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场扭曲看政府扩张：基于财政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财政论文,政府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近年来，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本来，按经济学基本理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市场提供私人物品，政府与市场是分工协作的关系，为什么此时两者的关系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将之提升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这是因为现实经济中政府一系列活动的扩张，影响了市场运行机制的良性运转，导致市场效率降低。衡量政府经济活动扩张程度的最明显指标是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规模，两者在近20年来呈迅速扩张趋势。自1994年至2013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由12.0％上升到24.6％，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0.8％上升到22.7％。实际上，中国政府收支途径较多，财政预算内收支大约不足其中的2/3。①那么，中国政府收支快速扩张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观察到，在政府收支急剧扩张的同时，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市场扭曲(Market Distortions)现象。②市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市场扭曲则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市场扭曲既可能是由于市场失灵，也可能是因为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③市场和政府均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市场扭曲让我们联想它与政府扩张可能存在紧密联系：当市场之手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时，政府之手就要做更多的事，政府作用的力量就会不断增长，其表现就是政府收支的不断扩张。④据此，本文提出一个猜想：市场扭曲迫使政府扩张。这个猜想比较直观，如果我们证明了市场扭曲对政府支出扩张有推动作用，那么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扩张的原因时，便会有一个新的解释，就能说明市场扭曲与政府扩张存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也可以为促进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从过度依赖政府支出扩张转向市场化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政府扩张指的是政府活动扩张，政府活动主要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展现出来，因此本文是从财政视角观察政府扩张与市场扭曲的关系。 二、政府扩张的有关学说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以增值税、所得税为代表的税收筹资手段大大加强，政府收入一般不再是困扰政府的问题，政府重点关注的是确定合理的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因此关于政府扩张原因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对政府支出扩张原因的分析。 从世界范围看，自19世纪下半叶至今，政府支出长期扩张可以说是世界性趋势。例如，从1880年到2012年，美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由8％上升到40.2％，法国由15％上升到56.2％，日本由11％上升到43.4％，英国由10％上升到40.2％。⑤为什么政府支出要不断扩张？经济学界对此已有大量研究，形成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说。 早期的相关研究注重从经济发展的动态历史角度，解释政府支出扩张的原因，主要学说有“工业化推动论”、“梯度渐进增长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早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就考察了英国产业革命和当时的美、法、德、日等国的工业化状况，认为工业化会产生拥挤和外部性问题，使得社会对司法、管理、福利等需求增加，从而促使政府支出扩张，后人将此称为“瓦格纳法则”。“工业化推动论”确实正确地预测了政府支出不断增长的百年趋势，不足之处是无法解释一个国家工业化完成后，为何政府支出仍不断膨胀。“梯度渐进增长论”由英国经济学家Peacock和Wiseman提出，他们对英国1890年以后政府支出的历史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认为在正常年份公共支出呈现一种渐进的上升趋势，但是当社会经历激变时(如战争、经济大萧条或其他严重灾害)，为应对激变，政府支出会急剧上升；当这种激变时期过后，政府支出水平将下降，但不会低于原来的趋势水平。该理论的不足之处是无法解释和平时期政府支出为何仍持续扩张。⑥“经济发展阶段论”重在说明政府支出增长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交通、水利等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比较重要，政府必须加大经济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推动经济“起飞”；在经济发展的中期，各项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政府投资规模随之下降；在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人们对教育、医疗、福利等基础设施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投资随之继续增长。⑦ 近30年来，对政府支出规模扩张原因的经济解释，更趋向具体的经济因素分析。比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财政分权、经济开放、公共服务成本是影响政府支出扩张的重要原因。Brennan和Buchanan认为，地方政府倾向对私人经济部门伸出攫取之手，即地方政府是一个追求自身收入最大化的“利维坦”。当财政分权程度提高时，由于个人和企业是流动的，财政分权会迫使地方政府间展开以降低税率为主的税收竞争，因此财政分权程度提高会抑制政府支出扩张。⑧经济开放也会影响政府支出，但是文献对其影响机制的结论不一。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经济开放使得人们需要更多的福利和保障支出，以减轻面临的外部风险，⑨全球化导致的经济竞争促使政府降低非生产性支出，并增加生产性支出。⑩公共服务成本影响政府支出的原因在于，公共部门提供的物品集中于服务业，私人部门提供的物品集中于制造业，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大大高于服务业，导致公共物品的价格或成本与私人物品相比逐渐提高，Mueller等的实证结果支持这一观点。(11)还有的研究认为，公共部门工资的变化、外国援助、基督教传统、政府间转移支付是导致政府支出扩张的重要原因。(12)不过，静态解释从理论到实证均充满着争议，如Grossman和Stein等的实证结果，分别支持和反对财政分权导致政府支出扩张的观点，关于经济开放对政府支出影响的实证结论更是莫衷一是。(13) 除了经济解释外，另有研究者从政治角度分析政府支出增长的规律，形成了“官员行为增长论”、“多数票规则增长论”和“选举权扩大论”三种主要学说。“官员行为增长论”认为，官员与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官员的效用函数变量包括薪金、声誉、额外收入、权力、公费等，为了使个人效用最大化，官员总是竭力追求机构最大化，进而追求预算规模最大化，由此推动政府支出扩张，(14)但是该理论的缺点是对官员行为动机描述过于简单。“多数票规则增长论”认为，选举由多数票决定的特点会导致政府支出增长。其原因有：多数人投票可以将公共支出增长带来的税收成本转嫁给少数人；(15)或者由于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选民没有认识到政府支出给他们造成的成本与带来的利益之间的联系；(16)享有公共支出利益而支付低税收价格的利益集团，会赞同有利于其集团利益的公共支出增长。(17)“选举权扩大论”认为，民主社会的建设使得选举权扩大到有色人种、妇女、低收入群体等，由此带来政府支出增长。(18)如选举权扩大到贫穷阶层，贫穷者更倾向增加有利于他们的福利支出；(19)妇女参与工作和有了选举权后，妇女在家里抚养和教育小孩的时间大幅度减少，由此需要政府增加幼儿保障支出和教育支出，同时也要增加保障妇女的工作条件和健康条件的支出。(20)最近，Samiei和Jalilvand以2000—2008年亚洲和环太平洋国家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治参与对政府支出增长的影响，意外发现其影响程度很低。每当政治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仅导致政府支出增长0.065个百分点，而民主指数、表达与问责指数、公民自由指数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分别导致政府支出增长1.30、3.19和1.29个百分点。(21) 中国政府支出增长趋势似乎有别于世界一般性规律。以财政支出占比(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下同)数据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5年，它呈不断下降趋势，自1996年起该趋势发生逆转。关于1995年前财政支出占比不断下降的原因，经济学界的共识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下降，导致财政支出占比不断下降。(22)但是对1996年后中国财政支出占比迅速上升的原因，经济学界却存在多种解释，代表性观点如下。一是需求管理观点，该观点从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出发，认为政府需要进行大规模投资来拉动需求。这是主流观点，也是政府两次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二是供给管理观点，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政府支出具有为私人部门提供生产性服务和解决市场拥挤的作用，认为政府支出增长不但具有阶段性效果，也有利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23)三是经济发展阶段观点，根据财政支出增长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交通、通讯、教育等基础设施和服务非常薄弱，私人部门又不愿投资，这时需要政府部门投资。四是政府治理观点，认为在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由于土地和资金产权约束不力、政府职能边界不清、政绩竞争需要等原因，(24)使得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推动政府支出规模扩张。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阐述政府支出扩张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现实解释力。但是这些研究均未注意到市场扭曲与政府支出扩张之间的内在联系。
图1 市场化程度与财政支出占比
图2 市场化程度与公共管理人口占比 资料来源：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 在研究市场扭曲与政府扩张关系之前，我们用图示的方式直观显现两者可能存在的联系。我们用市场化指数高低代表市场扭曲程度，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和公共管理人口占GDP的比重代表政府扩张程度，以1997—2009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为样本，绘出两者关系的散点图(见图1和图2)。(25)可以发现，市场化程度与财政支出占比和公共管理人口占比均呈明显负相关关系，说明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扩张现象越明显，数据初步验证了两者的密切联系。 三、基本分析框架 (一)定义与研究假设 在研究之前，本文首先界定市场扭曲的含义，并在市场扭曲的背景下，提出两点研究假设。 市场有效的关键是市场主体能够根据市场真实价格信号自由配置资源，然而，如果市场存在垄断、金融效率低下、管制等因素，市场主体要么因为价格信号扭曲而错配资源，要么无法自由配置资源，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因此本文界定的市场扭曲，系指资源不能够完全按照真实市场价格进行自由配置，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的状态。 理解市场扭曲产生的原因要先理解市场失灵和市场干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s)是指市场机制自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它的产生原因更多是由市场自身造成的，如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分配不公等。即使是完全竞争市场也可能产生市场失灵，如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或私人物品供给过度，或者市场自由竞争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市场干预(Market Intervention)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干预市场的原因既可能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例如政府为了寻租而向市场设置障碍。造成市场扭曲的原因，一是市场失灵，如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市场价格信号扭曲；二是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如要素流动限制使得资源有效配置无法展开。本文所指的市场扭曲，只在第五部分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部门的框架中，强调是政府对民营企业不当干预造成的，其余部分均不特别强调是哪种原因造成的。 在研究之前，本文作出以下两点关键的假设。 第一，政府是非自利性政府。或者说，政府是“仁慈”的政府，这意味着政府支出是为了提供公共物品，因腐败、浪费等导致的政府官员效用提高问题，不在本文考虑范围内。从建模角度看，政府支出要么作为消费性支出，进入家庭效用函数，提高家庭效用；要么作为生产性支出，进入企业生产函数，提高生产率水平。 第二，政府的目标是实现某种程度的经济增长。政府支出可以改变经济增长率，但对政府来说，经济增长率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会预设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并积极运用政策工具去实现该目标。这是区别以往文献研究的一条关键假设，在引入政府行为的现有研究文献中，常见的做法是政府如何确定最优收支政策，以求经济增长率最大化，而非实现某种经济增长目标。 为建立理论模型以分析市场扭曲的影响，我们需要设定市场扭曲变量，捕捉市场扭曲的典型特征。从国民经济恒等式看，国民产出恒等于私人部门储蓄、消费、税收之和，如果市场有效，私人部门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投资，从而推动下一期产出扩大。可是，如果市场存在金融中介不发达、私人企业融资限制、市场准入歧视、劳动力流动限制、垄断等现象，以资本为代表的各种生产资源不能充分投入到生产中，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其结果是储蓄S无法顺利转化为投资I。(26)因此，本文用储蓄的投资转化率，作为市场扭曲的代理变量。有：
其中，θ代表市场扭曲指数，该值越小，表示市场扭曲程度越高。(27) 从我国现实看，资本供给与需求长期处于不对等状态。20世纪80年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城乡居民储蓄的比重平均为153.4％；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比重平均为67.3％，说明大量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沉淀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部门。 (二)基本模型 按通常假设，我们假定经济是由连续同质具有无限寿命的家庭组成，每个家庭只有1个个体，且无人口增长。家庭的效用来自消费。于是，家庭目标为：
其中，C为家庭消费，U(C)为家庭效用函数，ρ是贴现因子。 政府支出G通过为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进入生产函数，总量生产函数为：
假定政府实行平衡预算，政府收入和支出都为G，政府活动一般要通过收入或支出体现出来，因此G增加可反映政府扩张。令S代表经济中总储蓄，那么国民经济均衡式为：
其中
是代表性消费者相对风险回避系数，它与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有关，可以认为是常数。从(9)式可知，市场扭曲程度θ加强，将降低经济增长率。 (三)基本结论 下面分析市场扭曲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当政府承诺经济增长达到某个水平时，将选取G来控制
/C的取值。根据(9)式，利用隐函数定理，可得出：
θ值下降，代表市场扭曲程度减轻，(10)式说明，市场扭曲程度提高会推动政府规模上升。其内在机理是，市场扭曲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为抵制经济下滑，政府会通过征税以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率。这样做的前提是，征税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抑制作用低于政府支出的推动作用。如果税收是一次总付税，那么征税多寡不会影响私人决策，而政府支出却有正向作用，因此政府权衡后会采用增税政策。(28) 本部分是在社会计划而非分散决策框架下，建立一个非常简单的跨期模型展开研究。社会计划和分散决策两种分析框架的区别是，社会计划者考虑的是资本的社会边际产品，私人投资者考虑的是资本私人边际产品。如果政府融资是通过一次总付税融资，那么两种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如果考虑到征税扭曲了私人投资决策，那么需要引入扭曲税。由于现实中政府极少通过一次总付税融资，因此本部分的价值主要是提供了一个分析市场扭曲的基本框架。下面两节是在分散均衡框架下展开研究，是本文论证的主体部分。 四、市场扭曲对政府收入扩张的影响 (一)现象观察 政府筹资手段有多种，那么市场扭曲对哪种政府筹资模式影响最大呢？我们先从经济现象观察它们之间可能产生的因果联系。 长期以来，我国税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75％左右，财产税近乎缺失。根据税收理论，我们知道，对资本所得征税会抑制投资，对劳动所得征税会抑制劳动供给，而对商品征税会因为对消费的抑制，产生鼓励储蓄进而推动投资的效果，因此征收商品税能刺激经济增长。我们根据税收逻辑，产生一个直观的猜想：市场扭曲降低经济增长率，为抵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政府极可能偏好通过商品税来筹集收入。 事实是否果然如此呢？我们根据1997—2009年《中国税务年鉴》中各省市税收收入数据，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车船税作为直接税，其他税收为商品税(为表述方便，对服务征税也称为商品税)，测算各省市历年商品税占税收收入比重的值，并作出它与市场化指数的散点图，见图3。图3很明显地显示，市场化程度越高，商品税占比越低，这初步验证了我们的猜想。因此，我们要证明：市场扭曲导致政府偏好对商品征税，结果导致中国税制结构以商品税为主。
图3 市场化程度与商品税占比 资料来源：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商品税占比根据历年《中国税务年鉴》(国家税务总局主编，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测算。 (二)市场扭曲对税制结构的影响 1.模型设定 在增长框架下研究税制结构，需要刻画家庭行为和企业行为，为此我们需要设定消费函数和生产函数形式。为使研究问题集中，也考虑到中国对劳动征税程度很轻，本部分不考虑劳动供给与劳动所得税，政府税收有资本所得税(简称所得税)和商品税两种。家庭的效用来自于消费和政府消费性支出
，家庭的效用函数为：
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具有正的外部性，从而影响厂商的生产函数。我们设定厂商的生产函数为符合内生增长的AK形式，有：
其中，P(·)代表函数形式，其含义是受拥挤的影响，公共支出对私人部门产出的作用与总资本存量成反比，这在公共经济学研究中采用较多的函数形式。为得出显示解，按文献中常用的函数假定，(30)令：
一阶条件为：
3.模型解释 (23)式中隐含着市场扭曲与税收的联系，但是无法求出显示解。为此，我们需要借助数值模拟，得出市场扭曲参数θ对所得税
和商品税税率
的影响。 数值模拟涉及一些参数的选择，这里选择主流文献中对参数的赋值结果：根据Turnovsky的设置，ρ=0.04，σ=2，η=0.3，
=0.33。根据Gomez的设置，令A=1；(31)α反映政府生产性支出的产出弹性，本文试验性地将该值赋为0.40。r反映政府期待的经济增长率，考虑中国政府经常宣称经济增长率要“保8”，因此设r=0.08。
图4 所得税税率与市场化程度
图5 商品税税率与市场化程度 图4显示，所得税税率与市场化程度呈U型关系。市场化程度降低一般意味着市场扭曲程度提高，因此，图4反映的是：当所得税税率较高时，市场扭曲加强会促使政府降低税率；当所得税税率较低时，市场扭曲加强会促使政府提高税率。原因在于，征收所得税对经济产生正反两方面效果。一方面，征税降低资本的税后回报，对私人投资产生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征税又可支撑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加，进而提高私人资本的回报率。当税率较低时，征税的正向作用超过负向作用，税率的提高在整体上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当税率较高时，征税的负向作用超过正向作用，税率的提高抑制经济增长。 图5显示，商品税税率与市场扭曲呈单调关系，市场扭曲程度的提高会促使政府提高商品税税率。原因是市场扭曲程度较高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商品税税率来抑制人们消费，以鼓励更多的资本积累；同时，税收增长又可支撑政府生产性支出增加，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为检验数值模拟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在合理范围内改变各个参数值，结果是所得税税率和商品税税率与市场扭曲关系的曲线形状，没有发生改变。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展示图形。 总结本部分分析：市场扭曲将促使政府提高商品税税率，由此推动政府收入的扩张。 五、市场扭曲对政府支出扩张的影响 (一)现象观察 上节我们论证了市场扭曲导致商品税税率提高，但这只可以说是政府扩张的必要条件，政府扩张的充分条件一定是有政府支出扩张的需要。那么，市场扭曲对哪种类型的政府支出扩张有影响呢？我们先从现象观察来提出猜想。 在理论分析文献中，政府支出可分为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生产性支出增加有利于支持企业产出的扩大，消费性支出一般是民生支出，它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居民福利。政府资金是用于生产还是民生，取决于它对有配置资金权力的官员的相对效用水平。当官员较看重GDP、税收和就业时，显然他会倾向将资金用于生产。有实证文献研究发现，中国地方政府倾向将财政支出用于生产性支出。(32)由此我们有一个预判：当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目标实现时，市场扭曲将导致政府资金用于生产性支出。 政府支出除了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外，还有一个较大规模的支出，那就是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除了直接财政补贴外，还有其他比较隐蔽的补贴形式，其典型形式是通过金融部门向国有企业输血。一是通过控制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进行低利率贷款，当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导致银行坏账增加时，政府动用财政资金或外汇结余冲抵坏账。二是通过证券市场对民营企业的准入限制，使得大量的股市资本流入国有企业。从更广的角度看，国有企业凭借垄断地位和对国家资源的无偿占用而实现的超额利润，也可以视为政府对国有企业补贴的一种形式。 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补贴支出的隐蔽性，我们很难得到相关数据。考虑到国有企业得到政府补贴后，一般倾向追加投资，我们可权且认为，国有企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值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或可反映政府对国有企业补贴支出的增加。图6显示1997—2009年各省市场化指数与国有企业投资占比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者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于在构成市场化指数的30个指标中，本身包括国有企业投资占比这一指标，为避开数据干扰，我们选择金融市场发育这一典型市场发育指标，与国有企业投资占比作散点图。图7显示，两者的负相关关系也很明显。因此，从现象观察中，我们可粗略地判断，市场扭曲将导致政府对国有企业补贴支出的增加。
图6 市场化程度与国有企业投资占比
图7 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与国有企业投资占比 资料来源：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国有企业投资占比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测算。 (二)市场扭曲与政府生产性支出偏向 与前文假设一样，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其占总产出的比分别为
，于是有
。家庭的效用来自消费和政府消费性支出，家庭的目标为：
(30)式说明，在政府总支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意味着税收规模不变，税收对企业的抑制程度不变)，市场扭曲将导致政府支出结构中生产性支出占比上升。 现在我们观察市场扭曲对政府消费性支出比率的影响。在(29)式中得不出显示解，为此，按文献常用做法，令效用函数为
，可求得：
根据上式，在政府总支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消费性支出占比的上升不影响经济增长，因而在上述效用函数下，市场扭曲对政府消费性支出占比无影响。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在于不同形式的政府支出的影响不同。在均衡增长路径上，消费增长率
等于政府支出增长率
分别代表初期消费和政府支出，代入效用函数可求得社会总福利为：
(32)式显示，政府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以增加生产性支出时，会提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却极可能以降低消费性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
为代价。
降低虽然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但是却会降低居民福利。当政府目标是经济增长率最大化，而不是居民福利最大化时，政府可以通过压缩
和提高
达到这一目的。 总结这部分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市场扭曲将使得政府增加生产性支出占比。 (三)市场扭曲与国有企业补贴增长 1.民营企业面临的市场扭曲的表现与刻画 我国的生产部门分为国有企业部门和民营企业部门，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扭曲是不一样的，前者一般强于后者。本部分研究当民营企业面临的市场扭曲程度强于国有企业时，政府是否倾向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支出。 根据经验观察，我们假设民营企业面临的市场扭曲是由政府对民营企业的不当干预导致的，它分别体现在市场进入阶段和产出阶段。 一是市场进入阶段的不当干预。由于规模经济、国有企业垄断、资本市场融资限制等原因，民营企业要么进入不了市场，要么进入市场后无法得到充足的市场融资，从而使其投资意愿受到抑制。(33) 二是市场产出阶段的不当干预。在市场进入阶段，政府虽然可以允许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充分竞争，但是在产出阶段，政府可能施加控制，使其市场份额降低。 我们用参数刻画政府施加在民营企业的这两种不当干预。令国有经济部门和民营企业部门的产出分别是E和P，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实际投资分别为
和
，总经济储蓄为S。在不考虑国家产业政策的情况下，由于国有企业无歧视性待遇，实际投资额就等于意愿投资额。假定民营企业在市场进入阶段受到政府不当干预的情况下，按现有经济的储蓄可实现的意愿投资额为
/θ(0＜θ＜1)，θ反映民营企业受到的不当干预程度，其值越低，干预越严重。于是有：
在市场产出阶段，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控制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规模比为：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产函数的共同之处是，政府生产性支出均影响企业产出，不同之处是国有企业能够额外享受政府的生产补贴，这符合国有企业的特点，也与现实中观察一致。 经济总产出来自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产出之和，有：
3.模型求解 该问题的汉密尔顿方程可以写作：
(49)式说明，在市场进入阶段，民营企业受到的不当干预程度降低，将有助于经济增长；如果不改变政府支出中用于生产性支出的比率，那么，政府对国有企业补贴的增加将有助于经济增长，当然这以降低政府消费性支出比重，并导致家庭福利损失为代价。当政府试图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时，有：
θ值下降表示，在市场进入阶段，政府对民营企业的不当干预程度提高，(50)式说明，它将导致政府倾向增加对国有企业补贴的支出。原因在于，受到干预后，民营企业实现投资意愿的能力降低，为此政府会更倾向扶持国有企业发展。
根据(52)式可求得：
(54)式说明，当民营企业受到市场进入不当干预后的资本边际生产率
，仍高于国有企业资本边际生产率
时，政府对他们的市场产出不当干预减少，同时也会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也就是说，政府对民营企业市场产出的不当干预，促使政府提高对国有企业的补贴。
(55)式说明，在市场进入阶段受到不当干预的民营企业，若其资本边际生产率低于国有企业时，即使在市场产出阶段减少对他们的不当干预，政府也会增加对国有企业补贴。 本部分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在市场进入阶段，政府加强民营企业的不当干预，将导致政府对国有企业补贴的上升。即使民营企业受到市场进入不当干预后，资本边际生产率仍高于国有企业，政府对民营企业市场产出的不当干预的加强，仍会促使政府提高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如果民营企业受到市场进入不当干预后，资本边际生产率低于国有企业，即使放松对他们的市场产出不当干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支出也会增加。 总结而言，当民营企业面临的市场扭曲程度高于国有企业时，政府倾向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支出。 六、进一步的猜想：市场扭曲的形成原因 前文研究指出一个事实，市场扭曲迫使政府收支扩张。那么既然市场是有效的，为何政府在很多时候还要对市场进行不当干预？因为减少市场扭曲，既有利于经济效率提高，也可以缓解由政府收支扩张带来的诸多问题。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在经济效率目标之外，政府有更重要的目标要实现，为实现该目标，政府必须组织资源并强调组织效率，而为了提高组织效率，政府不得不对经济甚至社会施加一系列约束。那么，是什么样的目标会催生这样的结果呢？ 我们先把视野移向历史。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人们可总结出历史上农业立国的超大国家存在三种重要依赖——安全依赖、水利依赖、救灾依赖。安全依赖的产生是由于外敌入侵压力的存在，政府要组织社会实行军事优先发展战略，特别是与广阔草原、沙漠和海洋相连的国家，在其漫长的生存史上，往往无时无刻不面对草原蛮族和海外强国的入侵威胁。(34)水利依赖涉及大河流域的国家，为避免河流上下游地区之间的水资源争夺战乱，政府要统一治理大河流域，并由此派生出统治阶层所需要的许多非水利工程，如大运河和陵墓等。我们看到，华夏民族生存发展的漫漫历程，每每与抗洪抗旱和修建宏伟水利工程的历史交织在一起。(35)救灾依赖涉及农业立国的国家，旱涝丰欠往往此起彼伏，为克服灾害的负面影响(如流民增加影响社会稳定)，政府要抑制商人的囤积居奇、买低卖高行为，实行对农业生产的统一管理。(36)由于这三种依赖的存在，政府就需要牺牲一定的经济效率，换取组织效率的提高。例如，汉武帝为筹集军费对抗匈奴，采取了摧抑豪强、节制资本的措施，其对资产所得者征收的财产税(算缗)令大量有产者破产。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的水利依赖和救灾依赖相对减弱，安全依赖依然存在，政府仍可能为动员军事力量而压缩市场力量。除此之外，政府要实现经济赶超战略和社会公平优先，它对市场的干预可能就是全方位的。如林毅夫等认为，(37)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就长期以经济赶超为目标，为此要组织和动员社会各种资源投放在政府认为应优先发展的重化工业、国防工业等。为了实现组织效率，农业生产体制、工业生产体制、价格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的一系列市场干预在所难免，而且由于制度惯性的作用，政府干预带来的市场扭曲对现行经济运行仍有重要影响，这在金融垄断、户籍管制、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分割等现象上都有明显体现。 因此，我们推测，政府干预市场的原因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就它们作用的比较而言，市场配置资源能够提高经济效率，政府配置资源能够提高组织效率，前者具有活力，后者体现秩序。当对秩序的要求压倒对活力的要求时，市场扭曲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七、结束语 本文研究提出了一个中心论点：市场扭曲导致政府扩张。具体来说，市场扭曲促使政府提高商品税税率，导致税制结构中的间接税占比上升；市场扭曲促使政府支出结构中的生产性支出增长，并且当民营企业存在市场进入限制和市场产出限制时，政府会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支出。本文还提出一个关于市场扭曲形成原因的猜想：当政府对组织效率的追求压倒了对经济效率的追求时，政府会倾向干预市场。 上述结论是非常直观的，政策含义也非常明显。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各类民生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等普遍呈迅速上涨趋势，就每一项政府支出而言，其增长总能找到合理性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减少市场扭曲不但会减轻政府支出压力，而且更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政策着力点就应该放在有选择、有步骤地减少对市场不当干预上。例如，市场扭曲在要素市场上的重要表现是银行业高度集中和缺乏竞争，这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抑制中小企业发展，妨碍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解决就业、推动技术进步等作用的发挥。而改变不合理的银行业规模结构，有步骤地放松中小金融机构的成立限制，将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缓解由税收支出(如低税率、税收优惠等)带来的财政压力。又如，慈善组织的发展对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解决就业等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一系列制度约束使得慈善事业发展严重滞后，限制了它的作用发挥，而将这部分重担主要压在政府身上。 根据本文的研究，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缓解经济增长对政府支出的过度依赖，就要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各个领域的市场扭曲。令人鼓舞的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大量篇幅强调金融、土地、社会保障等重要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思路，旨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本文的研究从理论上支持了这一论断的重要性。 论文初稿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财税论坛”报告过，感谢与会专家的有益评论。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议。 注释： ①高培勇主编：《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 ②例如，在产品市场上，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品，许多商品的价格还是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市场进入限制处处可见，市场垄断情况比较严重，地方政府投资的恶性竞争不同程度存在；在要素市场上，大型国有银行或国有控股银行占有市场份额过高，信贷资金分配受非市场因素制约较多，中小企业融资难，劳动力流动受户籍严格限制，等等。(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 ③本文第三节详细分析市场扭曲产生原因，以及它与市场失灵、市场干预等术语的同异。 ④一个浅近的譬喻可说明这一点：人要提起重物时，两手配合才省力，当长期束缚一只手时，另一只手要不断增强力量才能提起来。 ⑤世界银行网站，http://www.oecd.org/. ⑥A.T.Peacock and J.Wiseman,The Growth of Public Expenditure in the United Kingdo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⑦R.A.Musgrave,Fiscal System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W.W.Rostow,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 Grow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⑧Geoffrey Brennan and James Buchanan,The Power to Tax: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a Fiscal Constit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⑨D.Rodrik,"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6,no.5,1998,pp.997-1032. ⑩Michael Keen and Maurice Marchand,"Fis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66,no.1,1992,pp.33-53; Vito Tanzi,"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 Protection,"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49,no.1,2002,pp.116-127. (11)William J.Baumol,"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7,no.3,1967,pp.415-426; Dennis C.Mueller,Public Choice I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2)J.Stephen Ferris and Edwin G.West,"Cost Disease Versus Leviathan Explanations of Rising Government Cos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Public Choice,vol.98,no.3-4,1999,pp.307-316; Karen L.Remmer,"Does Foreign Aid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Gover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8,no.1,2004,pp.77-92; S.J.Bailey and S.Connolly,"The Flypaper Effect:Identifying Areas for Further Research," Public Choice,vol.95,no.3-4,1998,pp.335-361. (13)Philip J.Grossman,"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Size:An Extension," Public Choice,vol.62,no.1,1989,pp.63-69; Ernesto Stein,"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Size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vol.2,no.2,1999,pp.357-391; Andreas Bergh and Martin Karlsson,"Government Size and Growth:Accounting for Economic Freedom and Globalization," Public Choice,vol.142,no.1-2,2010,pp.195-213. (14)W.A.Niskanen,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Chicago:Aldine Atherton,1971; Wallace E.Oates,"Searching for Leviathan:An Empirical Stud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5,no.4,1985,pp.748-787. (15)G.Tullock,"Problems of Majority Vot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67,no.6,1959,pp.571-579. (16)A.Downs,Inside Bureaucracy,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7. (17)J.G.Cullis,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Choice:Analytical Perspectiv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8)T.A.Husted and L.W.Kenny,"The Effect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Voting Franchise on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5.no.1,1997,pp.54-82. (19)G.S.Becker,"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98,no.3,1983,pp.371-400; Dennis C.Muellera and Thomas Stratmannb,"The Economic Effect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7,no.9-10,2003,pp.2129-2155. (20)A.Chevalier and T.Viitanen,"The Causality betwee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hildcare,"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vol.9,no.14,2002,pp.915-918; Jonah B.Gelbach,"Public Schooling for Young Children and Maternal Labor Suppl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1,2002,pp.307-322. (21)N.Samiei and M.R.Jalilvand,"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Government Size," Canadian Social Science,vol.7,no.2,2011,pp.224-235. (22)郭庆旺、赵志耘：《公共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23)娄洪：《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政策——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刘伟、苏剑：《供给管理与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2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吕炜：《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25)市场化指数包括5大类共30个指标。图1和图2中财政支出占比和公共管理人口占比均是其中一个指标，因此两图仅粗略地显现政府扩张与市场化程度的关系。考虑到两个指标在整个市场化指数30个指标中权重较低，这样做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我们用市场化指数中最重要的要素市场化指数与两个变量作散点图，仍得到类似的结果。 (26)本研究暂不考虑投资过度、产能过剩的情况。 (27)Pagano比较早地用该指标反映金融约束程度。从该公式定义看，它表示的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程度，不能说完全反映了金融约束，其他如垄断、管制、歧视、保护等一系列违反资源自由配置的手段，仍会使得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Easterly用投资品承担的税率高低反映市场扭曲程度，本质上仍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程度(额外一部分储蓄需要纳税)。结合这两篇文章思想，本文用储蓄的投资转化率反映市场扭曲程度。(参见Marco Pagano,"Financial Markets and Growth:An Review," European Economics Review,vol.37,no.2-3,1993,pp.613-632; W.Easterly,"How Much Do Distortions Affect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32,no.2,1993,pp.187-212) (28)本文没有在模型中研究市场扭曲对政府债务的影响，不过从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看，政府选用征收一次总付税和发行政府公债为政府筹措资金是等价的，既然市场扭曲会造成一次总付税形式的税收扩张，那么同理也会造成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因此本文研究也可以为近十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膨胀提供一种解释。 (29)我们对参数的这些限制使得休闲和政府消费性支出能给家庭带来正效用，而且可以保证效用函数对于消费和政府消费性支出都是凹的。 (30)如参见Stephen J.Turnovsky,"Optimal Tax,Debt and Expenditure Policies in a Growing Econom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60,no.1,1996,pp.21-44. (31)Turnovsky设置的A=0.206，该值有过低之嫌，国内学者运用索洛增长模型测算的A一般较高。本文采用Gomez的设置是折中的做法。不过，数值模拟结果说明，A的设置对投资消费比的绝对值虽有影响，但其对投资消费比的变化态势影响不大。(参见Stephen J.Turnovsky,"Fiscal Policy Elastic Labor Supply,and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45,no.1,pp.185-210; M.A.Gomez,"Optimal Tax Structure in a Two-sector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vol.29,no.2,2007,pp.305-325) (32)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尹恒、朱虹：《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33)中央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坦承，中国民营企业受到过多的投资准入限制，被迫进行强制性储蓄(参见程刚、马蕙：《政府将放宽民营企业投资限制：周小川为高储蓄率开药方》，《中国青年报》2009年7月21日)。媒体将民营企业在市场进入时受到的限制形象地称之为“玻璃门”、“旋转门”和“弹簧门”。 (34)参见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35)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36)参见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历史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37)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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