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劳动力的生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劳动力是首要的生产要素，首要生产要素的生产理应受到特别的重视。然而在我国，劳动力的生产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却与劳动力作为首要生产要素的地位极不相称。研究劳动力生产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也正在于此。
劳动力生产的极端重要性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可是，这里的“物质资料”，究竟是什么？是仅指生活资料，还是指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总和？如果是指生活资料，那么上述原理就变成只有生活资料的生产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是生活资料生产的必要条件，没有生产资料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将无法进行。而且，这样狭隘地理解“物质资料”，也与经典作家的原意不符。马克思在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时，曾明确地把物质资料的生产划分为消费资料生产与生产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但是，如果“物质资料”系指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总和，那又怎样理解生产资料的生产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因为生产资料是生产生活资料所必需的条件或要素吗？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劳动力或劳动者也是生产生活资料的条件或要素，劳动力或劳动者的生产是否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将上述原理中的“物质资料”理解为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总和就成问题。因为，既然一种生产条件或要素（劳动力或劳动者）的生产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那么另一种生产条件或要素（生产资料）的生产也不能说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上述命题就不全面，就应该修改成：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和劳动力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把“物质资料”仅仅理解为生活资料，这样，上述命题实际上就变成只有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是无法想象的；或者把“物质资料”理解为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总和，这样，上述命题就变成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而必须承认，劳动力或劳动者的生产也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理由是：既然已把一种生产要素（生产资料）的生产作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包括在社会生产的范畴之内，就不能把另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生产不作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排除在社会生产的范畴之外。
这样论述问题是否符合经典作家的原意？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时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且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再生产的条件。”〔1〕 “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2〕马克思的这些话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而说的，但其基本精神显然不只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它对任何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适应的。在任何社会，劳动力都是社会生产所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因此，任何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又是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在任何社会都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
劳动力的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个要素，这说明劳动力的生产是重要的。然而，劳动力生产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主体，在社会生产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劳动者是生产要素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生产的物的要素即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在生产资料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是人类支配与控制自然的强大杠杆，它的状况表明人类向自然开战的物质装备水平。这些劳动资料都是由劳动者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中劳动对象的状况，对生产的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对象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已不再是纯粹的天然物质，而是人类劳动的产物。生产中人的要素即劳动者本身，也是人类生产活动的结果。劳动者不但是生产要素的生产者，而且也是生产要素的使用者。就生产资料而言，如果没有劳动者去使用，就会变成死的东西，变成无用之物。就劳动力本身而言，如果没有劳动者去使用，则劳动者所拥有的潜在的劳动能力，也不会转变为现实的生产能力。其次，劳动者是生产要素发展变化的推动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发展和变化过程中，科学技术的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历史上看，生产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每一进步，都无不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而科学理论和技术成果的发现、发明、传播和使用，都是由劳动者来完成的。因此，生产要素的进步归根到底是由劳动者推动的。最后，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能是潜在的生产要素。组织和管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就像一条纽带，一种粘合剂，按照生产过程的客观要求，把各种分散的潜在的生产要素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转化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组织和管理水平越高，既定生产要素的产量也就越大。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共同劳动范围的扩大，组织和管理在生产中的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和管理职能，也是由劳动者完成的。总之，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3〕， 是首要的生产要素。而劳动者或劳动力的生产，也就是首要生产要素的生产。因此，劳动者或劳动力的生产，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普通要素，而是社会生产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劳动力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即在于此。
劳动力生产中的问题及其成因
如前所述，劳动力的生产是首要生产要素的生产。劳动力的生产具有极端的重要性。然而在我国，劳动力的生产却面临严峻的形势，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
问题之一：劳动力总量严重过剩。据统计，1990年，仅农村剩余劳动力就高达15000万人〔4〕。同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劳动者为10227万人。但由于人浮于事，冗员充斥， 富余人员占全体工作人员的比重高达1/3〔5〕。据此推算，城市隐蔽性失业人数高达3400 多万人。若加上城镇公开失业人数，则城市剩余劳动力多达4600多万人。 因此，1990年我国剩余劳动力的总人数，城乡合计已过2亿人， 劳动力总剩余率高达34%。另据预测，到2000年，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81251 万，比1990年净增8410万〔6〕。如果考虑到城乡剩余劳动力的因素， 则90年代全国需要提供就业岗位的人数将达2.5亿以上。因此， 在整个90年代，我国都将面临劳动力过剩的严峻形势。
问题之二：劳动者素质差，技术水平低。据1990年人口普查，全民所有制工业和建筑业每百名职工中，小学以下、小学和初中程度的职工比重为57.9%；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盲和半文盲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59.6%〔7〕。劳动者不仅文化素质差，而且劳动技能也普遍偏低。 另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现有青年工人8000万人，占工人总数的70%。其中，实际水平达到高级工水平的仅占1%，中级工约占10%， 初级工却占70%，且绝大多数初级工达不到生产岗位的要求〔8〕。 工业劳动者的情况尚且如此，农业劳动者的情况就更是可想而知的了。
问题之三：劳动力结构严重失衡。劳动力结构有两种情况。一是劳动力的层次结构，即不同文化层次劳动者的构成情况。二是劳动力的专业结构， 即不同专业劳动者的构成情况。 从劳动力的文化构成看， 1990年我国不同的文化层次劳动者的比重分别是：文盲、半文盲占16%，只受过初等教育的占34%，受过中等教育的占54%，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2%，再看劳动力的专业构成。就中等技校的毕业生而言， 为第二产业服务专业的毕业生供给不足，为第三产业服务专业的毕业生供给过剩。就高等院校的毕业生而言，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专业的毕业生供给不足，为第二产业服务专业的毕业生供给过剩。可见，我国劳动力不论从层次结构或专业结构看，均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
综上所述，我国劳动力生产中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总量过剩、素质过低、结构失衡。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原因之一：历史上的决策失误。我国劳动力增长过快的直接原因，是人口增长过快。而人口的过快增长，又是由于历史上的决策失误。早在一百多年前，经典作家就曾经指出，在将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将实行对人口生产的计划调节。在我国，早在本世纪5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就提出新的人口理论，主张实行计划生育。可见，在我国，实行人口计划生育并非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将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口规模控制在较为合理的水平，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在一个迷信权威胜于迷信科学的年代里，科学是没有发言权的，权威就是一切。当科学与权威发生冲突时，科学的厄运就降临了。于是，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受到错误的批判。在“人口众多是极大的好事”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人口生产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从1961年到1971年，全国人口由6.5亿猛增到8.4亿，短短十年间净增人口近两亿〔9〕。 交足了巨额“学费”之后，决策层头脑变得清醒些了，并开始正视我国的人口问题。70年代初，我国终于开始普遍实行人口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因此大幅回落。但进入80年代后，人口自然增长率又开始回升，且居高不下。其所以如此，固然有计划生育工作本身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70年代初以前出生的人口均已进入生育年龄。换言之，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之所以仍然居高不下，主要是由于历史上的决策所产生的“后遗症”。
原因之二：教育发展严重滞后。长期以来，在思想观念上，人们一直认为教育部门是非生产部门，而非生产部门又不如生产部门之重要。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教育的重要性常常被忽视，或者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长期不重视或不够重视教育的结果，产生了许多严重的实际问题。一是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统计资料表明，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发达国家是5—6%，发展中国家是3—4%，1991年我国只有2.3 %〔10〕，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二是教师待遇长期偏低。全国12个主要行业中，教育系统职工的平均工资长期徘徊于倒数第二左右〔11〕。教师不仅收入低，而且工资被拖欠情况严重。教师待遇长期偏低，严重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致使教师队伍大量流失。仅1992年1年，全国流失的中小学教师就多达45 万人〔12〕。三是教育设施落后，老化严重。全国目前有44.4%的大学达不到教学要求，有75%的中学和90%的小学未配齐仪器设备。中小学危房率，全国平均为4%，比较贫因的县高达5—10%〔13〕。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发展的严重滞后，必然导致劳动者素质低下。
原因之三：教育结构极不合理。教育结构包括教育的层次结构和专业结构。教育的层次结构首先是指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它决定劳动力的最低层次，其次还包括初、中、高三级教育的比例关系，它决定劳动力的层次结构。教育的专业结构系指不同专业的教育之间的比例关系，它决定劳动力的专业结构。根据国家总体规划，2000年我国应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但到1991年底，我国尚有300多个县尚未普及小学教育〔14〕，未普及小学的县占县份总数的14%以上。由此决定我国劳动力的最低层次是文盲和半文盲。再看初、中、高三级教育的比例关系。以职业教育为例，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职业教育的重点放在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层次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职业教育的这种层次结构极不利于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此外，我国高校专业划分很细，但结构很不合理。突出表现在：工科的比例过大，文科特别是应用性文科比例过小；工科中有关重工业的专业比例过大，有关轻工业的专业比例过小；为第二产业服务专业比例过大，为第一、第三产业服务专业比例过小。中等职业学校则是为第三产业服务的专业比例过大，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专业的比例过小。可见，我国教育的专业结构也很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摆脱困境的基本对策
如前所述，我国劳动力生产所面临的困境，突出表现在劳动力的数量过剩、素质过低和结构失衡等方面。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首先，堵源截流，压缩劳动力的供给。为此，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控制人口增长。我国劳动力供给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上的决策失误所造成的人口基数过大和自然增长率过高。我们不能纠正历史上的决策失误，也无法改变目前过大的人口基数。但我们可以抓紧当前的计划生育工作，扼制人口的过快膨胀。这项工作做好了，剩余劳动力不断膨胀的问题就可从根本上得到缓解。二是让非劳动年龄人口脱离劳动岗位。据专家估计，我国非劳动适龄人口参加劳动供给的比率，相当于全部劳动供给人口的10%。按这个比率以及1990 年劳动年龄人口普查数为72841万人计算，那么仅此一项就增加劳动力供给7284万人以上。 若能让这部分人口中的一半脱离劳动岗位，就可为劳动适龄人口腾出360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从而使剩余劳动力减少相同的数量。三是实行劳动适龄人口分流，使其中一部分“非劳动力化”。对于青少年劳动适龄人口，主要是发展教育，特别是发展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使其中一部分推迟就业，或者学成一种社会需要的技能后再就业。对于成年劳动适龄人口，则可发展成年中等技校，为其提供脱产学习的机会，使之暂时“非劳动力化”。上述四项措施中，前两项是堵源，意在治本，后两项是截流，意在治标。堵源截流，标本兼治，则我国劳动力供给过剩的问题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其次，拓展就业空间，扩大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的过剩是供给相对于需求的过剩。因此，解决劳动力的过剩问题，既可从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入手，也可从扩大劳动力的需求入手。从扩大劳动力的需求看，可采取如下措施。第一，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从量上反映了经济规模的扩张程度。经济增长率越高，生产规模扩张越快，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就越大。因此，从长远看，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增长率是解决劳动力过剩的一个根本途径。第二，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要素组合比例不同，不同产业部门增长和扩张的边际就业效应也不一样。一般说来，服务业的边际就业效应大于制造业，而轻型制造业的边际就业效应又大于重型制造业。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于增加劳动力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三，继续鼓励和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具有资本密集程度低、劳动密集程度高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已经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约1亿人， 为缓解我国劳动力过剩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发展乡镇企业仍然是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途径。第四，加强农业的深层开发。我国尚有2/3 的耕地属于需要改造的中低产田，有5亿亩宜农荒地，12 亿亩荒山荒坡， 7 亿亩草山草地， 3000多万亩淡水可养殖水面，农业的深层开发潜力很大。如果把这些资源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开发利用起来，无疑将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进一步抓好农产品的深度加工，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则可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五，积极开展就业训练和职业介绍工作。我国目前尚有3500万个职业空位，除1500万个已被农民填充外，还有2000万个空位。这说明，我国的就业训练和职业介绍工作，尚有巨大的潜力。第六，大力发展劳务输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劳务输出已成为解决国内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在这方面还刚刚起步，发展劳务输出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再次，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教育，首先有个转变观念的问题。如前所述，劳动力的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又在劳动力的生产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教育部门是生产部门，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生产部门。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视教育部门为非生产部门。这种观念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后果。《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教师法》和《教育法》的相继出台，特别是“科教兴国”口号的提出，表明决策部门已把教育事业摆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但是，勿庸讳言，这些作法仍然是遵循经济发展要靠科技，科技发展要靠人才，人才培养要靠教育这一思路的。这一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仍未解决教育部门的生产性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人们就不可能转变教育部门是非生产部门的传统观念。观念没有转变过来，优先发展教育就不可能真正变成决策部门的自觉行动。因此，发展教育首先必须转变观念。第二，大幅增加教育投入。如前所述，我国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国际比较中是最低的。这不仅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不相称，而且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称。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要求，本世纪末我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提高到4%的水平。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还是个问题。 即使实现了，也只是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发展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必须象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15〕第三，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办学。发展教育，不能没有国家的投入，但仅仅依靠国家投入，也还是不够的。所以，必须在大幅增加国家公共教育投入的同时，积极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办学、集体办学，可以鼓励企业和学校联合办学，也可对学校实行股份制，实行各种力量联合办学，还可引进外资，借助外国人的力量办学，对非义务教育还可收一定的学费。当然，在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同时，还必须制定一系列有关的政策和法规，使社会力量办学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
最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优化教育结构。我国劳动力生产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劳动力结构不合理。而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又是由教育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因此，要调整劳动力的结构，就必须调整教育结构。而调整、优化教育结构的关键，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教育部门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教育体制是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教育体制也必须有相应的转变。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资源的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从而劳动力的消费和生产，均必须由市场价格机制来调节。企业作为劳动力的需求者，将依据劳动力价格（工资）的高低确定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量；家庭作为劳动力的供给者，也将依据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的高低确定对各类劳动力的供给量。然而，家庭虽是劳动力的直接供给者，但它并不是劳动力生产的完成者。家庭部门所生产的通常只是单纯的人口，只是劳动力的“原材料”或“半成品”。要使单纯的人口变成劳动力，还必须由教育部门对“原材料”或“半成品”进行最后的“加工”。教育部门为家庭部门所提供的教育的种类和数量，换句话说，教育部门的教育结构，必须和家庭部门的需求相适应。为此，学校就必须有权根据市场需要确定各类教育的供给，换言之，学校必须有权根据市场需要调整教育结构。学校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享有办学自主权，真正成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当然，学校自主办学，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实际上，国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规划各类劳动力的生产，从而规划各类学校和专业的长期发展，并通过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证这一规划的实现。就目前的情况看，国家可以根据我国各类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努力普及义务教育，提高最低层次劳动者的素质；在中等教育方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为第二产业服务专业的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大力发展文科特别是应用文科的教育，以及为第一、第三产业服务专业的教育；在职业教育方面，大力发展成人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等等。通过学校和国家两个方面的长期共同努力，调整和优化教育结构的目标是不难实现的。
注释：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8、674页。
〔3〕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3页。
〔4〕〔5〕〔6〕〔7〕周天勇：《劳动与经济增长》，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91、55、53页。
〔8〕刘小怡：《试论教育部门的生产性质》， 载《教育与经济》1995年第4期。
〔9〕钟家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理论透视》， 载《复旦学报》1995年第2期。
〔10〕〔11〕〔13〕傅维利等：《跨世纪前后我国教育亟待解决的十大热点问题》，载《教育科学》1995年第3期。
〔12〕柳斌：《坚持“三个面向”落实〈纲要〉精神 努力实现我国教育的现代化》，载《人民教育》1993年第12期。
〔14〕傅维利等：《跨世纪前后我国教育亟待解决的十大热点问题》，载《教育科学》1995年第2期。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