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六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问题论文,经济社会发展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
——收入分配差距亟待缩小
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也是我们在改革和发展中必须认真解决的突出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发展与差距将更加突出，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和重工业、轻农业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两种教育体制、两种就业制度、两种财政税收体系等不平等的制度，导致了中国城乡之间的隔阂，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从城乡收入分配来看，在中国13亿人口中，城市居民不足40％，其余8亿人口还生活在农村，但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大致只相当于城市人口的1/3，也就是说，3个农民才等于1个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农民收入问题从“九五”后期，尤其是1998-1999年以来就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突出的现象是农民收入增幅在“九五”期间逐年下降。1996年农民收入增幅为9％，但到了“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又掉到2.1％。1998-2000年连续3年农民人均销售农产品的收入在减少。2005年，虽然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255元，但农民增收困难仍然是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收入问题已成为农民问题的核心。如何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解决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是能否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的大问题。可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转变二元经济结构。
从1999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至今已有6年多的时间，有60多个重点工程项目在国家的支持下开工建设，西部地区的投资增加明显，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仍低于东部发达地区。东西部差距在进一步拉大。1980-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上升9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相应下降；人均GDP相对差距，西部和东部由1∶1.92扩大为1∶2.59，中部和东部由1∶1.53扩大为1∶2.03，西部和中部由1∶1.25扩大为1∶1.27。这差距的扩大，既有自然地理条件、原有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传统和市场潜力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经济体制、政策选择和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主观原因。以科学发展观来促进不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是要解决不同区域收入差距过大和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
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平稳，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大问题，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两个大问题。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把握“两个大局”，促进区域共同协调发展。
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创新型国家建设必须加快
迎接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最重要的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因为自主创新是提升科技水平和经济竞争力的关键，也是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然而，中国“十一五”期间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能不面临这样一个客观现实：我国虽然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但科技创新能力却严重不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战略选择。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基础和前提。但在我国目前工业和服务业的很多产业部门中，低附加值产业占很大比重，而部分高附加值产业如信息产业，虽然产值和数量增长很快，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导致大部分产品和服务的高额利润被外国公司赚取。日本和韩国当年在引进国外技术时用于消化吸收创新的资金分别是引进资金的5倍和8倍，而我国仅为7％，致使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得不到提升。研究表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全世界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低于30％，美国和日本则在5％以下。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将被长期固化在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层次。而改变这种现状，加快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则是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现代企业竞争说到底是企业竞争力的较量，决定企业竞争力最根本的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企业竞争力就失去了内涵的载体，企业就会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然而，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尚不明确，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尚未形成。由于企业产权关系不明确，国家作为投资者的所有权和企业的法人财产所有权并未分离，企业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不明确，这就大大削弱了进行自主创新的利益驱动力和风险意识。由于科技资源的配置还没有实现市场化，科技组织的形成、科技人员的流动、科技成果的评价受到许多非市场因素的制约。
第二，研究与开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近年来，中国的研究和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1％，与欧美国家的2.5％-3％的比例相差较大，是世界上R&D/GDP比例偏低的国家之一。从研发经费的来源看，中国主要靠政府投入，企业投入只占20％左右，而发达国家企业投入占40％-60％。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很低，不到1％，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额的比重仅为0.56％，大中型工业企业也只占0.7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国际上一般认为，研究和开发资金占销售收入1％的企业难以生存，占2％可以维持，占5％以上的才有竞争力。多数企业创新组织不健全，导致创新能力弱。绝大多数企业缺乏自主技术，特别是自主的核心技术。甚至一些有创新实力和潜能的企业、地方乃至高技术园区也存在差距。我国高科技领域中的发明专利，绝大多数来自国外，如无线电传输、移动通信、半导体、西药、计算机领域，来自外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分别占93％、91％、85％、69％、60％。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国产手机、计算机、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了国外专利持有者，仅成为外国企业的“打工者”。国资委监管的166家中央企业中，平均每家累计申请专利226件，不及国外某些大企业年均申请量的1/5。全国2万多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仅占25％。
第三，引进和消化、吸收、创新紧密结合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些企业“重生产轻研发，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重模仿轻创新”。在技术引进之后，没有充分地对引进的技术进行研究、消化吸收和创新，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技术体系，进而成为技术强国向外输出，实现引进→创新→输出的良性循环，从而造成现阶段我国主要工业部门的技术与国外仍有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消化创新能力较差，没有处理好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的关系。
第四，企业自主创新主要由企业独立进行，产学研合作创新并未发挥预想的作用。尽管我国国有企业自身技术能力、创新能力不强，但企业的自主创新仍然主要由“本企业独立进行”，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未形成。制约中国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因素二：一是由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体制，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轻专利，重研发轻转化”，技术成果往往并不成熟，其市场前景难以把握；二是企业自身能力不强，没有合作和开发的基础，即使接受了高校或科研机构的成果，也难以把这些成果商业化。
第五，作为自主创新前提条件的企业基础管理工作还很薄弱，创新意识弱。企业自主创新必须依靠管理创新来做基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大量地进行了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和技术革新，有的效果较好，但也有不少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企业管理滞后，无法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无法使自主创新得到正常的发展。许多企业仍未意识到专利及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没有将其融入研发与经营管理中，制度不全，人才缺乏，经验不足。从企业自身来看，与其短视有关。一些企业认为创新存在风险，更愿意通过使用廉价劳动力或迅速仿冒畅销品获利。企业要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尚需时日。
科学发展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开始。因此，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努力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三、经济结构不合理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抓紧推进
从国际经济发展来看，加紧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已经迫在眉睫。21世纪将是一个经济、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而新世纪初期前二十年更为关键。这一时期是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最明显的时期，世界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将加快发展，国际经济结构将加速重组和升级，经济全球化将加剧国际市场的竞争。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我们面对着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日趋激烈，以及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占据优势，对我们构成巨大压力的新形势。许多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夺市场，提高本国的竞争地位，正以推动本国传统产业向现代高新技术产业过渡为主攻目标，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新调整，并采取断然措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施了产业重组和企业重组，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结构调整热潮正在全球展开。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程度，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中国来说，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压力日益增大，内外经济关系的协调更显得重要。
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加紧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持续快速增长阶段，出现了需求结构的新的剧烈变动，高档次产品需求猛增，低档次产品需求急速下跌，且出现供给相对过剩。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这种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经济结构中生产结构与资源结构的矛盾，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矛盾，技术结构滞后与外部竞争加剧的矛盾，企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存在战略性缺陷等，已日趋明显和尖锐。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融合，使国内外市场界限逐步消失，出现了经济市场化、国际化日益强化的新趋势。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重要关头，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迫切需要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充分表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任务。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既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不合理的问题，又要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供求关系变化的新特点，以及国际新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重组的趋势，进行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目标的结构调整。从“十一五”发展规划来看，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就是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战略高度上全面调整供需、产业、城乡、区域和所有制结构，形成能够支撑今后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战略结构。用科学发展观的眼光来看，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具有促进协调发展和统筹发展的含义，实质上就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
四、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未转变
——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势在必行
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中国正处于加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及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新阶段。在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中，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重化工业将加快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增长，现代服务业方兴未艾。与此同时，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并进一步带动一批重化工业快速成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然而，自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至今，进展并不尽如人意。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仍然不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协调、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未从根本上转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5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国GDP数据修订后，虽然万元GDP综合能耗从1.58吨标准煤下降到1.39吨，但中国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并未改变。2004年，普查调整后的中国GDP总量占全世界总量的4.4％，但消费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却分别占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7％、25％和40％，这说明中国单位产出消耗过高，经济结构的矛盾依然突出。
第一、二产业比重有所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度上升，但第三产业比重依然偏低。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虽然上升至40.7％，但仍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2004年中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为55％。而就服务业占GDP比重看，美国高达75.3％，日本达到68.1％，韩国达到55.1％。
消费率提高，投资率降低，但投资率依然过高。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得到一定提升，从36.3％升至37.8％；固定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从52.9％降低到48.1％；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从9.1％下降到6.3％；这表明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中，消费的作用有所增强，但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如美国近年来仅私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就一直保持在60％以上。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转变增长方式，资源将难以支撑；不转变增长方式，环境将难以承受；不转变增长方式，国际竞争力将难以提升。中国正面临日益紧张的资源环境压力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压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势在必行。
五、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大
——构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着力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突出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为此，温总理提出要继续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花大气力增加就业岗位，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一项离老百姓利益最近的政策措施。
2004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显示，城镇就业有所改善。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980万人，比预期目标多80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然而，我们对中国当前的就业形势应该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今后一个时期，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将面对来自两个方面的竞争。一是城镇新增劳动力。预计每年城镇有1000万左右的新增劳动力，加上全国城镇下岗与失业人员1400万，需要安排就业人口达2400万左右。而全国城镇下岗与失业的1400万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的独立工矿区，涉及军工、煤炭、冶金、森工等行业。就业矛盾突出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和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化，老的产业已经消失或失去了竞争力，而新的产业尚未建立起来。此外，需要特别引起重视的是，在尚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中，大龄下岗失业人员有300多万人，失业时间较长的几乎都是大龄人员。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重，由于长期失业，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十分艰难。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具有更大的紧迫性。二是大量农民进城就业。目前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已有8000多万人，但农村仍有1亿以上富余劳动力。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今后农民进城就业的人数还将增加。
有关专家认为，中国的就业问题起码要20年才能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中国一年新增就业人口就是1000万，20年就是2亿人。如果考虑到转移农民和新增加的就业人口，中国的就业问题还是不能根本解决，只是压力的缓解。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
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全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的初步形成，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保障能力逐步增强，对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是，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
第一，人口老龄化压力大，社会保障任务相当繁重。目前，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超过7％。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矛盾突出，基金总量严重不足，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额巨大。
第二，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项目主要限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不能满足更多的社会成员对社会保障的需要。当前的三条保障线还不能全部覆盖城镇贫困问题，一部分城市下岗、失业、待岗人员，既拿不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又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三，农村社会保障落后。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刚刚起步，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家庭保障仍是农村保障的基本形式。按照现行条例规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在城市实行，实际情况是收入水平远低于城镇居民的农村居民，更需要国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虽然承包到户土地可以给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但由于灾害、个人劳动能力等方面的原因，需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他们提供最后一道安全网。
第四，社会保障法制化有待加强。社会保障立法滞后，给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带来了严重影响。一是基金收缴没有法律做后盾，拖欠基金现象日益严重，基金收缴困难。企业不为职工缴纳保险金，职工的基本社会保障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二是从社会保障基金的运用上看，也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特别是结余基金的使用存在挪用浪费现象，不仅降低了使用效益，而且危及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因而也是统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观从发展理念、发展思路等方面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从发展的角度求和谐，因此，继续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花大气力增加就业岗位，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六、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迫在眉睫
所谓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指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经济的发展必须与文化发展、政治发展、生态发展以及人的发展等的最佳配合，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系统性和可持续性。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发展并没有取得应有的进步。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却滞后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协调，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我国学者丁元竹等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具体表现进行了分析，① 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第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忽视社会发展。尽管我们也强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但在实际贯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却把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增长作为增长和发展的核心，而忽视社会发展，特别是忽视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后果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失业率升高，公共卫生、文化教育、农村发展落后，等等。
第二，现行的社会政策、法律落后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以户籍管理制度为例，其严重滞后于发展实际。我国已经有上亿农民离开土地转移到城市工作，但是这些离地农民的身份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虽然他们在城市工作(按照国际惯例，他们应当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但是在名分上，他们是农民工；在身份上，他们是农民；在权利上，他们难以得到基本的养老、卫生和失业保险，也得不到城里人能够享受的基本教育(特别是子女教育)，不能参与社区生活，没有住房等等。
第三，社会发展的组织管理模式落后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对于弥补市场不足和市场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活跃在就业援助、困难群体援助等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补充。但是，目前有关社会组织管理的法规和政策远远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甚至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发展。
第四，社会道德水平不能适应快速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思想正在使一部分人失去信仰、理念和意识形态的支撑。“信用”可能是时下我国国民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资源，这似乎成为许多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应当说明，这些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相反，它是与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目标背道而驰的。
根据上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紧紧围绕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统筹安排生产活动和经济增长，以促进人的发展为中心，通过全体人民广泛参与的经济增长来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得到全面改善；要把消除贫困、扩大就业、消除歧视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实现社会公平和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按照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我们要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就必须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上来，切实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下更大气力解决好“三农”问题，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全面贯彻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努力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健全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注释：
①参见丁元竹：《从实践高度认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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