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行国际金融传导机制与风险防范机制_国际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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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的根本特征,也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总趋势。研究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我国进入国际大市场,有效地利用国际机遇和国际资源加速发展自己,巧妙地规避国际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进程

世界经济一体化主要标志为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二战以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已经打破民族国家疆域的限制,使自由贸易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呈现出新的局面。世界国内总产值有三分之一以上直接参与国际交换,服务贸易增长高于商品贸易增长。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把贸易自由化推进到一个制度化的新阶段;与世界贸易自由化相伴随的是生产经营跨国化和金融国际化。目前,金融国际化出现了超前发展的势头。跨国证券融资障碍越来越小,跨国银行业务越来越大,金融创新越来越快,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已形成一个覆盖全球的金融网络,使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便利。全球资本市场交易总值从1980年5 万亿美元增加到35万亿美元,预计到2000年将达到83万亿美元。

经济一体化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由于它实现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生产和最有利的市场销售,因而能显著降低生产成本,使经济效率成倍提高和使商品更加符合消费者的需要。由于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一方面可使发展中国家弥补本国资本和技术的缺口,获得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后发优势”,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它为发达国家打开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市场和广阔的消费品市场,延长了其产品价值链,由此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可以缓解本国经济滞胀矛盾。尤其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可因此获得积蓄资本、人才和技术实力,加快开发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延伸S型经济增长曲线的机会。 (注:任何产品、任何事物都要遵从S型曲线发展规律, 必然经历研制开发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基本过程。有些产品或产业,因新技术的发明,可以由成熟期或衰退期重新进入新一轮S 型曲线的发展过程)如美国从1992年以来, 由于信息高速公路发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得以走出多年经济衰退的困境,已实现连续7年经济高速增长。 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各国经济的高度开放和整个国际市场将连为一体,各国不是一般地互相联系与交往,而是互相交织、互相融合、彼此依赖,以致形成全球经济的整体,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转移、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不断加快。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国所获得的机遇和利益也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如不经过自身努力和艰苦奋斗,尽快提高本国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就不能享受“后发优势”的好处。同时,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仍然存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即使在发达国家之间也不例外。所以,很多国家(地区)为了增强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又必须首先加强区域的经济合作。不同层次、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区域经济和贸易合作组织相继建立,其中较突出的有:欧共体统一大市场于1993年1月1日建成,基本实现商品、资金、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自1994年生效,协定规定在15年内逐步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国家决定在2003年将关税降至5%以下。 因此,世界经济一体化既是发展的总趋势,又需要经过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阶段,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合作范围,向全球化目标迈进。目前,世界经济、贸易以及金融市场的渠道广为开通,既有的区域集团已难于实现严格的对外封闭。不断扩大的各国交往和经贸合作,时刻在加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鉴于经济一体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自身发展存在的矛盾,如果一国发生金融或经济危机,不仅会在区域内引起震荡和传递,而且会迅速波及世界。

二、日益增大的国际金融风险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国际金融风险在日益增大。这是因为:

(1)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金融国际化。 金融国际化是金融自由化推动各国金融制度和市场结构趋同的结果。由于放松金融管制,依靠市场的力量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因而加快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但是金融自由化同时也带来负面效应:发展中国家普遍放松金融管制,过早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和放开资本项目,刺激国际投资资本频繁地流入流出,在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最容易对国内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伴随实现货币的可兑换性,不但使资本跨境流动加快,而且使稳定汇率的目标难以维持。

(2)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制不健全, 放松管制往往会刺激国内不动产信贷,使资产价格不断膨胀,增大泡沫经济成份。而国际投资资本涌入正是出于短期项目盈利目的,大量投资于股票,并大量投资于利润率高的房地产,更加促使泡沫经济形成,从而使发展中国家潜伏下巨大的国内和国际金融风险。

(3)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给金融当局的货币政策操作带来困难。 因为衍生金融工具增加了资产的可替代性,改变了货币总量的概念,使金融当局难以判断货币供应量的实际大小。随着金融资产规模膨胀和外资不断流入,货币当局干预市场的能力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正在削弱。

(4)国际资本流动加快和国际投机因素增加。据统计,80 年代以来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2%, 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为4%,而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为20%,这一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另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纽约、东京和伦敦的金融市场每天约有6500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其中仅有18%用来支付国际贸易和投资,另外82%则用于国际金融投机。长期金融抑制造成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金融深化促使各国政府普遍制定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导致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套利和套汇投机。迄今世界外汇市场流动资金的75%是私人资金,在外汇市场交易额中投机与实际需求之比为50∶1。今日的国际游资已不再是游兵散勇, 而是组成名副其实的强力集团和基金组织,哪里利高差大,巨额游资就向哪里迅速转移,一旦外汇市场发生剧烈波动,这些政府有限的外汇储备如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干预。

(5)随着金融手段现代化,特别是国际信息网络化和电子化, 极大地加快了全球资金流动的速度。外汇交易可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这便大大地提高了各国金融市场间的关联性,加强了各市场间的互相依存度,也增大了国际投机活动的效率和危险程度。一旦某个市场或局部地区发生金融动荡,很快会影响到世界其它市场。以往外汇买卖首先是同进出口贸易联系在一起,而现在的外汇交易与外贸需求完全脱离。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到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 可主要工业国的外汇储备仅有6400亿美元。这种国际金融市场几乎与实际经济领域即与工业和农业生产完全脱离的现象,日益加大国际金融的风险性。

三、国际金融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与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1.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突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震荡源”或“传递源”。受震荡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震荡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它因自身机体虚弱,所以经不起外界环境变化影响或最容易受到国际投机势力“病毒”的攻击而首先“发病”。那些被传递国家和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的经济类型相同,在金融体制、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社会文化诸方面具有相近之处,同时它们在经济上联系较紧密,故容易被危机传染。

例如,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发生之初,因德国提高利率,北欧芬兰经不住货币市场的压力,宣布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脱钩自由浮动,引起芬兰马克大跌。在芬兰事件的影响下,国际投机者的目标对准不断坚挺的德国马克,使意大利里拉、英国英镑大跌不止,英国和意大利政府虽然几次大幅提高利率都未能挽求危局,不得不宣布暂时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于是,爆发了欧洲货币体系全面危机。又如,1994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风暴,由于该国政府宏观经济和金融决策失误,为遏制通货膨胀实行稳定汇率的政策,过早地放松对资本项目的管理,使巨额国际游资流入又迅速撤走,导致国际收支恶化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墨西哥新比索贬值,使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等国的股票指数立即下跌2~3个百分点。巴西证券市场的外国投资者抽走12.26亿美元, 连亚洲金融市场也受到波及,香港股市跌落7%。 再看震撼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因对抗不过国际投机资本强力集团的攻击,突然宣布放弃实行14年之久的与西方主要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立刻造成泰铢汇率大幅下滑,金融危机一发不可收拾。泰国金融危机引起投资者对东南亚新兴市场金融稳定性的怀疑,国际投机资本趁机兴风作浪,使危机扩散到东南亚各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汇市、股市急剧下跌,一片混乱。东南亚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并波及到整个世界。

由上面例子看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过热的地区和国家,最容易爆发金融危机。而金融体制不健全、经济结构问题突出和管理薄弱的国家最可能成为“震荡源”。发达国家由于自身金融体系比较健全、经济实力雄厚,一般形成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较少,除非象欧共体在推进欧洲货币单一化进程中,因存在着种种难以协调的暂时矛盾而被国际投机资本所利用和发难,使联盟的薄弱环节出现了货币危机,并向区域内各国传递。总之,形成金融危机的“震荡源”总是有懈可击的,被传递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被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传染,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传递的条件,如资本市场开放、国内金融体系不健全,等等。

2.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机理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国内经济发生作用。上述三个震荡源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钉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从变动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汇率和利率,那么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主要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机理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数都同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但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房地产和股市过热、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等等。投资者害怕当地也会发生金融危机,特别是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现代化,电脑和现代通讯网络技术被广泛用于金融市场操作,信息的透明度和传播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投资者心理变得越来越敏感和脆弱,极易造成“金融市场接触传染”现象。于是在“羊群效应”下,干脆把钱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在总结东南亚危机的教训时指出:“由于泰铢的戏剧性贬值,泰国的邻邦和竞争者,如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最近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韩国很快就受到货币危机的传染。”从泰国首先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传递到东南亚各国,而且传递到东亚地区,并通过外贸、外国投资企业和离岸银行等渠道一波一波地向欧美国家和拉美国家的有关行业、领域传递。

3.传递力度、传递效应与传递中止

区域性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一般与震荡源的距离成反比,距离越近被传染的程度越大。传递力度并同区内各国(地区)的经济实力、金融体系健全程度、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管理程度以及汇率制度的灵活有效性等成反比,被金融危机严重传染的国家,这些指标往往不佳,即免疫力较差。相反,则被危机传染的程度相对要轻一些。正如米勒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传递程度所作的分析:“新加坡和台湾虽然也受到影响,但它们的货币贬值不算太严重。香港甚至避免了货币贬值,原因在于香港的货币和外汇体系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体系有着根本上的区别。”

传递效应实际是对某种金融危机扩散结果的动态表达。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震荡源国家一般会对被传递国家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区域性国际金融危机不能被及时控制住,任其蔓延发展下去,到后来可能将不再是单向传递,而变成多向传递或交叉传递,甚至会演变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中止及中止时间,与区域内有无中流砥柱,即经济强国的实力、多少及其解救它国金融危机的态度,并与国际社会援助的方法和及时性有着很大关系。例如,在墨西哥金融风暴中,区内经济大国美国怕危机蔓延危及自身利益,及时同加拿大一起出面干预汇市,支持比索汇率,后来美国又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一道向墨西哥提供500亿美元援助资金,得以较早地解救、 制止了这场金融危机。而欧洲货币危机则由于经济强国德国一再坚持不降低利率的主张,致使危机事态越发展越严重,以致贻误了最佳解救时机。在面临欧币联盟存亡的紧急关头,法国公民投票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奋起保卫法国法郎,并在德国和法国共同干预外汇市场的一致努力下,才使欧洲货币危机转危趋安。在东南亚金融机爆发之初,如果区内大国对泰国问题能给予重视和及时资助,危机不致会扩散到后来那样大。但经济强国日本既不介入帮助,又不带领东亚地区中央银行合作。而其它个别国家根本无法抗衡美国的投机基金,一旦失守便成连锁反应,由细微的短期国际收支问题放大为全面的体制性问题。再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救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方法,据哈佛大学教授、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萨克斯评价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深了人们的恐慌心理,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悲观的公开声明,而且还因为它建议开的药方——提高利率、削减预算和立即关闭银行——使市场人士相信,亚洲的确即将进入一个严重的紧缩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是在剧场高喊起火了。”萨克斯还指出:悲观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可见,拯救国际金融危机的方法,对迅速中止危机蔓延和传递起非常关键的作用,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四、国际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我们在分析国际金融传递机制时,曾把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作为分析的对象,来探究危机产生的原因。然而,我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强国的经济政策对金融危机发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建立有效的国际金融风险防范机制首先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米勒把日本看成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真正的罪魁祸首”,因为日本实行了“日元的低汇率和贬值”政策。他说:“这个结论的得出不是因为日元的低汇率和贬值导致了日本对美国出口贸易的盈余的增加。……问题的症结在于日元贬值的另一面,即美元升值。泰国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货币是与美元相关联的,当日元贬值时,美元随即升值。因此,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无可避免地显得价值过高并招致投机者进攻。”另在欧洲货币危机中,人们不会忘记那次危机是因德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德国马克不断坚挺,利率不断的提高,造成芬兰马克狂泻不止,欧币联盟处于崩溃的边缘。而德国马克坚挺又与美国当时经济复苏乏力、美元汇率下跌有关。再看墨西哥金融危机,美国自1994年2月以来6次提高利率,使墨西哥成为直接受害者。由于美国经济强劲增长,促使数百亿美元外资从墨西哥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抽出回流美国,造成了墨西哥金融市场动荡。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统一平衡的整体,各国互相联系彼此影响,如果哪一国经济过分走强,使其它国家因被削弱而不能维持原来的平衡局面,就可能要出问题。国际投机资本常会抓住这一时机进攻经济弱国,使其发生金融货币危机。因此,建立有效的国际金融危机风险防范机制,应注意平衡国际经济的发展,首先使个别发达国家在制定金融和经济政策时不能仅考虑本国的利益而忽视对其它国家的影响。在有利于它国发展的同时,实际发达国家为自己创造了更好的发展空间。

其二,需要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制。东亚金融危机再次显现出国际金融体制存在着巨大弊端,它的体系不合理,运作规则不健全,经常成为国际投机资本搞乱天下的温床。根据国际金融业务的需要,有必要建立国际信贷保险机构,按安全标准对国际贷款予以担保,或者根据需要,建立国际金融信托公司。为了推进国际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向前发展,有必要建立区域性金融改革中心,以协调解决区域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问题。

其三,改革现行汇率制度。几次区域性金融危机发生,都同不适宜的汇率制度及其崩溃相联系。实行钉住美元(或其它强币)的固定汇率制,曾在各国经济发展初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各国经济开放程度增大和国际资本流动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变化日益剧烈,对各国货币稳定性冲击在不断加大。固定汇率制日益暴露出很大缺陷,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从泰国开始,东南亚各国现已普遍放弃原钉住美元汇率制度,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但这种汇率制对于目前东南亚多数国家的情况来说,未必是适宜的汇制。因为它会导致新的不确定因素,使汇率频繁波动,从而使各国经济秩序难以恢复正常。尤其是它容易形成汇率错位,给政府干预调控带来麻烦。所以,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它有利于克服以上两种汇率制缺陷。

其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极其重要。它是建立国际货币监督机制的前提条件。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常因信息分散与金融衍生工具增加,使金融发展与实际经济发展不对称,而使国际货币运行处于高风险运动状态。只有通过各国加强合作和协调,才有利于信息集中和有效监管国际金融风险。同时,只有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才能使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尽早度过难关,并为国际金融和经济更健康地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其五,鉴于90年代三次重大区域性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迫切需要健全国际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莫里斯·戈尔茨坦曾列出7项预警指标:(1)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比例失调;(2)巨额经常项目逆差;(3)消费比例过大;(4 )预算赤字大;(5)资本流入的组成中,短期资本比例高;(6)汇率定值过高;(7)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但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 却未能显示其应有的预警效果。这说明,光有预警指标的设计(甚至说这些指标还不够完善)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制度体系,便难以对国际金融运行实行有效的监督,所以是无预警机制可言的。因此,必须尽快健全这一预警机制。首先,应在区别内建立起金融风险预警组织和监督机构,并健全法规形成预警制度体系,最后形成世界性预警网络。

其六,最重要的国际金融风险防范工作,乃在于各国能首先搞好自身金融安全。为此,要健全国内金融体系和立法与法规制度,严格加强金融监管,从法律制度上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发生。特别要积极地调整经济结构,防止产生泡沫经济。只有处理好国内经济问题,使经济进入稳定健康发展轨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才能增强承受和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只有搞好本国金融安全,不发生危机,才能免于向它国传递国际金融风险。

其七,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正在迅速发展,但各国在立法、法律、会计制度以及监督管理的基础结构的前景和运用方面仍然落后,因此,必须加强这一薄弱环节。由于资本市场尤其是衍生工具市场已成为全球性市场,所以只有加强全球性合作,才能有效监控国际金融风险,其主要措施是:巴塞尔委员会和国际证券协会组织共同努力统一对银行和证券机构进行金融管理,证券管理机构之间加强信息交流等。此外,应加强对期货交易所的风险管理,并应根据防险需要,进一步提高法定资本准备金额。

其八,为了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需要解决“国际间外汇期货和期权如何协调共享有关贸易客户和市场业务的信息又不损害他们各自的竞争优势”这样一个实际问题。如巴林银行倒闭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新加坡、英国管理当局以及新加坡、东京和大阪的期货交易所之间未能充分合作,共享足够信息。

其九,面对日益增大的国际游资冲击,各国政府不能掉以轻心。引进外资,必须采取适宜的管制和有效利用政策。如及时调整利用外资战略,优化外资结构和掌握外资合理投向,在外国资本大量涌入时期,一国可以采取影响资本流入数量和特征的措施,如对短期银行存款和其它金融资产征税,对银行的离岸借款实行审慎限额并对消费信贷实行限额等。

其十,鉴于一国国际收支问题同样会导致国际金融风险,如泰国、墨西哥都因国际收支严重逆差而引发金融危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如及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严禁出口套汇和骗税;通过合理关税政策来调节贸易结构;解决外资企业贸易不平衡问题。同时,为了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国家必须掌握充足的外汇储备。发展中国家对资本项目的放开一定要持谨慎态度,不可在国内金融监管能力尚薄弱、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过早开放国内资本市场。

总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和国际金融问题不断发生又不断被解决,国际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是一个不断完善和不断发展的过程。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国际环境的改变,决定国际金融风险的形式、发生程序及其影响和传递都在起变化。因此,国际金融风险的防范机制不能一劳永逸,它必然是一个动态的适应,改进和不断优化的过程。既然国际金融风险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具有日益加大和复杂化的趋势,那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国际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就应更加灵活、更加有效和更加符合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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