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
民情与美国福利模式：基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分析
李 珒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 美国是“福利资本主义世界”中未建立“国家”福利体制的国家，学者将此归因于美国对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坚持、劳工组织的迟缓发展、左翼政党发展与劳工需求的不匹配。这些原因仅为美国现行福利制度的推动力，而根本原因应该到美国社会基础中去寻求。民情因素是导致美国现有福利模式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要素，民情中对于自我掌控命运的坚信、独立精神、自立和自治的习惯和传统、平等因素使美国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在社会中，人们保障自己的生活，且互帮互助，形成强大的社会组织，将对福利保障的需求消化在社会内部，而未寄希望于政府，因此政府没有建设“国家”福利体制的动力。由民情导致的美国现有福利模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了相互矛盾和责任意识缺失的走向。
[关键词] 民情；美国福利模式；托克维尔
一、美国与欧洲福利模式的区别
在福利资本主义的分类学中,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根据政府、市场与家庭的关系,中产阶级的福利状况,去商品化程度,社会资源整合程度和社会政策分层五个维度将福利国家分为了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亦被称为福利国家的“第一世界”),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地区的福利国家的保守主义模式(福利国家的“第二世界”)和以美国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福利国家的“第三世界”)。福利国家的“第一世界”中,国家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为民众提供普遍的福利与服务。家庭和市场的作用是边际性的。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的标准与个人的需求程度及工作表现无关,主要取决于民众的公民(或长期居住)资格。因此,“第一世界”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有普遍性和均等性特征,社会再分配程度高。福利国家的“第二世界”中,市场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仍是边际性的。国家遵循普遍性的给付原则,以工作业绩为社会权利的计算基础,为家庭生计的主要负担者提供福利和社会服务,力图降低或消除劳动力面临的社会风险。因此,“第二世界”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同样具有普遍性和平均性特征,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广,社会再分配程度高。上述两种社会福利模式虽然在社会福利的提供方式和最终效果上存在差异,但对公民权的普遍维护这一共同宗旨使得政府在公民福利的保障中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从而最终走向普惠和均一的国家福利模式。① 杨立雄:《“不情愿的福利国家”与金融危机——美国福利模式解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5期。
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交网络服务作为网络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应用，已得到快速的发展。但SNS在逻辑上以及一些功能上仍存在许多问题。
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和保守主义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模式,即自由主义模式。美国是自由主义模式的代表,该模式有如下特征:首先,自由主义模式以市场为核心,政府和家庭都只扮演边际性角色。社会凝聚形成的主要方式是个人式的,即靠个人在市场得到福利和服务,实际的劳动力去商品化程度很小。美国传统的定额式普救主义促成了两极分化的格局——穷人靠国家、剩下的人靠市场,甚至中产阶级也游离于国家的福利支持之外。在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对福利资源的分配以市场原则为主,通过经济和家庭统计调查对公民的福利资格进行认定。此外,济贫是美国福利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贫困人口救助是美国社会政策关注的重点。换言之,美国福利制度设计的本意不在于满足居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而是仅仅满足那些收入较低、需要依赖国家救助而得以生存的居民的需要。大多数居民的福利保障依赖市场,而那些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才是福利保障体制关注的对象。因此,美国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低。市场在福利分配中的广泛介入,造成福利的再分配程度低和劳动力的去商品化程度低,并由此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总体程度较低的现状。
(3) 水边植物群落受乡村城市化影响最大,高保护价值植物群落占比降低19.3%;绿林地和建筑周边高保护价值植物群落比例分别降低15.9%和10.6%。
二、美国福利模式的形成原因
有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没有形成政府主导的“国家”福利体制的原因是美国对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坚持。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尊重市场的自律机制和原则,避免政府干预,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只要是企业“能够做好的事,政府都不介入”① 李嘉琎:《欧洲福利国家模式与美国自由放任主义模式之比较》,《池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美国建国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之后,此时,自由放任主义意识形态早已在资本主义世界立足并获得支持和推崇。随后才建国的美国自然将自由放任主义思想视为主导思想,并使该思想主导美国的经济发展。虽然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后,倡导国家干预的罗斯福新政得到推广,但70年代的经济“滞胀”又使国家干预理论受到质疑,继而又回到了以自由放任为主的市场经济轨道上。因此,建国200多年以来,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多数美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不仅如此,自由主义理念还由经济政策扩展到包括社会政策在内的各个政策门类,这也使美国的社会福利体制有了深深的自由主义烙印。
另一个造成美国没有建立“国家”福利体制的原因是美国的劳工组织发展得相对迟缓。② Hicks,A.Social Democracy and Welfare Capitalism:A Century of Income Security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美国被称为移民国家,不仅因为该国是由移民建立的,而且因为建国之后的200余年,移民不断补充着该国人口。这些移民使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移民数量和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的钢铁业、汽车业、电力业等产业被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充斥着,使产业工人在每个时代都有着较高的异质性,难以组织。③ Stephens,J.D.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London:Macmillan,1979. 此外,由于移民更多地追求在新环境立足而不是更高的生活质量,这也使得美国的产业工人不易形成劳工维权的集体行动,因而也无法迫使政府采取维护劳工权益的措施。由于缺乏来自劳工需求的推动力,美国没有形成政府主导的“国家”福利模式。
政党原因也被认为是导致美国福利模式缺乏“国家”色彩的原因之一。福利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与左翼政党密切相关。相对于右翼保守派政党减少公共开支、尊重市场原则的执政理念,左翼政党更加关注儿童、妇女、贫困人口、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的权益,主张增加公共开支,对弱势群体施加更多的照顾。英国、德国、瑞典等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与左翼政党的上台和相对较长的执政时间有着直接的关系④ 刘璐婵:《福利制度中的政党政治干预——基于英美社会救助制度的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15年第8期。 。而美国的政党发展史与欧洲各国有着明显的不同。建国之初的半个世纪,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互争高下。虽然后来发展为民主党(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在最初的几十年占据了较长的执政时间,但建国之初的主要矛盾并非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而是梳理和确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即便是偏向左翼的政党执政,社会福利的建设也未得到执政党的关注。伴随建国之初的两大主要政党——民主共和党和联邦党的改革与重组,美国政坛进入变化后的平稳期。进入平稳期后,自1837年起的70余年,近20位美国总统中共和党(右翼)总统的数量超过一半。这段时期正是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甚至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劳工数量不断扩大且被资产阶级压榨最严重的时期。而在此时期,在美国占据更长执政时间的共和党领导人却未对劳工的权益以及贫困人口的利益予以适当的关注。美国现代的社会保障政策于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的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出台,随后的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卡特、克林顿等民主党总统才陆续开始出台由政府主导的扶贫、济贫、维护工人利益、提升全民生活质量的政策。当然,这其中也穿插着部分共和党总统的“去福利化”措施。总结来看,在美国,本应代表和维护劳工等弱势群体利益的左翼政党在早期未对弱势群体的福利予以关注,中期(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少有上台执政和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福利的机会,直至晚期才逐渐落实对弱势群体福利的维护。因此,美国左翼政党的执政和发展时间未与民众的福利需求相一致,加之左翼政党相对较晚的对社会福利体系的关注时间,共同导致了美国现今相对薄弱的“国家”福利体系。
第二个形塑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民情内容是美国人的独立精神。这种独立并非是公民个体间的独立,而是公民群体相对于政府的独立。多数时候,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亦可被理解为一种“分立”,甚至“对立”① 郑杭生:《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参照系及其启示——一种中西比较的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而正是这种分立和对立最终导致了美国薄弱的“国家”福利体制,即政府仅仅在福利制度中扮演边际性角色而未承担起福利的责任。“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它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眼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②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13页。 一直以来,美国人民对政府有着明确的不信任。在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就观察到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质疑。这种不信任感使美国的民众更加独立。多数情况下,美国民众更倾向于独立解决困难和问题,不愿依赖政府,也不会寄希望于政府。较低的民众期望和社会需求使美国政府没有动力完成政府主导的完整而全面的国民福利体系的建设,这也使得美国无法成为像瑞典、德国等那样的政府负担民众福利的国家。因为“独立”,所以自治。美国民情中的独立因素也催生了美国人的自立、自治的习惯和传统。民情中的自治因素也是用以解释为何在美国的福利体制之中政府的角色边缘化的另一个原因。对政府的不信任使美国社会与政府分立,人民独立于政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使美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得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而这些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相当多的本属于政府的职能。因此,部分本属于政府的责任,如社会福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组织的强大功能所“退化”掉,进而造成美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建设中的边缘化角色。美国人的自立、自治的习惯和传统是自小就培养起来的:“它们从上小学就开始培养这种(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习惯。孩子们在学校里游戏时要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处罚由自己制定的犯规行为。”③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14页。 经过代际的延续和传承,这种自立、自治的习惯至今仍未有所淡化。而美国人的自立、自治的传统也成为了社团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美国的社团众多——“除了依法以乡、镇、市、县为名建立的常设社团以外,还有许多必须根据个人的自愿原则建立和发展的社团”④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13页。 。这些社团或社会组织多为市民自愿参与而自发形成,覆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相比于政府,这些社会组织能够更加快速而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执行机构,在没有人去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开始排除故障了。假如是事关庆祝活动,则自动组织活动小组,以使节日增辉和活动有条不紊。而且,还有反对各种道德败坏行为的组织。比如,把大家组织起来反对酗酒。在美国,为促进公安、商业、工业和宗教,也建有社团。人民的愿望一定会通过私人组织的强大集体的自由活动得到满足”⑤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14页。 。由此可知,美国发达的社会组织和社团在很多方面已经承担了本属于政府的功能,比如交通的管理、社会秩序的维护,甚至是人的培养、教育和行为约束等。因此,在其他国家本属于政府职能的社会保障,在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由社会组织负责。医疗保健、看护、儿童与女性的权益保护、老年人服务、就业保障、帮助贫困人口等工作均由美国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社会组织所覆盖。⑥ 王媛媛:《美国非盈利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服务对我国的启示》,《开放世界》2013年第11期。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边缘地位。
民情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用以解释美国现行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形成的原因之一。其余两个原因分别是独特而幸运的地理环境和法制。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虽然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所贡献,但若按贡献程度将这三者分级的话,托克维尔认为,“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②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58页。 ,这是因为“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③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58页。 。因此,在托克维尔的笔下,民情是形成美国现行制度的最关键因素。福利制度是美国现行制度的一个方面,因此也受到民情因素的深刻影响。
三、民情：美国福利模式的社会基础
通过文献可知,对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的坚持、劳工组织相对迟缓的发展、政党因素等均为美国为何没有产生像欧洲国家那样的“国家”福利体制的现象提供了理论分析和解释。在这些原因当中,除了劳工组织因素外的其他的因素都忽略了民众对福利和保障的需求,而从欧洲各国的经验来看,民众的需求才是推动政府建立“国家”福利体制的根本推动力——民众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会干扰社会秩序的稳定,进而威胁统治阶层的地位① 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对美国为什么没有建立起像欧洲各国那样的“国家”福利模式的问题亦可被理解为美国社会为什么没有像欧洲社会那样形成对社会保障的强烈需求。而对此问题的解答需要从美国的民情入手。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美国民情的素材。
相信个人努力能够改变命运、养活自己和家人的民情,独立解决问题的民情和自治的民情,也为美国带来了异于其他国家的慈善主体构成。不同于欧洲各国,美国的慈善事业主体中,私人组织占据了半壁江山。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结尾部分提到,由于小额资金在穷人手中无法取得收益,因此,世界各国普遍出现,部分以慈善为怀的人组成慈善团体,把贫困人口的积蓄收集在一起,并使其产生收益。⑦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77页。 在托克维尔的年代,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慈善团体与国家的关系尚未明确——部分国家将慈善团体合并入政府,部分国家由政府将慈善团体取代。而经过百年的发展,慈善团体与国家的关系日渐明朗,即多数国家将慈善团体的工作内容纳入政府工作范畴。而在美国,或许是受民情因素的影响,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慈善事业至今仍独立于政府工作范畴之外。同其他OECD国家相比,美国的私人社会性支出比重是全部OECD国家中最高的,而公共社会性支出的比重则远低于欧洲国家。政府在社会项目上相对较低的关注和支出被私人慈善组织弥补。而由民情催生的相对发达的私人慈善组织,或许也是导致政府较少关注社会福利项目的重要原因。
第三,民情中自食其力及其通用人才观因素也可以解释美国的福利保障模式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原因。劳动经济学认为,福利国家的诞生源于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为劳工带来的社会风险。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市场的扩大,而市场的扩大需要更加高效的生产。于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工不断细化① 亚 当·斯密的环形针生产实验证明,分工越细致,则生产的效率越高。因此,为了追求更加高效的生产,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车间往往高度分工。 ,劳工的技能专有性随之增强。而分工的细化带来了众多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专用型技能劳工所面临的社会风险。细致的分工使专用型技能劳工只会做其所属的工作,也只能在很狭窄的某一个或几个行业内创造生产价值,其技能在多个行业间是不可迁移的。因此,这些劳工失业后在其他行业再就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换言之,若专用型技能工人在某个行业下岗,他无法凭借其专用技能较快地在其他行业找到工作,从而结束失业并再度在劳动力市场获取收入。由于较弱的再就业能力带来较高的社会风险,在资本主义世界内占多数的专用型技能劳工与左翼政党联手,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敦促政府着力建设国家福利制度体系,保障由技能专有性带来的失业风险和生活质量下降。由此,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体系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普遍建立,福利国家也由此诞生。然而,在美国,福利国家模式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全然不同,这或许也与该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分工有关。相比于欧洲国家,美国的专用型技能劳工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这或许可以归因于美国偏向于“通用型”的人力资源培养模式。通用型人力资源培养表现之一便是美国比较普及的注重基础知识和综合性知识的初等教育,以及相对稀缺的注重专业性知识培育的高等教育——“在美国,初等教育人人均可受到,而高等教育却很少有人问津”,“我认为,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口与美国大致相等的国家会像美国这样,无知识的人竟如此之少,而有学识的人又如此不多”②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78页。 。
系统性地总结一方面是梳理学过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回顾、复习过去的知识，古语有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只有经常总结、回顾自己学过的知识才能够保证自己已有知识体系的充实饱满，甚至还能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根据构建理论建构出新的知识和新的认识，让自己的知识焕然一新，这也是经常总结、经常梳理知识的主要作用.养成了总结的好习惯，学生的学习就会更加轻松、更加全面，自主学习能力才能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提高.
民情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出现了197次,并非为书中的高频词汇,但书中所提到的很多内容却无不关乎民情。民情的拉丁文词汇是moeurs或mores,“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民拥有的各种简介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民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④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32页。 。此外,民情还“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⑤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15页。 。因此,民情可被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力量,是上层建筑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这种力量是持续的、稳定的。对于这一点,诺斯在其非正式制度的论述中也有过说明。
民情与美国福利模式的成形和发展息息相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清教是最早来到美国的英国移民的共同信仰,清教教义是美国的政策(包括社会政策)的思想渊源。托克维尔提到,最初来到美洲大陆的移民多属于清教徒。清教徒来到美洲大陆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在英国“受到政府的迫害,感到自己所在的社会日常生活有损于自己教义的严格性,所以去寻找世界上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以便在那里按原来的方式生活和自由崇拜上帝”⑥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6页。 。随着越来越多的清教徒的到来,清教在美洲大陆越发推广,清教的教义也成为众多政策的基本思想。清教的核心价值观包括,通过个人的勤奋和努力改变命运；生活节俭；重视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重视自主权；重视契约订立程序和自愿的原则；国家和社会确保个人自主性的发挥并减少对个人活动的限制,最大限度地提供竞争机会等。⑦ Degler,C.N.Out of Our Past,New York:Harper＆Row Publishers,Inc.,1984. 马克思·韦伯笔下的资本主义精神便是由这种伦理道德体系中产生的。也是由于清教教义的影响,美国的福利模式有着明显的“济贫”(意为多关注最贫困的人群)和“有限性”的特点。由于坚信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面对贫困人群时,美国人更易责备这些弱势群体,而非斥责社会保障制度。⑧ Ja nsson,B.The Reluctant Welfare State:American Social Welfare Policies—Past,Present,and Future(3th),Pacific Grove: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1997. 受此思想的影响,美国各级政府的社会福利保障责任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扩展。19世纪晚期,美国的保守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基本成型,认为社会问题是暂时的,不会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因此未在制度方面进行改良,更多地是通过对贫困人群的道德说教和惩戒相结合的方式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境况,并赋予严格的社会责任⑨ 李嘉琎:《欧洲福利国家模式与美国自由放任主义模式之比较》,《池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因此,一直以来,美国政府对穷人的保障是极其有限的。
胎儿肢体缺陷是临床中严重危害新生儿健康和发育的一种骨骼系统发育畸形疾病，严重增加了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故而如能够在产前及时检测出胎儿肢体缺陷，对于降低家庭负担，提高生育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1]。本次研究将就产前超声在胎儿肢体缺陷诊断时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第四,民情的另一个方面——平等在教育中的体现是美国福利模式的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这一点与第三个原因具有内在关联。“在美国,人们不仅在财富上平等,甚至他们本身的学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平等的。”伴随教育平等而来的便是初等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相对匮乏(至少在托克维尔的年代是这样的)。相对于高等教育,初等教育更加重视对学生通用性知识的培育,而非特殊的专业性知识的培养。美国人的教育不仅重视通用性知识,而且教育的时间相对较早。15岁之前,多数美国人会“专心于接受普通教育”③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78页。 ,而这个年龄恰恰是法国人开始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年龄。由于美国人的学校教育开始得早,且多数美国人接受的是较为基础和总和性较强的初等教育,因而其技能也较为偏向于通用型技能而非专业性技能。通用型技能劳工能够在多个行业迁移,其失业后再就业的可能性大大高于专业型技能劳工。因此,美国劳工面临的失业风险相对较低,所以劳工无需联合左翼政党迫使政府为劳工的生存和就业做出保障。
四、美国福利模式的走向
国家福利模式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来自于社会的需求。社会需求转变为社会组织和政党的主张和诉求,进而转变为国家意志和政策。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的建立受诸多因素影响。笔者认为,形成美国特殊福利模式的根本因素应当是美国的社会没有产生强烈的社会保障需求,所以没有动力形成“国家”福利体制。而对美国社会为什么没有形成社会保障需求的分析应当从美国的民情入手。在此意义上,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为我们提供了素材。与西方其他两种福利模式产生原因的不同,导致了美国福利模式特殊的走向。
第一,美国福利模式建立在个人奋斗的精神基础之上,对于美国经济必将起到持续的促进作用。美国的这种福利模式将会不断凝聚其国民的共识,存在着进一步强化的内在动力。第二,由于美国福利模式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必将减少政府开支和投入,导致政府职能清晰、重点突出。同时,政府对于国民福利的开支将会得到一定意义上的忽视,存在导致国民与政府矛盾的可能性。第三,由于美国福利模式建立在民众自发的社会组织发展的基础之上,强化了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发展,限制了政府权力,政府与社会界限分明。基于强社会、弱政府的福利模式,必将存在政府与社会分离的倾向。第四,建立在个人奋斗基础之上的社会福利模式,如果上升为国家层面,便会出现以国家的自我发展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理念,减少国际关系中的担当和责任。这便是特朗普目前的国际关系理念。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01-0171-05
收稿日期： 2018-10-02
作者简介： 李 珒(1992—),女,山东济南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个体与组织认知行为选择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7ZDA10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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