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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在衰落?如今很少有人会相信这种主张。惟一相信美国正在衰落的是美国的鹰派人士，他们吵吵嚷嚷地为扭转这种衰落的政策提供理由。这种认为美国霸权的终结早已开始的信念不是来自在2001年9月11日对所有人来说变得显而易见的易受攻击性。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作为全球强国一直在衰落，而美国对恐怖主义袭击的反应只是加快了这种衰落。为理解所谓的“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为何正在消失，我们必须考查20世纪、尤其是这个世纪最后30年的地缘政治。这种考查发现了一个简单而不可避免的结论：正是促成美国霸权的那些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又无情地造成美国正在发生的衰落。
美国称霸
美国崛起成为全球霸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始于1873年的经济衰退。当时，美国和德国开始获得不断增加的全球市场份额，这主要以英国经济的不断萎缩为代价。这两个国家此前不久都获得了稳定的政治基础——美国是通过成功地终止内战，而德国是通过实现统一以及在法国—普鲁士战争中击败法国。从1873年至1914年，美国和德国成了某些主要部门的主要生产者：对美国来说是钢铁和后来的汽车，而对德国来说是工业化学品。
历史书籍的记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于1918年结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39年持续到1945年。然而，把这两次大战看作美德之间一次持续“30年的战争”，期间出现数次休战和若干地方性冲突，这样会更有意义。对霸权继承权的争夺在1933年发生了意识形态的转折，当时纳粹在德国上台执政，并开始对完全超越全球体系的寻求，不仅致力于获得目前体系内的霸权，而且致力于建立某种形式的全球帝国。请回忆纳粹的“千年帝国”口号。美国也承担起了倡导中间路线的世界自由主义的角色——请回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并与苏联结成战略联盟，从而使击败德国及其盟友成为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欧亚大陆的基础设施和人口遭到浩劫，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幸免于难。世界上唯一毫发未损——从工业角度来看甚至极大地增强了——的工业强国是美国，它迅速地开始巩固其地位。
可是，这种对霸权的渴求面临若干实际障碍，同盟国强国在战时一致同意建立联合国，而联合国主要由参加反对轴心国强国的联盟的国家组成。这个组织的主要特色是安理会——这是唯一能授权使用武力的机构。由于《联合国宪章》授予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的5个强国以否决权，安理会实际上多半是不起作用的。因此，决定20世纪下半期地缘政治限制的不是1945年4月成立的联合国，而是于此前两个月由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之间举行的雅尔塔会议。
雅尔塔的正式协定不如非正式的、没有公诸于众的协议重要。人们只能通过观察随后几年内美国和苏联的行为来评估这些协议。当战争于1945年5月8日在欧洲结束时，苏联和西方(也就是美国、英国和法国)部队驻扎在一些特定地点——实际上是沿欧洲中心地区后来的奥得—尼斯线驻扎。除了少量不大的调整，他们一直留在那儿。事后看来，雅尔塔协定表明双方同意，各自的部队在原地驻扎下去，无论哪一方都不会使用武力赶走另一方。这种不说出口的协议也适用于亚洲，美国占领日本以及朝鲜分裂表明了这一点。因此，雅尔塔协定在政治上是一个有关现状的协定。在这种现状中，苏联控制世界的大约1/3，美国则控制世界的其余部分。
华盛顿也面临更严重的军事挑战。苏联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面部队，而美国政府受到国内裁减军队、尤其是通过结束征兵裁减军队的压力。美国因此决定不是通过地面部队、而是通过垄断核武器(外加能够使用核武器的空军)来维护其军事实力。但这种垄断很快就消失了：到1949年，苏联也掌握了核武器。此后美国后退至试图防止另外的强国获得核武器(以及化学和生物武器)，而这种努力在21世纪看来并不非常成功。
在1991年之前，美国和苏联在冷战的“恐怖平衡”中共存。这种现状只受到3次严重考验：1948～1949年的封锁柏林、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每一种情况的结果都是现状的恢复。此外，请注意，每一次苏联都面临其卫星国政权的政治危机——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1981年的波兰——但美国只是从事宣传运动，听任苏联去做它多半认为适宜做的事情。
当然，这种被动性并未延伸到经济领域。美国利用冷战气氛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重建努力，首先在西欧，接着在日本(以及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种努力的逻辑依据是明显的：如果世界其余部分不能产生有效需求，拥有这种压倒性生产优势还有什么意义?此外，就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而言，经济重建有助于创造受庇护的顾客的义务感。这种义务感能促进加入军事同盟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能促进成为政治从属国的意愿。
最后，人们不应低估美国霸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成分。1945年后的一个时期或许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流行的历史高峰。我们如今很容易忘记在诸如比利时、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等自由选举的国家投给共产党的大量选票，更不用提集中于亚洲——在越南、印度和日本——以及遍及拉丁美洲的对共产党的支持。而且，上述情况仍不包括诸如中国、希腊和伊朗等地区，那儿的自由选举仍不存在或者受限制，但那儿的共产党具有广泛的吸引力。美国的反应是持续发动大规模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攻势。事后看来，这种主动行动似乎多半是成功的：至少与苏联炫耀其作为“进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领袖的地位一样，华盛顿有效地发挥了其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作用。
一个、两个和多个越南
美国在战后时期作为霸权强国的成功为这个国家的霸权丧失创造了条件。这个过程有4个标志：越南战争、1968年的革命、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2001年9月的恐怖主义袭击。每一个标志有赖于前一个标志，最终出现了美国目前发现其所处的形势——一个缺乏真正权力的孤立的超级大国，一个无人追随、也很少有人尊敬的世界领袖，一个在其不能控制的全球混乱中危险地随波逐流的国家。
什么是越南战争?首先，越南战争是越南人民结束殖民统治并建立其自己的国家的努力。越南人与法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作战，最终越南人胜利了——实际上，他们完全实现了目的。然而，从地缘政治上说，这场战争代表当时被称为第三世界的人口对雅尔塔会议所确定的现状的摈弃。越南成为这种强有力的标志，因为华盛顿愚蠢地将其全部军事力量投入这场斗争，但美国仍然输了。诚然，美国没有动用核武器(这个决定长期以来受到某些右翼近视团体的谴责)，但使用这种武器将破坏雅尔塔协议，并可能产生核大屠杀——这种结果是美国根本不可能冒险承受的。
可是，越南战争不仅仅是军事失败或者美国威望受损。这场战争使美国保持世界占优势的经济力量的能力遭受重大打击。冲突的代价极其高昂，或多或少耗尽了自1945年以来十分充裕的美国黄金储备。此外，正当美国蒙受这种损失的时候，西欧和日本出现了极大的经济增长。这些条件结束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卓越地位。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这个三角同盟的成员几乎成了经济对手，每一方在某个时期做得比另外两方好，但没有一方领先很远。
当1968年的革命在世界各地爆发时，对越南人的支持成了言辞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两个、多个越南”以及“嗬，嗬，胡志明”不仅仅在美国街头、而且在许多国家的街头响起。可是，1968年的革命者不仅仅谴责美国的霸权。他们谴责苏联与美国勾结，谴责雅尔塔协定。他们也使用或者改编中国文化革命者的语言，后者把世界划分成两个阵营——两个超级大国和世界其余部分。
对苏联勾结美国的谴责合乎逻辑地导致对那些与苏联密切结盟的国家力量的谴责——这些国家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传统的共产党。可是，1968年的革命者同样谴责“老
左派”(新左派兴起之前代表政治激进分子的左翼运动——译注)的其他组成部分——第三世界的国家自由主义运动、西欧的社会民主运动和美国主张新政的民主党人——指责他们与革命者们通常所称的“美帝国主义”勾结。
对苏联勾结华盛顿的攻击以及对“老左派”的攻击进一步削弱了美国赖以建立世界秩序的雅尔塔安排的合法性。这种攻击也损害了中间路线自由主义作为唯一合法的全球意识形态的地位。1968年的世界革命的直接政治后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地缘政治和学术的反响却是巨大的和无可挽回的。中间路线自由主义从其自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一直占据的宝座上跌落，这使它既能拉拢保守分子，也能拉拢激进分子。这些意识形态东山再起，再次代表实际的选择范围。保守分子将重新成为保守分子，而激进分子将重新成为激进分子。中间路线的自由主义者并未消失，但他们有了自知之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官方的美国意识形态立场——反法西斯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立场——在比例越来越大的世界人口看来是空洞的和没有说服力的。
没有权力的超级大国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经济呆滞对美国的权力产生了两种重要后果。首先，呆滞造成“发展论”的破产——这种观点认为，每一个国家都能在经济上迎头赶上，只要政府采取适当行动。发展论是当时掌权的“老左派”运动的主要意识形态主张。这些政权一个接一个地面临内部混乱、生活水准不断下降、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债务依赖日趋严重以及信誉不断受到侵蚀。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第三世界非殖民化的引导——使分裂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最大限度地保证权力顺利地移交给持发展论的、但几乎不是革命的政权——看来是成功的，但这种引导使秩序崩溃，并使激化的不满和无从宣泄的激进情绪得到了发泄的机会。当美国试图进行干预时，它失败了。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派遣军队前往黎巴嫩恢复秩序。这支部队实际上被迫撤出。他通过入侵格林纳达进行补偿，而这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老布什总统入侵了又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巴拿马。可是，在他入侵索马里以恢复秩序之后，美国实际上有点不光彩地被迫撤出。由于美国政府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做点什么来扭转霸权不断衰落的趋势，它干脆选择了无视这种趋势——这种政策从撤出越南到2001年9月11日始终盛行。
与此同时，真正的保守分子开始采取措施控制主要国家和国家间机构。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攻势的标志是撒切尔和里根的政权，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主要角色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在那儿，保守主义力量一度(一个多世纪)尝试把他们自己描绘成更聪明的自由主义者，现在中间路线的自由主义者不得不声称，他们是更有效的保守分子。保守主义的计划是明确的。在国内，保守分子尝试实行的政策将减少劳动力成本，使环境对生产者的约束降至最低程度，并且削减国家福利。这种政策的实际成就不大，所以，保守分子接着积极地进入国际舞台。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为精英和传媒提供了一个会面地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提供了一个俱乐部。此外，美国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的创立，以实施跨越世界各国边界的贸易自由流动。虽然美国没有袖手旁观，苏联正在崩溃。是的，罗纳德·里根曾称苏联是“邪恶帝国”，并用夸大的言辞呼吁摧毁柏林墙，但美国实际上没有这么做的用意，而且无疑不对苏联的衰落负责。事实上，苏联及其东欧势力范围的崩溃是因为，民众对“老左派”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联合通过了结雅尔塔协议和实行国内自由化(改革加公开性)努力拯救其政权不再抱有幻想。戈尔巴乔夫得以了结雅尔塔协议，但未能拯救苏联(尽管据说他几乎成功)。
美国对苏联的突然垮台感到震惊和困惑，不知道如何处理苏联解体的后果。共产主义的崩溃实际上表明自由主义的崩溃，消除了美国霸权背后惟一的意识形态理由——自由主义表面上的意识形态敌手不动声色地支持这个理由。这种合法性的丧失直接导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是雅尔塔协议依然存在，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决不敢这么做。事后看来，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努力所实现的是一种基本上不分胜负的休战。可是，一个霸权强国能否满足于在一场与一个地区中型强国的战争中打成平局?萨达姆证明，一个国家能够与美国开战并且从中脱身。比在越南战败更严重的是，萨达姆的傲慢挑战刺痛了美国右翼、尤其是那些以鹰派著称的人士的内心。这说明了他们目前渴望入侵伊拉克并摧毁其政权的热情。
在海湾战争和2001年9月11日之间，世界冲突的两个主要舞台是巴尔干地区和中东。美国在这两个地区都起了重要的外交作用。回首往事，要是美国采取一种彻底的孤立主义立场，结果将会如何不同?在巴尔干地区，一个经济上成功的多民族国家(南斯拉夫)分裂了，实际上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10多年来，由此产生的国家的大多数忙于种族单一化过程，经历了相当残忍的暴力、广泛的违反人权和全面的战争。外部干预——美国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最突出——带来的是休战和结束最过分的暴力，但这种干预无论如何不可能使种族单一化发生逆转。种族单一化现在已得到巩固，并且多少变得合法了。没有美国的参与，这种冲突是否会以不同方式结束?暴力可能持续得更久，但基本结果或许不会有太大不同。中东的情景更可怕，如果说稍有区别的话，美国在中东陷得更深，美国的失败也更惊人。无论在巴尔干地区还是在中东，美国都未能有效地发挥其霸权影响——不是由于缺乏意愿或者努力，而是由于缺乏实际权力。
鹰派丢脸
接着发生了“9·11”事件以及公众的震惊和反应。中央情报局受到美国立法者的激烈批评，现在声称曾就可能的威胁提醒过布什政府。可是，尽管中央情报局把注意力集中于“基地”组织，该局也掌握收集情报的专门技术。它不可能预见(因此也不可能防止)恐怖主义袭击的实施。或者，中央情报局长乔治·特内(George Tenet)会这么认为。这种证言几乎不可能安慰美国政府或者美国人民。无论历史学家可能得出别的什么结论，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对美国的权力提出了严重挑战。对“9·11”袭击负责的人们不代表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他们是一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力量的成员，具有高度决心，拥有若干钱财、一群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以及位于一个弱小国家的强大基地。总之，他们在军事上一无所有。然而，他们成功地实施了对美国本土的大胆攻击。
乔治·W·布什上台后，严厉批评克林顿政府对世界事务的处理。布什及其顾问们不承认——但无疑知道——克林顿的路线就是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的路线，包括里根和老布什。这种路线也是现任布什政府“9·11”之前的路线。人们只需观察布什如何处理2001年4月美国侦察机与中国战机的相撞事件就能看到，游戏的名称是审慎。
在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布什改变了方针。他向恐怖主义宣战，让美国人民相信“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并告知世界，“你们不是站在我们一边，就是反对我们。”鹰派人士长期以来甚至对最保守的美国政府也感到失望，现在终于开始支配美国政策。他们的立场是明确的：美国尽管动用压倒一切的军事力量，虽然无数外国领导人认为，挥舞军事大棒对华盛顿来说是不明智的，这同一些领导人不可能、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一样，即使美国干脆将其意志强加于别人。鹰派人士认为，美国应该作为一个重要强国采取行动出于两个理由：首先，美国能够脱身；其次，如果华盛顿不动用其力量，美国将日益变得边缘化。
这种鹰派立场如今有3种表现：在阿富汗的军事攻击、对以色列企图消灭巴勒斯坦当局的事实上的支持以及入侵伊拉克——入侵伊拉克据说正处于军事准备阶段。2001年9月的恐怖主义袭击发生到现在尚不足一年，评估这种战略将达到什么目标或许为时过早。这些计划迄今已导致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但没有彻底摧毁“基地”组织或者抓获其最高级领导人员)、巴勒斯坦的巨大破坏(但没有使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像以色列总理沙龙所说的那样变得“无关紧要”)以及美国的欧洲和中东盟国对入侵伊拉克的计划的强烈反对。
鹰派人士对最近事件的解读强调对美国行动的反对虽然是严厉的，但多半停留在口头上。无论是西欧或者俄罗斯还是中国或者沙特阿拉伯，看来都不准备真的中断与美国的联系。换句话说，鹰派人士认为，华盛顿实际上已经得以脱身。鹰派人士设想，如果美国军队竟然入侵伊拉克，并且此后如果美国在世界各地行使其权力，无论是在伊朗、朝鲜、哥伦比亚或许在印度尼西亚，将出现类似的结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鹰派的解读多半已成为国际左派的解读，而国际左派曾强烈抗议美国的政策——主要是担心美国成功的机会很高。
可是，鹰派人士的解释是错误的，只会促成美国的衰落，使逐渐的衰退变成更急速和狂暴得多的坠落。具体地说，鹰派的方式将由于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失败。
军队无疑仍是美国最强有力的一张王牌，事实上也是惟一的王牌。美国如今操纵着世界上最令人畏惧的军事机器。而且，如果我们相信有关无可匹敌的新的军事技术的说法，美国对世界其余部分的军事优势如今与仅仅10年前相比也大得多。可是，这难道意味着美国能够入侵伊拉克，迅速地征服伊拉克，并且扶植一个友好而稳定的政权?不大可能。请记住美国军队自1945年以来打过的3次战争(朝鲜、越南和海湾)，一次以失败告终，另外两次以平局告终——恰恰没有光荣的记录。
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并非塔利班的军队，他的内部军事控制也更协调得多。美国的入侵必然会涉及使用大量地面部队——地面部队将不得不开辟通向巴格达的道路，并有可能遭受重大伤亡。这样一支部队也将需要集结待命的地区，而沙特阿拉伯已明确表示，它将不提供这种服务。科威特或者土耳其是否会帮助美国解决这个难题?或许会，如果华盛顿提出强烈要求。与此同时，萨达姆可能动用其所掌握的所有武器，而且，正是美国政府总是对这些武器可能多么险恶感到发愁。美国可能向该地区的政权施加压力，但民众的情绪显然认为，整个事件反映出美国严重的反阿拉伯偏见。难道这样一次冲突能够获胜?英国总参谋部显然已经告知布莱尔首相，它不认为这样的冲突能获胜。
而且，“第二战线”的问题始终存在。在海湾战争之后，美国武装部队致力于为两场同时进行的地区战争的可能性做准备。但过了一段时间，五角大楼悄悄地放弃了这个念头，认为这么做是不切实际的和代价高昂的。可是，谁能保证，一旦美国看来陷入伊拉克的泥沼，美国的潜在敌人不会发动袭击?
也请考虑美国民众对不能获胜的容忍。美国人在爱国热情与严重的孤立主义冲动之间徘徊，爱国热情使所有战时总统获得支持。自1945年以来，每当死亡代价上升，爱国主义就会碰壁。为什么如今的反应应该不同?而且，即使鹰派人士(他们几乎全都是平民)对舆论无动于衷，有过越南战争痛苦经历的美国军队将领不会如此。
那么，经济战线的情况如何?20世纪80年代，无数美国分析家变得对日本的经济奇迹欣喜若狂。鉴于日本广为宣传的经济困难，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平静了下来。然而，在夸大日本的发展是多么迅速之后，美国当局现在似乎变得自鸣得意，确信日本已远远落在后面。华盛顿如今似乎更倾向于告诫日本决策者，他们做错了什么。
这种常胜主义看来几乎不具有正当理由。请考虑2002年4月20日《纽约时报》的以下报道：“一个日本实验室建造了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这台机器的功能如此强大，以致能与20台美国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加在一起的原始处理能力相匹敌，远远胜过以前的领先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建造的一台机器。这项成就……证明，大多数美国工程师认为他们已经轻易获胜的技术竞赛远未结束。”这种分析进一步指出，这两个国家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科学和技术的优先考虑对象”。日本计算机的建造是为了分析天气变化，但美国的计算机被用于武器仿真。这种对比具体说明了霸权强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故事。占优势的强国把注意力集中于军队(这对它有害)，候补继承者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后者总是获得很大成功。对美国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为什么日本或许在与中国结盟的情况下，不会同样获得成功?
最后说说意识形态。就目前而言，美国经济看来相对疲软，如果考虑与鹰派战略有关的过高军事开支，美国经济看来更疲软。此外，华盛顿在军事上仍是孤立的，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除了以色列)认为，鹰派立场是有意义的，或者是值得鼓励的。其他国家害怕或者不愿直接对抗华盛顿，但即使它们的拖后腿也已使美国受到损害。
然而，美国的反应只是傲慢地施加压力。自大有其自己的负面。动用更多筹码意味着留给下一次的筹码变少，而且，对自大的默许无疑会引起更大的怨恨。在过去200年间，美国获得了相当大的意识形态信誉。可是，目前美国对这种信誉的挥霍比其在20世纪60年代挥霍其黄金盈余更为迅速。
美国在今后10年内面临两种可能性：它可以遵循鹰派的路线，从而为所有人、但尤其为它自己带来消极的后果。或者，它可能认识到，这种消极后果太严重。英国《卫报》的西蒙·蒂斯德尔(Simon Tisdall)认为，即使漠视国际舆论，“美国也不可能独自打一场成功的伊拉克战争而不致蒙受巨大损失，尤其是在其经济利益和能源供应方面。布什先生已后退至说得强硬但看上去不起作用。”而且，如果美国仍然入侵伊拉克并且接着被迫撤出，它看上去将更加色厉内荏。
布什总统的选择似乎极其有限，而且，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在未来10年内，美国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支决定性力量将继续衰落。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美国的霸权是否正在败落，而是在于美国能否想出一条体面地衰落的道路，从而为世界以及为其自己带来最低限度的损害。
(选自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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