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对西方结构主义的影响_社会结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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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股名为“结构主义”的思潮在法国社会思想舞台上取代了存在主义而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又把其影响扩展到了英、美和其他国家,成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①结构主义主要起源于索绪尔(Saussure)或雅科布森(Jacobson)的结构语言学研究,其内部派别林立,流派众多,各种主张和观点也纷繁复杂,难以捉摸。结构主义不仅在西方理论思潮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始终同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存在着密切联系,甚至直接导致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产生。但总的来看,结构主义时而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以“阐释”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时而又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在诸如阶级、国家、权力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不同的解释,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文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立场出发,试图从宏观结构主义、微观结构主义及宏观与微观相连接的结构化理论三个方面来分析其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关联性。为论述方便,笔者分别选取结构主义中不同派别代表性人物的具体思想来进行叙述和比较分析。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主要特征

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解开“历史之谜”、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建构,也是马克思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把资本主义作为典型社会形态进行解剖时,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规律,并将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看成是一个源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促使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进而要求人们从社会结构的建构、重组和解构的冲突与融合中来推进社会发展,由此,不仅彻底宣告了社会历史领域中唯心主义的破产,也为寻找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供了一把成功的“钥匙”。

马克思把社会结构看做人们在持续的社会活动过程中结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们之间的比较持久的、稳定的、模式化的社会关系。其理论层面涉及“社会生产”、“社会要素”、“社会形态”三个不同维度,而这三个维度又分别构成了马克思社会结构分析的实践向度、空间向度和时间向度。通过对马克思与其他西方社会结构理论的比较,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具有四个显著的基本特征:

第一,马克思在本质上把社会结构首先看做一种关系性的社会结构。与实体性社会结构和规范性社会结构不同,马克思把“社会结构”看做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们物质生活关系和精神生活关系的总和。在这一基本思想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的策略是从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并把它作为决定其他社会关系的初始关系,但同时又没有忽视其他关系的影响及其作用。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中,生产关系、经济结构是基础性的关系和结构,对社会结构的其他要素和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是由要素构成的一个关系系统,而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一结构是什么样的。②

第二,马克思把社会结构看做是具有层次性的社会结构,并与社会结构的系统性相统一。尽管学术界对马克思社会结构具体层次的划分情况还没有取得共识,但几乎没有人否定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是具有层次性的。在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上,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都有不同的体现,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但马克思在强调社会结构层次性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社会结构的系统性特征,他曾多次强调,作为一个有机系统,社会结构的内部各要素之间既不是各自孤立的,也不是简单的堆积或机械的结合,而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联系而成的一个整体系统。社会结构是系统性与层次性的统一。

第三,马克思把社会结构看做是具有动态性的社会结构,并与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相统一。西方许多理论家都是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看待社会结构,并将其与社会行动相对立,认为社会结构规范和约束了社会行动,从而使得社会结构保持在一种静态的稳定性之中。对此,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予以了创新,他认为,社会结构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均衡、协调、有序状态中保持的一种动态稳定;不仅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保持着动态性,而且结构与结构之间也是处在不停的动态平衡之中。所以,马克思以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取代了传统的静态分析,认为社会结构内部的各种矛盾与对立的现象,并非是一种静态不变的关系或属性,而是内在于事物之中的、具有动态特征的稳定关系,是动态性和稳定性的统一。

第四,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并与社会结构的建构性相统一。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批判性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为手段,对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解剖,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把握。正是在“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进程中,以及在对理论自身不断批判、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不断走向成熟。③因此,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是在批判和建构的双重推动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中的批判性在方法论上也有许多地方不同于以往非理论、非专门化的批判活动,以往的许多社会批判往往具有自发性、随意性,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则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特点。这些特点建立在实践性、科学性和建构性的方法论基础之上,使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同时具有批判性和建构性的双重特色。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对布劳宏观结构主义的影响

宏观结构主义继承了早期社会学的有关理论传统,特别是马克思、斯宾塞、涂尔干、齐美尔等人的有关理论观点。在概念的理解上,它反对结构功能主义用社会文化定义社会结构的做法,认为社会结构具有客观性质,独立于文化范畴;同时,它不主张像微观结构主义那样,在人际互动的微观层次上阐释社会结构概念。宏观结构主义的理论目标在于说明决定社会宏观结构的基本因素,确定社会的宏观结构状态,解释社会宏观结构对基本社会过程如群体之间的交往、社会整合及社会冲突的影响。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就是布劳的宏观结构主义理论。

布劳的宏观结构主义理论把社会结构看做是由社会中的人们分化了的社会地位所构成的多维空间。④布劳提出,宏观结构分析的目标在于用“结构”术语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模式。因此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其理论的解释项是社会结构,被解释项是社会或社区中的社会关系模式,其中重点在于群体的关系和社会流动模式。⑤布劳用抽象术语来对社会结构进行定义,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社会的人口在多维空间中的社会位置上的分布”⑥。“要讨论社会结构,也就是讨论人们的社会分化,因为我们所概化的社会结构根植于人们在彼此的角色关系以及相互交往中所形成的社会差异之中。”⑦这一定义的重点是人们在各方面的社会位置的差异。为此,他用结构参数(structural parameter)来描述社会结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它们影响人们的角色关系,从而引起他们的社会位置的分化,并把结构参数划分为类别参数(nominal parameter)和等级参数(graduated parameter)两类。⑧一定人口中的成员都按这两类参数分化。因此,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宏观结构可概括为一定人口的成员按照所有分化性的类别参数与等级参数构成的分布情况来确定。⑨可见,布劳的宏观结构主义是以演绎的方法来构建理论,用定量的术语来描述社会结构的。

布劳社会结构分析的重点在于社会分化。按照类别参数和等级参数,社会分化就是人们在社会位置上的分布,“不平等”和“异质性”是分化的两个一般形式,它们是由人们的位置所决定的。所谓异质性(或水平分化)是指人口由类别参数所表示的地位分布,即人们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布。人口的异质性程度的操作标准就是,随机选择出来的两个人不属于同一群体。对于任何一个类别参数来说,群体的数目越多,那么人口在它们之间的分布就会越均匀,因此,异质性也就越大。不平等(或垂直分化)是指人口由等级参数所表示的地位分布,是人们在地位维度上的分布,即他们在权力或财富、教育或收入上的差异程度。社会地位表现为许多形式,不平等也同样表现为许多形式。不平等的操作标准是,如果以平均地位为基准,那么所有成对的人们之间的平均距离越大,不平等也就越大。⑩进一步说,不平等程度就是“与人口中的平均资源差异相比,两个随机抽取的人在某种资源上绝对差异的机会预期”(11)。也就是说,两个随机抽取的人所拥有的资源与等级参数基础上的人口平均水平相差越远,则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从区分人群的类别参数和等级参数的人口成员分布状况来看宏观结构。而参数的数目、各种不同类别或层次中人的分化决定了异质性和不平等的程度。

总之,在布劳看来,宏观结构就是一定的人口按照决定不平等与异质性程度的类别参数和等级参数而形成的分布与分化程度。这些参数的整合程度(强相关)或交叉程度(弱相关)会影响人口中成员的接触、互动以及流动。(12)从布劳的结构主义理论阐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其“社会结构”概念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一是他对社会结构的定义既是抽象的,又是精确的,在研究方法上既采取了定性的分析,又运用了定量的描述;二是他的理论只在宏观社会层次上研究一个社区的结构性特征对该社区成员的社会关系模式的影响,而不涉及微观社会层面(如某人的社会地位对其社会关系的作用如何)。就此而言,布劳的宏观社会结构分析受到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深刻影响,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贯彻了整个社会学宏观层面的理论传统”@。具体来说,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对布劳的宏观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非常关注社会不平等模式是如何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的,也就是说,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是如何持续下去的以及社会关系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维持这些不平等的。布劳实际上也借用了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思路和方法,将社会结构通过类别参数和等级参数的划分,精细地考察了社会的不平等模式,其目的在于洞察社会不平等的产生条件及其再生产机制,其实质是将社会结构看做是由个体之间反复的社会际遇“再生产”(social encounters)而成的。与马克思强调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的互动关系的分析不同的是,布劳的理论对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及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的分析显得不够。当人们研究一个国家时,省、市、县、乡等成为不同层次的子结构,而个体是最小的分析单位。这种多层次的分析一方面涉及结构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又会涉及个体与结构的辩证关系。个体会受到结构的制约,但个体又能够反作用于结构,甚至改变结构。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分析要全面和深刻得多。

第二,马克思在社会结构理论中非常重视社会结构中行动者的资源分配问题,认为正是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产生,而资源分配又是由社会成员(行动者)所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地位决定的。布劳指出,当行动者使用资源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时候,由于他们保持着各自的那一部分资源,他们就再生产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结构。因此,布劳对社会结构的定义是:“社会结构,如其定义的那样,根植于人们在角色关系与社会交往中存在的社会差异。”(14)宏观结构不仅为社会交往提供了机会,也对谁可能与谁发生关系产生了一种限制。显然,布劳的这种社会结构思想也受到了马克思的深刻影响。(15)所不同的是,布劳最终强调的是社会分化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产生,社会分化是社会结构产生的动力机制和根源,而马克思却从更深层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揭露社会不平等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劳所观察到的只是社会的表面现象,因为社会成员所处的位置而导致的社会地位与结构的不同,在本质上取决于其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地位,我们必须深入到社会内在的矛盾体系和发展规律中才能寻找到社会不平等的真正原因,而马克思对此问题的分析和揭示可谓入木三分。

第三,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结构时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布劳的宏观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过来,认为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不是取决于精神力量而是由社会基础结构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这种物质基础同时也决定着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整个上层建筑。布劳的理论前提也指出,客观的社会结构条件而不是文化和心理因素对人类社会生活起着主导性作用。布劳自己也承认,他的这个理论前提完全得自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假设的彻底纠正。(16)当然,布劳在社会结构因素和非结构因素的关系方面,缺少应有的分析。他只是在较浅的层次上谈了结构因素对文化和心理因素的制约作用,却并没有发展出关于二者关系的定理和概念体系。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对柯林斯微观结构主义的影响

微观结构主义综合符号互动论、拟剧论、现象学及民俗学方法论的一些观点,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基础即微观互动过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它反对结构功能主义关于限制和约束个人选择的文化协调方式的观点,而强调个人在互动过程中构建社会关系的能动过程。依照微观结构主义的看法,社会结构不是社会均衡的基础,不具有恒定、实在的性质,它对社会过程不起决定性的影响。相反,社会结构是流动易变的,具有思维抽象的性质,是受参与互动的行动者以及特定的互动情景影响的变量,是行动者依照以往经验建立的、用以把握互动情景的认识论工具。在这里,我们集中分析微观结构主义代表性人物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R.Collins)的思想观点及其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关系。

柯林斯认为,应该从社会微观过程方面去理解社会结构,这些微观过程聚集于时空以产生和维持结构。他把社会结构定义为“互动仪式链”(chains of interaction rituals),它在时间上经由具体环境中的个人之间不断接触而得到伸展。个人之间不断地接触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出现,当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交流,社会结构就会变得更具有宏观性质。也就是说,在长时间内交往重复越多,参与的人越多,所需要的空间也就越多,社会结构就越宏观。可见,柯林斯是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出发,研究互动在社会交往中随时间的伸延以及在空间里个体聚集的途径和过程,力求揭示互动如何产生和再生产出宏观结构。

从这一立场出发,柯林斯致力于揭示行动者对互动情景的主观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对进一步互动所产生的影响。他在阐述社会结构的形成及其变化过程时经常使用的概念有:个人资源(经验、知识、个性、情感)及其差异、情景定义、选择、互动仪式、交往密度、沟通网络、符号、意义等。在柯林斯看来,微观和宏观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宏观世界是从互动链中建立起来的。在参与者数量、耗费的时间长度、占用空间的体积等方面都会有变化,但结构有一个不变动的特征,这就是人们的互动。社会结构最终是互动仪式链,所以社会学理论应该着重研究个人实际上做了什么,因为结构自身绝不会做什么,只有在处理实际情境中的人在行动。(17)马克思社会结构论也十分强调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性。马克思曾明确提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18)“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19)这两个规定具有有机的联系,都是从人们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加以概括的。由此可见,微观结构主义在其基本的理论取向上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两者都强调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结构,在社会观上都属于“互动论”的社会观,即对社会及其结构的认识,既不在于整体(社会唯实论),也不在于个人(社会唯名论),而在于与人的关系。(20)

实际上,微观结构主义与宏观结构主义的分野从根本上来说是西方二元论思想中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的争议问题。其争议的焦点在于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应以微观分析为主还是以宏观分析为主。微观结构主义者强调应把微观分析放在首位,他们认为宏观的结构分析只是微观的互动关系的固定化与模式化,认为结构是经由人们对其一般态度(价值、信仰、规范和现代观念中的其他文化过程)的利用而被再生产的。但宏观结构主义者则认为,宏观的社会结构是微观的人际互动关系的现实制约因素,是“一定的人口按照决定不平等与异质性程度的类别参数和等级参数而形成的分布与分化程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成员的接触、互动和流动。

无论是宏观结构主义还是微观结构主义,其在社会结构观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偏颇。因此,在当代社会结构理论的取向中,一些学者就试图吸收马克思坚持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统一的思想原则来调和二者之间的冲突,以便找出一种连接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的链条,跨越微观结构与宏观结构的分野。其中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就是对跨越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这一长期以来的理论分野的一个很好尝试。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影响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可以说是在对结构主义极度物化倾向及其对社会实践忽视的担忧下产生的,是对结构主义者过于强调结构的约束性而忽视人的行动力的一种反思与超越。吉登斯认为,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究竟“外在于”个人的宏观社会现象与“内在于”个人的微观社会现象如何相互发生关系?吉登斯提出了“结构与行动间的二元性”(the duality of structure of agency)这个概念来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宗旨在于揭示社会结构与人的能动作用间的互动。

在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首先对“结构”和“行动”本身的内涵做了不同于以往的界定。在吉登斯看来,结构在最基本的意思上是规则与资源。结构是“一种各种关系脱离了时空所构成的虚拟秩序。只有在处于具体情境中的人类主体运用各种知识完成的活动中获得了具体体现,结构才能得以存在。正是通过这些活动,结构被再生产为根植在时空跨度中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21)。因此,结构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具有社会系统的属性,体现为社会系统的虚拟秩序。人类社会是建立在实践活动之上的松散性系统,正是通过结构这种虚拟秩序,处在某一时空之中的无数的日常实践活动得以组织起来,并且具有大致相同的特点,从而构成了一个可以识别开来的社会系统。

在传统的社会分析中,“行动”常常被于用对微观领域的分析之中。而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行动者是具有知识的、引发行动的自主个体或者群体,具有能知和能动的特点。在意识层面上,行动者具有无意识动机、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都是对于规则的意识)构成了行动的反思性(即根植于人们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行动动机、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构成并贯穿于行动者的有意图的行动过程,虽然行动者不能完全认识行动的各种条件,行动的诸多后果也是超出预期的,但是,行动者对于行动的各种条件依然具有相当的认识,并且成为行动的构成要素。

可见,在结构化理论中,“结构”已被概念化为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景中“利用的规则和资源”,正是在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利用结构特质时,行动者在空间和时间中维持、改变和再生产了结构,即“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原理,也就是结构既作为自身反复不断地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又是这种行为的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22)结构二重性可以帮助人们把握住结构化与再生产的观念。吉登斯说:“我们在制约中创造了制约我们的世界。”在他看来,人具有能动性的同时受着客观存在场景的制约。行动者的反思能力是一种能够改变情景的能力,社会结构能转化成行动者在具体情景下所用的规则和资源,而不是到处挤压行动者的外在现实。结构化就是这样一个双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规则和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的跨度中形成互动,并完成了再生产和转化;结构决定个体的行动,同时个体的行动也创造了结构。对此,吉登斯曾形象地说:“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约束就像房间里的墙壁一样,个人虽然受到约束而不可能逃离,但是他却能够在房间里随心所欲地走动。”(23)

从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主要观点来看,其明显体现了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继承,尤其是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结构时的辩证统一思想。尽管以往结构与行动的分析范式各自的解释立场和解释路径是相互对立的,但在结构化理论中,它们却同时以对方的理论作为前提性假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两种对立范式的互补和贯通。吉登斯构建结构化理论的目的就是试图克服微观主义与宏观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用结构的二重性去说明结构与行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宣告这些建立霸权体制的努力的破产”。吉登斯的“结构化”和“结构的二元性”这两个概念正是用来概括行动与结构间的辩证关系的。通过对这种辩证关系的说明,吉登斯认为他的结构化理论是可以化解行动与结构以及微观结构主义与宏观结构主义之间的矛盾的。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结构时早就指出,没有社会交往、人们的交互活动,就不可能建立社会关系,也不可能存在社会,更谈不上什么社会结构。因为没有社会交往、人们的交互活动,就没有社会分工协作,也就没有各种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因为任何生产都必须建立在分工、协作基础上),这样人类社会就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必需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社会是人们的社会交往与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交往、人们的相互作用和行动都是社会内部的必然联系——人与人的必然联系。因而,社会交往、人们的交互活动也是社会本质的表现,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就此而言,吉登斯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领悟是透彻的。

当然,与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相比,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仍然存在一些难以“跨越”的困境。比如,在处理行动与结构关系的问题上,他始终将分析的重点放在行动者对自己的维护和对潜藏行动规则的掌握上,并依据这些重点来理解结构如何在行动里被再生产出来,但这种思路忽略了行动者的创造力和结构的转化等问题。因此,许多学者对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否真的克服了二元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吉登斯对“结构”与“行动”的重新界定,似乎是在用另一个“二元性”来代替行动与结构的二元论。

此外,吉登斯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历史观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误解”与“误读”。他用其结构化理论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观进行了“解构”,试图以结构化理论取代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观的地位。在《社会的构成》中,吉登斯批判了马克思的权力必然导致冲突的观点。他认为权力并不是必然和冲突联系在一起的,不论冲突是指利益的划分,还是指各方积极的斗争,而且权力并不一定是压迫的,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构的能力,这个定义本身不涉及是否和纯粹的集团利益联系在一起。(24)但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历史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推动的结果,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显然,吉登斯的这一理解有别于马克思对于历史的表述。(25)但总的来说,当代社会理论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企图跨越种种“二元对立”而走向融会贯通。尽管结构化理论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但吉登斯在继承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道路上无疑是积极探索的一个典范。

马克思与不同时期社会结构理论的比较

在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社会结构研究是一个占有非常重要地位且应用极为广泛的议题。如果系统地加以梳理,我们大体可以把西方社会结构理论的诸多研究流派划分为早期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而结构主义又包括宏观结构主义、微观结构主义、文化结构主义、建构性结构主义以及各种试图超越结构主义内部分化的结构化理论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结构主义并不是一种理论流派或思潮,而是一种方法论,渗透在不同的学科和理论之中,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富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潮。

总体来看,结构主义思潮所表现出的一般理论倾向有:一是强调结构的整体而非个体、关系而非实体,认为整体对于它的部分具有优先地位,认为在结构系统中,“关系”决定各成分的性质和作用,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方式,而成分本身没有独立的意义,只能从关系中获得其意义。因此,结构主义把分析关系结构看做是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关键。二是倾向于优先考虑不变的东西而不是暂时易变的东西。(26)结构主义贬低行动和事件的流动性,而寻求经历时间愈久而愈趋稳定的社会结构。因此,他们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取向上强调共时性分析(即强调横断面的静态结构分析)重于历时性分析(即强调纵向的事件系列及事物发展过程的分析)。三是强调深层结构重于表层结构,认为人们通常只意识到事物之表层的意义而不会意识到其深层的结构,基本的结构不是观察者可以直接看到的。因此,结构主义者在方法论上通常是反实证主义的。四是强调“结构”的客观性和约束性(27),认为基本的社会结构严重地制约和决定着人们的行动和思想。主张“主体移心化”,即把社会历史的中心从“个人”或“自我”转移到“结构”上来。人并不是独立的主体,只是整体结构中的一个关系项,人只是结构的附属品。

马克思作为现代社会结构理论的开拓者之一,其有关社会结构的理论观点对西方结构主义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无论是宏观结构主义者,还是微观结构主义者,或者是企图超越宏观与微观之争的结构化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影响。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J.H.Turner)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结构理论中都找到了马克思的概念,尤其是其中的两个关键概念——(1)系统再生产和(2)系统矛盾,不可或缺地进入那些发展了结构或结构主义理论思想中。”(28)从结构主义理论的演变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思想家对“社会结构”的理解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其理论运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从早期可见的表层结构到后来隐藏的深层结构,从不断去型构的宏大结构到逐渐解构的微观结构,从物质层面到精神文化层面,我们都能够看到或感受到社会结构的无处不在、无所不为。

但无论这些结构主义理论家从何种意义上去理解社会结构,我们都可以找到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影子。可以说,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理论的科学论述为其后的各个流派的理论家们所运用。尽管他们可能只是抓住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中的一部分加以个人的阐述和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有助于社会结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无形中遮掩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光芒。总的来看,西方各种流派的社会结构理论在解读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思想时,总是结合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及其在当代社会的有效性、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具体分析,却没有全盘地吸收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思想。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专门对现代西方主要的社会结构理论流派与马克思进行一个比较,以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影响力。

表1就是从社会结构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总体性特征等不同层面来比较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与不同时期西方社会结构理论诸流派的差异。这种比较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的演变历程,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作为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首先重视社会的经济结构层面,并因而着力于对经济结构及其中的动力关系的运作方式和社会功能进行研究。(29)从表1的比较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深刻把握对当代社会结构研究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他不仅看到了微观和主观层面的社会结构,而且也分析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变动性特征,并从不同层面的社会结构中寻找到了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结构要素。今天,无论我们怎样理解社会结构,都无法跳过马克思而抽象地去讨论它。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西方各种流派的社会结构思想的重要参考指标和理论元素。

注释:

①徐崇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②[波兰]沙夫:《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袁晖、李绍明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③孙显蔚:《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2期。

④参见[美]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谢圣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⑤⑨(13)(15)(17)(28)[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13、212、146、211、105~107、146页。

⑥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⑦⑩[美]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谢圣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5页。

⑧类别参数将人口划分为有不同界限的亚群体,这些群体之间并没有内在的级序;而等级参数则是根据某种地位级序来区分人们的。性别、宗教、种族、职业、工作地、住地、婚姻状况、政治联盟、国籍、语言等都是类别参数,而收入、财富、教育、权力、声望、社会经济背景、年龄、行政权威、智力等都是等级参数。参见[美]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谢圣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11)Blau,P.,Structural Contexts of Opportunit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4.该书发表于1994年。在书中,布劳以人口结构为基础,反映在多维空间中人们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分布情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程度,对其在《不平等与异质性》中所提倡的宏观结构理论作了进一步阐述和分析,在理论规模、范围、深度上都取得一定突破。

(12)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经典命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160页。

(14)Blau,P.,"A Macrosociological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3,1977.

(16)贾春增主编:《国外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4页。

(20)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2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6页。

(22)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23)Giddens,A.,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84,p.174.

(24)金小红:《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25)吉登斯认为马克思由于过分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实质上虚化了人的能动作用,马克思的理论并不能明白地说明人的能动作用到底在哪里。按马克思的理论,历史仅仅表明人类对生产力的依赖,生产力主宰着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并且表明传统、神话、习惯、血缘关系对目前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决定和制约作用。

(26)[英]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7)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结构主义者虽然强调结构的客观性,但又否认结构的客观基础,认为“结构”来自人固有的“无意识机制”。例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观点就是如此。

(29)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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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对西方结构主义的影响_社会结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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