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电影学研究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报告论文,年中论文,国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2005年恰逢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中国电影人用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个百年一遇的特殊年份，从重拍《定军山》到各种各样“百年百佳”的评选活动，“电影百年”也许将成为本年度新晋的流行关键词。学术界在这个难得一遇的年份里也马不停蹄地研讨不断，成果迭出。2005年6月6日—10日，北京大学、上海大学、美国亚洲电影研究会分别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举办“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与亚洲电影：中国电影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11—19日举办的第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国际电影论坛之主题论坛以“百年中国电影面向世界未来”为主题，由“经典与潮流的对话——中国功夫电影对世界的影响”、“聚焦百年中国电影——历史与展望”和“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国际影视产业高峰会议：市场接轨与文化对应”三个专场构成；10月16—19日，北京电影学院、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政府在青岛举办了“青岛亚洲电影文化合作国际论坛”；11月9—13日在三亚举办的第14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主题为“中国电影新百年：合作与发展”；12月10—13日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举办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就“中国电影的发展经验与艺术成就”、“中国电影艺术家与电影作品”、“中国电影的产业化与现代化”、“世界电影的交流与合作”四个主题展开交流。在电影研究方面，借由“电影百年”的契机引发的电影史学研究和建构成为2005年中国电影学研究领域中最醒目也是最重要的现象，有关中国电影史学的论著数量占据了最重要的份额。与此同时，国外优秀论著的翻译介绍依旧是出版热门，“丛书热”和“随笔热”有增无减。
一、历史回望：在宏大建构的背后
赵实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的“百年中国电影研究书系”是一套规模宏大、内容全面的中国电影研究系列著作，包括刘诗兵的《中国电影百年表演史话》，杨远婴的《电影作者与文化再现——中国电影导演谱系研寻》，胡克的《中国电影理论史评》，沈芸的《中国电影产业史》，许浅林的《中国电影技术发展简史》，张之路的《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陈墨的《中国武侠电影史》，饶曙光的《中国喜剧电影史》，皇甫宜川的《中国战争电影史》、颜慧，索亚斌的《中国动画电影史》，单万里的《中国纪录电影史》，赵惠康、贾磊磊的《中国科教电影史》等12种，因研究类型的完备、装帧风格的统一、集体上架的效应而非常引人注目。此前由丁亚平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电影丛书”也是电影研究书系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套丛书。正如丛书名称“电影丛书”所表达的，其内容相对比较庞杂，既有国内学者的论著，也有国外学者的译著。其中国内学者著作包括陆弘石的《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贾磊磊的《中国武侠电影史》，高小健的《中国戏曲电影史》，郦苏元的《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丁亚平、张颐武、崔卫平、刘擎的《电影记忆》，李显杰的《电影修辞学——镜像与话语》，邓光辉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当代影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本报告完稿时尚未见到预告中列出的《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国外译著在本文第三部分介绍)。中国电影出版社的“新世纪电影学论丛”仅有崔新琴、陈浥主编的《感觉与敏锐——现代电影表演理论研究》出版。
2005年的中国电影史学研究方面，通史、断代史、文化史、类型史类著作数量众多，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和叙述。
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周星的《中国电影艺术史》和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文化史》两部厚厚的电影史专著献礼“电影百年”。《中国电影艺术史》分“前45年中国电影创作”、“中30年中国电影创作”、“后15年中国电影创作”三个时段来梳理中国电影的艺术发展，“特编”为“港台电影史略”。作为一部跨越百年的电影文化史著作，《中国电影文化史》分“早年的道德图景”、“乱世的民族影像”、“分立的家国梦想”和“整合的文化阐发”四个部分来阐述中国电影的文化精神。该书以10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为观照对象，力图整合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电影的整体面貌，深入阐发中国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蕴含。陆弘石的《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前四章“渐显”、“调焦”、“平行蒙太奇”和“实景加工”叙述了中国电影前半个世纪的发展，第五章至第八章则引入了一种“电影口述史”的写作方式，以“导演的历史记忆”、“演员的历史记忆”、“摄影师/录音师的历史记忆”和“编剧/影评人的历史记忆”共同构成了对于中国电影史的“往事再现”。高小健的《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以30年代中国电影为研究对象，既有电影艺术创作变迁的梳理，也有大师风采的论述，还有对理论、批评、论争的评说。
专门史的研究在2005年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专门史研究可以按照电影的专业性质分为导演史、编剧史、表演史、摄影史、美术史等，也可以按照电影的类别性质分为纪录电影史、戏曲电影史、科教电影史、动画电影史等，还可以按照电影类型细分出喜剧电影史、武侠电影史、战争电影史、爱情电影史等。
杨远婴的《电影作者与文化再现》以“乱世里的拓荒”、“动荡中的抉择”、“历史记忆重塑”、“时代症候感光”、“从拆构到建构”、“从农村到城市”的块状结构来探寻“中国电影导演的谱系”，“沿用导演研究的传统方法，借用导演名字所具有的分类功能，梳理其作品所标示的阶段性特征，勾勒中国电影人的百年追寻”。（注：杨远婴《电影作者与文化再现——中国电影导演谱系研寻》，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作者几年前发表的论文《百年六代 影像中国——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谱系研寻》(《当代电影》2001年第6期)已经勾勒出中国电影导演谱系的基本构形。刘诗兵的《中国电影百年表演史话》则从表演入手，来论述从萌芽期直到当前电影创作中表演艺术的发展及其特征。
对于正在走向产业化而需要更多了解和尝试类型电影创作的中国电影来说，专门的类型电影史的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特有的类型片种以及近年“国产大片”中最受青睐的类型片种，已经在学界引起充分关注，2005年同时出版了两部《中国武侠电影史》。贾磊磊的《中国武侠电影史》上篇“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历程”分源流、初创、形成、动荡、分流、复兴、繁荣、汇聚来阶段性地叙述武侠电影的历史发展，并探讨了中国武侠电影的经典场景、剪辑技巧、演变形式和宗教意识。下篇“中国武侠电影作者口述史”作为对一些著名武侠电影创作者的访谈，可以使读者更直接地了解武侠电影创作的特点和技巧。陈墨的《中国武侠电影史》既有关于武侠电影的综论性文字，也有对张彻、胡金铨、李小龙、成龙、徐克等武侠电影大家的个案分析。和《中国武侠电影史》类似，高小健的《中国戏曲电影史》也是一部专门史研究专著，只不过同样作为中国特有电影片种的戏曲电影已经走向衰落。该书按照戏曲电影的艺术特征和美学观念将其历史划分为初始实验、初步探索、成长、百花齐放的繁荣、极端政治化、新戏曲繁盛和整体衰落七个历史阶段，在历史分期和阐述中充分考虑到了外部社会历史环境条件和戏曲电影自身内在特质的双重因素对戏曲电影发展的影响和作用。饶曙光的《中国喜剧电影史》以年代为基本序列来梳理中国喜剧电影的发展。皇甫宜川的《中国战争电影史》对中国战争电影的发展历史进行了阶段性论述。张之路的《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叙述中国少年儿童电影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特征。单万里的《中国纪录电影史》分“中国纪录电影的开端”、“新闻纪录电影的发展”、“抗战纪录电影的繁荣”、“人民纪录电影的兴起”、“‘十七年’的新闻纪录片”、“‘文革’中的新闻纪录片”、“新时期的电影纪录片”、“多元化的纪录片时代”等阶段来叙述纪录片的发展。赵惠康、贾磊磊的《中国科教电影史》把科教片的发展划分为兴起、发展、厄运与复苏、复兴、市场化道路、现状与未来等阶段。颜慧、索亚斌的《中国动画电影史》描述了中国动画电影的起步、成长、发展、繁荣的历程。上述著作分别选取了各自的电影类型，基本以年代/时间为序列，从一个特定类型角度入手来阐述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共同汇成了关于中国电影类型发展的历史建构。从类型入手来研讨中国电影的，还有吴琼的《中国电影的类型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
作为电影理论史著作，胡克的《中国电影理论史评》是一部系统评述中国电影理论生成和发展的著作，按照“电影艺术理论奠基”、“早期电影社会理论”、“左翼电影理论主导”、“反侵略战争中的国家电影理论”、“决定国家前途的内战时期的电影理论”、“新中国初级社会主义电影理论”、“‘文革’时期电影理论”、“改革开放时期的传统理论”、“现代电影理论初建”、“转型期电影理论发展趋势”十个阶段来结构全书，按照作者的构想，是“史论结合，电影诠释社会。理论诠释电影，而史评则诠释理论”，以达到“历史理论化，理论历史化”的“理想效果”。（注：胡克《中国电影理论史评》，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郦苏元的《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分生成时期、转型时期、拓展时期三个阶段来考察中国电影理论的历史发展。它“选择了以读解理论文本来辨析梳理历史的研究思想和表述模式”。（注：郦苏元《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作者在中国电影史学的研究中，实践着“将电影理论纳入史学研究之中”的努力。
作为国内尚不多见的有关中国电影产业的专门著作，沈芸的《中国电影产业史》以“电影萌芽期的商业活动”、“私营电影公司的兴起和竞争”、“电影产业的规模化进程”、“抗战时期的电影业”、“战后电影业的复兴”、“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创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产业”、“‘十年’的劫难及复苏”、“新时期的体制改革”、“走向市场，走向多元”这样几个历史阶段来叙述中国电影产业的沉浮兴衰和未来走向。许浅林的《中国电影技术发展简史》则以电影科技的视角从一个侧面来反映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
张会军的《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研究》作为国家艺术科学规划年度课题，就其研究对象来说基本上属于电影专业史的范畴，涉及电影学各个专业发展史的系列研究成果将陆续出版。
在系统严谨的电影史理论研究之外，2005年也出现了一些有关“电影百年”的个人或集体怀旧之作。丁亚平的《电影的踪迹——中国电影文化史评》(中央编译出版社)以“研究与追寻电影史上的一些重要的电影现象与人物的踪迹”为主旨，由此来建构一种综合的、多元的、复合的批评视角。周星的《跨世纪中国电影艺术传统史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中国电影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为主要理论支撑，论及百年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角度。李多钰主编的《中国电影百年上编(1905—197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则是根据《新京报》“中国电影百年”的专栏内容编辑而成，按照陈凯歌在“并非序言的序言”中所称，该书是“《新京报》的编辑、记者朋友们以发烧友般的热忱编撰出数百篇美文，记述一百年来中国电影中的人、事，使本已沉潜于历史巨影下的故事一一浮现出来”。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影·响丛书”出版了台湾电影人焦雄屏的《映像中国》，全书分内地篇、香港篇、台湾篇与通论篇集纳了她二十余年来针对华语电影的精华论述，从宏观的特定时期的电影风潮、电影现象，到具体的电影作者及电影作品，从中可见中国电影的兴衰沉浮，可以算是焦雄屏个人意义上的中国电影百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学者佐藤忠男的《中国电影百年》(钱杭译)，以影片的介绍评析来串接作者对中国电影史的理解，形式上更像是中国电影名片辞典，单篇内容则带有更多的随笔性质。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电影家协会编、吕晓明/李亦中主编的《上海影人理论文选》、《上海影人创作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也是其中较重要的论集。
在电影艺术家个案研究方面，蔡洪声的《中国电影先驱蔡楚生》(广东人民出版社)可以视为蔡楚生的小型传记，对其主要生平事迹、重要电影创作、曲折心路历程作了记录和论述。
《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都开辟了相应专栏，来纪念中国电影的百年诞辰，诸如《当代电影》的“封面人物”、“重写电影史”、“经典重读”，《电影艺术》的“百年中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的“百年电影教育”等。
对于百年中国电影历史的梳理与重写相对侧重于前半个世纪，比如李道新等的《影像与影响——“〈申报〉与中国电影”研究之一》(《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民国报纸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沈芸的《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创建始末(1949—1957)》(《当代电影》2005年第4期)，皇甫一川的《1905—1930：一种类型的缺失——中国战争片研究笔记之一》(《当代电影》2005年第4期)，孙绍谊的《叙述的政治：左翼电影与好莱坞的上海想象》(《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陈时鑫的《60年代凌波的黄梅调电影：分析其反儒家意志以及跨越性别性欲概念》(刘辉译，《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李少白的《技娴艺湛 相得为文——论吴印咸的艺术道路及其电影摄影》(《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黎锡的《崎岖的电影拓荒路——回忆我的父亲黎民伟》(《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徐文明的《一座城市电影放映的历史记忆书写——关于宁波1910—1930年代电影放映及影院经营状况的研究》(《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萧知伟/尹鸿的《好莱坞在中国：1897—1950年》(何美译，《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等，以及“封面人物”栏目对李行、郑君里、沈浮、张骏祥、朱石麟、任庆泰这些在中国电影史上刻下重要印记的电影人物的多角度解读，还有“经典重读”栏目对《浪淘沙》、《十字街头》、《五朵金花》、《都市风光》、《新旧上海》、《木兰从军》、《李双双》、《白毛女》、《小城之春》、《太太万岁》、《祖国的花朵》、《红色娘子军》、《霓虹灯下的哨兵》、《早春二月》等影片的细读。重读“文革”后电影方面，罗艺军的《第五代与电影意象造型》(《当代电影》2005年第3期)、张颐武的《第五代与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当代电影》2005年第3期)、王一川的《从双轮革命到独轮旋转——第五代电影的内在演变及其影响》(《当代电影》2005年第3期)、周星的《第五代电影的特异性——人文情感意义的执著追求》(《当代电影》2005年第3期)、王志敏的《第五代电影对中国电影的主要贡献》(《当代电影》2005年第3期)构成了重读“第五代”专辑比较引人关注。陈犀禾的《从“International”到“ National” ——论当代中国电影中的父亲形象和文化建构》(《当代电影》2005年第5期)试图通过对中国当代电影中父亲形象和文化建构的探讨来为理解中国当代电影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建立一个理论框架。也有一些文章着重探讨史学建构的理论问题。郦苏元的《新电影史的理论与实践》(《当代电影》2005年第1期)为电影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新的视角和方法。《关于中国电影史写作走向的思考》(《当代电影》2005年第5期)对重写中国电影史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李道新的《建构中国电影文化史》(《当代电影》2005年第1期)显示出整合两岸三地中国电影，突破单一的政治史、主题史、艺术史的桎梏的电影文化史建构的努力。
《电影艺术》在“百年中国电影”栏目按照类型分别对中国电影进行研究，比如李二仕的《地域文化与民族电影》(2005年第1期)、干学伟/张悦的《由〈内蒙春光〉到〈内蒙人民的胜利〉》(2005年第1期)、赵卫防的《缝合与间离——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一种评析》(2005年第1期)等对少数民族电影的研究；凌燕的《回望百年乡村镜像》(2005年第2期)、蔡盈洲的《乡土电影中的现代性表达——简论1979年以来乡土电影的民间形态的影像言说》(2005年第2期)、吴菁/梅菁的《当代中国农村片中的女强者形象及其文化解读》(2005年第2期)等对农村题材电影的论述；李鸿祥/古秀蓉的《论中国电影中儿童形象的意义》(2005年第3期)、陈静的《五位儿童导演作品浅析》(2005年第3期)、张浩月的《新时期农村题材儿童电影分析》(2005年第3期)等对儿童电影的探讨；刘宇清的《中国早期喜剧电影的形态与反思》(2005年第5期)、章柏青的《中国时政影片发展轨迹略论》(2005年第5期)、金丹元/孙晓东的《传统意识与现代性之纠缠——从〈小城之春〉到〈孔雀〉的“小城”(镇)情结》(2005年第5期)则涉及了喜剧电影、时政影片等类型电影。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则将第4期的“焦点研究”定为武侠功夫电影，刊发了索亚斌的《香港动片的风格流变》、陈岸峰的《武侠美学的传承、创新与驰想——〈卧虎藏龙〉与〈英雄〉的比较研究》、贾磊磊的《“暴雨剪辑”——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剪辑技巧及“标志性”节奏》等论文。另外，“百年中国电影”专栏下的“电影家”和“影事钩沉”小栏目还介绍了《人到中年》、《地道战》、《如意》、《大浪淘沙》、《秘密图纸》等影片和丽尼、许琦、吴印咸、赵丹、印质明等杰出电影工作者的幕后故事。
《当代电影》和《电影艺术》不约而同地将2005年第6期作为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专辑。《当代电影》在刊首刊发了多位电影人的“百年感言”，而其余栏目“封面人物”、“重写电影史”、“经典重读”、“影视现状研究”、“学苑论坛”的设置与其他各期并无太大区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期首开了“博士论坛”栏目，为“电影学博士论坛”第一期主题研讨“亚洲电影类型新格局”专题论文摘要的集中展示，但愿这种巧合预示着新百年中国电影学术的后继有人。相比较而言，《电影艺术》的“中国电影百周年专辑”，无论是从编剧、导演、摄影、表演、喜剧、文献纪录片、戏曲电影、科教电影、动画电影、类型电影入手的“中国电影门类简史”，还是从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及西部电影、审查与监督、纪实美学、民族化、现代性、娱乐性、市场化、科教电影、家园神话、电视电影等角度入手考察“新中国电影”的方方面面，抑或对台湾电影、邵氏兄弟(香港)公司的分析，都更像是一次为“电影百年”而做的刻意的“纪念”行为。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对于中国电影百年的纪念更带有自己的“学院”特点。以“百年电影教育”为题，先后刊发了穆德远的《从历史看到未来——简谈百年中国电影摄影教育史》(2005年第1期)、鲁明的《种花留与后来人——回忆电影摄影教育前辈孙明经》(2005年第1期)、刘一兵的《简谈百年中国电影编剧教育史》(2005年第2期)、王迪的《在辉煌中漫步思考——百年电影剧作一瞥》(2005年第3期)、李金萍的《中国早期电影人才的摇篮——金陵大学影音教育事业纪实》(2005年第3期)、张同道/黎煜的《被遗忘的辉煌——论孙明经与金陵大学教育电影》(2005年第4期)等文，以访谈和回忆文字为主来回顾百年中国电影教育的发展历史。
中国电影年鉴社2005增刊《中国电影百年特刊》(俞小一主编)分影片篇、人物篇、历史篇、史论篇、艺术篇、音乐篇、文化篇、市场篇、香港篇、台湾篇、纪事篇等来梳理百年中国电影的发展。《看电影》增刊“中国电影百年”由中国电影百年年谱、电影百年影人同贺涂鸦、中国电影百年一百佳片、中国电影百年瞬间、一百年中国电影史、中国学派——曾经辉煌的中国动画片、永不消逝的声音——关于配音的回忆、中国电影百年经典台词、音画绕梁一百年——中国电影百年经典音乐、电影百年人物形象变迁——中国电影工作者眼中的百年电影服饰演变、中国电影海报鉴赏等部分组成，以“盘点”方式梳理历史。《电影世界》的“中国电影诞生100年纪念号”中的中国电影百年大事记、香港电影的百年记忆、光影飘摇的台湾电影百年、100部电影(内地)、100位影人、30位杰出导演、31部难忘的译制片、中国电影百年第一、中国电影百年经典台词、10大经典告别、中国骄傲、中国美人、中国电影老海报精选同样具有“盘点”的性质。
二、现实关注：如何面对当下
无论是中国电影的百年回望，还是对当下电影的现实关注，其目的都应该是为了促进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推动中国电影的整体进步。2005年电影学的研究成果中，依然有不少对于创作现状、理论转型和电影产业的思索。
金冠军/陈犀禾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海上电影文丛”与其他丛书相比更关注当代中国电影，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吴小丽/徐甡民的《九十年代中国电影论》、陈犀禾主编的《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林勇的《文革后时代中国电影与全球文化》(林勇/赵海风译)，预告中列出的还有《海派电影论》、《谢晋电影论》和《中国新生代导演论》。《九十年代中国电影论》基本论及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中值得关注的现象。《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是2004年举行的“全球化语境中的电影美学与理论新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全书按照“电影美学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思考”、“民族电影理论的研究与建构”和“民族影视创作与美学研究”三个部分来结构，大量海外学者的著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文革后时代中国电影与全球文化》是根据作者的英语博士论文翻译的，对中国当代电影的本质、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当代电影进行了具有独特性的阐发，并对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以及谢晋、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黄建新、孙周、姜文等导演进行了个案分析。
由张会军担任课题组长的“当代中国电影艺术家创作研究”(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目)继张会军/穆德远主编的《银幕创造——与中国当代电影摄影师对话》、张会军/谢晓晶/陈浥主编的《银幕追求——与中国当代电影导演对话》、王鸿海/刘晓清主编的《银幕造型——与中国当代电影美术师对话》之后，2005年出版了姚国强/孙欣主编的《银幕再现——与中国当代电影录音师对话》、徐燕/陈浥主编的《银幕传情——与中国当代译制片配音演员对话》(中国电影出版社)。这套访谈系列丛书对于中国电影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具有双重意义。
对于电影产业的关注几乎成了2005年度最重要的热点之一。郑洞天的《老鼠对大米的感觉——2004年的中国电影》(《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黄式宪的《与好莱坞“博弈”：中国电影产业结构重组的新格局——兼论2004年新主流电影“三强”的品牌效应》(《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尹鸿/王晓丰的《中国电影产业年度备忘》(《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和饶曙光的《中国电影产业化：历史、现在及其未来——2004年的观察》(《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等文章都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对2004年的中国电影进行了回顾、总结和展望。《电影艺术》第1期“独家论坛”之“中国电影企业经营面面观”中的《跨领域交谈，冀开拓新途——电影企业经营高层研讨会述要》、于中宁的《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方法和基础》、张江艺的《从资本运作的角度看待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胡正荣的《美国电影产业的核心与经营策略》从电影企业经营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第4期“独家论坛”之“市场档期与电影策划、营销的关系”中的《电影档期五人谈》、张爱华的《与时共舞：美国电影档期研究》、张燕的《选择档期：香港电影上映最高原则》、支菲娜的《动画电影：日本电影档期之宝》、李宗禧的《韩国电影档期》、刘晶晶的《意大利电影档期现状一瞥》对各国不同的电影档期的介绍或许能给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启发。电影产业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仍将是未来中国电影的热点。
电影理论研究的反思在2005年继续展开。王志敏的《电影美学：从思考方式到理论形态》(《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认为电影是一门专门制作表面现象的媒介，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表面现象的学科，电影美学是电影与美学的结合，其主体内容是概念、框架问题。张英进的《简述中国电影研究在欧美的发展》(《电影艺术》2005年第2期)阶段性地勾勒出从50年代至今为止欧美中国电影研究的发展之路，是迄今为止较全面地评述欧美中国电影研究的论文。作者近年来一直关注着这一话题，近年主要相关论文还有《重思跨文化研究：西方中国电影研究中的权威、权力及差异问题》(《电影艺术》1996年第2期)、《审视中国：评五本中国电影研究的英文书籍》(《电影艺术》1997年第2期)、《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当代电影》2005年第1期)等。尼克·布朗的《论西方的中国电影批评》(《当代电影》2005年第5期)则对周蕾的《原始激情：视觉、性别、人种学和当代中国电影》以及戴锦华、张英进、鲁晓鹏等人的跨文化研究模式进行了批评。
胡克的《电影叙事观念的拓展与游移——2004年国产电影剧作艺术评析》(《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周星的《2004—2005年度中国电影的艺术发展》(《当代电影》2005年第4期)、彭吉象的《百年中国电影期盼第四个辉煌时期》(《电影艺术》2005年第5期)、宋家玲的《中国本土电影：当下创作追寻中的觉悟与迷失》(《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等更多关注本土当下电影创作。总体而言，与其他年度相比，这方面有分量有影响的论著相对匮乏，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而这一年度电影批评关注的电影文本，主要集中在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贾樟柯的《世界》、顾长卫的《孔雀》、冯小刚的《天下无贼》、黄建新的《求求你，表扬我》、王小帅的《青红》等。（注：主要相关文章有陈墨的《缺少那一声茨威格式的叹息——谈〈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电影改编》，《当代电影》2005年第3期；赵晖的《徐静蕾离茨威格有多远——谈徐静蕾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电影》2005年第6期；陆绍阳的《迷失在“世界”中——看贾樟柯的〈世界〉》，《当代电影》2005年第3期；李学武的《作为仿像或叙述的“世界”——从影片〈世界〉和〈扁担·姑娘〉谈起》，《当代电影》2005年第4期；张会军等的《虚拟的〈世界〉真实的人生》，《电影艺术》2005年第4期；格非的《〈世界〉札记》，《读书》2005年第6期；李保平的《〈孔雀〉：找回电影中的文学气质——兼评当代中国电影的缺失》，《文艺报》2005年3月17日；鲁滨的《〈孔雀〉：冬天的绽放》，《当代电影》2005年第3期；冉平的《“病孔雀”和“孔雀病”》，《当代电影》2005年第3期；解玺璋的《〈孔雀〉不撒谎》，《艺术评论》2005年第3期；马相武的《未来中国电影的基本轮廓——影片〈孔雀〉的文化启示》，《艺术评论》2005年第3期；康健民等的《〈天下无贼〉：商业价值与人文价值》，《电影艺术》2005年第2期；尹鸿等的《为了承诺：〈求求你，表扬我〉》，《电影艺术》2005年第4期；郝建的《〈青红〉及“第六代”导演：死亡情结与煽动真善美》，《艺术评论》2005年第7期。）
比较起来，对于当下创作现状的关注方面，到是《电影艺术》的“电视电影”栏目显得更加生机勃勃一些，除了第6期，每期都刊发了电视电影的综论或者评论。与往年基本上以作品评析为主的倾向不同，2005年出现了不少从理论上探讨电视电影叙事、形态、风格的论文和综论性质的文字，比如谭亚明的《皈依与突破——近期电视电影的剧作浅析》(2005年第1期)、赵小青的《2004电视电影掠影》(2005年第2期)、董闽虹的《青春题材的电影与电视电影比较》(2005年第2期)、黄会林的《第五届电视电影百合奖论说》(2005年第4期)、周艺的《中国电视电影形态特色的思考》(2005年第4期)、王宜文的《风格的多元与叙事的成熟——大学生电影节参赛电视电影综述》(2005年第4期)、邵滢的《日常经验与主流意识的交汇——解读女性题材电视电影》(2005年第5期)、楚卫华的《都市影像平凡中的感动》(2005年第5期)等。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电视研究在主流电影理论专业期刊中的比例继续扩大。《当代电影》在第1—3期的“电视研究”、“电视剧个案分析”、“电视剧批评”等栏目均以较大篇幅研究电视剧创作，《电影艺术》第1至第4期的“影视纵横”栏目内也或多或少出现一些电视研究的文章。很显然，它们对本土当下电视剧的关注程度已经超过了对于电影的关注。是电影比电视剧更不景气？是电视剧更具公众影响力？还是别的原因？值得电影研究者思考。
三、异域视野：“另一视角”的意义
2005年的电影译著图书依然是畅销书的热门候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电影馆”系列出版了英格玛·伯格曼的《魔灯——伯格曼自传》(刘森尧译)，大卫·汤普森/伊恩·克里斯蒂编的《斯科塞斯论斯科塞斯》(谭天、杨向荣译)，卡特·盖斯特的《文德斯的旅程》(韩良忆译)，乔瓦尼·格拉齐尼编的《费利尼对话录》(邱芳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电影眼”系列也推出《文德斯论电影》(孙秀蕙译)。这两个品牌丛书系列不约而同地都选择国外知名导演的自传、访谈录来引进，确实具有较好的市场效果，但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建构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江苏教育出版社引进的“电影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这套丛书分为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导演三个系列，已经出版的安德烈·巴赞的《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雅克·奥蒙/米歇尔·马利的《当代电影分析》(吴佩慈译)，克里斯蒂安·麦茨的《电影的意义》(刘森尧译)，焦雄屏的《法国电影新浪潮》四种，分属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系列。
“电影丛书”中有四部译著，分别是苏姗娜·利昂德拉-吉格/让-勒路易·特拉特的《电影随想》(张洁、杨烨译)，皮埃尔·贝托米厄的《电影音乐赏析》(杨围春、马琳译)，莫尼克·卡尔科-马赛尔/让娜-玛丽·克莱尔的《电影与文学改编》(刘芳译)和樊尚·阿米埃尔、帕斯卡尔·库泰的《美国电影的形式与观念》(徐晓媛译)。
另外一本值得特别关注的译著是理查德·麦特白的《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吴菁、何建平、刘辉译，华夏出版社)，分“商业美学”、“历史”、“惯例”和“方法”，细致地介绍了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发展历史以及美学观念。它不仅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完整的关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史学框架和操作模式，更有许多观念上、理论上的精华贯穿其中。
论文方面，《当代电影》第1期的“国际影坛”介绍了法国电影，主要文章有单万里的《法国电影的永恒魅力——2005法国电影回顾展影片扫描》、菲利普·艾古的《让·雨果：诗意与反叛》(徐溧遥译)、布兰特·迈多克的《雅克·塔蒂及其电影遗产》(潘丽译)、让-马可·拉莱纳的《雅克·德米的忧郁与梦幻》(巫明明译)、让-皮埃尔·拉瓦涅的《莫里斯皮亚拉在荣誉的田野上》(巫明明译)。第4期介绍了印度尼西亚、印度、新加坡、泰国、越南、巴勒斯坦等国家的电影，主要文章有郑耀霆的《印度尼西亚电影现状》、《90年代的新加坡电影与弱势群体》、《从新加坡电影的发展谈当地电影的困境》，彭骄雪的《印度“马沙拉”影片的艺术风格》、《90年代中后期至今有代表性的印度影片》，彭骄雪/蒋亭亭的《民族记忆与想象的复活——21世纪泰国电影的崛起》，陈伟龄的《越南影像：走不出的后殖民记忆误区》、邹兰芳/陆孝修的《巴勒斯坦电影》。其中多为亚洲非主流电影国家，正是中国观众/读者了解不多的，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第5期中李志强的《黑色“梦魇”的足迹——论好莱坞恐怖片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王海威的《御灵：日本式的恐怖——作为日本恐怖片的解读线索》、李玉广的《怨恨与血泪交织的梦魇——1997—2004年韩国恐怖片研究》作为一组有关恐怖片的研究文字，对于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有着借鉴意义。另外，在“名作评析”中介绍了《凡·高》、《我的舅舅》、《春来东去》、《骑鲸人》、《寻找梦幻岛》、《不良教育》、《肮脏美事》、《老男孩》、《放牛班的春天》、《自己人》等国外电影佳作。
素以译介海外电影理论为主的《世界电影》依旧不改初衷，2005年的特点是专题化，并显现出对海外学者解读中国电影以及电视研究等问题的关注。第1期以“另一视角”为题，刊发了袁书的《美国语境中的功夫片读解：从李小龙到成龙》(徐建生译)、D.波德威尔的《情节：松散与拖拉》(何惠玲译)、吉娜·马切蒂的《中国的女性电影向何处去？(抑或已经凋谢？)——〈恋爱中的宝贝〉和〈玉观音〉解析》(黄新萍译)、高伟民的《将背叛用于拯救——李安对“中国”家庭观念的诠释》(王俊花译)等以跨文化对话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电影的文章，给中国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第2期为“电视新理论”，主要涉及电视类型研究。第3期的“专题文论”英美三位批评家从不同角度读解《马尔霍兰车道》，并刊发了剧本。第4期则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特辑”。
对于国外电影类书籍的翻译引进尽管仍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图书为多，也有一些能够对中国电影发展形成助力的理论著作引进出版。这是值得欣喜的。
四、电影随笔：继续走俏的一种文体
电影赏析类、资讯类图书依然是2005年的热点，但热度已经有所下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朗朗书房·电影场”系列在2004年曾赢得不错的口碑和市场，在新的一年里又推出了贾晓伟的《亡灵记——好莱坞外的八位电影大师》和王樽的《谁在黑暗中呻吟——王樽的电影茶道》，其风格还是承袭旧年的“很美的文字，很美的图片”，在包装和视觉效果上下足功夫。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鸫鸟丛书”，已上架的有王樽的《色香味——影像中的水果》和苏华的《电影猜火车》。《色香味——影像中的水果》选择了一个特别的视角，《电影猜火车》是市面上最常见的电影观后感集。类似的作品还有沙蕙的《电影在场——和沙蕙看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顾小白的《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顾小白电影随笔》(古吴轩出版社)、卫西谛/黄小璐/徐震主编的《后窗看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丁亚平/张颐武/崔卫平/刘擎的《电影记忆》(文化艺术出版社)，张献民的《看不见的影像》(上海三联书店)和陈晓云的《我的秘密之花——电影中的女性》(浙江大学出版社)均由学院派作者完成。《电影记忆》是四位作者的电影随笔合集。《看不见的影像》以1990年后大陆拍摄而未公映的长剧情片为对象，记录了一些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除了好看之外，还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的秘密之花》以其独到的对诱惑和欲望层次丰富的理性解析实践着对电影和女性的双重读解。
在为数不少的关于王家卫的书籍中，潘国灵/李照兴主编的《王家卫的映画世界》(百花文艺出版社)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它以“评评理”、“谈谈戏”、“面对面”三个部分组合起多位香港影评人、文化评论人的批评文字，“是目前唯一以香港观点出发的王家卫评论专集，是认识王家卫作品、了解香港电影文化的必读书”。
结语
综观2005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应该说借中国电影百年之际在史学建构、史料梳理与历史重写方面出现了大量论著，尤其是在文化史、专业史、类型史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进展。相对而言，中国电影史学的宏大建构较多，而对某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尚存在着欠缺。与形成热点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形成对照，对当下电影的研究则相对缺乏，作为研究热点的电影产业问题的探讨有待进一步学理化，并期待能够真正对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有所裨益。新颖、有力度、有前瞻性的批评文字缺乏，对创作构成推动力的研究严重不足，批评影响力越来越向圈内转移。在世界范围，电影研究进入了一个被称为“大理论衰微”（注：[美]大卫·鲍德韦尔、诺埃尔·卡罗尔主编《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麦永雄、柏敬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的时期，中国的电影学研究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众声喧哗走向个人独白，（注：参见陈晓云《众声喧哗与个人独白——对中国电影研究现状的一种描述与批评》，《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走向落寞沉寂，建构中国现代电影理论体系的努力也被一次次地延宕。如果能借对“百年电影”的史学建构来激活中国电影研究，那么，对电影研究、电影创作、电影产业，对中国电影整体的发展都会带来良性的驱动力。
20世纪80年代涌现的批评家依然是当前电影学研究的主体。从“第五代”到“新生代”。创作者新生力量不断出现，而当年研究第五代的“年轻学者”在今天依然是电影研究的主要力量。电影学科在高等院校已经获得了极大发展，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先后取得了电影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每年有数十名学子攻读博士学位。一些相关学科，诸如传播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文艺学、美学等也有不少人以电影学科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从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现象。著名导演郑洞天在《当代电影》首期“博士论坛”的“主持人导语”中指出：“理论的失语，从一定角度看是原始积累期社会的必然，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文化，未必只能是静观其变的无奈或者是娱乐至死的苟活，而应当赋予自己某种责任。面对正向产业化转型的中国电影如此纷繁的吊诡和有趣，我们那么多国家供养的学者，每年成百上千篇关于电影的硕士博士论文，如果都无所谓责任而只是随遇而安，且不说将来面对历史的问责会追悔莫及，就说现在也可惜了自己的光阴。”（注：《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第118页。）中国电影的新百年已经悄然而至。《如果·爱》、《无极》、《千里走单骑》等“国产大片”的联袂上映再次唤起了人们对本土电影的关注。而在学术领域，如何完成电影学研究的转型与重构，如何与电影创作建构良好的互动关系，如何建立一支结构梯队合理的电影学研究队伍，将成为未来百年中国电影学研究能否获得再生性发展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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