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改革的两条主线_民营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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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闭幕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频频发出改革的呼声,社会上改革热情再度高涨。回顾中国30多年改革历程,差不多每十年会有一次重要的会议,对改革进行高层推动和顶层设计。

第一个文件出现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此前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这个文件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对于城市和农村的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以这个文件为标志,中国改革从农村全面推向城市。此后的十年,改革有了长足发展。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概念,将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大大深化。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经济的目标和基本框架,对上世纪90年代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在这个文件指导下,改革主要在三个方面推开:

一是财税改革,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规范化的分税制,流转环节的税收由原来按照销售额征收的产品税,改为国际上通行的增值税;二是将中国长期存在的外汇双轨价格并轨,初步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三是金融领域的改革,资本市场诞生,中国有了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商业银行也有很多改革。此外,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了重大突破。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出台了一个改革《决定》。按照这个《决定》,这十年改革也有很大的进展。在这方面,最近媒体有很多的总结和回顾。但是,这十年中思想界、舆论界以及网络上也出现了相当多强烈的怀疑、否定、甚至反对改革的声音。应该承认,这些年人们对改革的力度和进度的期望很高、落差很大。同时对腐败和收入差距加大的问题也有诸多不满。

但是,30多年来,改革总是在推动和阻碍两种力量的较量下不断向前推进的。

第一次是1986年到1987年上半年。当时全国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间有人将反对自由化的斗争矛头扩大到经济领域,改革受到很大压制。1987年5月13日,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受邓小平委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明确表示经济领域不反自由化,改革势头重新兴起,为当年秋天召开十三大铺平了道路。

此后是1989年到1992年,有人以防止和平演变的名义否定和反对改革,使改革处于停滞和低潮状态。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将这一势头扭转过来,当年秋天十四大顺利召开。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每次中国改革出现徘徊,甚至回潮时,往往酝酿着下一次重大改革。目前改革号角再度吹响,也许预示着下一阶段将再次出现改革高潮。2003年中央作出的改革《决定》,是部署过去十年改革的纲领性文件。2013年是又一个十年的开始,我们期待着2013年也能出台一个部署未来十年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可以确定,今后的改革任务十分繁重复杂,有两条主线是不能也不会偏离的。一条是市场化取向,一条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今年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提出20周年。20年前明确提出这个目标,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些观点将市场经济和发生危机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受危机影响比较小,是因为政府的作用比较强大。因此,市场化改革的动力在衰竭,政府干预越来越多,企业和个人的活力受到压抑。这种认识应当澄清。

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当前迫切要做好两件事情。

首先是要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

前不久,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些来自各地的知名民营企业家普遍反映,2005年以来国务院制定了非公经济“36条”和民间投资“36条”,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过去传统意义上讲的垄断行业。文件非常好,但是民营企业家们不感兴趣。多年沉痛的教训告诉他们,只要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占据优势地位的行业,民营经济就不能去、也不愿意或不敢去,因为有可能碰得头破血流,甚至可能血本无归。这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怎么真正做到市场准入,让民营企业愿意进去、敢于进去,而且进去以后与国有企业一起,共同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和结构调整起作用,是下一步改革应该做的事情。

其次,要放开管制,减少干预,强化竞争。

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在资源配置中起信号作用。只有价格放开后,才能有真正的公平竞争,同时减少市场波动。最近两年,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较高时,政府主管部门的习惯思维是进行行政干预或者是压制。商业流通部门和工业制造部门都反映,一旦价格上涨,就会接到电话,要求不涨价。可是企业的进价上涨无法全部管住,结果就是超市要么干脆不卖了,要么降低产品等级,缺斤短两。整个市场都是扭曲的,市场价格作为引导供求的信号无法发挥作用,而政府主管部门却乐此不疲。最近几年对劳动力价格、收入分配的行政干预也是越来越多。

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常被归结为中国人民的勤劳和聪明,学术界也有“人口红利”的说法,这无疑是正确的。不然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中国土地上积累起如此多的物质财富。

但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经历表明,那时在工厂或者公社里的中国人并不勤劳,甚至把自己的聪明用在如何偷懒和取巧上。人口同样很多,那时并没有收到什么“红利”。

所以,这一切说明,要在一定体制下,人们的勤劳和聪明才智才能发挥出来,社会财富才会涌流,这是“改革红利”,是“制度红利”。一旦改革停滞,竞争丧失,中国人会重新变得懒惰。必须记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劳动来创造”。

这几年政府过度监管,有些已经到了不能理解、不能容忍的程度。有些监管部门十年前就作出派出官员参加监管对象的董事会的决定,并且形成了制度。殊不知这种做法,已经越过了市场监管和公司治理的合理边界,违反了国际通行的监管原则。但是,这个制度至今还在实施。

有些监管部门坚持这一制度,据说是因为对所监管的对象不放心。但是,监管部门和被监管对象之间的制约和监督关系是通过合理制度来安排,不是根据好人和坏人来安排的。监管部门“天生”把自己当成好人,把被监管对象当成坏人,这个制度的出发点就有问题。

监管官员参加监管对象的董事会,就应该同董事会成员一样,要对公司决策和全部内部信息负法律责任。事实上,监管官员这样做,已经将自己置于被监管的位置,但他们又因为特殊身份可以置身法外。市场已有反映,有些监管部门的官员选择性地参加董事会,事后市场出现异动。人们担心,这些监管部门以为自己是好人在看坏人,最后把自己一帮好人变成坏人。

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2012年又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15周年。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减少政府干预,减轻税收负担,让民营经济有一个大的发展,肯定是未来的趋势。

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很大作用。数据表明,近几年6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50%的税收是民营经济创造的,80%的就业是由民营经济吸纳的,80%以上的新产品、65%以上的发明专利是民营经济提供的,75%以上的技术改造发生在民营经济中。民营经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居功至伟,但是仍然常常被当做“后娘养的”。

十五年来,我们根据基本经济制度,修改了宪法,制定了物权法,明确了要对合法的个人产权进行严格的法律保护。但是,这几年,有些地方个人产权受到非常粗暴的侵犯,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侵犯、占有个人产权,甚至让一些企业家倾家荡产,送进监狱。

现在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最重要的是党和国家重申对个人合法产权的保护。

2012年4月,招商银行与贝恩管理顾问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富人选择移民的三大原因分别为: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为未来养老做准备。该报告也指出,在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数据表明,中国已经出现相当大规模的资本外流。

有些外资机构感到很疑惑,中国仍是世界上增长最好的地区,外资都在增加对中国的投资,中国的资本却在外流。这是因为外资进来是受保护的,而中国居民投资往往得不到保护,所以不愿意在国内投资,至少要拐个弯变成外资再来投资。这是下一阶段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中国税收连续十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这不应该是一个常态。应该让利于民,让利于企业,大幅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尤其是小微企业和自雇型企业的负担。

那些自雇型企业,一不找政府麻烦,二不要国家救济,为什么不放他们一条生路?如果下一步改革能对小微企业大幅减免税费,不仅可以增加城市就业,促进城市化进程,提升城市低收入者的收入,产生一批中产阶级,而且可以大大地缓和现在越来越紧张的政企关系、干群关系,改善政府的形象。

再次,要搞活金融,解除金融对民营经济的压制,放开民间金融活动。小微企业贷款、民间信贷活动等问题,都是老问题,这一两年有所进展,但还远远不够。期待按照十八大精神在这方面有进一步放开。

未来的改革内容十分丰富,任务也十分艰巨。但是,不管怎么改革,只要紧紧地抓住市场化方向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两条主线,今后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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