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龙山石窟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龙山论文,石窟论文,唐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龙山石窟是我国重要的道教石窟。它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20公里的龙山东巅。古称昊天观。周围群山环绕，松柏苍郁，灌木丛生，环境幽静。岩质属灰白色沙岩，易雕凿，也易风化。石窟规模不大，共有洞窟9个〔1〕，雕像65尊。洞窟主要建在一突兀的崖面上，自西向东转而向北排列。1、2、3窟分上、中、下三层，与4、5窟均坐北朝南，6、 7窟则坐西面东。在1—7窟团团相抱的外围，8窟建在4、5 窟之前的岩石上，9窟则在1、2、3窟西边低矮的崖石中，这两窟亦坐北朝南。
本世纪初，龙山石窟作为我国唯一完整的道教石窟，重新被发现，由此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20年代，日本常盘大定和关野贞曾对该窟群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调查，并在1937年合著出版《支那文化史迹》一书中刊登其中8窟的照片、雕像和题记。此后， 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曾涉足此地，在各自的著述中提及论述了龙山石窟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然而，对龙山石窟的时代判定，一般都将其断在蒙元时期的1234—1239年。对该窟群的诸多历史问题，亦缺乏深入细致的比较与研究。为此，笔者曾多次赴龙山进行考察。本文仅对龙山石窟的二古洞，作具体的探索。
为便于读者研究参考，把前人和笔者对龙山石窟的开凿年代的断定分列如下：
诸家关于龙山各洞窟的年代考定
二
有关元代龙山石窟兴建的起因，最早见于1262年镌刻的《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祖堂碑铭并引》〔2〕：“……（宋披云）甲午（1234年）游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观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家像。壁间有‘宋仝’二字，修葺三年，殿阁峥嵘，金朱丹，如鳌头突出一洞天也。”此后，在1320年镌刻的《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3〕又重述了这一事实：“甲午，（宋披云）率门徒游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观故址，榛莽无人迹，中有二古洞，圣像俨存。壁间有‘宋童’二字。真人葺之三年，恍然一洞天也。”
龙山石窟群侧视图（由东南向西北）
从以上两碑中，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龙山石窟大规模开凿是在元代，而引发主持人（宋披云）开窟动机的，却是先前就有的“二古洞”，那么，此二古洞具体指的是哪两个洞？它们又是什么年代开凿的？撰碑人没有作出交待。
在龙山石窟的现存9个洞窟中，除去8、9两窟无雕像外，1、2、6、7窟均有元代题记，故可排除在外。那么二古洞就出在所剩余的3、4、5窟中。
日本常盘大定、关野贞等认为，第3、4窟为二古洞。〔4〕其理由是第3窟中出现的“老子卧化像”在道窟中颇为罕见， 疑为早期道窟受佛教“涅盘像”影响所致。另外第4窟三龛应为三帝， 即神农（正龛）、伏羲（左龛）、黄帝（右龛），此三像亦为较古老的素材。并把此二洞认为是宋代雕刻。
那么，用什么样的标尺来界定二古洞和二古洞的雕凿年代？
考证石窟雕造的时间，一般采用以下方法：（一）洞窟题记。（二）洞窟形制。（三）造像组合与题材。（四）基座的变化。（五）雕像的样式（服装、衣纹、手势、面相）等。
在没有第一个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仅能依靠后四种方法先行辨认。
下面先将此三窟考查结果作一介绍：
第3窟
（一）洞窟形制。为上圆下方覆斗窟。高2.15米，宽2.68米，深3.41米（连台座）。门呈圆拱形，高1.85米，宽1.8米，门壁厚0.35 米。东西两壁靠门处，各设一空龛。东壁龛呈长方形，高1.03米，宽0.52米。西壁龛为圆拱形，高1.32米，宽0.54米。（二）雕像组合题材。窟内共3尊雕像。正龛圆雕卧像长1.89米，高0.36米。两侧真人高1.36米。 （三）基座。正龛（北壁）为一深0.68米，宽2.85米，高0.79米的台基。台基与两壁通连。真人足踏长方形台座，与正壁台基一样已漫漶不清。（四）雕像样式。1.服装。三像均着小领口道袍。2.衣纹。均呈现阴线阳刻叠起状。3.手势。卧像左手枕于腮下，右手隐没在平抚于腿部的长袖中。真人都双手笼袖，作恭起状，不露手。4.面相。长方椭圆形。卧像束发，发髻较低，真人1头失、1发残。
第4窟
（一）洞窟形制。呈上圆下方覆斗形。洞高1.8米。宽2.16米，深2.21米。正龛建于一台基上，台高0.18米，深1米。东、西、北壁共3龛，均作尖拱龛。洞门呈拱形，门高1.43米，宽0.95米，门壁厚0.24米。内又有厚0.4米的安门廊遗迹。（二）雕像组合与题材。共11尊。 北壁正龛1铺3尊，东壁1铺3尊，皆天尊和左右二真人。西壁1铺5尊，即天尊，童男童女和二真人。无一完好。正龛天尊通高1.29米。真人残高1.16米。东壁雕像已漫患不清，尺度与正龛相仿。西壁天尊通高1.25米，童子高0.74米，真人高1.06米。该铺座似未雕完，虽剥蚀严重，雕痕依历历在目。（三）台座。天尊座均呈长方形。正龛天尊座高0.41米，宽0.74米。西壁座高0.36米，宽0.59米。正龛真人足踏仰式重瓣莲花座上。（四）雕像样式。1.服装。道袍外披帔巾，衣领敞于胸前。天尊胸前饰带双双直落，长出裙摆。2.衣纹。呈泥条纹凸状，刚柔相济，悬垂感较强。真人裙摆呈喇叭形。3.手势。正龛天尊左手抚腿，右手抬起，手已失。左右真人手执香华于胸前。西壁天尊手交叠于丹田处，手心朝上。东壁不清。4.面相。面相方圆，脖颈粗壮。（图1、3、4）
第4窟正龛像
第5窟
（一）洞窟形制。呈上圆下方覆斗形。洞高1.65米，宽1.85米，深1.83米。正（北）壁为尖拱龛。龛建一台基上，台高0.22米，深1米。 洞门呈方拱形，高1.3米，宽1.03米。门壁厚0.3米。（二）雕像组合与题材。共1铺3尊雕像。天尊通高1.36米。二真人高1.16米。（三）台座。天尊座呈长方形。座高0.46米，宽0.7米。 真人均足踏仰式莲花座上。（四）雕像样式。1.服装。内着道袍外披帔巾，衣领敞于胸前。天尊饰带双双垂落于座下，发出裙摆。2.衣纹。呈泥条状凸起纹，悬垂感较强。3.手势。天尊双手交叠于丹田，手心朝上。真人双手执巾于胸前。4.面相。方圆，脖颈粗短。（图2、5）
当我们将该三窟一一了解后，即可看出第4、5窟在许多方面更多相近之处。如窟形尺度几乎都迂回在1.8米左右。均作尖拱龛， 天尊身光均为莲花瓣形。台座不仅形状一样，装饰花纹都几近一致。都采用佛教的铺座形式，正龛真人都足踏仰式莲花座。雕像的服装穿戴，衣纹、手势、面相，连同雕刻技法都非常相近。而第3 窟除去卧像形式较特殊外，在窟形尺度、台座特点、造像的服装式样，手势、面相、以及美学风范与其他元代石窟更趋一致。
从洞窟外部结构来看，1、2、3窟同刻在一崖面之上，呈上、中、 下有序排列，且都饰云龙纹浮雕，虽剥蚀漫漶，依然可以辨认。而4、5窟沿崖面靠东。从元代做了整体规划的窟群建筑来看，4、5窟恰处于中部。两窟虽不处于一个水平线上，却顺沿地势，一高一低，向阳而背风，个中原因是当时雕凿者出于财力、物力、人力的局限所致。
另外，在第1 窟的题记中就有“自甲午春至乙未冬三洞功毕”的说明。日本常盘大定认为这里的“三洞”，是指道藏中的“洞真、洞神、洞玄”。笔者认为“三洞”指的就是1、2、3窟。因为成组合的1、2、3窟，虽说第2窟也有题记，但是在洞窟建成后的第2年写的祝文，只有第1窟在说明“三洞功毕”的年限。第6、7窟的题记， 一为“自戊戍春至乙亥秋工毕”，一为“三载洞功毕”。因此，可以确认第1 窟中的“三洞功毕”题记，即指1、2、3窟。第3窟是老子卧化之所，为显示特有的庄严与肃穆，不仅没有题记，连雕饰藻井也都省略去了。在卧像台基前正中的14公分处，有-23cm×70cm的凹槽， 一见便知那是安放石碑的所在，或许那碑上刻着我们要找的答案吧？
当把第3窟排除在外后，第4、5窟就是那久已失去座标的“二古洞”了。
三
确认4、5窟为“二古洞”后，又怎样来识别它们的产生年代呢？
我国的石窟艺术，最初是随着印度佛教艺术的传入而出现的。道教石窟的出现，自然是佛教石窟艺术影响下的产物。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道教石窟遗迹，是陕西宜君县福地水库石窟〔5〕。 它开凿于西魏大统元年（535年），石窟形制较小， 其中有关道教的内容仅占三分之一，却真实地反映了佛、道二教相融于一窟，相安于一处的真实情景。龙山石窟4、5窟的形制，是晚于该窟的作品。
唐释法琳《辩证论》中引王淳《三教论》云：“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倍，乃学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凭衣食。”〔6〕龙山石窟4、5窟的铺座形式，酷似佛窟中的1铺3尊，1铺5尊形式，观察与其仅隔10公里的天龙山唐代石窟， 就可以发现，第4、5窟的方形覆斗顶，与后者的17、18窟大致相同，尺度几近一致。〔7〕所不同的是，第4窟兼有天龙山第17、18窟的特点，综合了该两窟的铺座形式，北、东两壁设3像，西壁设5像。第5窟则比较特殊， 仅正壁设龛，1铺3尊。
龙山4、5窟窟形，同时在龙门、庆阳、须弥山等初盛唐佛窟中也是常见的窟形。如唐高宗时期开凿的龙门双窑之北窑，平面近圆形，圆顶，周设坛基〔8〕。庆阳北石窟寺武周至玄宗时期的1、36、38、39、 265窟为圆形，平顶或圆顶，37窟为方形覆斗顶，周设地坛基窟。〔9〕须弥山唐窟约为武周至玄宗时期，大部分为方形覆斗顶， 周设坛基窟。〔10〕而龙山4、5窟是道窟，它与这些初盛唐石窟不一致的一点，是它的坛基建在了洞窟中央。
从天尊基座来看，4、5窟都采用了长方形座，这与佛教中的须弥束腰座略有区别。而长方形束腰须弥座均在天龙山17、18窟中有所出现。
六朝末至初唐间所修的道书《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二〔11〕中规定：“凡造像皆经具其仪象，天尊有五百亿象，道君有七十二相，老君有三十二相，真人有二十四相。衣冠华座，并须如法。天尊上帔以九色离罗，或五色云霞，山水朵锦，黄裳金冠。”“真人又不得散发、长耳、独角，并须带芙蓉、飞云、元如等冠。”“左右二真皆供献，或持经执简，把诸香华，悉须恭肃，不得放诞手足，衣服偏斜，”“天尊平坐捻太无，手中不执如意、拂尘，但空而已。科曰：凡天尊、道君、老君，皆有真人，玉童玉女侍香侍经。”龙山4、5窟道像，严格遵守了这些清规戒律，他们衣冠整肃，道貌岸然，天尊坐态端正平稳，真人把诸香华，怡然端庄。这些特点，的确与佛教造像有着规范性区别。
尽管如此，时代的美学风范不可能使雕刻者逾越出它的特定的历史局限，它们依然能使人一眼便知其更多的带有唐代盛期雕塑造像的特点。如天尊服饰下垂和倒山字型裙摆，与天龙山盛唐17窟佛像有异曲同工之妙。且衣纹呈凸起泥条纹，舒缓流转自如，与龙门675 年开凿的奉先寺卢舍那佛衣纹较接近。服饰装束与道书《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中所绘图样基本相同，与唐开元七年（719 年）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的元始天尊像〔12〕相仿。真人双手把诸香华，面相肥胖，体态丰腴，衣纹凸起，呈S形立于莲花座上，全然一派盛唐风范， 不由使人想到当时“菩萨若宫娃”的美学定评。这些特征与天龙山17窟菩萨相比，前者颈项挺直，没有蚕茧纹，肩臀相齐，略显肥壮，技法显得不及后者运用得自如，或许是雕刻匠师的技法不及天龙山石窟的雕凿者，或许是早于后者的年代，整体雕刻技法不成熟的表现。
另外，从两窟的洞窟形制、基座、造像题材，天尊、真人的服饰、手势、面相等方面看，二者都十分相似，尤其是正龛天尊的塑造，如出一人之手，表明二窟年代非常接近。
综合上述，将龙山石窟“二古洞”的雕凿年代，大致推定为唐高宗至玄宗时期较为合理。
在唐代的太原地区产生道教石窟，绝非偶然。太原是古晋阳地区，是唐高祖李渊起兵之地。据《混元圣纪》卷八〔13〕说：“唐高祖皇帝初起义兵于晋阳，……晖（道士歧晖）逆知真主将出，尽以观中资粮给其军，及帝至蒲津关……乃改名为平定以应之，仍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应接，帝嘉之。”从中可见该地区在隋末唐初，道教教团势力竟然就有资助兵家起兵的能力的事实。初唐高祖、太宗尊老子为始祖，并采取抑佛扬道政策。至高宗，道教正式被承认为皇族宗教〔14〕。武则天时，虽采取了尊佛抑道的政策，但至中宗登位，老君又被推崇为“玄元皇帝”，并亲受道教法录，成了道士皇帝。〔15〕此后的武宗更胜一筹。总之，由于道教受到了统治者的褊袒与保护，道教教团势力大为发展。〔16〕那么在太原原来就有的道教势力的基础上，距其10公里处就有非常宏伟的天龙山佛都石窟的修建，出于这种借鉴，在龙山地区开凿道教石窟，应该不是出于偶然的事情。
四
我国的石窟艺术，绝大部分属于佛教范围，道教石窟与其相比，就显得非常有限了。我国的道教石窟，主要集中于四川，内容多为佛、道或佛、道、释合一的石窟。〔17〕因此，从道教内容的单纯性来讲，龙山石窟就显得尤为独特和重要了。
然而，人们以往一般把它认定为蒙元时期的作品。即使发现了它们其中有的雕像带有天龙山唐代石窟造像的特点，〔18〕也没有因此产生对原本就存在的“二古洞”的发掘与研究。而重新认定唐代龙山二古洞的意义在于：
（一）更正了目前一般学术界认定的“在13世纪太原开凿了全真道石窟”〔19〕这一历史定论。将我国北方地区纯道窟的开凿年代提前了400多年。
（二）为研究唐代道教提供了形象性资料。
（三）为研究唐代道教石窟艺术与佛教石窟艺术的联系与区别提供了实物。
另外，对于我们研究美术史的人来讲，从中得到的一个深刻教训，那便是认定一件艺术作品在艺术风格的继承、演变及时代特征时，应对其中概念的理解与把握严加分别。因为一件好的作品，即使是对上一时代人作品的仿照描摹，也绝非与当时特有的情境同感同应。因此，科学认真地研究我们对一件艺术作品的感受是非常必要的。
第5窟正龛东侧像
注释：
〔1〕1995年1月，在龙山石窟又发现了1个石窟，其形制与第8窟相仿，均为三壁设坛，无雕像的修道窟，应为元代同时雕凿。
〔2〕《道教金石略》P546，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3〕《道教金石略》P753，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4〕（日）常盘大定、关野贞等人在考查洞窟时， 洞窟编号与目前龙山石窟编号不同，故根据其内容、照片排定号码。
〔5〕靳之林《陕北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 《文物》1989年第4期。
〔6〕《广弘明集·卷十三》四库全书影印本。
〔7〕李裕群《天龙山石窟分期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8〕龙门文物保管所《洛阳龙门双窑》，《考古学报》、1988 年第1期。
〔9〕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庆阳北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
〔10〕北京大学考古系佛教考古研究生1986年实习资料。
〔11〕《道藏》卷24，文物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版。
〔12〕史岩《中国雕塑史图录》卷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
〔13〕《道藏》卷17，文物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版。
〔14〕《唐书·宗室世系表》，《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5〕《旧唐书》第16册192卷列传“司马承祯”条，中华书局。
〔16〕李养正《道教概说》，中华书局1989年版。
〔17〕王家祐《四川省道教摩崖造像》，《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版。
〔18〕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19〕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要》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