直接比较，为达到可比较而设立和计算。强度值为0， 表示该项要求在社会成员的各项要求中处于中间地位（中等水平），负数为弱于其他要求，正数为强于其他要求，其绝对值越大表示强度越弱或越强。强度值的计算公式为：
强度＝（实际%－理论%）×选项数÷10
2.物质享受
富裕是对相应社会资源的尽可能多的占有。这种占有既是终极目的，又是工具条件。作为工具条件，占有是为了消费、使用和享用。90年代前期，人们社会要求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物质资源的占用和享用。
物质享受首先表现为要求吃好、穿好。吃好不仅要卫生，有营养，而且要有味道、档次高、新颖以及享用环境的幽雅。人们以前进入饭店多是为充饥，90年代则更多地是为口福。以前进入饭店多是个人或公款集体，90年代则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来享受佳肴。至于穿着，90年代的中国人似乎比以前亮丽了许多，流行服装也真正流行起来。
在调查结果中，80年代的强度多为负值，而90年代则变为正值。这表明人们的吃穿享乐要求已经从原来低于其他要求的地位，上升到了主要地位。
3.家庭幸福
在进入市场经济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多地离开“革命”的舞台，从心理上进入家庭，品尝其中的温情、和睦与幸福。在90年代，家庭不仅依然是中国人占有社会资源和享用社会资源的基本单位，获得人际温暖的基本场所，而且也是工作、劳动的终极目的，回避社会风浪的“幸福港湾”。随社会变化的加快、社会竞争的加剧和人际距离的加大，人们的温情感和幸福感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家庭。在中国，市场经济并未淡化家庭，相反却增强了对家庭幸福的追求。
在社会调查结果中，人们对自己要求的表述多是：希望有理想的爱人，有温暖的家，生活美满，气氛温馨，悠闲愉快，子女有发展。在强度方面，家庭幸福要求弱于富裕，却强于物质享受，与80 年代相比， 90年代的强度值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与韩国、日本相比，则还有一定差距。（参见表2）
表2 我国社会成员的家庭幸福要求
年份 社会成员社会要求
%
1979青年 理想:美好家庭,安稳过一生 4.1
1983成都青年 幸福:有美满家庭,生活舒适 17.7
1991广西国企青工 最高理想:有一个幸福家庭 16.9
1992上海青年 生活中最重要:家庭48.2
1993山东25行业青年生活中最重要:家庭幸福27.8
1994中国(北京)青年人生最重要:温暖的家庭46.6
1994日本(东京)青年人生最重要:温暖的家庭50.7
1994韩国(汉城)青年人生最重要:温暖的家庭58.3
年份位次—选项
强度
1979 6-14-1-.043
1983
3-5-1-.012
1991 2-10-1+.069
1992
1-7-2+.069
1993
2-6-1+.067
1994 2-12-3+.086
1994 2-12-3+.103
1994 2-12-3+.133
资料来源：《青年研究》1990年第36期，1985年第7期， 《青少年研究》1992年第2期，《社会科学》1994年第4 期， 《重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在80年代的基础上，人们于90年代还继续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生活环境的改善与美化。1995年成为北京居民与建筑施工单位之间的“诉讼年”。居民们以居住地为单位，就附近施工工地的噪声、空气污染问题，到法院进行诉讼，要求法律制止侵害行为。这类事实表明，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要求正在增强，并且将其上升到公民权利和人的权利的水平上，要求获得法律的保障。
在这类社会要求的发展中，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享乐倾向的滋长。这特别表现在青少年身上。青少年由过去的追求生活丰富变为享乐主义，由追求理想变为及时行乐，由热心学习变为追求低级趣味，由积极向上变为回避辛苦，由玩物变为丧志。这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对于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对于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都有不利的影响。
（二）要求安全和保障
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的不安全感逐渐增强，由此产生的安全保障要求也在增强。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对那些提供“超”安全感的劳动制度、工资制度和保险制度开刀，实行了劳动合同制，推行了优化组合。90年代则进一步“砸三铁”。企业内待业、辞退、失业现象增加，企业经营亏损、难以支付工资、报销医药费等现象也在增加。这些均使人们的不安全感逐渐增强，安全保障要求也突出发展。
90年代人们的安全保障要求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职业与收入的安全保障、2.基本生活条件的安全保障、3.人身与财产的安全保障、4.市场交易的安全保障、5.防止财产流失的安全保障、6.社会交往的安全保障。
另外，社会发展速度加快，环境变化日新月异，也增强了人们的不确定感和不稳定感，导致心理的不安和恐慌，引发出相应的安全保障要求。
表3我国社会成员的安全保障要求
年份 社会成员 社会要求
1990江苏南部青年 最重要:衣食不愁,生活安定
1991江苏农村青年 穷一点不要紧,只要生活太平
1993江苏居民 只要生活稳定,可水平低
1988武汉市民 最忧虑:工作不稳定,保不住
1991天津市员工工作稳定程度降低了
1992湘潭国有企业员工 担心:富余人员安置不好
1993江西国有企业员工 稳定的工作
1993长春半停产企业工人经常考虑破产出现
1993长春半停产企业技术人员经常考虑破产出现
88-89
天津城区居民 感到不能信任他人
88-89
天津郊区居民 感到不能信任他人
1993全国调查 社会交往中缺乏信任感安全感
年份% 位次—选项 强度
1990 15.0 4-8-1+.020
1991 70.3 1-2-1+.041
1993 44.7 1-3-1 +.34
1988
8.2 7-12-3-.067
1991 27.1 2-3-1-.019
1992 26.1 2-6-1+.057
199336 9-17-6+.002
1993 72.6 1-3-1+.118
1993 75.0 1-3-1+.125
88-89 38.0 1-3-1+.014
88-89 38.2 1-3-1+.015
1993 71.9 1-2-1+.044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93 年第1 期， 《上海教育科研》1992年第1期，《青少年研究》1995年第3期，《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2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2 期，《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改革与探索》1994年第7 —8期，《社会科学》1991年第10期，《东方》1994年第1期，经过整理。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体制的推进，在未来的一定时间内，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还会增强，由此导致的安全保障要求也会增强，缓解不安全感的行为则会相应增加。而市场经济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是不安全感会导致社会行为无序，社会冲突和社会不稳定性增加。因此，不安全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又可能危害体制的健康运行。如何用好这把剑，是一个需要在今后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三）要求自主和自由
自主和自由是人们社会要求的永恒主题。与富裕一样，这种要求既是终极目的，又是工具条件。作为终极目的，它是心理与行为的舒张，是精神享受的来源。作为工具条件，它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和能力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满足其他要求的前提。
1949年之后，人们在政治上获得了自主解放。然而，为满足脱贫致富和安全保障要求而设计的经济体制，将社会组合为一台大机器，每个人成为其中的一颗螺丝钉，必须在一个固定组织内依照统一指令行动。由此，社会成员难以享受到充分的自主自由，或者宁愿为满足其他要求而出让自主自由。
被动地服从“大机器”和上级意志使人们品尝到了酸果。政治上，文化革命期间的盲从容纳了法西斯专政，人性和人的尊严遭到摧残。经济上，绝对统一的意志束缚了人主动活动的积极性，导致发展迟滞和生活贫困。这一苦果引起了对现有观念和体制的反思，引发了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改革的进行，改革的推进则不仅弱化了束缚自由的体制观念，为自主自由要求拓宽了发展空间，而且通过利益机制使人们感受到增加自主程度以取得更多资源的必要性。90年代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改革，进一步发挥了这类作用，刺激了自主自由愿望的增强。因为在历史上，自主自由就是与自由交换、自由竞争的经济形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表4所示的社会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到这一变化趋势。
表4中国社会成员的自主自由要求
年份 社会成员社会要求
1984 大学生 希望:增大个人发展的自由度
1987 中山大学学生最富贵:个性自由
1991 山西大学学生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1992 吉林大学学生最欣赏:个人权利个人自由
1993 浙江师范院校自由自在,无拘束地生活
1993 汕头大学学生个人意志神圣不可侵犯
年份 % 位次—选项 强度
198421.2
5-6-3-.058
198718.3
2-7-1+.028
199158.6
1-3-1+.076
199238.5 2-5-1.2+.060
199348.8 4-15-4+.083
1993 81
1-3-1+.143
资料来源：《青年研究》1985年第4期； 吴灿华：《现在与未来——中国青年人生观现状》，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青年研究》1991年第11期，1992年第9期，《浙江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南方青少年研究》1994年第1期，经过整理。
与50年代的婚姻自主、60年代后期的政治无政府主义、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80年代的个性自由有所不同，90年代前期的自主自由要求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1.要求择业自由
大学毕业生要求自己选择中意的职业，在职员工希望自由进行职业流动，农民要求自由迁徙，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谋生。在关于职业选择的社会调查结果中，具有这类要求的人数达到40—80%。
2.要求经营自由
农民要求自由种植，反对政府下达的硬性种植计划，不愿接受订购合同的约束。国有企业厂长要求完全的经营自主权（在一些企业内，他们已经进入无任何硬性约束的自由状态），私营企业老板要求自由进入市场，自由获得资金、能源、原材料。年轻人则要求自由追求财富，成为富翁。
3.要求个人生活自由
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摆脱社会和他人的干涉。（参见表5）90 年代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词是“隐私权”和“安宁权”。在自我界定的隐私权范围内，本人的行为不容他人过问。在所界定的“安宁权”范围内，不容许他人打扰。而且，在认定这两种权利时，所包括的范围越来越宽。随着个人自由要求的增强，人们给予别人的自由度也在加宽。
表5中国社会成员所重视的自由
社会要求%位次—选项强度
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30.41-10-1 +.204
调动工作 10.93-10-1 +.009
公开自由地发表个人见解 3.76-10-1 -.063
政治信仰自由
2.28-10-1 -.078
参加各种社团
0.89-10-1 -.092
集会、游行 0.4
10-10-1 -.096
资料来源：《青年研究》1995年第5期。
4.要求信仰自由
在改革中，传统的政治信仰趋向失落，但人们不能没有信仰。在寻找新的信仰时，成员们不再象过去那样接受上级的安排，也不愿顺从社会的统一性，而是要求自由信仰。有人仍然信仰毛泽东主义，有人信仰基督教，有人则只“信仰”金钱。
在自主自由要求方面也有“过正”倾向，以至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第一，自主自由同个人利益驱动相结合，使行为冲破合理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定，导致越轨行为增加和社会运行无序。大到国有资产流失；小到交通规则无视，以及伪造假冒的泛滥，均于此有关。第二，自主自由同对个性化行为宽容度的提高相结合，使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蔓延，例如性自由、性解放、情人现象、嫖娼、卖淫等。
（四）要求平等和公平
1949年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其设计标准之一就是满足人们对平等的要求。由此，才有国家全包下来、一视同仁的城镇劳动力就业，才有大锅饭式的平均分配。
然而，每个人实际拥有的资源是不同的，比如具有不同的能力，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这就决定了平等要求的不同：资源少的人要求平均，资源多的人要求以其特有资源为标准的公平。同时，人又是不“安份”的，在比别人低下时要求平均，与别人一样时又要求比别人高。在这一倾向下，再加上平均主义缺乏效率，自80年代以来，人们又更多地要求拉开分配差距，实现以劳动、贡献、风险为标准的公平。
90年代，人们拥有的资源进一步差别化、多样化并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平等要求也呈现多样化态势：几乎每个人都要求平等公平，但其含意和标准却有明显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处于不同的环境，针对不同的问题，所要求的平等和公平也有所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类型：
1.要求以劳动、贡献为标准的公平
在调查资料中，他们的要求表述为“要保障效率就要鼓励差距”，“部分人先富有利于社会进步”，“只要有能力和守法，收入可以高于他人百倍”。一些国有企业经营者将自己的积极性不高和企业亏损归因于报酬制度：“同样是当厂长，在私营企业一年拿几十万、几百万，我一年不到一万，怎么会有积极性？”
2.要求以人的权利和公民权利为标准的平等公平
这是传统的平均主义的延续，也是对现实状况的反映，其社会主体多是能力等方面的弱者。随改革深入和分配差距拉开，由于经济运行中的不合理因素，一些成员陷入了绝对或相对贫困状态，社会地位大大降低。残疾人、年老者、教育程度低者、技能差的工人和女性，更多地处于不利地位。由此，他们强烈地要求这类平等公平。在调查资料中，人们要求多表述为：“收入相差悬殊不合理”，“最忧虑的是贫富分化”，“收入差别小点好”，“希望政府解决分配不公问题”。
3.要求否定特权的平等公平
这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要求，到90年代则加入了新的内容，社会主体是平民和权力小者。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强大的权力进入了市场，成为获得超额利润的资本。权力可直接作为股份，凭借权力可获得紧缺的资金、批文、能源、原材料。“以权谋私”现象也从70年代的给子女安排好工作，演变为90年代的扶植子女办公司，从多占住房演变为侵吞大笔国有资产。这些现象使人们感受到市场机会和占有资源机会的不平等，因而要求权力退出市场，实现没有特权的平等公平。
4.要求统一行为规则的平等公平
这是与市场竞争同时发展起来的社会要求，社会主体是受到规则限制较多的人，以及受到某些规则歧视的人。农民认为政府对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者采用不同的政策，影响了自己就业机会的平等，要求改变“户口歧视”，建立平等、统一的劳务市场。私营企业认为政府给国有企业更多的优惠待遇，造成了不公平竞争，要求制定统一的政策法规并公正执法，以实现真正的平等竞争。国有企业则抱怨政府部门直接开办公司，认为他们“既当裁判，又进场踢球”，要求取消他们的“踢球权”。在调查中，他们的要求集中体现为：“解决不公平竞争问题”，“要求平等竞争”。
另外，男女两性平等的要求在90年代也在发展，社会主体主要是女性，而且多是知识界女性。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北京宣言”，给男女平等要求注入了新的动力。
平等公平要求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一是如上所述，不同人持有不同标准，在政策制定和适用上众口难调；二是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特殊资源，高估自己的特殊作用，强调从这一特殊性出发的平等公平。例如，那些要求以劳动为公平标准的人，均认为自己的劳动贡献大，而获得的报酬少，希望获得更多的收益。这种主观因素的进入，使人们难以获得所期望的公平感。
（五）要求民主参与
民主和参与均是外来的观念和要求，愿意为“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输入我国后逐渐被社会成员接受，成为社会要求。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市场化，利益分化导致权利主体分化，人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增强，民主参与要求也进一步增强。不过，对民主的期望值和行为方式却与80年代有了一些不同。如果说此前的民主要求和行动更加富于理想化色彩，那末90年代的要求和行为则更加现实、稳健化和操作化。
1.要求法制保障下的民主
人们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认公民的民主权利，通过严格执法实现民主权利。那些最渴望民主的高校学生，实行西方式议会民主和多党政治的热情也逐渐减退，而更加重视法制建设和民主集中制建设。（参见表6）在90年代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中，有两部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是《行政诉讼法》，二是《劳动法》。前者给予老百姓与权力机关“理论”的权利和程序，后者则界定了劳动者所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民主权利。
2.重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推选
80年代的人对各级人大的作用抱有相当的怀疑，因而在推选人大代表时常有敷衍和凑数现象。推选代表的标准也多倾向于“劳模”，或者接受上级推荐，选举老实听话者。90年代后这些现象逐渐改变，人们对选举代表变得认真了，对上级推荐的候选人变得评头品足了，对代表能否代表民意、能否为自己争取利益更加重视了。（参见表6）同时， 参加选举的积极性也有所增强。（参见表7）
3.当选人大代表大会的主动性增强
以前，对于能否当选人大代表，人们多抱“随别人安排”，“让当就当，不让当就不当”的被动态度。在90年代，希望当选人代表的人增多了（参见表7），积极争取选民支持， 通过主动活动当选的人也多了。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贿选事件。
4.利益群体的利益代表意识增强
作为工人的群众组织，全国总工会过去所强调的职能首先是团结教育工人群众，对被批判的“工团主义”忌讳莫深。90年代则明确提出，工会的职能首先是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全国工商联也逐渐增加了代表私营（民营）业主利益的倾向。一些私营热心建立和参加地方性的商会、协会等，力图形成政治力量，对政府和社会发生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 我国社会成员民主要求的发展水平仍然不够高， 80年代存在的弱点，如权力要求较弱，清官意识较浓，行为主动性较差等依然存在。很多人怀有较强的民主愿望，却较少表现出实际的参与行动。很多人希望别人“自动地”代表自己的利益和为自己争取利益，自己则准备“搭便车”，而不愿意出头。结果，大家均成为“期待别人”者。这种要求和行为之间的反差，常常导致践踏民主行为的增加和人们内心不满的积累，达到极点时爆发极端性的“大民主”。
表6 我国社会成员的民主要求
年份社会成员 社会要求
1992吉林大学学生 欣赏:西方的政治民主
1995武汉高校学生 人民当家作主:非常重要
1995武汉高校学生 民为邦本:非常重要
1995武汉高校学生 法制而非人治:非常重要
1995武汉高校学生 民主集中制:非常重要
1995武汉高校学生 定期普选:非常重要
1995武汉高校学生 分权与制衡:非常重要
1995武汉高校学生 多数裁决,尊重少数:非常重要
1995武汉高校学生 多党政治:非常重要
1995武汉高校学生 批评政府政策,不应受干预
1995武汉高校学生 公开宣传言论自由不应受干预
1988农村青年 人大代表应代表自己的愿望要求
1988城镇青年 人大代表应代表自己的愿望要求
1990城镇青年 人大代表应代表群众敢于直言
1995五省区乡镇居民人大代表标准:反映人民意见要求
年份 % 位次—选项 强度
1992 68.11-5-1.2+.184
1995 77.0 1-5-1+.258
1995 70.5 1-5-1+.253
1995 64.8 1-5-1+.224
1995 48.2 1-5-1+.141
1995 43.3 1-5-1+.117
1995 36.3 2-5-1+.082
1995 33.2 2-5-1+.066
1995 17.3 3-5-1-.014
1995 54.7 1-3-1+.064
1995 78.1 1-3-1+.124
1988 50.1 1-4-1+.100
1988 71.6 1-4-1+.186
1990 81.2 1-4-1+.225
1995 71.5 1-5-1+.258
资料来源：《新东方》1995年第2期，《青年研究》1992年第9期，《青年研究》1996年第2期， 陆建华：《来自青年的报告—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及其取向的演变》，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p362。
表7 我国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倾向
年份社会成员 社会要求
1993宁夏回族群众积极参加村镇人大代表选举
1993宁夏汉族群众积极参加村镇人大代表选举
1995五省区乡镇居民 选举时自愿投票
1995五省区乡镇居民 如不让自己选举,据理力争
1990十一省妇女 向往当人大代表
1990十一省妇女 如当选人大代表一定干好
1995五省区乡镇居民 愿意当选人大代表
年份 % 位次—选项 强度
199358.0 1-3-1+.074
199364.5 1-3-1+.094
199582.5 1-3-1+.148
199584.2 1-3-1+.153
199017.3 2-3-1-.048
199034.4 2-3-1+.003
199576.2 1-3-1+.129
资料来源：《宁夏社会科学》1995 年第1 期， 《当代青年研究》1994年第5—6期，《新东方》1995年第2期。
二 价值目标
（一）金钱
90年代，金钱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其价值量逐渐增加。人们不仅明确表示需要金钱，而且还采取积极行动获取金钱。
金钱在90年代人们的心目中，具有下列重要意义：
——个人的生活理想和具体奋斗目标；
——生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依赖物；
——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
——评价在社会上成功与否的标准；
——衡量人生价值是否实现、实现多少的重要尺度；
——在社会上影响他人的资本和达到其他目的的工具；
——人生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一种价值目标对于人们的意义越大，意义范围越是广泛，其价值量就越大。从社会调查资料中看出，各社会群体均表示自己重视和需要获得金钱。比较强度值发现，70和80年代对金钱的重视程度多为负值，即在人们的价值目标系统中，金钱的位置处于其他价值目标（如知识、友谊、道德等）之下。90年代则上升为正值，并且数字随时间发展逐渐增加，表明其位置逐渐提高，成为行为的主导支配力量。不同社会群体相比，市民对金钱的重视度最高，强度变为正值的时间也较前；高校学生的重视程度较高，他们比中学生、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更强烈地希望赚取金钱；城镇青年的重视程度次于高校学生，农民的重视程度最低。在农民中，越是收入高的人越是希望占有金钱。
随着对金钱重视程度的提高，金钱拜物教也开始出现。在社会调查资料中，这方面的表述有：“人生信仰是金钱”，“最高理想是金钱”，“人生最宝贵的是金钱”；“一切为人民币服务”；“50年代讲奉献，90年代侃赚钱”；“先富口袋、后富脑袋”；“金钱比理想更重要”，“主义不要紧，只要高工薪”；“金钱至上，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从到基层、边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到国外、外贸、挣钱多的地方去”。这种对金钱的强烈崇拜，有可能对我国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二）住房
与80年代相比，我国社会成员90年代前期对住房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希望拥有住房和改善住房条件的愿望增强了。
1.住房困难的主观感受有所增强
1990年关于知识分子住房问题的调查结果中，因为住房问题苦恼的人数占10%左右。而在1993年更大范围的调查结果中，忧虑住房问题的占到40%左右。强度值的比较也说明，他们对住房困难的苦恼和忧虑强度有较大程度增加。
2.获得或改善住房的愿望有所增强
在1988年以青年为对象的调查结果中，最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人占35%。在1992年1993 年对同类人的调查结果中， 相应的人数比例达到56%。对市民的调查结果也呈现类似趋势，强度值的比较同样表明了这种愿望的增强。
3.对住房改革的关心度有所增强
1993年和1994年对上海市民的两次调查表明，一年之内，关心住房改革的人数增加了35%左右，所计算的强度值同样表明了关心度的提高。（参见表8）
表8 各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重视度
年份社会成员 对住房的重视程度
1990广西教师科研人员 最苦恼:住房长期不得解决
1993十三省市科研人员 最忧虑的问题:住房
1988十六城市青年 最需要解决:住房紧张
92—93 十省市区青年 生活改善的主要目标:住房
1993北京青年 最需要解决:住房条件改善
1993北京市民 最需要解决:住房
1994北京市民 最需要解决:住房
1994全国28个市居民最关心:解决住房
1992六省居民 最关心:住房制度改革
1993上海市民 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住房改革
1994上海市民 各项改革中,最关心:住房改革
年份
% 位次－选项 强度
1990 9.1 3-10-1 -.009
1993 39.8
1-4-1 +.059
1988 35.4
1-3-1 +.006
92—93
55.9
1-4-1 +.124
1993 28.9
1-8-1 +.131
1993 15.37-17-2.8 -.007
1994 10.8 6-14-3 -.049
1994 34.1
3-8-2 +.036
1992 31.3 2-10-2 +.057
1993 14.8 1-22-1 +.226
1994 49.2
1-8-1 +.294
资料来源：《青少年探讨》1991年第4期， 《妇女研究论丛》1994年第1期，《中国青年研究》1994年第2期，《青年研究》1993年第6 期，《北京经济瞭望》1995年第1期， 《社会工作研究》1995年第4期，《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中国青年研究》1994 年第1期，《当代青年研究》1995年第2期，经过整理。
（三）职业
进入90年代后，尽管社会的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不同职业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等也有所调整，但人们对职业的价值评价和选择倾向却没有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而表现出相对稳定性。那些对社会变化最敏感、就业选择范围也较宽的高等学校学生，对职业的主观选择也较少发生根本性调整，而基本维持了原来的格局。在关于清华大学学生的调查资料中，不论是1984年、1991年还是1994年，选择比例最大的均为公司或外贸部门、合资企业，其次是出国留学、直读研究生，再次是科研部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其余依次是大学教师、个体户、集体企业、中小学教师。他们去公司、外贸、合资企业，主要是因为那里经济地位高；去科研单位、党政机关，主要是因为那里社会地位、职业声望高；而出国留学、直读研究生则是取得更高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准备条件。这就是就，高校学生选择职业的标准一是经济地位，二是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其他标准如兴趣、爱好、性格、能力适应性等处于次要地位。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进程，人们的职业选择毕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尽管不那么引人注目，却表明了一种发展趋向，一种微量的增加，一种对长远重大变化的量的积累。在上述调查资料中， 1994 年与1984年、1990年相比，高校学生变得更倾向于从事的职业是：公司或外贸部门（与1990年相比），中小学教师，个体户，直读研究生；较少愿意从事的职业是大学教师，合资企业，出国留学；相对恒定的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愿意从事科学研究的从1984年到1990 年有所增加， 从1990到1994年则有所减少，回落到1984年的水平。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不同职业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发生了变化，例如公司职员、中小学教师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大学教师、合资企业职员的经济地位有所降低或相对不变，个体户的社会声望也有所提高等，而较少是因为人们的选择标准发生了变化。
（四）知识
90年代，知识的经济价值逐渐显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知识可以将生产、经营搞得更好，可以创造新的产品、新的工艺、新的经营战略，创造更高的“附加值”，可以作为竞争的砝码，提高竞争能力。因此，知识作为获得收益和利润的“资本”，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由于有了市场，作为“资本”的知识也就有了交换价格，并且逐渐提高。而且，越是追求利润的地方，越是竞争激烈的地方，对知识的重视程度和知识的价格越高。
农村最早进行改革，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农民的收入取决于自己的生产经营，生产经济效果又取决于对相关知识掌握的多寡。因此，他们学习农业知识、技术的热情逐渐提高，到90年代依然保持增强趋势。（参见表9）
8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兴起。为了组织生产、开拓市场，经营者们对工业知识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他们出高薪从国有企业、科研单位吸引人才， 中国知识分子所拥有知识的价值第一次获得了市场的承认。 90年代，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相继发展，出更高的价格雇用有知识者，知识的经济价值逐渐提高。
在国有企业和行政机关，由于国家政策的推动，知识的受重视程度也有提高。但是，这里所重视的与其说是知识本身，不如说是标示知识水平的文凭。文凭成为获得特定职位的条件，而职位与工薪、待遇相关联。所以，人们更重视的是文凭，以至出现了“混文凭”现象，“大专毕业生”一时间也增加了许多。进入90年代后，国有企业逐渐进入市场，劳动制度的改革也将职工推向了劳务市场，知识和技术成为在市场上竞争的砝码，人们对其的重视度也在提高。
在高等学校，进入90年代，由于知识的价值在求职、任职、晋升、经营、管理、盈利等方面的作用日渐明显，低知识素质者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败北，学生们又回到了书本和课堂，认为“现在还是要把功课学好”，并且为适应市场需要面“迫切学习实用知识”。调查结果表明，这种趋向在逐年增强，（参见表9）报考研究生者也逐年增加， “考研”成为高等院校一个竞争激烈的战场。
可以预言，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知识的价值（特别是那些经世济用的知识价值）还将进一步增强。这也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表9 中国社会成员对知识的重视度
年份 社会成员对知识的重视程度
1982京津大学生最迫切需要:提高专业水平
1984四所大学学生 适应改革:学识渊博,精通业务
1992六所高校学生 价值:知识智慧
1993浙江师范院校女生 人生追求:广博的知识
1994贵州高校学生 人生价值:知识
1995安徽师范大学学生 人生最宝贵:知识
1993北京大学学生 迫切学实用知识
1994北京大学学生 迫切学实用知识
1993北京大学学生 现在还是把功课学好
1994北京大学学生 现在还是把功课学好
1986甘肃定西农民 责任制后学文化科学知识:有必要
1993新疆维吾尔族农民 最重要:知识
1990辽宁企业职工 感到:知识不够用
1991吉林化纤厂职工自己的弱点:知识面窄
1987山西古交镇职工最重要:知识
1993河北企业职工 生活中最需要:多种多样的知识
年份 % 位次—选项 强度
1982 50.4 1-8-1 +.303
1984 90.3 2-8-3 +.141
1992 38.0 1-11-1 +.318
1993 51.9 2-15-4 +.095
1994 66.0
1-10-2.5 +.164
1995 43.6 2-10-3 +.045
1993 69.5 1-3-1 +.108
1994 70.2 1-3-1 +.111
1993 66.7 1-3-1 +.100
1994 68.9 1-3-1 +.107
1986 48.0 1-3-1 +.044
1993 62.62-7-2.7 +.062
1990 91.6 1-2-1 +.083
1991 40.1 1-8-1 +.221
1987 9.1 4-5-1 -.055
1993 30.0 4-9-1 +.170
资料来源：《青年研究》1983年第9期，1985年第4期，《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浙江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青年研究》1996年第1期，《民意》1995年第3期，《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1期，《新疆社会经济》1984年第1期，《青少年探讨》1990年第3期，《青年研究》1991年第5期，《青年学研究》1992年第3期，《晋阳学刊》1988年第6期， 《社会科学论坛》1994年第6期。
三 行为取向
（一）自我与他人
在处理人—我关系时，我国社会成员过去多属他人取向，即以他人为人生目的，给他人谋利益，做他人所期望的事情。毛泽东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雷锋体现的“人活着是为使他人生活得更美好”，就是这一取向的典型体现。
“为自己”，“谋私利”，是被中国传统社会深恶痛绝的行为。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破私立公”，“狠斗私字一闪念”，使这些行为如过街老鼠。70年代末以后， 这方面的言论和行为逐渐显现， 一直延续到90年代。在表10的社会调查资料中，主张和同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数表现出较大比例的增加，其强度值也从70、80年代的负值变为正值。
在处理人—我关系时，人们需要对他人的行为取向做出判断。如认为别人是他人取向，自己也可能采取同类取向；如认为他人是自我取向，则自己更可能持自我取向。调查资料表明，从80年代到90年代，相信他人是“自私”的人有较大比例增加。这种判断既是对他人行为取向特点的反映，又是被调查者对自身行为取向的表露，同时也预示着“自私”行为的增加。（参见表10）
行为取向从他人转向自我，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趋势。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利用的是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市场经济的推进，则将原来结为一体的人分解为无数“自我奋斗”的个体。这均构成人—我关系处理方式变化的原因。可以看到和预言，这一趋势会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表10中国社会成员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处理取向
年份 社会成员
行为取向
1994内地中学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1994广州中学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1994北京青年 即使自己吃亏都应帮助他人
1994广州青年 即使自己吃亏都应帮助他人
1983北京大学新生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
1994北京大学学生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
1982成都、武汉青工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
1991广州青年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
1979青年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1981西安宝石轴承青工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1994北京青年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1983京津沪高校学生自私是人的本性
93-94
北京大学学生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1994海南大学生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年份
%位次—选项
强度
1994 42.31-3-1 +.027
1994 27.11-3-1 -.019
1994 47.11-3-1 +.041
1994 29.32-3-1 -.012
1983 5.93-6-1 -.065
1994 48.21-3-1 +.045
1982
152-3-1 -.055
1991 54.21-2-1 +.008
1979 2.5
8-11-1 -.073
1981 8.311-14-1.6 -.027
1994 40.11-3-1 +.020
1983 45.61-2-1 -.009
93-9454.21-3-1 +.063
1994 55.11-3-1 +.065
资料来源：《青年研究》1995年第4期，1994年第6期，1983 年第5期，1991年第11期，1980年第36期，1982年第11期，1983年第9期， 《民意》1995年第3期，《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二）奉献与索取
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个人与群体、社会关系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单位从国家这个“大企业”中分离，成为自主经营、自主活动的主体。个人从单位中分离，由从属关系变为契约关系，成为自身劳动能力的主体。由此，人们处理与群体、社会、国家关系的行为取向也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1.“完全贡献型”的人逐渐减少、2.“偏重于贡献型”的人逐渐减少、3.“交换型”的人逐渐增多、4.“偏重于索取型”的人逐渐增多、5.“完全索取型”的人逐渐增多。
在1994年的时间点上，在关于行为取向的自我报告中，人数最多的是“交换型”。这表明人们更多地把自己与群体、社会的关系理解为交换关系。在对他人的评价中，人数最多的是“偏重于索取型”。这表明人们在实际行动中力求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两种取向，均与人们在市场交换中的行为特点相一致，即：以等量支出获得等量收益，以较少的支出获得较大的收益。
（三）义理与功利
历史上，我国社会成员重视义理，轻视功利。在本世纪50到70年代，这种行为取向依然存在。当时典型的表述是：“要算政治帐，不能算经济帐”，“警惕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80年代后，社会进行改革。在冲破束缚前进的条条框框时，也冲击了传统的道德规范。思想解放运动和自主自由要求的增强，使人们越来越漠视约束自己的义理观念。市场经济的推行使富裕和金钱成为追求中心，义理则降为次要地位。进入90年代后，这种趋势在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中进一步发展，人们在追求价值目标时，倾向于采取眼前最有效、有最大收益的行为，而不考虑对他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对自己长远利益的影响。这方面的典型表述是，“只要目的正当，怎么干都行”，“只要能赚钱，什么手段都可用”，“为自己利益，采取任何手段都可以”。
功利取向的增强和对义理的淡漠，使人们无视道德、廉耻、规章和法律，随心所欲地行动，因而导致犯罪率提高，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大量增加。即使在塑造灵魂的高等学府，也出现越轨行为的屡禁不止，考试作弊、盗窃、旷课、打架、未婚性关系等违纪率逐渐上升。
四 社会情绪
（一）人生感受
人生感受是社会成员对人生境遇和生活质量的总体性情绪体验。以青年为样本的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对人生的感受在总体上是积极的、向上的。其中，感觉最强烈的是未来“充满希望”，其次是人间的“温暖”，其余依次是世间和未来“光明”、自己和社会在“向前进”、“风华正茂”、人生“充实”、“欢乐”、“喜悦”、“满足”，最后是“一帆风顺”。在相反的感受中，除感到不满足的人数较多之外，其余如绝望、冰冷、暗淡、倒退、老气横秋、空虚、痛苦、悲伤、中途受挫等均较少，或者说较弱。概括起来说，人们对人生感受最乐观的是良好的发展前景，其次是现实生活的丰富和愉快，最后是对过去生活回顾中的顺利感和满足感。
（二）满意感
满意感是社会成员对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与自己的社会要求和期望标准之间关系的情绪性评价。90年代，人们满足感方面的基本状况如下：
在生活满意感方面，以北京市民为对象的调查结果表明，多数人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但是随时间发展，感到满意的人数在减少，满意程度在减弱，不满意倾向在增强。
在收入满意感方面，以北京市民为对象的调查结果与生活满意感相近，并且满意的下降程度更大一些。
在职业满意感方面，以上海青年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在25—55%之间，随时间发展，满意程度正在提高。
在国家政治状况满意感方面，以北京市民为对象的调查表明，多数人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但不满意倾向在随时间发展增强。
（三）压力感
90年代的人生活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不断变动，失业和职业不稳定，收入不稳定，物价上涨，前景不确定；改革处于深化阶段，改革成本逐渐“落实”到社会成员个人身上；所受到的社会刺激众多，对生活和发展的需求逐渐增长，而现实条件与之反差较大，要求满足的可能性不确定。所有这些，均给人们的社会心理造成了压力，使人们感觉到有无形或有形的阴云飘浮到自己头上，急于摆脱而又无能为力，时时紧张而又没有缓解出路。
所以，随时间发展，社会成员的压力感增强了。1995年以北京市民为对象的调查结果表明，报告心理压力比以前上升的占到79.8%，感到压力没有变化的占10.7%，报告压力下降的只有5.6%。而且， 心理压力似乎与生活水平的升降没有直接关系，无论是生活水平下降者、没有变化者还是上升者，均感受到压力的增强。不同学历者相比，大专学历者感受到压力增强者最多，其次是中学学历者和大学本科学历者，小学及以下学历者感到压力的较少。这似乎表明，人们的生活压力感与自身的生活境遇和对外界压力的感受性均有关系。
（四）前景预期
在生活水平的变化方面，社会成员对未来的预期并不乐观。对北京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预期未来生活水平会“有提高”的人数在随时间推移减少，强度值也在下降；认为未来可能“没有变化”的人数，和未来“生活水平会降低”的人数，则有较大比例的增加，强度值同样表现出这一趋向。
这表明，人们对生活改善的信心正在减弱，而追求富裕和幸福生活过程中的挫折感正在增强。与前面所分析的生活满意感降低联系起来考察，可以发现二者间的关联性，并且发展趋势相一致。
在对生活压力的预测方面，1995年接受调查的北京市民中，预期未来一年生活压力将增大的人占到64.8%，认为不会有较大改变或缓解的占6.2%，而相信会有所下降者只占5.3%，另外20%的人则感到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报告“不知道”。这表明，社会成员对生活压力缓解的前景也不乐观。他们是既带着要求、憧憬，又带着不安、疑虑的心情步入下一天、下一年的。
五 对策与建议
（一）大力发展经济，满足社会成员对幸福生活的要求
“水可以载舟，又可以覆舟”。如果将民众比做水，那末推动水活动（载舟、覆舟）的动力则是他们的社会要求。正视、承认并迎合、满足这些社会要求，即是社会、国家的最基本职能和目的，又是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90年代前期，我国社会成员最强烈的社会要求是生活富裕，美满幸福，为此强烈地希望增加收入（金钱），改善住房，获得理想职业。而这些要求的满足，需要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这又要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组织的活力。
首先，改革应该坚定不移，不能中途停顿，更不能后退。停顿和后退不仅会使人们的要求满足受挫，还会打击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任感。
第二，选择最有效率的经济形式，在政策上鼓励这些经济形式的发展，使人们由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社会的发展感和良好的前景预期。
第三，目前改革已进入“瓶颈”阶段，国有企业久攻不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新的思维和观念创新，需要新的战略措施，也需要更大的勇气。这是对改革者的最大考验。如果就此停滞不前，人们会对政府的决策能力产生怀疑，增加不满。
第四，在改革的深化阶段，改革成本大大增加，并且越来越多地“分摊”到社会成员个人身上。为适应人们的承受能力，减少对成员利益的损害和对改革的阻力，在尽力降低成本的同时，应该合理分配成本。原则上应该是在改革中获益越大者（如企业经营者，私营企业主）所负担的成本也越大。目前大部分成本由社会弱者来承担的现象是不合理的，也是不人道的。
（二）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推进经济领域变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 否则现有的政治体制就会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 进入90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社会成员对自由、平等、民主、参与的要求也在逐渐发展，行为的效能感趋向于增强。他们希望以自身能力对社会、对政府产生影响，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未来。面对这一“潜流”的发展，国家应该选择和提供适当的制度化的政治形式，迎合和满足民众的民主要求，使他们感受到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感受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增强前进的信心，并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坚定的，而行为应该是稳妥的。在传统中国，面对民众的民主要求和参与愿望，统治者往往一相情愿地“掩耳盗铃”，漠然处之。当民主参与要求形成势头后，又进行压制、打击，绝对不向民众要求让步。在这样的做法下，民众的外部行为尽管可能减少，内心的不满、压抑、愤怒却会逐渐增加。待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如火山爆发，形成极端的“大民主”，导致社会的动荡和政府的飘摇。历史的教训应该得到吸取。
（三）倡导和建立新的社会规范
90年代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原有的规范意识趋向淡薄，新的规范意识形成缓慢，因而越轨行为增加，社会行为无序。自主自由要求的发展，功利倾向的增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对金钱崇拜的增加，均成为淡化规范意识，冲击社会规范的推动力。
人们在冲破传统社会规范的同时，也在呼唤着新的社会规范。例如，出租车司机们一方面在坑骗乘客，另一方面则抱怨交通警察的手“太黑”，谴责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这表明，这社会上存在着建立和维护社会规范的要求和力量。问题在于，如何迎合这种要求，利用这些力量。
市场经济的社会不能照搬原来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也应该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变革而变革。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主体逐渐形成，主体利益逐渐分化，再沿用计划体制下的“螺丝钉精神”和“一心为公”口号，已经难以适应。这种情况下，应该提倡对他人权利的尊重，提倡在争取自己利益时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提倡给人以“人的对待”的人道主义。同时，行为规范应该从政治化走向道德化，道德规范应该日常化，职业化。职业道德建设应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行为规范建设的重点。
在我国社会中，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力量主要是外在的，例如熟人监督、组织管理等。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社会流动增加和人际陌生化，过去的规范和约束力量正在减弱。这成为社会行为无序的原因之一。在新的情况下，应该寻找新的、更有效的约束力量。例如，采取国外流行的行业协会和职业协会的形式，建立相应的中介组织，以控制和颁发从业资格证书吸引人们参加协会，以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约束会员的行为，以取消从业资格的压力，迫使会员遵规守法。
（四）关注社会情绪，缓解社会成员的心理压力
社会情绪是社会成员对自己与社会关系的反映。它既是社会成员自身生活状况的主观指标，也是社会运行状况和社会矛盾状况的主观指标。我国社会成员的行为富于情绪性，很多消极行为和极端性行为均直接导因于社会情绪。因此，关注社会情绪的状况和变化显得十分重要。
社会情绪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且在同类刺激的作用下具有累积和“加和效应”，即由数种社会刺激分别引起的较微弱的社会情绪，可能相继累加在一起，成为较强烈的情绪体验，导致较强烈的社会行为。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进入90年代后，尽管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生活不满感、生活压力感和不良前景感却增强了。这些不良情绪尽管可以转化为工作行为的推动力，但也可能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导致不良的社会行为。这方面的态势，就象人们手中把握的几万亿存款随时可能导致金融风潮一样。
为此，社会和政府应该采取适当方法，缓解社会成员的不良情绪，释放人们的心理压力。除创造条件满足人们的社会要求之外，还应制定一些其他措施来治标、治本。在人们不满的对象中，最为强烈和敏感的是官员的腐败，而且一些成员已经对消除腐败失去信心。所以，整顿吏制，消除腐败，公开惩办贪官污吏，是“大快人心”，冲淡不良情绪，避免极端行为的重要措施。同时，融洽干群关系，增加感情沟通，开展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推动心理咨询等，也会产生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