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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6)01-0001-06 doi:10.16299/j.1009-6116.2016.01.001 “十三五”时期及未来十五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国内外需不振、经济转型的压力下，经济出现了明显的下行压力。客观上看，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十三五”期间劳动力要素供给将出现拐点，且随着城市化率的提升，资本要素供给的增长速度也将下降到个位数。二是随着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工业、服务业等现代部门的增加值按可比价计算约占GDP的93％)，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结构性配置效率下降；同时，由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导致服务业规模扩张过程中的劳动、资本非效率配置问题突出，并引致整体劳动生产率改进速度下降。三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高峰期近30％左右的水平，下降到了目前约17％的水平。四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分配要素开始向劳动者倾斜，劳动产出弹性上升到0.5的水平，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减速趋势。 在此背景下，要保持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经济转型是关键。 一、经济转型的理论与事实：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他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它们是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社会阶段，生产功能有限，一般是封闭或孤立的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第二个阶段是准备起飞阶段，开始经济改革，主导产业通常是第一产业或者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第三个阶段是经济起飞阶段，是经济由落后阶段向先进阶段的过渡时期，大量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制造业，外国投资明显增加，出现若干区域性的增长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从农业转向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如服装、鞋、玩具、小工艺品和标准化的家电产品。第四阶段是走向成熟阶段，产业及出口的产品开始多样化，投资重点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交通和通信设施显著改善，企业开始向国外投资。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这一发展阶段。第五阶段是大众消费阶段，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在休闲、教育、保健、国家安全、社会保障项目上的消费增加。目前，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已进入这一发展阶段，中国正在进入。 与上述结果相一致，2007年，美国管理学家波特在其《国家竞争力优势》一书中提出产业与经济结构也有四个演化阶段，它们分别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首先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其特征是几乎所有的成功产业都是依赖基本生产要素，企业以价格条件进行竞争，能提供的产品不多，技术较简单。其次是投资导向阶段。现代化、高效率与大量生产的企业为主流，技术接近国际前沿，全社会都致力于经济发展，但这时国内需求水平不高，劳动者收入仍普遍偏低，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供给面而非需求面。中国经济目前总体上正处在这一发展阶段。再次是创新导向阶段。重要的产业集群开始出现，世界级具有竞争力的新产业也开始产生，竞争从生产成本转至生产率上，企业开始逐步撤出价格竞争或比较简单的领域。处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政策应放弃过去干预产业的做法，应该做刺激或创造更多更高级的生产要素，改善国内需求，鼓励新商业等，中国东部沿海的部分地区正在开始进入这一发展阶段，但政府的转型远没到位。最后是富裕导向阶段，与前三个阶段正好相反，这个阶段是经济走入衰退的时期，企业开始丧失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劳资之间也为了维持自己既得的权利，关系日渐僵化，经济创新速度减缓，资金因此流到土地等不动产上面。现实观察发现，富裕导向阶段并不必然在高收入经济体出现，在中等收入以上的经济体都可能有，所以会出现高收入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目前在某些方面已出现该阶段特征，须引起高度重视。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卡尔多提出了六个典型化事实，他用这些事实总结了以美国为例的发达经济体的整体经济特征(Kaldor，1961)[1]。第一，每工时实际产出或人均实际产出在较长的时间内以连续不变的速度增长，即生产率稳速增长；第二，人均资本存量以连续不变的速度增长；第三，以名义利率扣除通货膨胀率而得到的实际利率大体上稳定不变；第四，资本—产出比率大体上稳定不变，或产出和资本存量增长速率大致趋于相同；第五，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配份额大体上稳定不变；第六，人均产出增长率在不同国家间具有很大差别，收入和利润份额较高的国家倾向于有较高的资本—产出比例。卡尔多事实表明，当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变动小且对增长的作用力弱化，会使经济进入稳定期(类似于波特的消费导向经济)。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压力 多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向工业化后期迈进。在工业化时期，我国面临着三个有利条件：国内外广阔的物质产品需求市场、过剩的劳动力以及比较容易获得的资本(前期是港澳台投资，后期吸引了其他外资的涌入)。生产者所做的事情就是选择利用外部大量生产技术存量，以吸收廉价劳动力，先是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大力发展，后是资本驱动的重化工业的强力推进，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规模经济的工业化道路，直至达到国内外物质品市场需求所能容纳的技术—生产边界，但目前这些有利因素正在消减[2-3]。 1.正在消失的人口红利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及劳动力人口年龄移算估计，2015-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01％，这是城市化时期面临的人口转型的新态势。2015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及相应劳动供给持续减少将成为常态。鉴于人口“红利”不再的客观事实，对于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靠劳动投入维持增长已没有实现的条件。通过测算，可见一斑，见表1①。
此表假设2015-2020年期间，投资率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但资本效率并未得到改善，资本弹性继续下降，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也如是。在2021-2030年期间，即便净投入率仍维持20％的水平，由于人口负面因素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率最终将会徘徊在2.50％的水平。显然，劳动投入型增长不可行。 2.资本投入效率下降 如果在2008-2014年基础上再维持高达30％的净投资率，通过一个简单测算即可发现：鉴于粗放式高投入下，无法扭转资本效率下滑，随之也导致的资本弹性下降态势，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不可逆转的负向增长，会使高投入增长收效甚微。估算结果如表2。 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资本效率与资本弹性的负面增长效应影响下，单纯提高净投资率已无法有效支持GDP增长，尽管资本贡献份额比前阶段提高5个百分点，达76.85％，且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理想性由先前的27.00％增到30％，但经济增长率仍将下滑4.4个百分点，为5.27％。在2021-2030年期间，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下滑到3％，中国未来已不可能再复制先前的资本投入型增长路径。 3.规模供给效率递减 主要表现在：(1)产能过剩。受大规模工业化惯性和理论认识滞后的影响，中国经济模式依然局限于物质资本主导生产和消费的阶段，在向更高级的生产、消费模式递进路径上，遇到产品过剩问题。这种问题产生的理论根源，在于过分强调物质资本的重要性，而过度的物质资本积累所导致的收益递减、连同广义人力资本缺乏所导致的知识生产过程的缺失，将压迫经济进入负反馈的非增长螺旋。(2)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脱节。中国资本驱动的生产模式具有强烈的“外向”色彩，并导致生产与国内消费的脱节，或者说生产模式已经不能与国内消费模式相匹配，现阶段时有发生的海购现象，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种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现有工业化模式，是通过承接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低端产业链建立的，这种生产模式本质上是服务于国际市场的相对低端的需求，并形成与国外需求模式的互补，而不是或者不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因此，作为国际市场的嵌入环节，国内生产效率改进主要源于外部需求拉动而非内需动力。(3)过度储蓄与资产泡沫。中国现阶段的过度储蓄是现阶段生产模式主导消费模式，而消费模式中物质品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情境下出现的现象。一方面，居民物质品需求的潜力已经不是单纯的数量，而是对高质量的物质品有需求但是生产结构跟不上，相应部分的潜在需求转化为储蓄；另一方面，居民及其家庭的科技文卫需求，缺乏足够的市场体制给予满足，相应部分的潜在需求也转化为储蓄。更为重要的一块储蓄来自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预期，居民不得不压缩当前消费甚至未来人力资本投资，积累购房能力。 面对上述困境，就需要对转型时期的新动力给予思考。 三、通过创新来实现中国经济转型 观察表明，经济转型受到效率提升和广义恩格尔定律的牵引。生产方式转型推动产业从低效率的农业转向高效率的工业，并进一步从高效率的工业转向服务业。生活方式体现在广义恩格尔定律上，即从食品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拓展到物质消费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因此需求结构会牵引着产业不断变化，服务业比重会越来越高。目前中国的生活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刺激下已逐步与国际接轨，倒逼中国的生产方式必须转型。生产方式往哪个方向转？新的经济观察为我国提供了启示。 1.新卡尔多事实的启示 观察表明，高水平经济增长陷阱并非在所有经济体出现，以美国为典型，一些经济体保持了一个世纪以上的持续增长。该现象促使经济学家们重新审视卡尔多事实，查尔斯·琼斯、保罗·罗默(2009)[4]归纳出如下的新卡尔多事实：(1)市场范围的扩大。全球化和城市化促进了货物、创意、资金和人员的流动，进而扩大了市场范围。(2)加速增长。几千年来，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在加速，从几乎为零增加到20世纪观察到的较快增长。(3)现代增长速度的差异。各国之间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差异随着与前沿科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增大。(4)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差率(TFP)差异，投入的不同只能解释人均GDP跨国差异中的不到一半。(5)世界各地的人均人力资本大幅度增加。(6)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人力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不断增加，但这种量的增加并没有造成其相对价格的不断下降。 考虑到创新传播速度的加快及其具有的非竞争性特征，全球化导致的市场范围迅速扩大，以及长期的加速增长这两个重要事实就很容易理解。另外，两个事实即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巨大的跨国差异，以及技术落后国家间生产率的显著差异，证明了制度及其变化的重要性。最后，两个事实与卡尔多最初的观察非常相似，但卡尔多强调实物资本，而现代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和创意间的良性循环能够说明增长的加快。 新卡尔多事实说明，现代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并不一定是传统的资本和劳动投入，而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好的制度能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和激发创新，从而使经济机体充满活力使增长得以持续。 2.中国应走创新之路 经济增长贡献份额中全要素生产率(TFP)超过50％以上的增长为创新带动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TFP贡献份额都在60％以上，而我国TFP贡献份额大约维持在25％的水平，关键是TFP增长率年均约为2.50％，是低水平的增长速度，这表明我国还远未迈入效率型增长路径，但无疑是必须要奋斗的目标。 2008年世界银行推出了新一版GDP核算的SNA体系，引入了重要的“法定所有产权”与“经济所有者”概念；把知识产权产品列入GDP中，包括研发、矿产勘探评估、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文学和艺术品原件、其他等；大量的归属于人们精神生活的享受型产品，也从消费项目列入到了供给项目，因此也明确了知识消费与生产的一体化过程，在经济转型的考核标准的建立上取得了突破；引入了“雇员股票期权”，将期权账号与劳动报酬体系相关联，把原来的资产收益转变了人力资本收入，突出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核心是将知识生产重新定义。 我国仍处于“干中学”的发展过程中，TFP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外技术设备带来的效率改善及较大投资规模，这就使我国TFP增长与高投入有关，如我国TFP增长率随着净投资率变化，总体趋势是上升的。随着“全球化红利”消失，当前我国“干中学”模式效应必将式微，再加上高投入规模效应不再及效率改善不利的变化趋势。若TFP不能在自主创新、生产创新、制度创新等创新模式下实现增长，TFP增长率将会下降。反之，假使我国自主创新水平能提高，TFP贡献份额有显著上升，则可能出现令人欣喜的增长局面。具体测算结果见表3。
这里测算了资本效率是否得到改善的两种情形：假设投资率分别回归到较为理性的2015-2018年期间的25.00％与2019-2030年期间的20.00％，不再是投资驱动型30.00％的水平。在资本效率未改善情形下，资本效率、资本弹性与前两种情况一致，在TFP贡献份额分别为50％与60％的时候，在2015-2018年期间与2019-2030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6.00％与4.00％左右的水平，而TFP增长率要在3％的水平上，虽难度较大，但增长拉动效应非常明显。若再锦上添花，资本效率能够一并得到改善，也无须改善太多，只要回到甚至比2007年前还要低0.35～0.40的水平，在投资率为25.00％的水平上，效率驱动型增长路径将会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率重回8.00％以上的增长率，并且在投资率为20％水平上，2019-2030年期间仍可维持8％的水平。这种情况似乎过于理想，因为回到8％以上的增长率，意味着突破了2015-2018年平均为7.87％，2019-2030年期间平均为6.9％的潜在增长率水准，这个突破其实也表明人口“负利”。虽然人口“负利”属于客观情况，但若人力资本作用能充分显现，将能够跨越该“负利”陷阱，激发经济的潜在增长力。 四、政策建议 如果制度改变了激励，用于生产和共享创意的一小部分人力资本会迅速提高，足以抵消人口总量的下降。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些力量在大部分OECD国家都发挥了作用。如果中国的政策及人力资本水平越来越像OECD国家，这些力量还有很大的空间来发挥其巨大影响。为此，在“十三五”期间，国家应在以下几方面完善制度环境，为创新提供条件。 1.合理确定政府的定位 政府应该使其从经济增长的带领者转化为发动者，从前台走向幕后。其核心是弱化干预、强化协调。政府干预是中国工业化大推进的手段，为此使我们摆脱了贫困陷阱并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有效推进城市化的问题。与以往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廉价劳动力的工业化模式不同，中等收入陷阱突破不仅需要考虑生产供给面的效率，而且需要考虑消费模式的升级及其与生活模式的变化，人力资本和知识部门的发展成为新增长动力，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即是这种历史条件变化的结果。这就必须给知识过程和知识部门成长创造环境，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就需要弱化政府干预，强化政府在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功能，在完善法制以保护产权、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及新要素培育方面发挥作用。 2.深化财税制度改革 进行财税制度改革，使其适应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目标是使税制由工业化阶段的间接税制逐步过渡到城市化阶段所要求的直接税制。中国目前的税制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完善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既有计划经济的痕迹，又有明显的工业化时期特征，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征税重点是工业部门。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城市化日趋成熟，城市服务业已成为经济主体，再沿用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不仅加重了工业部门的税负，使该部门转型升级难度加大，也弱化了地方政府的税基，加大了地方财政收入难度。所以，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十三五”时期应着手从间接税制逐步过渡到直接税制的改革，降低间接税占比，提高消费等直接税比例，以促进经济转型。 3.加快若干重大领域改革 (1)重视中国现阶段广泛存在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推进“科教文卫”事业单位的转型和改革，提高服务业质量。过去三十余年，由于对工业部门增长的强调，导致对服务业发展的忽视，把服务业置于工业化的辅助部门发展，进而导致服务业发展只注重规模，不注重质量和效率，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持续拉大。就现实来看，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很多部门，一部分存在于管制较大的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一部分存在于电信、金融、铁路、航运以及水电气等公共服务部门，这些部门以其垄断力吸引了很大一部分高层次人力资本，但是又不能提供较高的生产效率，为此，需要把事业单位改革与放松管制相结合，盘活人力资本存量，提升服务业的效率及其外部性，培育核心竞争力。 (2)推进国内工业和服务业领域企业的兼并重组，清理“僵尸企业”。高速增长时期依赖要素驱动成长起来的企业，在经济减速时期由于技术进步滞后面临窘境，其中一部分企业可能已经失去效率增进潜力，或者不能适应创新要求。对这部分企业应予清理以便释放出资源，用于改善国内产业环境。 (3)打破政府在工业化时期的选择性融资支持机制，明晰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垄断，推行政企分开；推动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打破各种资源流动尤其高层次人力资本流动的制度障碍，解决资本市场、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打破行政干预所导致的横向、纵向经济分割，切实发挥经济网络的集聚、关联效应，增强城市化的空间配置效率，疏通知识部门和知识过程的分工深化、创新外溢渠道。 注释： ①表1和表2测算时间段划分依据：1985-2007年为高速增长期，2008-2014年为减速增长期，2015-2020年为近似“十三五”时期，2019-2030年为进入发达经济体准备期。表1和表2的测算方法是带技术创新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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