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财政学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Kahneman和Smith，标志着行为经济理论正式登入经济学殿堂，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这一新兴学科也得到了空前繁荣。随后，行为经济学逐渐向应用领域渗透，形成了一系列行为应用学科，其中，行为财政学（Behavioral Public Finance）就是行为经济学与财政学结合的产物。2004年南加州大学法学院院长McCaffery与密歇根大学税收政策研究中心主任Slemrod首次提出行为财政学这一概念。此后，他们多次召集国际上顶尖的财税专家讨论行为财政学问题。会议论文集《行为财政学》于2006年出版，标志着行为财政学的正式确立。本文从行为财政学的分析框架和行为财政学的研究内容两方面，对国外行为财政学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一、行为财政学的分析框架
行为财政学有别于传统财政学，行为财政学借助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对传统财政学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在研究内容上，行为财政学涉及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政策等领域。在研究方法上，行为财政学将心理学等现实因素引入其中。McCaffery & Slemrod（2006）从形式要素、时间要素和遵从要素三个角度勾勒出行为财政学的分析框架。
（一）行为财政学的形式要素
形式是事物内在要素的外在表现，与形式相对的是内容，即构成事物的一切内在要素的总和。在财政领域，相同的内容，如果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即具有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Eckel,Grossman & Johnston（2005）的研究表明，当面临相同金额的税收支出和费用支出时，由于存在税收规避（tax aversion）心理，人们更希望这种支出是费用而非税收。McCaffery & Baron（2003）将解体效应（disaggregation effect）引入财政学研究视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定金额的税款，如果被分解为若干较小金额的税款，纳税人感知到的税负会轻一些，因为他们没有将这些小额税款在心里进行理性加总。此外，隔离效应（isolation effect）显示，人们将不同用途的财政资金划归不同的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s），这些财政资金在心理账户之间不具有流动性，也就是说“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McCaffery & Slemrod,2006）。
上述资料显示，形式要素对政府的财政决策具有指导意义，政府可以通过“称谓改变”和“税收分解”降低人们的抵触情绪。并且，隔离效应为“专款专用”制度奠定了心理基础。当然，形式要素也会对财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McCaffery & Slemrod（2006）指出，形式要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消极作用：（1）使得政治活动重形式轻实质，政府官员（包括财政官员）将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形式包装上，越善于形式包装和花言巧语的官员越会仕途光明。（2）由于不同的外在形式具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偏好特征，从而使得财政结果具有不稳定性。（3）如果人们偏好形式完美而实质不是最优的财政决策，社会的真实财富和福利水平会由此下降。针对这些负面效应，他们提供了三种解决方案：（1）提高公众的文化素质，理性认识财政行为。（2）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行为决策向理性决策转化。（3）规范政治程序，减少财政失误。
（二）行为财政学的时间要素
时间要素是影响跨期选择的重要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的时间偏好具有一致性，即贴现率不随时间而改变。然而，现实情况可能与理论假设存在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运用高度控制的实验来推算贴现率。资料显示，人们的时间偏好不具有一致性，通常表现为贴现率随时间呈递减趋势（Thaler,1981）。经济学家曾用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分析技术，通过对心理偏误的数理模拟，建立了贴现率递减的双曲贴现模型（hyperbolic discounting model,Leowenstein & Prelec,1992）。双曲贴现模型的称谓来源于贴现率随时间递减所显现出的双曲线形状。后来，Laibson（1997）进一步提出拟双曲贴现模型（quasi—hyperbolic discounting model），用以解决现实经济问题。
贴现率递减规律可以应用于储蓄与退休决策中。由于人们更看重即期效用，会将工作期间的收入用于即期消费而较少储蓄，从而导致退休后收不抵支，为纠正这一非理性行为，政府的强制社会保险应运而生（Aaron,1999）。对于类似烟酒这样的易上瘾且有害消费品，贴现率递减规律再次发挥作用。人们倾向于“今朝有酒今朝醉”，即期大量消费烟酒类产品，当患上烟酒类疾病时，才为前期未能节制消费而感到懊悔。Guber & K
szegi（2002）认为，政府对此不能袖手旁观，应通过征收过错税（sin taxes）限制人们对上瘾且有害商品的消费。据他们测算，政府应对香烟征收的最优过错税至少为1美元／盒。
正如上述文献所显示，时间偏好不一致通常体现为贴现率随时间递减，但是时间偏好不一致还有另一种形式，即贴现率随时间递增（Fennell,2006）。贴现率随时间递减称为时间偏好的近视（myopia），贴现率随时间递增称为时间偏好的远视（hyperopia）。现有文献对时间偏好的近视研究较多，对时间偏好的远视，比如即期大量储蓄以备退休所需，则研究较少。总之，财政领域中的诸多问题，比如社会安全与医疗保险等，均涉及行为财政中的时间要素，需要在即期与远期之间做出权衡。
（三）行为财政学的遵从要素
在行为财政学的研究领域中，无论是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还是财政政策，均涉及双方当事人：政府与纳税人。政府在设计财政制度时，必须要考虑纳税人的态度。纳税人的态度可能是遵从，也可能是不遵从，这些态度将直接影响财政活动的最终效果。因此，遵从要素是行为财政学的分析框架之一。
Clague（1993）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遵从程度太低，比如税收遵从程度太低，政府将无力提供社会必需的公共品，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探求影响遵从程度的各种因素，从而提升社会整体的遵从程度。Frey（1997）分析了影响遵从程度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认为遵从的内部因素是公民道德，外部因素是处罚威胁。这些因素为提升公众的遵从程度提供了启示。
Allingham & Sandmo（1972）建立了理性税收规避模型（A—S模型），描述不确定条件下的税收遵从，结果显示，税收遵从与稽查概率、处罚金额以及风险态度等因素相关。但是，着眼于税收实践，有些现象是A—S模型无法解释的。鉴于此，Kahneman & Tversky（1979）用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替换了期望效用理论（expect utility theory），让理论模型更符合客观现实。McCaffery & Slemrod（2006）也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除了利己主义思想外还有利他主义思想和互利主义思想，公共品的自愿供给就是利他主义的最好例证。因此，必须跳出利己主义的传统思维，从多维视角审视财政领域中的遵从问题。
二、行为财政学的研究内容
如前所言，行为财政学的研究内容涉及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政策等领域。基于下面两方面原因：（1）行为财政学各研究领域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比如，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通常与财政政策相关。具体而言，如果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鼓励某种行为，通常会对该行为实行税收减免或财政补贴；如果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限制某种行为，通常会对该行为实行税收加成或财政罚款。（2）财政支出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现有行为财政文献很少专门研究财政支出，通常是结合财政政策研究财政支出，比如社保支出通常与社保政策联系在一起。于是，我们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将集中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政策两个领域。
在财政收入领域，由于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财政收入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三个主题：（1）税收中的可识别受害者效应；（2）税收遵从的行为特征；（3）信任博弈与税收信任。在财政政策领域，相关文献也集中在三个主题：（1）近视偏好、乐观主义与公共政策；（2）社会保障政策的优化；（3）内在需求的财政调节。
（一）税收中的可识别受害者效应
Ariely（2009）将可识别受害者效应（the 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表述为人们过分夸大了鲨鱼袭击的危险，却低估了不戴头盔骑单车的危险。更现实的实例为，人们高估禽流感的伤害性，却忽略了心脏病的危害性。事实上，每年死于心脏病的受害者远远超过死于禽流感的受害者。出现这种错觉的原因在于，报纸、电视等媒体对禽流感的大量宣传，导致人们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禽流感受害者，从而在感知上认为禽流感比心脏病更可怕，但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
Loewenstein,Small & Strand（2006）用两个实例解释了可识别受害者效应在税收中的体现：（1）遗产税的艰难施行。遗产税具有涉及纳税人少、税收收入高、减轻其他纳税人税负等优点，但实践中并未广泛施行。原因在于受可识别受害者效应影响，人们会高估自己将来变得富有的可能性，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遗产税的受害者——纳税人，从而反对遗产税的执行。（2）纳税人遵从测度计划（taxpayer compliance measurement program，简称TCMP）。多年以来，联邦政府每年均通过准随机方式抽取50000名纳税人执行TCMP。受可识别受害者效应影响，人们会高估自己被抽中的概率。被抽中的纳税人会认为自己是TCMP的受害者，从而不愿意配合政府的TCMP。鉴于此，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简称IRS）于1995年暂停了TCMP，此后多年未执行类似项目。直到2002年，美国才开始执行“全国研究计划”（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简称NRP）。NRP与TCMP的目标类似，区别在于NRP涉及较少的正式性和官方性，整个NRP以秘密且礼貌的方式进行。于是，可识别受害者效应并没有发挥较大作用，纳税人对NRP的抵触情绪较低。
此外，美国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税收立法者之一，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Long有这样的名言：“不要向他（她）征税，不要向我征税，向大树后面的家伙征税。”这也是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的真实写照。
（二）税收遵从的行为特征
1.税收遵从的四个层次。Webley,Adams & Elffers（2006）在WBAD（willing—being able—daring）模型与ATO（austraIian taxatioon offic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纳税人的动态行为特征，建立了四个层次的税收遵从模型。第一层次，不愿意偷逃税（not willing），即主观上没有偷逃税的动机；第二层次，愿意但无法偷逃税（willing but not able），即主观上有偷逃税的动机，但客观上没有偷逃税的条件；第三层次，愿意且能够偷逃税，但不敢偷逃税（willing and able but not daring），即主观上有偷逃税的动机，客观上也有偷逃税的条件，但迫于法律的威慑力而不敢偷逃税；第四层次，愿意、能够且敢于偷逃税（willing,able and daring），即主观上有偷逃税动机，客观上有偷逃税的条件，且敢于实施偷逃税行为。
2.公平心理与税收遵从。德国经济学家Güth,Schmittberger & Schwartz于1982年首次进行了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实验。结果显示，公平心理是左右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即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得失，还关注他人的得失，从而感知社会是否公平。Falkinger（1995）的研究发现，如果政府没有恰当地提供公共品，比如存在缺位或越位，人们会感到财政支出的不公平，从而降低税收遵从程度。相反，如果人们认为政府提供了正确的公共品，就会感到财税制度和财税程序的公平性，他们愿意支持政府的财政分配活动。但是，现实生活中很难界定何为恰当的公共品。Daunton（1998）指出，对军国主义者来说，军费开支就是恰当的公共品；对反军国主义者来说，军费开支就是不恰当的公共品。Webley,Adams & Elffers（2006）还发现，大量规模较小的纳税人存在偷逃税行为，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承担了不公平的税负。他们所言的不公平税负是指，与规模较大的纳税人相比，自己无力聘请专家进行税收筹划，从而承担了较高的相对税负。
3.心理账户与税收遵从。Webley,Adams & Elffers（2006）曾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对33位地板厂商、55位旅店老板以及35位建筑商家的增值税（value added tax，简称VAT）遵从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商家仅有一个心理账户，即收入账户；少部分商家存在两个心理账户，即收入账户和税款账户。仅有一个心理账户的商家认为，全部收入均应纳入收入账户，缴纳税收将导致收入账户的金额减少，从而这部分商家的VAT遵从程度较低。有两个心理账户的商家认为，全部收入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生产、经营所得，归入收入账户；另一部分是税款所得，归入税款账户。税款账户仅是商家代国家收取的款项，缴纳税款不会导致收入账户的金额减少，从而这些商家具有较高的VAT遵从程度。
（三）信任博弈与税收信任
在两人信任博弈（trust game）中，如果第一人采取行动会增加第二人的收益，但行动的成本由第一人承担，收益由第二人享有，且收益是成本的数倍。当第二人得到收益后，可以将全部或部分收益赠与第一人，也可以不赠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第一人不会做出行动。但Berg,Dickhaut & McCabe（1995）的实验显示，多数情况下第一人会采取行动，且第二人也会将部分收益赠与第一人，体现出人类行为的相互信任。Camerer（2003）从神经经济学（neuro economic）的视角分析了相互信任，指出人类大脑中存在一个检测欺骗的功能区域，当其他人存在欺骗行为时，会激发大脑中的这一功能区域，进而采取惩罚措施制裁欺骗者。如果大脑中的这一区域没有被激发，就会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继续友好合作。
在税收领域，信任博弈的体现就是税收信任。A—S模型显示，提高稽查概率和处罚金额会增加纳税人的税收遵从程度（Allingham & Sandmo,1972）。但是，Feld & Frey（2002）的研究表明，对于原本具有较高遵从程度的纳税人，提高稽查概率和处罚金额反而会降低其税收遵从程度。原因在于，纳税人认为政府不信任自己，从而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础，于是采取偷逃税方式进行抗议。Chorvat（2006）进一步指出，在没有外部强制的情况下，纳税行为的诚实可以推演出其他行为的诚实，人们有必要关注税收遵从带来的外部效应。在有外部强制的情况下，纳税行为的诚实无法推演出其他行为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可能是不情愿的，外部强制一旦消除，遵从程度会明显降低。
（四）近视偏好、乐观主义与公共政策
近视偏好就是时间偏好的近视，即贴现率随时间呈递减趋势。Ainslie & Haslam（1992）分别针对获得与损失进行了时间偏好实验，结果显示，两种情况下均存在时间偏好的近视：（1）在验证获得时，他们让参与者在现在获得100美元与两年后获得200美元之间进行选择，多数参与者选择了现在获得100美元。然后，让参与者在6年后获得100美元与8年后获得200美元之间进行选择时，多数参与者则选择了8年后获得200美元。（2）在验证损失时，他们于2月1日让实验参与者选择愿意在4月1日花7小时报税还是4月15日花8小时报税，多数参与者选择了4月1日花7小时报税；但当4月1日到来的时候，多数参与者却愿意将报税时间推迟至4月15日。
Larwood & Whittaker（1977）对72名管理学本科生和48名纽约州制造公司负责人进行调查，当问及智商和成功概率等问题时，在72名本科生中，有10名认为自己的智商和成功概率与平均水平相当，只有2名本科生认为自己的智商和成功概率低于平均水平。在48名纽约州制造公司负责人中，只有18名认为自己公司的销售额低于平均水平。Ross & Sicoly（1979）也做过类似实验，他们让已婚夫妇估计自己承担的家务占总家务的比重，结果显示，妻子回答的比重与丈夫回答的比重之和超过了100％，说明他（她）们高估了自己的贡献。因此，现实证据表明，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和贡献，存在过度自信和乐观主义倾向。
近视偏好和乐观主义使得人们的决策有悖理性，政府为纠正个人被扭曲的行为，需要采取适当的公共政策，下面文献研究的社会保障政策便是其中之一。
（五）社会保障政策的优化
政府施行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政策有两方面的原因：（1）外在原因。Diamond（2004）认为，个人缺乏自我约束（self—discipline）和自我认知（self—awareness）能力，无法将收入和支出在一生中进行有效平衡，而社会保障政策则强制个人预留部分收入应对退休后的消费，从而纠正个人行为的偏误。（2）内在原因。Jackson（2006）指出，社会保障政策还是政府进行自我保护的特定机制。当没有社会保障政策时，个人缺乏为退休进行储蓄的外在约束，平时会较少储蓄，当退休时就会面临收不抵支，出于社会稳定考虑，政府被迫向个人伸出援助之手。为避免这类事件发生，政府需建立社保政策进行自我保护。
Thaler（1980）认为，当人们拥有一件物品的时候对它的评价将远远超过未拥有该物品时的评价，即存在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比如，当某人不拥有杯子时对其的评价为10元，当他用10元购得该杯子后，对杯子的评价可能升为12元，即愿意出售该杯子的价格至少为12元。在社会保障政策中，既要关注个人的缴费支出，更应强调退休后个人的社会保障收入，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未来拥有的收入权利，从而给予社会保障较高的评价。
Lowenstein & Thaler（1989）指出，由于存在系统性误差（systematic errors），与一次付清（lump-sum）相比，人们会低估周期支付（periodic payment）的金额。因此，在社会保障的缴费方式上，周期支付给人们带来的效用损失低于一次付清。
Krishna & Slemrod（2003）验证了数字尾数给人们造成的认知偏误：当税率为39.9％时，纳税人感知的税负显著低于税率为40％时的税负，实际上二者几乎是没有差别的。这一现象为设计社保政策提供了启示，缴纳社保费用时尾数应较大，获取社保收入时尾数应较小。
Ellsberg（1961）曾提出了著名的埃尔斯伯格悖论（Ellsberg paradox）。埃尔斯伯格悖论显示，人们的偏好不仅依赖于不确定的程度，还依赖于不确定的来源，这种现象就叫来源相依（source deperdence）。基于来源相依，Jackson（2006）认为，人们偏好于描述清晰、信息充分、资料全面的社会保障政策，因此建议政府尽量细化社会保障政策的各项条款，降低社会公众面临的不确定性。
（六）内在需求的财政调节
人们经常需要在金钱、地位、感情等问题上做出权衡与选择。Frey & stutzer（2006）认为，人们在预测未来效用时，可能会高估自己的外在需求，比如对金钱、地位、声望的需求；低估自己的内在需求，比如对家庭、朋友、兴趣的需求，导致其做出错误的选择，从而降低未来效用水平。
Frey & Stutzer（2006）从五个方面解释了内在需求被低估的原因：（1）低估自己的适应能力。比如，在没有买中彩票时，认为买中彩票将带来较高的效用，但一旦中奖后，真实的效用却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高，因为人们已经逐渐接受、适应了中奖的现实。（2）对历史经验的曲解。Kahneman（2003）认为，人们对历史经验的记忆由两个因素决定：高峰时与终了时的感受，这就是著名的峰终定律（peak-end rule）。峰终定律显示，人们在经历一件事情之后，能记住的仅是在高峰和终了时的感觉，而忽略其他过程的感受。（3）决策时的唯理性论。人们在决策时仅关注收入、利润等物质财富，忽略了对家庭、朋友、闲暇的需求，造成决策中的唯理性（金钱）主义。（4）效用来源的直觉论。决策时强调外在需求带来的未来效用，弱化内在需求带来的未来效用。（5）商业效应。商业广告更多地关注外在需求，忽略人们的内在需求。
鉴于内在需求被低估的现实，政府应将公众对未来效用的预测偏差纳入政府议程，更多考虑公众的内在需求，从长远视角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弥补内在需求的不足，减轻未来效用预测偏差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三、简评
根据对国外行为财政学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行为财政学的提出为财政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学者们已从多个角度对行为财政学问题展开了研究，其中，在税收遵从、税收信任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上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另一方面，行为财政学尚缺乏自身的逻辑体系和分析主线，有的理论直接照搬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还处于财政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简单嫁接阶段。在国外相关文献中，与行为财政学高度相关的另一领域值得一提，那就是行为公共经济学（Behavioral Public Economics）。Kanbur,Pirttila & Tuomala（2004）和Bernheim & Rangel（2005）分别运用非福利主义（non-welfarist）方法和福利分析（welfare analysis）方法研究了社会保障、公共物品、公共政策等公共经济学问题，并指出行为公共经济学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的研究将围绕优化理论模型、更新数据来源等主题展开。
行为财政学拓展了传统财政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视角，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全新的、尚待发掘的领域，在实践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国外行为财政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行为财政学的研究仅处于引入阶段。行为财政学批评传统财政学远离现实、忽视人类行为的心理基石、无法准确解释财政现象等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财政学是对传统财政学的颠覆和否定，至少现在还不具备这种革命性条件。总体而言，行为财政学是对传统财政学的修正、补充和完善，以使财政学更接近现实，更富解释力。如何构建行为财政学自身的逻辑体系，形成更加科学、系统的研究框架，运用实验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更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将成为行为财政学未来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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