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的两个重要问题——兼谈经济集约增长的本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约论文,经济论文,本质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实质
1.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与经济体制转换
实现“两个转换”指实现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的转变，在这“两个转换”之中，增长方式的转换应居于更实质的地位，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经济体制转换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必要条件，关于这一点，在后面关于中国实现“两个转换”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中，本文还将有更深入的讨论。实际上，在任何社会里，经济增长方式都属于生产力范畴，而经济体制则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因此，经济增长方式是社会生产的内容，而经济体制是形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转换，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方式有重大的影响。适宜的体制有助于经济的集约增长，不适宜的体制则会阻碍经济的集约增长。[①a]
2.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
经济的增长方式可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类型，投入与产出的对比是区分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由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投入与产出都是以价值核算的，因此，对于粗放和集约这两种类型，又都应分别从实物生产形态和价值生产形态这两方面考察。
在实物生产形态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以稀缺资源的高消耗率为特征的，表现为一定量的实物产出需消耗较多的稀缺资源，或一定量的资源只能生产出较少的实物产出。在价值生产形态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产品的低附加价值为特征，这一方面是实物生产形态上高投入、低产出的必然反映，另一方面，也是粗放型经济增长中产品结构、产业结构落后的反映，即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变化落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结果使产品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实现。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有明显不同。在实物生产形态上，集约增长以实物资源的低消耗率为特征，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产出消耗较少的物质资源，资源得到了节约。在价值生产形态上，集约生产方式以高附加价值为特征，这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单位产出只需要更少的物质消耗，单产成本降低，附加价值提高；二是集约型增长方式通常是由一定历史时期中先进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及组织结构所组成的：根据与恩格尔定律相似的人类需求的变化规律，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人们在总支出中用于低层次需求（如充饥、御寒）的比例将呈下降趋势，而对娱乐、旅行、交通、通讯等高层次需求的支出比例则明显上升，结果这类商品和服务表现出较高的收入弹性。支出比例上升意味着需求增加，而需求大的商品显然更容易获利。因此，与提高人们消费质量和娱乐、通讯有关的家用电器和电讯设施、与交通有关的摩托、汽车、飞机等产品都容易获得“高附加值”。这便是“集约型增长”的宏观内涵，它属于产业结构的范围。而实物单产的低物质消耗，则是“集约型增长”的微观内涵。
特别应该提出，“集约型生产”微观内涵的基础是技术、工艺的进步，其宏观的内涵的基础则是与需求变化规律相一致的“附加价值”的变化规律，但在二者之间实际上有着密切联系。而且，通过对这种联系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关于“集约增长”与“粗放增长”的更深刻的内容。
3.两种增长方式与要素投入
如前所述，降低单位产品的物耗和成本是集约型增长的微观内涵，这是技术、工艺进步的结果，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则是“集约增长”的宏观内涵。人类随着收入的增长，需求日益多样化，对商品质量和功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而推动了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形成。因此也可以说，产品工艺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前提之一，而且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高级”产业均要求大量的“物化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和“非物化技术”（新颖、精密、可靠的设计、高效率的管理方法等），也要求劳动者受过相应的技术培训，掌握一定的科技知识。
可见，集约增长的微观内涵和宏观内涵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要求投入较多的“技术”资源。粗放型增长则相反，通过前面对其的宏观和微观意义的考察可知，它使用的“技术”较少而其他资源较多。
集约与粗放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较多地投入技术资源而后者较多地投入非技术资源。而技术资源与非技术资源的差别有三：首先，技术资源作用于非技术资源后，常常能使生产过程发生质的飞跃，生产效率会大大提高；第二，技术资源在经过多次转换或转让后可以同时有多个所有者，而且其效能不变，比如，一项技术在经过100次转移后，这100个技术所有者都拥有同样有效的技术，技术的作用随着被转移、复制的次数而成相应倍数地扩大。而其他实体性资源却不然，无论经过多少次转移或转让，只有其最终所有者才能拥有该资源的使用价值。这种性质可称为技术资源的“恒效传递性”；第三，技术可以再生、累积和不断改善，而其他物质资源大多不可再生和积累，而且其质量（功能）的改善依赖于施加于其上的技术。
技术的这些特征，使得它在社会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就是技术进步推动的结果。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过程，就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技术、越来越节约的使其他稀缺资源的过程。其最明显的表现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集约经营的深化，原材料生产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一定的原材料经过精加工、深加工后，产出的附加值越来越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①b]。
特别应该提出，技术可恒效传递的性质，可迅速再生和改善的性质以及可累积的性质，使技术资源明显区别于其他资源。与其他不可再生（或再生速度很慢，如人口）不能恒效传递，或难以累积的资源相比，技术资源的稀缺程度较低，甚至可以说，技术资源是（相对）丰裕的资源。生产力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技术资源累积和扩大的历史。在青铜时代单件工具的基础上出现了复合工具技术（包括对畜力和水力的利用技术）……；后来，在机械化技术基础上又出现了电子技术，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数控机械、精密机械技术迅速发展，人们也正努力开发新能源，以替代日益减少的石油等一次性资源。我们可以看到，技术资源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发明目录和专利权目录上，而且附着在机器设备上和新型材料上，渗透于更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过程中，几乎无所不在。社会经济发展所揭示的明确趋势是：可供选择的技术资源越来越丰富，而其他资源越来越稀缺。到此，就可以得出我们的核心结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实质，就是不断以较丰裕的资源来节约或替代较稀缺的资源，从而取得高效率的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则是在低效率层次上依靠增加稀缺资源的使用来取得经济增长的。
二、中国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的主要问题
1.中国的资源特征与集约型经济增长
这一部分的内容，是要进一步阐明这样的观点：在现阶段中国的资源条件下，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必需同时关注技术进步和对劳动资源的利用。
众所周知，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是技术开始快速进步的标志，工业革命首发于欧、美诸国，以此为开端，欧美工业国家成了技术发明、创新和推广的最主要策源地。工业化的特点，就在于机械化技术的应用使生产规模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得以扩大，其吸收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人口再生产速度。因此，在欧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早已成了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之一。[①c]。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扩大的上限就是充分就业水平——劳动力的短缺是经济中唯一的瓶颈。因此，技术进步就表现出尽量节约（少用）劳动的一贯性的特征[②c]。这里关于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历史过程的考察，可看作前面关于集约增长本质的论述的进一步补充。
可见，如果把追求技术进步作为实现中国经济集约增长的唯一推动力将面临困境：大量劳动力将被替代。而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力最多的国家，具有比较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可称得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目前已有上亿剩余劳动力，每年还有1500万左右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据权威部门估测，到2000年，我国劳动力资源将达到7.46亿，剩余劳动力将达到1.26亿[③c]，中国面临的就业压力极大，这是中国与工业化国家的重要差别（这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别）。全面追求技术上档次可能会使我国的就业问题更加严峻。
但是如果根据前面的分析结论：集约增长的本质是强化利用丰裕资源，那么实现中国经济的集约增长就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在中国的要素禀赋条件，仅仅关注技术资源的利用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集约增长的要求，我们还必须同时关注对劳动资源的利用。实际上，对劳动资源的利用有效不仅仅是我国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的要求，同时还是我国消除贫困和缩小收入差别的要求，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不用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就连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必须在促进技术更新、技术推广和广泛利用劳动力资源之间达到有效的协调，这种协调也包括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内容。在微观层次上，需对产品的生产工序认真考察和加以区分，在某些产品上、某些工序上可能需尽量采用先进技术，而某些产品、某些工序则可能需保持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较低的技术构成。在宏观层次上，对某些行业（如“863”计划所涉及的行业）必须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而在另外一些行业，则暂时不能过多强调技术更新，而应充分考虑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艺、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
如何达到上述协调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产业（产品）的特点、其外向程度如何、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态势、国际分工格局、国内地区分工格局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与之相应的产业政策等等；这项工作还需利用多种手段和机制，如劳动工资政策、产品的相对价格、对进出口的限制与鼓励措施等等。
2.中国经济的主体——国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①d]
任何人谈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时，都不可能回避中国国营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问题。由于国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状况。
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国有经济占有很大比重，我们可从表1中看到这种情况。不过由于资料的限制，以下分析的内容以工业企业为主。
表1 1994年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万人，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
可见，就二、三产业的范围来看，国有经济就业占总就业的32%，固定资产投资占总额的57%，比重已很大；而在工业中，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更加鲜明：无论是就业、总资产、固定资产、流动资产还是长期负债，国营经济都占一半以上乃至三分之二以上的份额。所以说国有经济的情况如何，对中国国民经济的集约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上述资料在说明了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刻划了国有经济的资源投入情况。那么，国有经济（工业）的产出效益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用表2的资料来进行说明。
将表1与表2比较可见，国有工业部门的投入较多，各种投入（劳动、固定资产、贷款）都占全部工业部门相应投入的60—70%。但产出却较低，其中总产值和总利润均不到50%，销售收入和工业增加值只有52%和54%，利润和利税比重最高，也只占58%，明显低于投入所占的比例。换言之，国营经济的粗放型增长特征比其他经济成份明显。国有经济实现集约增长成了中国经济实现集约型增长的重要先决条件。
表2 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效益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
首先可以明确，国营经济在投入产出方面与非国营经济的差别，主要并不是由于技术水平上的差别引起的。实际上，中国工业部门中大部分技术人员、科研机构和先进与较先进的设备大多集中于国营企业，国营企业资金的技术构成往往高于非国营企业，只有占比例很小的技术水平较高的“三资”企业可能是例外。因此，这种效率上的差别的原因，只能存在于有关制度之中。在这里，经济体制的转换就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可将体制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有关的体制，如外贸外汇体制、财政税收体制、银行信贷体制等等；一类是涉及国营经济自身的体制，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企业职工就业制度等等，等等。在与国有经济有关的体制中，产权明晰及有关的产权体制问题是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内容。
中国16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第二类制度问题（涉及国有经济本身的体制问题）是进一步改革的主攻方向。我们已经看到，财政税收体制、外贸外汇体制等第一类体制改革到目前已经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展，其具体表现为分税制、汇率并轨、经常项目的人民币可兑换、降低关税水平、减少变相的出口补贴等措施都已取得了成功。但在直接涉及国营企业本身的制度改革方面，似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从放权让利到承包经营和资产经营责任制，都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营企业的效益问题——关键是所有者缺位、资产存量难以优化调整和国营企业劳动者的流动问题。第一类体制改革的难题如信贷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上述企业体制改革难题的衍生结果。以专业银行商业化的改革为例，其中的难点就是对国营企业贷款形成的呆坏帐难以处理。资料表明，在1995年上半年，预算内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已高达95.1%，在1994年的清产核资中，在12.4万户国有工商企业中约有27.6%资不抵债，另有21.5%的企业若以损失挂帐与所有者权益相抵后，也将成为“空壳”[①e]。国有企业的资产存量难以重新组合，使大量亏损企业长期存在，并继续浪费资源（如银行必须给予贷款以解决其职工的生活问题）。结果，现有银行贷款中已有20%无法收回本息，另有30%只能收息无法还本，二者相加占银行全部贷款额的50%[②e]。在如此深重的包袱压迫下，信贷制度与银行体制改革这些属于第一类的体制改革也举步维艰。
国有经济实现集约型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十几年体制改革所进行的探索似已表明，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和与之相关的资产优化重组及劳动力流动机制是国有经济摆脱粗放增长的制度性契机。
还应该看到，占我国经济主体地位的国营经济实现增长方式的转换、提高竞争力，还是我国达到集约增长宏观目标（即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如前所述，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占据着有利地位，常常扮演产业结构变化的先导者的角色，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往往也是其将淘汰的产业向外转移的过程，从附加价值的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也就往往处于“低附加值”状态——宏观意义上的“粗放型”。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利用动态比较优势，发展可在本国迅速生长的高附加值产业，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由于这种战略实质上是在发达国家占优势的“高附加值”产业里进行竞争，挑战是相当严峻的。在过去，后起国家通常是在本国受到保护的市场上培育这种产业，等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参与国际竞争，这方面已有成功的例证。但在世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已有很大发展的今天，市场保护的程度已大大降低，我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和对亚太经合组织的积极参与，均伴随着减少对本国市场的保护，所以即使在国内市场上，竞争也进一步加剧。在现在和未来，任何建立高附加值产业的努力都必须面对比过去更为激烈的竞争。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国有经济如果不尽快改变其粗放增长的状况，在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对中国确立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新型产业结构是十分不利的。
综上所述，可将本文的基本观点归纳如下：
经济集约增长的本质是用较丰裕的资源来替代较稀缺的资源，实现稀缺资源更高效率的使用。这种对资源更高效率的使用表现在实物生产形态和价值生产形态两个方面，而后者涉及到顺应需求变化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丰富内容。中国要实现经济的集约增长，必须将促进技术进步与充分有效地利用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机结合。经济体制转换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必要条件，中国国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是整个经济实现集约增长的重要内容，而国有经济实现集约增长的关键是有关体制改革的突破。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和有效的存量资产调节机制将是两个突破口。
注释：
①a关于制度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已有许多论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道格拉斯·C·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诺思的著作特别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本部分讨论的重点是经济增长方式本身的内容。
①b关于技术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作用，可用E·丹尼森在《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布鲁金斯学会，1985年版）中的数据与张风波在《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中的数据进行比较。
①c现在欧洲的高失业率是工业化过程完成后，欧洲进入“后工业社会”和“福利化社会”的结果，这种“失业”具有其特殊的原因和含义。
②c尽管从纯理论上来说，技术中包括“劳动密集型技术”，但这类技术占有的比例实在少得可怜，技术进步的主流特征是节约其他要素。
③c见1996年4月15日《金融时报》之《市场周刊》
①d由于现阶段国有企业中绝大部分为国营企业，为了和统计资料的口径协调，本文论述中就不再详细区分“国有”与“国营”。
①e1994年10月7日《金融时报》阿铭：“国企：该怎样面对负债率”。
②e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