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来学术界认为，垓下之战是决定楚汉兴亡的大决战，而忽视了在此之前的陈下之战。作者精心爬梳史料，缜密考证，认为陈下之战才是真正决定汉胜楚败的大决战。双方共投入二十万以上主力厮杀，项羽大败，率败军逃往东南方。对于汉军来说，垓下之战是“决胜”，而不是“决战”。
公元前三世纪末年楚汉相争中的垓下之战，由于《史记》、《汉书》记载其人其事具体生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古今学者多津津乐道之，评论之。近几十年来，不少研究中国战争史的专家学者在其论著中多以浓重的笔墨论述垓下之战，大多合情合理，甚至可谓精采，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他们似乎有所疏忽，最明显的是无视陈下之战，又不谈“屠城父”，对垓下之战的评论也瑜中有瑕。我在读之受益的情况下，略谈浅见，请方家指正。
一
垓下之战前有陈下之战。《史》、《汉》是写到了的。至今仍被专家学者所忽视。
现在一些论著在描写了鸿沟分界、固陵之役以后，就是论述汉方几路大军会于垓下，与楚军决战。专家学者没有这样的疑问：项羽既然于固陵之役打败了刘邦，为什么一下子就从固陵（今河南淮阳西北）跑到了垓下（今安徽灵宝东南）被汉军包围了呢？
历史事实是这样：
汉四年（前203）九月，楚汉约分鸿沟（古时沟通河、淮的运河，在今河南境内）为界，楚东汉西，项羽引兵东归。刘邦听取张良、陈平的建议，不顾和约，尾追项羽。不久，汉五年十月（按：这时以十月为岁首），汉军取得阳夏（今河南太康），“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韩信、彭越“期会而击楚军”。汉军到了固陵，韩信、彭越的兵尚未来会。项羽四师反击汉军，“大破之”。刘邦无奈，只好“入壁，深堑而自守”。（注：《史记》的《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
这时，汉军壁守固陵，楚军驻于陈县（今河南淮阳），两军南北对峙。刘邦听取了张良的建议，派使者前往劝说韩信、彭越出兵，许封他俩为楚王、梁王。韩、彭都欣然应命前来。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刘邦有了新的部署，调动就近的嫡系部队着手围攻驻陈的楚军。是年十月，奉刘邦之命的英布、刘贾等在淮南已经得手，正策动楚大司马周殷反叛项羽；韩信、彭越尚未来到，刘邦已与东线取胜的灌婴、靳歙等将取得联系，部署了围攻驻陈的楚军之战，战争一触即发。
陈下之战，楚方是项羽亲率的主力部队，有大将锺离眜，还有属于楚的陈公（陈县令）利几等；汉方是刘邦率领的壁守固陵之军，有张良、陈平等参谋，还有周勃、樊哙、卢绾等将领，最值得注意的是前来围攻的灌婴、靳歙等部队，还有刚来投顺的荆（楚）会尹灵常。刘邦亲率汉军从西北方来，灌婴、靳歙等军从东方来，对驻陈的楚军形成东西夹击合围之势。楚军约十万，汉军肯定多于十万，具体数字不明，还有精锐的骑兵。交战的结果，楚军大败，陈公利几向汉方投降，项羽率领败军逃向东南方。汉军大胜，刘邦立即部署追击。这是说的大概情况。
现在列举史料，加以分析说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
（丁义）为郎骑将，破锺离眜军固陵，侯。
丁义，是刘邦的老部下。他为郎骑将，所率的骑兵，可能是三个月前“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注：《汉书·高帝纪》。）的精锐骑兵，战斗力强，必为先锋，故于固陵出发，便击破了楚大将钟离眜的部队，揭开了陈下之战胜利的序幕。同上表又云：
（靳强）从起阳夏，击项羽，以中尉破锺离眜，功侯。
靳强大概与丁义同为先锋，因破锺离眜军而封侯。“从起阳夏”中可能有脱文，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从起栎阳，击项羽”的文字来看，《史表》似乎应是：“从起栎阳，至阳夏，击项羽”。但靳强参与陈下之战是不成问题的。为郎中骑将的杨武，大概也参加了陈下之战。《史记·樊哙列传》云：
项羽引（兵）而东。（樊哙）从高祖击项籍下阳夏，虏楚周将军卒四千人。围项籍于陈，大破之。
樊哙是刘邦的老部下，丰沛集团的骨干分子。他在汉军下阳夏的战斗中战功显著，虏楚卒四千人；在围陈击楚军的战斗中，又“大破之”。他是刘邦的得力干将。《史记·高祖本纪》云：周勃与柴将军“在皇帝后”，前往垓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云：周勃“守敖仓，追项籍。”可以推知，周勃是一直随从刘邦作战的，必也参与了陈下之战。周勃如同樊哙一样，也是刘邦的老部下，丰沛集团的骨干分子。《史记·夏侯婴列传》云：
（夏侯婴）常奉车从击项籍，追至陈，卒定楚。
夏侯婴与刘邦是老相识，两人“相爱”，常侍从汉王刘邦，追击项羽“至陈”，自然参加了陈下之战。《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
（蛊达）以都尉破项籍军陈下，功侯。
蛊达，（《汉书》作虫达）是刘邦的老部下，因在“破项籍军陈下”中立了大功，而被封了侯。同上表又云：
（尹恢）以右丞相备守淮阳，功比厌次侯。
尹恢也是刘邦的老部下。因备守淮阳有功，才得以为侯。汉高帝十一年置淮阳国，治所在陈县。尹恢大概是参与陈下之战以后，在陈县备守的。我估计卢绾、韩王信、申屠嘉等汉将也参加了陈下之战，只是史籍没有写明，这里也就不多作推论。同上表又云：
（灵常）以荆令尹汉王五年初从，击锺离眜及陈公利几，破之。
灵常，本是荆（楚）令尹，刚投顺于汉，可能是临战反戈，打击锺离眜与陈公利几。这透露了楚军内部矛盾和分化的消息，也说明汉方大胜于陈下，既有外围，还有内应。
以上所说参与陈下之战的诸将，都属于汉王刘邦统率的主力部队。实际上，汉方不仅投入主力部队，不仅是一线作战；还有前来会战的灌婴、靳歙等部队，还有另一线作战。《史记·灌婴列传》云：
（汉三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击破齐军于历下。……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
使婴别将击楚将公杲于鲁北，破之。转南，破薛郡长，身虏骑将一人。攻傅阳，前至下相以东南僮、取虑、徐。度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项羽使项声、薛公、郯公复定淮北。（灌婴）击破项声、郯公下邳，斩薛公，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酂、萧、相。攻苦、谯、复得亚将周兰。
与汉王会颐乡。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虏骑将八人。赐益食邑二千五百户。
这说明，灌婴是汉方老牌的骑兵首领，原是汉王主力部队，为了取得齐地，早先奉命由韩信指挥作战，达到了预期目的。接着，又奉命“别将”（另一支部队的将领）南进，攻取以彭城（今江苏徐州）为中心的楚腹心地区。这里“使婴”所省略的主语，不是韩信，而是汉王刘邦。《史记·淮阴侯列传》：“（汉王）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军击楚。”这具体指的是汉王使张良征樊哙别将的骑兵部队；下文云：“汉王之困固陵，用张良计，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这才是指韩信应汉王之召，将兵南下。灌婴自汉四年韩信立为齐王之时，自齐出发，横扫淮河南北，楚地东西，力摧楚后方军力，攻下彭城，虏得楚柱国项佗、亚将周兰，斩断项羽的后援与归路，使得驻扎于陈的项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又到苦县（今河南鹿邑）的颐乡会见刘邦，密谋，受命西击楚军于“陈下”，“大破之”。这是灌婴在楚汉相争中辉煌的战功。他横扫楚地之广，攻城虏将之多，远远超过彭越、刘贾的功绩，故刘邦马上对他“赐益食邑”。
差不多与灌婴同时执行同样任务的还有靳歙。他是从楚汉正面战场受命到楚地作战的。《史记·靳歙列传》云：
（靳歙）击绝楚饷道，起荥阳至襄邑，破项冠军鲁下。略地缯、郯、下邳，南至
、竹邑，击项悍济阳下。还击项籍陈下，破之。
这说明，靳歙游击于楚地东西南北，打败项冠、项悍等楚将，完成游击任务之后，参加了陈下之战，击败楚军。
还应谈谈陈公利几。他本是楚将，在楚汉对峙于固陵与陈县的紧急关头，为楚之陈令，而在汉军围攻将胜时，他“不随项羽，亡降高祖（刘邦）”。刘邦立即予以重赏，“侯之颍川”（《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应该指出，韩信、彭越、英布等都没有参与陈下之战。
经陈下一战，纵然“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年轻勇猛的项羽也无可奈何，只好带领败军往东南方逃跑。
陈下之战，以刘胜项羽而告结束。再就是“屠城父”和垓下之战了。就楚汉相争的决胜阶段来说，陈下之战是垓下之战的先声，垓下之战是陈下之战的发展；没有汉方在陈下的强劲秋风，是不会有楚方在垓下的遍地落叶的。
二
汉方“屠城父”，是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间的重要事件，也值得一提。所谓屠城父，是强攻与血洗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城父集）的意思。可以想见，屠城父是汉方打击盘据于城父的楚军的一次硬仗。
城父处在陈县至垓下的直线中。项羽由陈败退往东南，必经城父。刘邦在陈下取胜，尾追项羽，必然直指城父。有可能企图盘据于此。韩信、刘贾等将在陈下之战已结束的情况下，不会再去陈下，也一定指向城父。《史记·项羽本纪》云：
（汉王）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楚）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由此看来，韩信军由齐北方来，刘贾军从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方来，一同攻击盘据城父的楚军。项羽这时是否在城父，不得而知。韩信、刘贾两支部队是夹击、围攻，还是阻击、尾追，也不清楚。但“屠城父”是无疑的。按汉王在固陵时的军事部署，是要求韩信、彭越等“期会而击楚军”，应当“诣陈”，不可能预料而期会于城父或垓下击楚军。又“使刘贾南度淮围寿春。还至，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注：《史记·荆燕世家》。）。起初也不会想到会兵城父或垓下。只是由于陈下之战告捷，项羽已往东南逃跑，南北两线之军没有再会于陈的必要，故发生了“屠城父”之举。《史记·高祖本纪》云：
用张良计，于是韩信、彭越皆往，及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王败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武王（英布），行屠城父，随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
由此看来，汉王使者、英布也参加了屠城父的行动，并在此后，随同刘贾、齐（韩信）梁（彭越）诸侯前往垓下。汉王自然继之而来。由此可以推断，屠城父之时，陈下之战早已告捷，项羽已经城父败退，汉方诸路军队已在城父联合行动。《汉书·高帝纪》云：
（汉五年十月）汉王发使韩信、彭越。至，皆引兵来。十一月，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亦遣人诱大司马周殷。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迎黥布。并行屠城父，随刘贾皆会。十二月，围羽垓下。
《汉书》作者是依据《史记》的记载，加上自己的理解，这么记述的。由此分析，屠城父是汉方诸路军队“并行”，对楚军的一次联合行动，接着便是“围羽垓下”。
《汉书·高帝纪》“随刘贾皆会”一语，是值得注意和分析的。我以为：(1)刘邦在固陵时，“使刘贾南度淮围寿春。（贾）还至，使人间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武王英布兵，皆会垓下。”（注：《史记·荆燕世家》。）说明刘贾是汉王的特使，往来于汉王与淮南间，有穿针引线及负责南线的特殊使命。(2)刘贾长期活动于梁楚之地，了解该地的全局形势和地理状况。(3)刘贾是刘邦的“从父兄”，这种与君王的特殊关系，在那个时代颇有资格起代表作用。屠城父，刘邦没有亲临，但是由他部署的。
屠城父，是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由此可以推测到项羽自陈下败逃的具体路线，可以得到汉方诸路军队行动的消息，还可感到项羽此时已是日薄西山。
三
垓下之战，是在项羽败逃，“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刘邦“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注：分见《史记》的《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的形势下进行的，是汉方追击败逃的楚军。因此，这不是如有些论著所说的项刘于垓下“会战”或“决战”。“决胜”与“会战”、“决战”似乎差不多，实际上含义大不相同。前者是言于垓下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者是说项刘会战于垓下以决定胜负。司马迁用字遣词颇有讲究，是因他明白陈下之战以后的大势，而今“会战”、“决战”、云云，似乎无视已发生了陈下之战及屠城父的史实。
垓下之战的具体情节与分析，专家学者多言之中肯，兹不重复。我只说几点具体的意见：
关于垓下的具体地点，古今有三说。这是要辨清楚的。否则，会弄不清楚整个楚汉相争的形势变幻、战略运用及结局如何。东汉班固以为在西汉洨国的垓下聚（见《汉书·地理志》沛郡），即今安徽灵宝东南。唐人张守节说在唐亳州真源县东十里（注：见《史记正义·项羽本纪》。），即秦汉的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境。今人有说在秦汉的固陵附近（注：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之战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即在今河南淮阳北。近人多从班固之说，我也附从。班固距垓下之战仅百余年，其《汉书·地理志》是根据西汉图籍及著作写成的，大致无误；而且汉唐间学者并无疑义，信从其说。张守节之说，没有列出像样的根据；须知垓下之战前，苦县已为灌婴军攻占，项羽岂能跑到这个沦陷区来。今人新说饶有意味，可备一说。
古今多数学者所认定的垓下所在地，不仅有《汉志》“垓下聚”为证，而且也符合楚汉战争发展的历史逻辑。项羽既大败于陈下，又发生了城父被屠之事，他所败逃往的垓下，就不可能还在陈境，陈公利几“不随项羽”已说明项羽跑出陈境了；他也不可能跑向已沦陷的苦县；从“屠城父”透露的消息，他是由陈向东南方，经过城父，退到垓下聚的，这几乎是他唯一的一条生路，因为他在陈下失败后，逃至垓下聚，既接近于原在其控制下的九江国（按：项羽可能在败逃时才得知镇守九江国的大司马周殷已经叛变的消息），又可再向东南回到他发迹地吴（他继之逃往乌江也可为证）。只是垓下一战，项羽惨败，守壁被汉方诸军重重包围，出逃狼狈不堪，至于乌江已是只身，感到再无颜去见江东父老，才无可奈何地自刎。
有说韩信是汉方的“统帅”。我以为，统帅不是韩信，而是刘邦。应当承认，韩信在垓下之战中起了重要作用，是他统率的齐军先与项羽军接触的，先败后胜，很可能是先佯败而后围歼的战法，击垮了楚军，促成重重包围楚军之势，加速了战争的进程。但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刘邦。是他统帅全局，确定战略，指挥与调动各路人马有方，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且不再说他指挥陈下之战，仅以其事先部署刘贾围取寿春，安排英布重返淮南，逼得大司马周殷叛楚归汉，这几着棋来看，就是洞察现实，了解历史，具有战略家高明的眼光和巧妙的手法之体现。
在历史上，秦楚战争最后阶段，楚失郢后都于陈，又吃紧，便徙都寿春，大概楚军实力也集中于此。秦始皇在胜利形势下有点轻敌了，轻信年轻将领李信的狂言，给予他和蒙恬二十万军伐楚，结果在城父损兵折将，被楚军反击得手，大败而回。秦始皇只好请王翦出山，给予六十万大军伐楚。王翦小心谨慎，伺机行事，才取得最后胜利。（注：参见《史记》之《秦始皇本纪》、《楚世家》、《王翦列传》。）对比今昔，汉王比之秦皇，在精心策划与部署肯定方面，显然高明一筹！而这种运筹与妙着，韩信实难企及。刘邦肯定韩信善于“将兵”，韩信承认刘邦能够“将将”（注：《史记·淮阴侯列传》。）是有深刻含义的。本人一介书生，不懂军事，浅见只是纸上谈兵，或供一哂。
还有一个小问题：项羽被围于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注：《史记·项羽本纪》。）。有说这是韩信使用的“攻心之计”，有说是张良建议的“攻心战”。我认为，这都是推测，而且并不合情理。其实，以楚人为基干的汉军，自鸿沟胜利进军至于垓下，已知全胜在即，欢唱楚歌，流露喜悦，乃情不自禁，恐怕不需要点拨，史籍也无由谁谋划的记载。
再一个问题是，专家学者大谈垓下之战，忽视陈下之战，可能受了司马迁记载详此略彼的影响。司马迁记载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的详略轻重，是什么原因？我的推敲是：(1)司马迁写人不写履历表，写事不写流水账，而善于把握历史事件与人物的特点和关键，所撰《史记》多典型性情节和点睛之笔，如《项纪》和《高纪》写固陵之役主要是张良和陈平划策，写垓下之战主要是写项羽被围慷慨悲歌。他对陈下之战，可能是没有把握到用以传神的典型材料。(2)即使是司马迁的如掾大笔，也会有失。他写《高祖本纪》不提汉五年五月安民诏，写《贾生列传》不提贾谊的《陈政事疏》，写《朝错列传》不提朝错的许多政论，不管由于何故，都是疏失。他不着意写陈下之战，也许是一时疏忽，也可谓一失。(3)司马迁二十游历，到过韩信的家乡淮阴，也到了项羽的故都彭城，通过调查访问，一定得到很多具体的史实，人物的细节。而他可能了解陈下之战的情节不多。我有个朋友说，司马迁写楚汉战争一些情节的详略曲直，可能与他对刘邦、项羽、韩信的看法和思想也有一定的关系。此说很值得注意。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陈下之战没有抹掉，有零散的风云麟爪，注意一下就可辨认了。我愿与大家共同细心辨认那些被粗略了的史实。
四
垓下之战以至整个楚汉相争胜负之原因，各家论之甚多，也多中肯。这里只补充一点：项羽和刘邦，在一定意义上说，可谓两个豪族势力的较量，而刘邦丰沛集团最能代表和体现豪族利益，故取得最终胜利。
项羽吴楚集团，有似乎是豪族势力的现象。项羽是楚名将和封君项燕的后人，项氏家族子弟寄居吴中时，与当地“贤士大夫”多有来往；起事时争取“豪吏”，收得郡县“精兵八千人”，“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注：《史记·项羽本纪》。）在楚汉战争中，项氏宗亲项伯、项庄、项冠、项悍、项婴、项佗、项声等人都是项羽吴楚集团的骨干分子（参考《史记》之《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灌婴列传》、《靳歙列传》等），吴令郑昌还被封为韩王（见《史记》之《秦楚之际月表》、《韩王信列传》），故说项羽代表豪族势力，似乎无可置疑。
刘邦出身农家，本人“不事生产作业”，当过泗水亭长（注：参见《史记·高祖本记》。）。丰沛集团的核心或骨干分子之出身，萧何、曹参等小吏，樊哙屠狗者，夏侯婴是马夫，陈平是贫民，灌婴贩缯，周勃织席，傅宽、靳歙、周緤等大约也是贫民，郦食其、陆贾是儒生，只有张良是贵族子弟。（参考《史记》有关人物传记）说刘邦代表豪族势力，人们可能疑团重重。
但是，论定谁代表何种势力，主要不是观其出身，而是察其行为措施对何种势力有利。对项羽、刘邦的分析也应如此。这里提出几点作具体分析：
（一）刘邦反秦，其军先入关中。他入关后的表现及关中吏民的态度，《史记·高祖本纪》是这样写的：
汉元年十月，沛公（刘邦）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官就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诸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这些内容值得注意和说明的是：(1)刘邦到了关中，已首先向吏民确定了“宽容”的方针，并贯彻始终。所谓宽容，不仅是待以宽大，还有笼络大多数，尽可能达到合而不离、亲而不仇的目的和效果。这意味着刘邦历史地位已开始转变，也是他能战胜项羽的决定性因素。(2)刘邦不止宫就舍，不掠取秦重宝财物府库，更不会抢劫民财，又不受秦民献飨，不扰民害民。(3)召集“诸县父老豪杰”，宣布“约法三章”。这是抚慰父老豪杰的法令。秦长期都于关中，秦始皇二十六年又把山东豪富十二万户徙来，故这里是秦豪族和富商集中的地方。三章之法代表谁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4)面对诸县父老豪杰声称“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即宣布原班官吏照常工作，还派人与秦吏到各地广泛宣传。也就是明确地接受旧政权和录用旧官吏。这些都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在楚汉相争时期始终贯彻执行的。(5)因此之故，秦民热烈地欢迎和拥戴刘邦唯恐他不为秦王。应该指出，所谓“秦人”，首先是关中的豪族、富商和官吏；这些人对于刘邦的一举一动是很敏感而有切身体会的。刘邦这时的受欢迎而不无反抗，是后的节节胜利，都不是偶然的。
（二）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视各个诸侯王的态度与势力，采用分化、拉拢、打击等不同手段，基本上也是“宽容”方针为基点。如彭越、英布等靠扰或归顺而来，灵常、利几等在陈下之战过程中叛楚归汉，不再动摇。这对楚汉强弱的转化也起了很大作用。
（三）刘邦始终信任张良，以其为高参，言听计从。信用张良，不仅因其善于计谋，还因其具有特殊身份。张良出身于贵族，曾用密谋刺秦始皇，代表山东贵族势力。刘邦信用之，也是招摇的一面旗帜。
由以上三点来看，刘邦非代表豪族而谁！
如说项羽代表贵族势力，似乎可以，又是有问题的，主要是其方针政策有问题。他继刘邦之后入关的突出表现，《史记·项羽本纪》记载：
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项羽在关中的表现是烧杀抢掠。其暴行，岂止秦宫与咸阳，必然殃及关中吏民，首遭其害者必然是豪族、富商及高官等。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此引起秦民不满。
项羽分封诸侯，这里且不论其比秦始皇废分封后退了一大步，就其压抑刘邦，扶植三秦王，不顾各地诸侯据地的事实，而武断行事，便立即遭到反抗，刘邦反于汉中，随即东进，田荣反于东，还有彭越、魏豹等扰乱于大河南北。项羽遭到东西夹击，腹心受扰，不只是战略上的错误，也是方针上的失策。
再说项羽虐待韩王成。他主持分封，即承认了韩成为韩王的既成事实，又以为韩王成“无军功”，“不使之国”，带到了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注：《史记·项羽本纪》）这显然是暴虐行为。张良本想与韩王成一同返回韩地，只因项羽如此胡为，迫使他只好逃亡又再投奔汉王刘邦。（注：参见《史记·留侯世家》。）张良的来去，可谓楚汉胜负的因素之一，也可以说是反映项刘方针政策成败的关键之一。在楚汉相争的酝酿及过程中，韩信、黥布等人离楚归汉，都不是个人感情的一时冲动，实有深刻的社会理性因素。
楚汉相争时，项羽击齐的表现，也是需要一提的。《项羽本纪》云：
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齐）田荣亦将兵会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项羽）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因留，连战不能下。
这是项羽分封诸侯之后第一次军事行动。从战术上看，他取得了初步胜利；从战略上看，未必妥当；从政治上看，显然失败。这种烧杀抢劫的行动，如同他入关时的表现一样。这种行为，怎么能得人心、得天下！
至于项羽对待楚怀王心，始终不尊重，虽然一时虚尊其为“义帝”，终于迁而杀之。义帝其人固然无足轻重，然欺而杀之，道义上也是失误。
由此看来，项羽所代表的，只是一部分复仇心理发了昏的吴楚贵族分子，而不是豪族势力。
刘邦丰沛集团，是以小吏出身者为核心，刘邦、萧何、曹参等人阅历丰富，深明大势，活动力强，精明能干，又善于用人和采纳意见，方针政策得当，所以路子越走越宽，懂得夺权需要文武兼施，依靠、借用和打击不同的社会势力。项羽吴楚集团，是以楚贵族分子为核心，项氏宗亲为骨干，他们心中只有个小楚，楚怀王心也在圈外，更谈不上信任和笼络大多数，故楚汉战争后期灵常、利几、周殷等也叛楚归汉。合者渐离，亲者成仇，路子越走越狭窄，终于惨败，而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当时有人评项羽“沐猴而冠”（注：《史记·项羽本纪》。）。现在可以理解为，豪族之“冠”，所戴者并非真正的豪族代表，只是野性十足的“沐猴”而已。历史没有由项羽任意戏弄，而是无情地将他鞭笞抛弃。司马迁写刘邦“常有大度”（注：《史记·高祖本纪》。），并不否认此人有浪荡汉、猜忌心的一面，但从全面和大处看，此人还是有豪族代表的风度的。刘邦于灭项羽而称帝之后，下安民之诏，“与民休息”，这种政策显然促使豪族大大发展而成为历史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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