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环境哲学思想探析_环境污染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环境哲学思想探析_环境污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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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问题的哲学探讨

当前,环境问题作为关系着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已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普遍关注。长期以来,在围绕有关环境问题的实质、环境污染的根源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各种学派和观点。在今天,历史地、系统地分析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为我们正确地分析和认识当今环境危机的实质和环境污染的根源,选择和确定可持续性发展的途径,分析和评价各种环境学派及其观点等,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和指导。

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既是环境哲学研究的主题,也是贯穿环境哲学理论体系的主线。

在自然界漫长发展的历程中,自人类产生以后,也就形成了人与生存环境或简称为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人类以自身的活动及其结果影响和改变着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以及环境的改变也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存和进化。

在古代,随着火的利用以及制陶、冶铁、造纸、制革、酿造、印染和建筑等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和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同时,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的排泄物也开始污染着“原本纯净”的自然环境。但是,由于那个时期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范围、领域和规模还都是极其有限的,它的排泄物及其所造成的“污染”还没有超出环境的自净能力。

自近代以来,特别是自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和完成了产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的排泄物逐渐超出了环境的自净能力,破坏和污染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危害着人类的生存。为了减少环境的污染,控制环境污染的加剧,英国于1857年颁布了关于防止煤烟的法令,并于1863年颁布了《制碱业管理法》,严格地规定了氯化氢的排放标准,以保护大气。1876年颁布了《河流污染防治法》,禁止向河流排放污染物,以保护水质。此外,美国于1864年颁布了《煤烟法》,瑞士和俄国于1876年和1888年分别制定了《森林保护法》,日本于1896年颁布了《矿业法》和《河川法》。但是,英、美、日等国家早期的环境立法,并没有能够遏止住当时环境污染的迅猛势头。此后,英国于1873、1880和1892年相继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毒雾事件;日本则于19世纪末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足尾铜山污染事件。上述大规模“公害”事件的发生,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先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环境立法和大规模“公害”事件的发生,从19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考察、分析和研究了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其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费尔巴哈提纲》等早期著作中研究了有关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指出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又是由人来改变的。恩格斯从1842年开始,就深入到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市,了解工人群众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状况,并于1844年底至1845年初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这部巨著中,恩格斯具体地分析了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污染的状况和危害,深刻地指出了造成这种环境污染的认识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

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于环境的基本构成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的辩证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的分析和探讨。

此后,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一系列著作中,又进一步地深化和丰富了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的理论,告诫人们应当预见自身行为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否则就有可能遭到环境的报复,破坏生态的平衡,造成环境的污染。同时,分析了科学技术在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中的作用,指出了减少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的可能途径和人成为环境的真正的主人的基本条件。其中,鲜明地提出了自然科学为人的解放作准备、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的基本观点,从而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环境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

环境及其基本构成是马克思恩格斯环境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环境是指人类生存的外部世界,它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2页)。因此, “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同上书第39卷,第64页)。同时,自然和历史,或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区别的。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和进化的结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同上书第42卷,第122页)。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所以,环境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辩证统一。

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环境哲学思想研究的主题,也是贯穿马克思恩格斯环境哲学思想体系的主线。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从环境的基本构成这一角度出发,认为人与环境的关系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362页)。同时,上述两个方面的关系之间又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同上,第35页)。并且,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又通过人与社会环境或人与他人的关系表现出来。所以,人与环境的关系首先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的辩证统一。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从环境的整体这一角度出发,认为人与环境的关系又是环境对于人的制约性和人对于环境的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环境是人生存和进化的前提。“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同上书第3卷,第74 页)。另一方面,人对于环境的能动性,既表现为人能够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从而去能动地改造和征服生存环境,同时,也表现为人能够科学地预见自身行为所引起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进而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以保护生存环境。对于“自然影响”来说,“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同上,第518页)。对于“社会影响”而言,“我们在这一领域中, 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同上,第519页)。所以, 人对于环境的能动性又是人对于环境的“认识”、“改造”与人对于自身行为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的“预见”、“支配”和“调节”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是极其深刻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环境问题或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上述两个方面的关系之间的关系的不协调,也是环境对于人的制约性和人对于环境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的不协调,更是人对于环境的“认识”、“改造”与人对于自身行为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的“预见”、“支配”和“调节”之间的关系的不协调。对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既应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去分析,又应从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及其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相互影响上去探讨,把环境对于人的制约性和人对于环境的能动性统一起来,把人对于环境的“改造”和“征服”同人对于自身行为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的“支配”和“调节”统一起来。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盲目的“环境乐观论”或“环境悲观论”等片面性观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和生产方式中,还不能把人对于环境的“改造”、“征服”同人对于自身行为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的“支配”、“调节”即对于环境的保护统一起来。因此,他们深刻地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同上,第520页)。马克思恩格斯具体地考察了当时的环境污染,特别是空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以及物理污染和化学污染的状况与危害,同时,深入地分析和揭示了当时环境污染的认识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

首先,对于当时环境污染的状况与危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大城市中,“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充满着“饱含硫化氢的水蒸汽”。在伦敦,整个城市都“被灰色的烟云笼罩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81、320、321页)。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先于伦敦1873年第一次大规模毒雾“公害”事件30年就提出了警告。同时,工厂城市把水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黑得像柏油似的发臭”(同上,第321页)。 这种生存环境的状况是“百病丛生的根源”,它使“肺部的疾病”、“猩红热”和“伤寒”等“到处蔓延”(同上,第383页)。此外,在磨刀叉和磨光陶器的工房里,有大量的金属屑和矽土尘埃弥漫在空气中,使工人患上哮喘、喉咙溃烂和肺结核等疾病。而最有害的工作环境是双手接触含有大量的有毒化学物质——铅和砷的溶液,其结果是使工人患严重的肠胃病、羊痫疯和四肢麻痹等疾病(参见同上,第493页)。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以大量、 翔实的调查资料和统计数据揭示了当时环境污染的具体状况及其严重危害,指出其直接受害者乃是工人阶级。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条件出发,深刻地揭示了造成环境污染的认识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

在认识根源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科学技术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水平的局限,对于有可能破坏生态平衡、污染生存环境的行为缺乏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对于自身行为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缺乏科学的分析和预见,因此,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之间往往不一致。如果用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的符合程度“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即使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此外,在对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认识上,人们往往欢呼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焕发出来的巨大能动性和伟大胜利,忽视或忘记了自然界对于人的制约性和可能的报复。所以,“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不要“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统治自然界,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同上,第517、518页)。

在阶级根源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贪婪和唯利是图,只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和高额利润,而置其行为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后果于不顾,加剧了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同上,第519 、520页)。

在社会根源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影响和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生存环境的污染,则是完全被忽视的(参见同上,第519页)。同时, 马克思恩格斯还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技术的应用和工业发展的状况具体地指出,对于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和“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同上,第334、335页)是破坏生态平衡和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的社会根源之一。其中,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是指人们应用技术的盲目性和短视性;“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则是指工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短视性,以及工厂城市的扩大和资本主义工业(作为污染源)的集中只追求最直接和最近的有益的经济效果,而不考虑技术应用和工业发展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后果,甚至不惜以破坏生态平衡和污染自然环境作为换取利润的代价。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和“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越是以大工业为自己发展的起点,那么它对于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的过程也就越迅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3页)。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揭示的环境污染的根源,特别是对于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不只是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存在的,也不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具有的,它们在当代仍然具有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减轻本国的环境污染,置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国际公法于不顾,肆意向公海或他国海域大量倾倒污染物;为了本国眼前的经济利益,甚至置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和人民利益于不顾,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倾销具有污染性的废料,转嫁环境污染和环境危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尽快地发展经济,取得眼前的经济利益,不仅置已经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于不顾,而且新上马的技术或工业项目也不加强综合治理,从而导致环境污染的加剧,甚至形成恶性循环。在我国,从总体上说,环境法的实施和环境污染的防治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特别是在一些个体或乡镇企业中,为了取得个人或集体的眼前的经济利益,竟置环境法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于不顾,肆意排放大量污染物,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治理,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环境污染是由于认识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综合影响造成的这一观点是深刻而有意义的。根据这一观点,当代的环境污染和环境危机实质上既是一种自然问题,也是关系到阶级、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当时环境污染的状况和危害的基础上,针对着环境污染的根源,并从当时资本主义工农业生产的状况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可能出发,指出了减少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的可能途径。

其一,是依靠科学技术,对废物进行“再利用”和“再加工”,以减少对于环境的污染。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废物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之一;依靠科学技术对废物进行“再加工”和“再利用”,则是减少环境污染的可能途径之一。废物包括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其中生产排泄物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所残留下来的东西。通过科学,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去发现或揭示那些废物的新的有用性质,并通过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的发明,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不仅利用本工业领域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领域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随着化学科学的进步和化工技术的发明,揭示了以前几乎毫无用处、对环境有严重污染的煤焦油的各种有用性质,并把它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和药品(参见同上书第25卷,第116、118页)。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涉及了依靠科学技术对工业原材料进行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以及基于某一种原材料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所形成的各种工业企业的合理配套和综合发展的问题。当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事实说明,有越来越多的固体、液体和气体废物,经过深度开发和综合加工,既变成了有用的产品,又减少甚至避免了对于环境的污染。此外,依靠科学技术,发明和采用新的生产工具,改进和革新工艺方法,可以减少生产中的废料,从而减少对于环境的污染(参见同上,第117、119页)。

其二,是依靠科学技术,改良耕作,保持生态平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依靠科学技术,特别是农艺学和农业技术,改良耕作方法,如采用改良的排灌法,实行更合理的轮作,施用有机肥料等,可以保持和改良土质,保持和提高土地的肥力,从而保持生态平衡。此外,合理地开发和利用休闲土地、沙地和荒地,使之变为种植牧草、甜菜、小麦、大麦的良田,以优化生态环境,或保持生态平衡(参见同上书第47卷,第599—600页)。

其三,是实现“城市和乡村的融合”和“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工厂城市”的扩大和大工业生产的集中及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状况,指出“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和“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5、336页)。事实上,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已经涉及到了污染源及其所排放的污染物的密度和总量同环境自净能力的关系问题,强调要防止大工业和污染源的集中及其所排放的污染物的密度和总量的增大;通过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和大工业的平衡分布,以防止工厂城市的扩大和大工业(作为污染源)的过度集中,分散污染源,降低污染物排放的密度和总量,使之接近环境的自净能力,减少或避免对于环境的污染。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公报指出,世界上人口和工业高度集中的大城市的空气、水源和食品的污染已对数亿居民的健康造成危害,如不积极、有效地治理已经造成的环境污染并防止新的污染,世界的都市化将是下世纪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其四,是防止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和“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的社会根源之一,因此,他们深刻地指出,要消灭资本主义工厂城市的发展及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恶性循环,又只有防止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和“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同上,第335页)。从而, 进一步强调了要把技术应用和工业发展的最直接的眼前的经济利益同其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后果协调起来,或者是把技术应用和工业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

其五,是变革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环境法的意义上来说,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既反映着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的关系,又影响和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要调整和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调整和改变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的关系,变革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环境法就是通过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达到它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目的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支配和调节人的活动的比较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后果,防止或减少环境的污染,“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同上,第519页)。

人成为环境的真正主人,是马克思恩格斯环境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从人与环境之间的辩证统一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的辩证统一出发,原则地指出人成为环境的真正的主人是指人成为自然(或自然环境)的主人、社会(或社会环境)的主人和自己本身的主人的辩证统一。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成为环境的真正的主人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必然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本文作者注)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同上书第2卷,第379页),以达到“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2页)。实现对自然力的统治, 支配和控制自身行为的长远的自然影响,使人自身和自然界相一致,使人的生活条件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使人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达到“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同上),实现对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的统治,支配和控制自身行为的长远的社会后果,使人的社会活动的目的与其长远的社会后果相一致,使人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实现人自身的完全改变和全面发展,“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同上书第46卷〔上〕,第392页), 使人自身以及他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假如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当今,他们一定会强调包括人的高度的、自觉的环境意识——本文作者注)都得到迅速发展和提高,而不是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占有。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从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影响和制约的角度出发,指出了人要成为环境的主人,必然对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实行彻底的变革;另一方面,在进一步分析科学技术在变革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中的作用的基础上,指出了自然科学(或科学技术)“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强调了“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同上书第7卷,第241页),从而,既提高了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 又使人们开始学会了估计、调节和控制自身行为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后果,使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逐渐趋于协调。同时,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从而使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逐渐趋于协调。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因此,要实现人的解放,将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使人成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自己本身的主人,“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从而,“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同上书第46卷〔上〕,第392—393页)。总之,从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的趋势上看,对于已经造成的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对于现时技术应用和工业发展的污染物排放量的有效控制和降低,对于自然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对于没有污染的新材料、新能源和新动力的探索和发明,对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人与自身全面发展的关系的协调与统一等等,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或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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