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龙山石窟研究_道教建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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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石窟是我国重要的道教石窟。它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20公里的龙山东巅。古称昊天观。周围群山环绕,松柏苍郁,灌木丛生,环境幽静。岩质属灰白色沙岩,易雕凿,也易风化。石窟规模不大,共有洞窟9个〔1〕,雕像65尊。洞窟主要建在一突兀的崖面上,自西向东转而向北排列。1、2、3窟分上、中、下三层,与4、5窟均坐北朝南,6、 7窟则坐西面东。在1—7窟团团相抱的外围,8窟建在4、5 窟之前的岩石上,9窟则在1、2、3窟西边低矮的崖石中,这两窟亦坐北朝南。

本世纪初,龙山石窟作为我国唯一完整的道教石窟,重新被发现,由此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20年代,日本常盘大定和关野贞曾对该窟群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调查,并在1937年合著出版《支那文化史迹》一书中刊登其中8窟的照片、雕像和题记。此后, 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曾涉足此地,在各自的著述中提及论述了龙山石窟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然而,对龙山石窟的时代判定,一般都将其断在蒙元时期的1234—1239年。对该窟群的诸多历史问题,亦缺乏深入细致的比较与研究。为此,笔者曾多次赴龙山进行考察。本文仅对龙山石窟的二古洞,作具体的探索。

为便于读者研究参考,把前人和笔者对龙山石窟的开凿年代的断定分列如下:

诸家关于龙山各洞窟的年代考定

有关元代龙山石窟兴建的起因,最早见于1262年镌刻的《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祖堂碑铭并引》〔2〕:“……(宋披云)甲午(1234年)游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观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家像。壁间有‘宋仝’二字,修葺三年,殿阁峥嵘,金朱丹,如鳌头突出一洞天也。”此后,在1320年镌刻的《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3〕又重述了这一事实:“甲午,(宋披云)率门徒游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观故址,榛莽无人迹,中有二古洞,圣像俨存。壁间有‘宋童’二字。真人葺之三年,恍然一洞天也。”

龙山石窟群侧视图(由东南向西北)

从以上两碑中,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龙山石窟大规模开凿是在元代,而引发主持人(宋披云)开窟动机的,却是先前就有的“二古洞”,那么,此二古洞具体指的是哪两个洞?它们又是什么年代开凿的?撰碑人没有作出交待。

在龙山石窟的现存9个洞窟中,除去8、9两窟无雕像外,1、2、6、7窟均有元代题记,故可排除在外。那么二古洞就出在所剩余的3、4、5窟中。

日本常盘大定、关野贞等认为,第3、4窟为二古洞。〔4〕其理由是第3窟中出现的“老子卧化像”在道窟中颇为罕见, 疑为早期道窟受佛教“涅盘像”影响所致。另外第4窟三龛应为三帝, 即神农(正龛)、伏羲(左龛)、黄帝(右龛),此三像亦为较古老的素材。并把此二洞认为是宋代雕刻。

那么,用什么样的标尺来界定二古洞和二古洞的雕凿年代?

考证石窟雕造的时间,一般采用以下方法:(一)洞窟题记。(二)洞窟形制。(三)造像组合与题材。(四)基座的变化。(五)雕像的样式(服装、衣纹、手势、面相)等。

在没有第一个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仅能依靠后四种方法先行辨认。

下面先将此三窟考查结果作一介绍:

第3窟

(一)洞窟形制。为上圆下方覆斗窟。高2.15米,宽2.68米,深3.41米(连台座)。门呈圆拱形,高1.85米,宽1.8米,门壁厚0.35 米。东西两壁靠门处,各设一空龛。东壁龛呈长方形,高1.03米,宽0.52米。西壁龛为圆拱形,高1.32米,宽0.54米。(二)雕像组合题材。窟内共3尊雕像。正龛圆雕卧像长1.89米,高0.36米。两侧真人高1.36米。 (三)基座。正龛(北壁)为一深0.68米,宽2.85米,高0.79米的台基。台基与两壁通连。真人足踏长方形台座,与正壁台基一样已漫漶不清。(四)雕像样式。1.服装。三像均着小领口道袍。2.衣纹。均呈现阴线阳刻叠起状。3.手势。卧像左手枕于腮下,右手隐没在平抚于腿部的长袖中。真人都双手笼袖,作恭起状,不露手。4.面相。长方椭圆形。卧像束发,发髻较低,真人1头失、1发残。

第4窟

(一)洞窟形制。呈上圆下方覆斗形。洞高1.8米。宽2.16米,深2.21米。正龛建于一台基上,台高0.18米,深1米。东、西、北壁共3龛,均作尖拱龛。洞门呈拱形,门高1.43米,宽0.95米,门壁厚0.24米。内又有厚0.4米的安门廊遗迹。(二)雕像组合与题材。共11尊。 北壁正龛1铺3尊,东壁1铺3尊,皆天尊和左右二真人。西壁1铺5尊,即天尊,童男童女和二真人。无一完好。正龛天尊通高1.29米。真人残高1.16米。东壁雕像已漫患不清,尺度与正龛相仿。西壁天尊通高1.25米,童子高0.74米,真人高1.06米。该铺座似未雕完,虽剥蚀严重,雕痕依历历在目。(三)台座。天尊座均呈长方形。正龛天尊座高0.41米,宽0.74米。西壁座高0.36米,宽0.59米。正龛真人足踏仰式重瓣莲花座上。(四)雕像样式。1.服装。道袍外披帔巾,衣领敞于胸前。天尊胸前饰带双双直落,长出裙摆。2.衣纹。呈泥条纹凸状,刚柔相济,悬垂感较强。真人裙摆呈喇叭形。3.手势。正龛天尊左手抚腿,右手抬起,手已失。左右真人手执香华于胸前。西壁天尊手交叠于丹田处,手心朝上。东壁不清。4.面相。面相方圆,脖颈粗壮。(图1、3、4)

第4窟正龛像

第5窟

(一)洞窟形制。呈上圆下方覆斗形。洞高1.65米,宽1.85米,深1.83米。正(北)壁为尖拱龛。龛建一台基上,台高0.22米,深1米。 洞门呈方拱形,高1.3米,宽1.03米。门壁厚0.3米。(二)雕像组合与题材。共1铺3尊雕像。天尊通高1.36米。二真人高1.16米。(三)台座。天尊座呈长方形。座高0.46米,宽0.7米。 真人均足踏仰式莲花座上。(四)雕像样式。1.服装。内着道袍外披帔巾,衣领敞于胸前。天尊饰带双双垂落于座下,发出裙摆。2.衣纹。呈泥条状凸起纹,悬垂感较强。3.手势。天尊双手交叠于丹田,手心朝上。真人双手执巾于胸前。4.面相。方圆,脖颈粗短。(图2、5)

当我们将该三窟一一了解后,即可看出第4、5窟在许多方面更多相近之处。如窟形尺度几乎都迂回在1.8米左右。均作尖拱龛, 天尊身光均为莲花瓣形。台座不仅形状一样,装饰花纹都几近一致。都采用佛教的铺座形式,正龛真人都足踏仰式莲花座。雕像的服装穿戴,衣纹、手势、面相,连同雕刻技法都非常相近。而第3 窟除去卧像形式较特殊外,在窟形尺度、台座特点、造像的服装式样,手势、面相、以及美学风范与其他元代石窟更趋一致。

从洞窟外部结构来看,1、2、3窟同刻在一崖面之上,呈上、中、 下有序排列,且都饰云龙纹浮雕,虽剥蚀漫漶,依然可以辨认。而4、5窟沿崖面靠东。从元代做了整体规划的窟群建筑来看,4、5窟恰处于中部。两窟虽不处于一个水平线上,却顺沿地势,一高一低,向阳而背风,个中原因是当时雕凿者出于财力、物力、人力的局限所致。

另外,在第1 窟的题记中就有“自甲午春至乙未冬三洞功毕”的说明。日本常盘大定认为这里的“三洞”,是指道藏中的“洞真、洞神、洞玄”。笔者认为“三洞”指的就是1、2、3窟。因为成组合的1、2、3窟,虽说第2窟也有题记,但是在洞窟建成后的第2年写的祝文,只有第1窟在说明“三洞功毕”的年限。第6、7窟的题记, 一为“自戊戍春至乙亥秋工毕”,一为“三载洞功毕”。因此,可以确认第1 窟中的“三洞功毕”题记,即指1、2、3窟。第3窟是老子卧化之所,为显示特有的庄严与肃穆,不仅没有题记,连雕饰藻井也都省略去了。在卧像台基前正中的14公分处,有-23cm×70cm的凹槽, 一见便知那是安放石碑的所在,或许那碑上刻着我们要找的答案吧?

当把第3窟排除在外后,第4、5窟就是那久已失去座标的“二古洞”了。

确认4、5窟为“二古洞”后,又怎样来识别它们的产生年代呢?

我国的石窟艺术,最初是随着印度佛教艺术的传入而出现的。道教石窟的出现,自然是佛教石窟艺术影响下的产物。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道教石窟遗迹,是陕西宜君县福地水库石窟〔5〕。 它开凿于西魏大统元年(535年),石窟形制较小, 其中有关道教的内容仅占三分之一,却真实地反映了佛、道二教相融于一窟,相安于一处的真实情景。龙山石窟4、5窟的形制,是晚于该窟的作品。

唐释法琳《辩证论》中引王淳《三教论》云:“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倍,乃学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凭衣食。”〔6〕龙山石窟4、5窟的铺座形式,酷似佛窟中的1铺3尊,1铺5尊形式,观察与其仅隔10公里的天龙山唐代石窟, 就可以发现,第4、5窟的方形覆斗顶,与后者的17、18窟大致相同,尺度几近一致。〔7〕所不同的是,第4窟兼有天龙山第17、18窟的特点,综合了该两窟的铺座形式,北、东两壁设3像,西壁设5像。第5窟则比较特殊, 仅正壁设龛,1铺3尊。

龙山4、5窟窟形,同时在龙门、庆阳、须弥山等初盛唐佛窟中也是常见的窟形。如唐高宗时期开凿的龙门双窑之北窑,平面近圆形,圆顶,周设坛基〔8〕。庆阳北石窟寺武周至玄宗时期的1、36、38、39、 265窟为圆形,平顶或圆顶,37窟为方形覆斗顶,周设地坛基窟。〔9〕须弥山唐窟约为武周至玄宗时期,大部分为方形覆斗顶, 周设坛基窟。〔10〕而龙山4、5窟是道窟,它与这些初盛唐石窟不一致的一点,是它的坛基建在了洞窟中央。

从天尊基座来看,4、5窟都采用了长方形座,这与佛教中的须弥束腰座略有区别。而长方形束腰须弥座均在天龙山17、18窟中有所出现。

六朝末至初唐间所修的道书《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二〔11〕中规定:“凡造像皆经具其仪象,天尊有五百亿象,道君有七十二相,老君有三十二相,真人有二十四相。衣冠华座,并须如法。天尊上帔以九色离罗,或五色云霞,山水朵锦,黄裳金冠。”“真人又不得散发、长耳、独角,并须带芙蓉、飞云、元如等冠。”“左右二真皆供献,或持经执简,把诸香华,悉须恭肃,不得放诞手足,衣服偏斜,”“天尊平坐捻太无,手中不执如意、拂尘,但空而已。科曰:凡天尊、道君、老君,皆有真人,玉童玉女侍香侍经。”龙山4、5窟道像,严格遵守了这些清规戒律,他们衣冠整肃,道貌岸然,天尊坐态端正平稳,真人把诸香华,怡然端庄。这些特点,的确与佛教造像有着规范性区别。

尽管如此,时代的美学风范不可能使雕刻者逾越出它的特定的历史局限,它们依然能使人一眼便知其更多的带有唐代盛期雕塑造像的特点。如天尊服饰下垂和倒山字型裙摆,与天龙山盛唐17窟佛像有异曲同工之妙。且衣纹呈凸起泥条纹,舒缓流转自如,与龙门675 年开凿的奉先寺卢舍那佛衣纹较接近。服饰装束与道书《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中所绘图样基本相同,与唐开元七年(719 年)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的元始天尊像〔12〕相仿。真人双手把诸香华,面相肥胖,体态丰腴,衣纹凸起,呈S形立于莲花座上,全然一派盛唐风范, 不由使人想到当时“菩萨若宫娃”的美学定评。这些特征与天龙山17窟菩萨相比,前者颈项挺直,没有蚕茧纹,肩臀相齐,略显肥壮,技法显得不及后者运用得自如,或许是雕刻匠师的技法不及天龙山石窟的雕凿者,或许是早于后者的年代,整体雕刻技法不成熟的表现。

另外,从两窟的洞窟形制、基座、造像题材,天尊、真人的服饰、手势、面相等方面看,二者都十分相似,尤其是正龛天尊的塑造,如出一人之手,表明二窟年代非常接近。

综合上述,将龙山石窟“二古洞”的雕凿年代,大致推定为唐高宗至玄宗时期较为合理。

在唐代的太原地区产生道教石窟,绝非偶然。太原是古晋阳地区,是唐高祖李渊起兵之地。据《混元圣纪》卷八〔13〕说:“唐高祖皇帝初起义兵于晋阳,……晖(道士歧晖)逆知真主将出,尽以观中资粮给其军,及帝至蒲津关……乃改名为平定以应之,仍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应接,帝嘉之。”从中可见该地区在隋末唐初,道教教团势力竟然就有资助兵家起兵的能力的事实。初唐高祖、太宗尊老子为始祖,并采取抑佛扬道政策。至高宗,道教正式被承认为皇族宗教〔14〕。武则天时,虽采取了尊佛抑道的政策,但至中宗登位,老君又被推崇为“玄元皇帝”,并亲受道教法录,成了道士皇帝。〔15〕此后的武宗更胜一筹。总之,由于道教受到了统治者的褊袒与保护,道教教团势力大为发展。〔16〕那么在太原原来就有的道教势力的基础上,距其10公里处就有非常宏伟的天龙山佛都石窟的修建,出于这种借鉴,在龙山地区开凿道教石窟,应该不是出于偶然的事情。

我国的石窟艺术,绝大部分属于佛教范围,道教石窟与其相比,就显得非常有限了。我国的道教石窟,主要集中于四川,内容多为佛、道或佛、道、释合一的石窟。〔17〕因此,从道教内容的单纯性来讲,龙山石窟就显得尤为独特和重要了。

然而,人们以往一般把它认定为蒙元时期的作品。即使发现了它们其中有的雕像带有天龙山唐代石窟造像的特点,〔18〕也没有因此产生对原本就存在的“二古洞”的发掘与研究。而重新认定唐代龙山二古洞的意义在于:

(一)更正了目前一般学术界认定的“在13世纪太原开凿了全真道石窟”〔19〕这一历史定论。将我国北方地区纯道窟的开凿年代提前了400多年。

(二)为研究唐代道教提供了形象性资料。

(三)为研究唐代道教石窟艺术与佛教石窟艺术的联系与区别提供了实物。

另外,对于我们研究美术史的人来讲,从中得到的一个深刻教训,那便是认定一件艺术作品在艺术风格的继承、演变及时代特征时,应对其中概念的理解与把握严加分别。因为一件好的作品,即使是对上一时代人作品的仿照描摹,也绝非与当时特有的情境同感同应。因此,科学认真地研究我们对一件艺术作品的感受是非常必要的。

 第5窟正龛东侧像

注释:

〔1〕1995年1月,在龙山石窟又发现了1个石窟,其形制与第8窟相仿,均为三壁设坛,无雕像的修道窟,应为元代同时雕凿。

〔2〕《道教金石略》P546,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道教金石略》P753,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4〕(日)常盘大定、关野贞等人在考查洞窟时, 洞窟编号与目前龙山石窟编号不同,故根据其内容、照片排定号码。

〔5〕靳之林《陕北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 《文物》1989年第4期。

〔6〕《广弘明集·卷十三》四库全书影印本。

〔7〕李裕群《天龙山石窟分期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8〕龙门文物保管所《洛阳龙门双窑》,《考古学报》、1988 年第1期。

〔9〕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

〔10〕北京大学考古系佛教考古研究生1986年实习资料。

〔11〕《道藏》卷24,文物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版。

〔12〕史岩《中国雕塑史图录》卷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

〔13〕《道藏》卷17,文物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版。

〔14〕《唐书·宗室世系表》,《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5〕《旧唐书》第16册192卷列传“司马承祯”条,中华书局。

〔16〕李养正《道教概说》,中华书局1989年版。

〔17〕王家祐《四川省道教摩崖造像》,《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版。

〔18〕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19〕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要》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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