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淡闲适、独抒性灵——论新文学散文史上的两次闲适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闲适论文,新文学论文,性灵论文,两次论文,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史上一股思潮，一个热点的出现，决非空穴来风，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既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也有作家们的某种文化策略。
本世纪第一次闲适潮发生于三十年代初。体格无力的作家们既然不能决杀在战场上，精神上又不能似鲁迅将文章作匕首，自己开出一条杀路来，为了保全自己，便不得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激烈残酷的现实。纵的方面，他们认明清的名士派文章为祖宗，横的方面拉来兰姆、爱迪生等西方小品大师作大旗，以《论语》、《人世间》和《宇宙风》为柜台，广告是“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于是一场大规模贩卖闲适的营销活动开张了。
第二次闲适潮发生于九十年代初，与第一次相隔六十年。随着政府对经济大幅度的倾斜政策而带来的经济大潮，传统社会道德价值系统分崩离析，福柯的“人死了”成为潇洒走一回的人们的口头禅。作家失去了特别的荣耀，和作坊里的工作师傅一样卖字为生。一度很翘尾巴的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犹如断绝了定时供应可卡因的瘾君子，被抛弃在空空荡荡的可疑的废旧车场上，陷入“失语”状态。就市民阶层而言，卡拉OK、排行榜、新潮服饰、张艺谋、蔡国庆、电子游戏机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对于文学，他们大体允许自己接受三类：1、财经小说，这能刺激他们对金钱的欲望；2、拳头和枕头的作品，这能使他们产生体魄健壮的迷幻；3、在商场尔虞我诈的智力较量和在精武馆、色情发廊里体力挥霍放纵之后，接下来便需要安逸了，于是闲适作品便是极佳的选择了。走到任何一个书肆，你都会发现从明清的性灵、清言、僧道、鬼怪、香艳、尺牍、山水小品到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梁遇春、朱自清、丰子恺、汪曾祺、贾平凹的散文是与金庸、梁凤仪堆放在一起的。除了颇有争议的性行为描写，出版机构对这些作品一般采取了默许的谋略，出版商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写手们为不用下岗仍有作为而沾沾自喜，文评家们为能抬高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价位不断投资下赌做多头。一切都表现出天时地利人和、繁荣昌盛的景观。
一
周作人是与鲁迅一同走上文坛的，因此，二十年代初期的一些作品带着批判的锋芒，显示了战斗的一面，如《祖先的崇拜》、《天足》、《碰伤》等等。他自述道：“我大约也可以算是一个爱中国者，但是因为爱他，愈期望他光明起来，对于他的黑暗便愈憎恨，愈要攻击，这也是自然的道理。”（《“先进国之妇女”》）[①]。但是少年时代其祖父科场案致使家道败落，尝尽世态炎凉，养成了他孤傲冷漠的性格。后来爱女若子的病和死，加深了他对人生苦涩的品味。随着五四的落潮，整个时代和烦闷阴沉使他感到“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②]。于是在现实人生和社会的双重迫压下，周作人情绪内转，身上的名士作派逐渐占据上风。从《自己的园地》开始一步步皈依闲适，他说到：“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③]到了三十年代初终于成了林语堂闲适小品阵地的主帅。
周作人的闲适散文主要表现为苦涩，一份凄凉悲戚的苦涩。他尽管不断地改换门庭，但总是在“苦雨斋”、“苦茶庵”、“药堂”里打转，听的是苦雨，品的是苦茶，喝的是药汤，吃的是苦竹和野菜，观赏的是苍蝇的吸美，“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吧。”[④]总之他的作品处处都渗透出这种苦涩的滋味。
林语堂是闲适散文的主要提倡者，尽管在二十年代他身上有着许多匪气，但是到了三十年初，正如他自己说的：“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林语堂在提倡闲适中特别强调幽默，但他的幽默成份远不如梁实秋，因为幽默是自然形成的，是毫不费力地流露在词语中，专事提倡，就显得做作了，正如鲁迅当年曾不客气地给他当面泼过的一盆冷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书，本身便是件很不幽默的事。”
林语堂的闲适主要表现为顽泼自然的生活态度。他精神负担很轻，所以他做“土匪”就真的做“土匪”，谈戒烟就真的谈戒烟，说闲适就真的说闲适，一旦遭到批判，赶紧开溜美国，脱离是非圈子，显得非常聪明，识事务，很少像周作人那样，能从普通小事上体味出复杂的内涵。他的文章初读很解颐痛快，一舒胸中块垒，读多了，则感到终有一丝无聊在其中。他的文章也正如他说的：“信手拈来，政治病亦谈，西装亦谈，再启亦谈，甚至牙刷亦谈，颇有走入牛角尖之势，真是微乎其微，去经世文章甚远矣。所自奇者，心头因此轻松许多，想至少这牛角尖是我自己的世界，未必有人要来统治，遂亦安之。”[⑤]他的《言志篇》很能表现这种顽泼的心态，纵横捭阖，任意而谈，亦庄亦谐，意趣奋发。正像郁达夫说他：“生性戆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学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出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⑥]了。
到了三十年代末，随着周作人的“下水”，林语堂的出走，闲适散文的重担就让梁实秋拾挑起来，并且这根香火在他手里一直没有断过。三人中，要说闲适散文成就最大者，当属梁实秋。因为周作人尽管口口声声追求闲适，其实正如他自己说的：“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⑦]而林语堂自1934年写作《吾国吾民》起，就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英文写作上了，所以梁实秋写的闲适散文不仅比林语堂多，成就也远在他之上了。
梁实秋1938年底发表了引起很大争议的《编者的话》，他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益处的。”[⑧]此说一经发表，立即遭到左翼文艺界的严厉批评。为了实践他自己的主张，梁实秋便创作了后来被一炒再炒的《雅舍小品》，算是对批判的抵抗。
梁实秋的闲适主要表现为对儒家礼教传统的认同和行文上的幽默机趣。
梁实秋出生在一个丰衣足食、宅院轩敞的书香世家，家中保持着一套完整的传统礼俗，对于这些，他一直抱怨尊重和肯定的态度，他说：“礼不是一件可怕的东西，不会‘吃人’。礼只是人们行为的规范。人人如果都自由行动，社会上的秩序必定要大乱，法律是维持秩序的一套方法，但是关于法律的力量不及的地方，为了使人能更像是一个人，使人的生活更像是人的生活，礼便应运而生。”（《谈礼》）[⑨]所以他一生中一直非常留恋黄尘漫天、灰暗陈旧的文化古城北京，对高楼林立、纸醉金迷、车水马龙的十里洋场的上海怀着格格不入的情感，他曾写道：
上海受西方化的程度，在国内要首屈一指了。就我的观察所及，洋服可以说是遍处皆是，并且穿得都很修洁可观。真糟，什么阿猫阿狗都穿起洋装来了！我希望我们中国也产出几个甘地，实行提倡国粹，别令侵入的文化把我们固有的民族性打得片甲不留。……
嘉善最令我不能忘的两件事：便桶溺缸狼藉满街，刷马桶淘米洗菜在同一条小河里举行。这倒真是丝毫未受西方化影响的特征。二条街道，虽然窄小简陋，但是我走到街上心里却泰然自若，因为我知道我身后没有汽车电车等等杀人的利器追逐我。小小的商店，疏疏的住房，虽然是很像中世纪的造型，在现代未免是太无进步，而我的确看出，住在这里的人，精神上很舒服，“乐在其中矣。”（《南游杂感》）梁实秋在这种家庭环境影响、文化氛围熏陶下所形成的独特的性格和气质，便使得他崇尚保守、古典、传统的士大夫生活情趣，对现存制度和秩序有一种情感上的亲近。后来他留学美国，白壁德的人文主义思想给了他很大影响，他曾评述白壁德对他的启悟：“他谈的是文艺批评，实际上牵涉到整个人生哲学。……他强调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己复礼的教训，释氏内照反省的妙谛，我受他的影响不少，他使我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⑩]白壁德的“中庸”、“节制”的新人文主义学说与梁实秋的精神气质非常契合，这样，梁实秋便愈加沉醉在他的温文得体，儒雅翩翩的君子风度中。体现在他的散文上便也就产生了一种温文雅致的贵族风度。他的散文有幽默，但没有尖刻的讽刺，有婉丽的词句，但决不华丽，语言明白通俗，却决不粗俗鄙陋，写了大量的凡人凡事，如《女人》、《孩子》、《狗》、《猪》、《乞丐》、《理发》、《讲价》，但都是抱着旁观者的姿态，站在岸边，向你慢慢地有滋有味地道来。就是讲骂人，他也告诉你许多温文雅致的技巧，譬如骂人须知己知彼，“你骂别人荒唐，你自己想曾否吃喝嫖赌。否则别人回敬你一二句，你就受不了。”必须适可而止，否则“再骂则一般人对你必无同情，以为你是无理取闹。”骂人态度须镇静，“一语不合，面红筋跳，暴躁如雷，此灌夫骂座，泼妇骂街之术”，而且骂人之语最好“出言典雅”，“你骂他一句要使他不甚觉得是骂，等到想过一遍才慢慢觉得这句话不是好话，让他笑着的面孔由白而红，由红而紫，由紫而灰，这才是骂人的上乘”（《骂人的艺术》）[①①]对骂人这类极易感情冲动的事梁实秋倘能如此艺术地处理，也就可推知其散文风格了。写到这里，使我想起陈思和先生在《鲁迅的骂人》一文中提到梁实秋在答复左翼人士对他的批判时，采取的就是他所鼓吹的这种骂人的艺术，陈思和先生说：
今查《新月》第三卷第九期上，梁实秋一连发表三篇短文，在理论上的反批评外，夹杂了对手为共产党的暗示，譬如：
“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我是不干的”——《答复鲁迅先生》
“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呢？”——《资本家的走狗》
“这篇小说的作家已于1920年2月14日下午七时随同鲁迅先生发起‘自由运动大同盟’。”——《无产阶级文学》
毋须多引，这寥寥几句中都可看到，梁实秋在论争中不断暗示对手是“共产党”，是“领取苏联津贴”，或是“自由运动大同盟”成员，等等，这就有点心怀叵测了，就像前些年的文学批评里，给对手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一样，在三十年代的恐怖时期被称作“共产党”是要杀头的。梁实秋此举虽非告密，但在客观上起了提醒统治者，并进一步想利用统治者的权力和屠刀来消灭论敌的作用，……[①②]由此可见，梁实秋温文雅致的儒家外表下，有时也是很歹毒的。而到了他古稀之年后，写给韩菁清的大量情书，却又肉麻的让人心惊肉跳，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个刚写过《槐园梦忆》，沉浸在悲痛中的丧偶老人。一栋墙面漶漫、梁木朽脆、传统古老精致的四合院，终因一个女人的闯入而成了烈火中的干柴。
梁实秋闲适散文善以幽默的态度看待人生。林语堂的幽默常给人一种“恶作”的感觉，而梁实秋的幽默则溶入在他的生活体察和言辞表达的不露痕迹中。他非常善于抓住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琐事给予幽默的曝光和剖析，让你在感到妙趣横生的同时，领取到一点玩味的思索。并且他用的是一种平常的熨贴的娓娓展露的语言，不似林语堂抒情式的缺乏节制，因此更能让人体味出他幽默的亮点和张力。《谦让》就是一篇剖析人生世态的佳构。作者写道：“一群客人挤在客厅里，谁也不肯先坐，谁也不肯坐首座，于是你推我让，人声鼎沸……不肯放过他们表现谦让的美德的机会”，作者在描绘了这些谦谦君子的姿态后，笔锋一转，写道：
考让座之风所以如此地盛行，其故有二。第一，让来让去，每人总有一个位置，所以一面谦让，一面稳有把握。假如主人宣布，位置只有十二个，客人却有十四位，那便没有让座之事了。第二，所让者是个虚荣，本来无关宏旨，凡是半径都是一般长，所以坐在任何位置（假如是圆桌）都可以享受同样的利益。……我从不曾看见，在长途公共汽车车站售票的地方，如果没有木制的长栅栏，而还能够保留一点谦让之风！这就将所谓的谦谦君子的虚荣与伪善剥落下来，展示了其庸俗无聊的可笑的心态。还有像《洋罪》、《结婚典礼》、《握手》等等都是摹述和笞挞人世的虚伪。此外，像《下棋》一类的文章则是发掘人性的奥秘：“观棋不语是一种痛苦。喉间硬是痒得出奇，思一吐为快。看见一个人要入陷阱而不作声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如果说的中肯，其中一个人要厌恨你，暗暗地骂一声‘多嘴驴！’另一个人也不感激你，心想‘难道我还不晓得这样走！’如果说得不中肯，两个人要一齐嗤之以鼻，‘无见识奴！’如果根本不说，憋在心里，受病。所以有人于挨了一个耳光之后还要抚着热辣辣的嘴巴大呼‘要抽车，要抽车！’”[①③]将人性中的弱点和可爱巧妙地表现出来。
梁实秋散文这种别出心裁、独具一格的幽默机趣，给他的作品带来了众多的读者，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但是也由于他作品中这种幽默用得太滥，所以读多了，反倒感到单一。就像美国作家欧·亨利的小说出人意料的精彩结尾，偶尔读一两篇，令人击节赞赏，惊叹不已，但把所有这些作品堆放在一起读的话，就感到精彩背后人工的可疑了。
作为本世纪上半期闲适散文的代表，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既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如1，他们都主张文艺是超越政治、超越时代、超越功利、切合人性的。他们追求个性的自由、独立和享乐，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时，都躲进“象牙之塔”，讲性灵幽默，观人情百态，谈草木虫鱼；2，他们大多得益于东西方文化的双重营养，有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功底，尤其是明清性灵小品与英国小品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但是，他们又有着各自明显的特点：
1、周作人身上体现的更多的是西方表现主义、中国佛道自然主义和日本文学传统的美学特征，因此他的散文是禁欲与纵欲、自然与节制的杂糅与混合。尤其是日本文学那种善于从找不到多少意义的自然万物与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寄托情感和趣味的传统给了他很大影响。林语堂身上则体现的是西方表现主义与中国道家意识的契合，体现在作品中便是随意畅快。梁实秋则是西方古典主义与中国儒家意识的合二为一，体现在作品中便是节制和雅致。
2、周作人的闲适含有忧患的苦涩感，带着对民族、历史和自我的宿命的失望与感伤，他从未泯灭伤时忧国之心，“这30篇小文重阅一边，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圣像破坏与中庸夹在一起，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为我早该谈风月了，等之久久，心想：要谈了罢，要谈风月了吧？……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不料总是不够消极，在风吹月晚之中还是呵佛骂祖，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无可如何……”[①④]。以他的《北京的茶食》为例，看起来他在讲一件毫无深度的事情，但是苦雨斋老人马上就表达了他对中国生活的严厉批判：“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限……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①⑤]深度的忧患隐然可见。林语堂的闲适是他不做土匪、不骂人后的自觉追求，是“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是化沉重为轻松，化严峻为幽默，体现了他身上半玩世的人生态度，所以他的闲适便少了苦味和忧患，多了自如轻松、无拘无束乃至油滑的一面。梁实秋的闲适是自得其乐、自我找趣的贵族风度。他既不像周作人那样处处品觅苦味，也不像林语堂那样有着顽童的天性，做什么都很投入，而是显得很有节制，处处寻找有节制的乐趣，显出一种达观从容的姿态，所以他在谈到创造社和徐志摩时说：“困苦的生活所培养出来的一股‘狂叛’的精神，是很可惋惜的，但席丰履厚的生活，所育煦出来的那种对‘梦想的神圣境界’之追求，又何曾是健全的态度？”（《谈徐志摩》[①⑥]）
对于发生在当时的闲适文学，鲁迅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不仅当面讥刺过林语堂，而且还写了许多文章，如《骂杀与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寻开心”》等，对闲适文学给予了深刻的批判。鲁迅写道：“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①⑦]接着鲁迅嘲讽了这批雅士：“‘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①⑧]“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履，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陶渊明先生，也还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①⑨]最后鲁迅指出这些所谓的闲适其实是“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因此他毫不客气地将林语堂和辜鸿铭、郑孝胥并列：“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②⑩]
二
以文化守成姿态出现的闲适散文自八○年代起，逐渐进入佳境，至九○年代初期，迎来了高潮。来自各路的人马——包括小说、诗歌、戏剧、影视、理论、新闻界的行家高手，以及社会上五花八门的能爬会爬格子者，都曾在闲适这块田园里栖居过、潇洒过。近百年来风雨动荡和惊怖的精神重压造成了人和文学长期的紧张与激动不安，这毕竟不是人生与文学的常态。九○年代的闲适散文大多表现出一种过来人宠辱不惊的平淡冷静，一种透悟了世道的豁达澄明，一种摆脱了利害关系的直言不讳。有两人可作为这一文学现象的代表：汪曾祺、贾平凹。汪曾祺的闲适以恬淡和简约为主要特征，走的大体是梁实秋散文一路；贾平凹的闲适前期以怀旧见长，近期则弥漫着苦涩的药味，可以看见周作人的影子。
汪曾祺写于1980年的小说《受戒》，一登场便向新时期文学显示了他的恬淡的风格。此后他所写的一系列小说和散文都是这一风格的产品。所以在1988年汪曾祺作品讨论会上，有人便指出汪曾祺继承了源远流长的士大夫文化。汪曾祺对自己写作风格上的恬淡并不隐满，他说自己在古人中受归有光影响最大。因为归有光善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就文学作品而言，他偏爱王维、温飞卿、李商隐、元人小令和屠格涅夫的短篇，因为这些作品和他的气质相近，合他的口味。他还谈到自己随遇而安的心态产生的原因：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随遇而安》）[②①]
个人的气质和政治生活的背景促就了汪曾祺散文闲适的风格。他的闲适恬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随遇而安的心态。有一位法国研究者曾对汪曾祺说，读了他的作品，有一种“水”的感觉[②②]。的确，汪曾祺散文就有水的这种任其自流、随遇而安、化解一切的性格。遇到事情不怨天尤人，也不冷嘲热讽，而是泰然四之，用他自己的话说：“‘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②③]这种近似于阿Q似的精神胜利法使他的作品产生了抚慰躁动激怒的心灵的奇妙效果。《牙疼》是一篇很典型的例子：
“文化大革命”中，我正要出剧团的大门，大门“哐”地一声被踢开，正摔在我的脸上。我当时觉得嘴里乱七八糟！吐出来一看，我的上下四颗门牙都被震下来了，假牙也断成了两截。踢门的是一个翻跟头的武戏演员，没有文化。……他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走吧！”对这么个人，我能说什么呢？他又不是有心。掉了四颗门牙，竟没有流一滴血，可见这四颗牙衰老到什么程度，掉了就掉了吧。假牙左边半截已经没有用处，右边还能凑合一阵。我就把这半截假牙单摆浮搁地安装在牙床上，既没有钩子，也没有套子，嗨，还真能嚼东西……。[②④]
一场踢撞掉牙的小小悲剧原本可以用来表现文革时期打砸抢作风的风行，但是，却被汪曾祺轻轻地化解了，丝毫不见伤感的情绪：“可见四颗牙已经衰老到什么程度，掉了就掉了吧。”“嗨，还真能嚼东西……”既然已经发生，便以最乐观的现实姿态来迎接。不如此，想不开，便是作践自己了，于人无损，于己无益。
二是对儒道互补传统的认同。汪曾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互补的传统有着自觉的认同。《跑警报》一文中写得最光亮的是两个不跑警报的同学：“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有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嗽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讲完这个不跑警报的幽默故事，作者议论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②⑤]这种儒道互补，肯定艺术人生的文人传统，是汪曾祺非常欣赏的。还有像写联大学生泡茶馆的《泡茶馆》，泡茶馆从儒道两方面都给联大学生有影响，从道方面说：“可以其浩然之气……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笼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从儒方面说，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对人和事产生兴趣，从而这个泡茶馆便能“出人才”[②⑥]。总之，儒道两家道德自律、清高自守，以内在的欢乐人世，在困苦贫贱中自得其乐的品格操守，既非纯精神又非纯感官的艺术化的生命态度，使汪曾祺非常留恋。
三，散淡的生活方式。汪曾祺由仰慕儒道互补的精神，再加上他性格上的随遇而安，便养成了他对待生活的方式是散淡。在当代作家中，大概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以相当数量的作品津津有味地描写着各种“吃”，而且对吃的态度，几近于“痴”了：“做菜，必须自己买菜。提一菜筐，逛逛菜市，比空着手溜弯儿要‘好白相’。到一个新地方，我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买菜的过程，也是构思的过程。”（《自得其乐》）[②⑦]，真是一片闲心对吃喝，颇有郑板桥写的“自砍柴，捆青松”，“闲钱沽酒，醉醺醺山径归来”的意趣。汪氏喜欢写字、画画，但是，正如他说的，“我的画，遣兴而已，只能自己玩玩”[②⑧]，笔墨于他，只是一种乐趣，过于整饬的如《曹全碑》，过于怪异孤高的如徐青藤，他并不真正喜欢，他欣赏意态从容的字体，画画更是不中不西，不今不古，中古杂糅，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笔下的沈从文、金岳霖，着墨最多，最显神韵的也是他们散淡的生活方式，譬如金岳霖与鸡同桌吃饭，沈从文喜欢吃猪头肉等等。所以早在念大学期间，闻一多便看出了汪曾祺生活散淡的倾向，痛斥他精神颓废[②⑨]，见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汪曾祺在这种忙世人之所闲——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中，得到了闲世人之所忙者。
同时以小说和散文崛起于八十年代初文坛的新一辈作家中，贾平凹是一个代表性人物。称他右手写小说、左手写散文，是不过誉的。两种文体在他手中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情致和品味，且能运用自如，互相渗透，使小说散文化，有着散文的语调和韵味；散文小说化，有着小说的故事框架和客观化效果。论述当代散文史，漏了贾平凹，是过不去的。
贾平凹散文的闲适表现在他对于传统农业文化生活方式非常认同，这是一种以静为标志的和谐简朴的生活，与以动为特征的躁动繁华的工业文明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写《商州初录》，是因为“今日世界，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以人的需要来进行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但这种人工化的发展往往使人失去了单纯，清静，而这块地方便显出了它的难得处了。”[③⑩]西安城内的《五味巷》被作者描写得有滋有味，被几十种集子、刊物收入、转载，已成为贾平凹的经典之作，也是因为“这巷子，离大街是最远的了，车从未从这里路过，或许就最保守着古老，也因保守的成分最多，便一直未被人注意过，改造过。”[③①]贾平凹写出了这个巷子里人们悠然自得、无拘无束、和睦相处的春夏秋冬四季的生活，显示了一种与世无争，自由舒卷的心态。于现实生活中，贾平凹也与现代都市文明有着疏离，他跑到市郊边上的一个乡村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在城里，高楼大厦看得多了，也便腻了，陡然到了这里，便活泼泼地觉得新鲜。”[③②]这个被作者封为“静虚村”的村子俨然成了陶渊明式的桃花园，住的虽是茅屋，但“冬天暖，夏天凉，又不怕被地震震了去。”[③③]喝的是天天去担的井水，但水是甜的，“吃了半年，妻子小女头发愈是发黑，肤色愈是白晰，我也自觉心脾清爽，看书作文有了精神、灵性了。”闲来还可以“开垦耕耘，种些青白菜。菜收获了，鲜者自吃，败者喂鸡”，写出了东西，便念给村人听，“我念的忘我，村人听得忘归；看着村人忘归，我一时忘乎所以，邀听者到月下树影，盘脚而坐，取清茶淡酒，饮而醉之。一醉半天不醒，村人已沉睡入梦，风止月暝，露珠闪闪，一片蛐蛐鸣叫。”作者闲适之趣跃然纸上，很有仙风道骨的意思了。
进入八十年代末后，贾平凹散文的闲适有点向周作人的散文靠拢了，在品味生活的苦涩。如果说八十年代前、中期的作品是玫瑰色的话，那么近些年来则是灰色的了，尤其是经历了一场大病和一场《废都》风波后，他那敏感易碎的心灵更加封闭孤独，乃“不同程度的有着久病之人的变态情绪”，写出的散文是带有药味的感伤，恬淡的心境趋向冷寂。当年看人看出热闹，“假如是一个生人，第一次来到十字街心站定，往东南西北一看，真要‘举棋不定’该去哪里。但立即会使你的人生观得到改变：嘿，这个世界真够丰富！人生于世也真够留恋！”（《十字街菜市》）[③④]可现在看人却看出了悲哀：“这么多的人你一个也不认识呀，他们也没一个认识你，你原来是多么自傲，主体意识如何高扬，而还是作为同类，知道你的只是你的父母和你的妻子儿女，熟人也不过三五数。乡间的葬礼上常唱一段孝歌，说：‘人活在世上有什么好，说一句死了就死了，亲戚朋友都不知道，’现在你真正体会到要出眼泪了。”（《看人》）[③⑤]同样是展示名人的生活，前期的《陋室》写了一个苦中作乐，旷达超然，忘我于艺术的名人形象，流露出作者热烈的情感、由衷的赞溢，但近期的《名人》却主要表现名人的尴尬荒诞和烦恼，“这么受名人的荣誉，也是这么受名人的苦处。”[③⑥]贾平凹的苦涩具体表现为：1，郁愤的孤寂。由于他得的是肝病，使他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朋友愈加少了，人们避他如避苍蝇，“我突然患了肝病，立即像当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歧视”[③⑦]。就是他最亲近的父母妻女，“当他们用滚开的水烫泡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薰我的餐具，我似乎觉得那烫泡的，蒸薰的是我的一颗灵魂。我成了一个废人了，一个可怕的魔鬼了。”[③⑧]作者内心孤独寂寞到极致便带有怨愤的色彩了。2，对美丽的拒绝。久病孤寂使贾平凹这双善于捕捉多情美景的眼睛一下子变得灰暗起来，他接受了张爱玲的那句名言“人生是件华美的睡袍，里面长满虱子。”本来能从美中硬铺写出撩人心扉的美态来，现在却从美中找出令人作呕的丑相来：“小时候四条腿，长大了两条腿，到老了三条腿，人的生存就是这么越来越尴尬。谁都知道那漂亮的衣服里面有皱的肚皮，肚皮里有嚼烂的食物和食物沦变的粪尿，”[③⑨]街上的美女，花枝招展，让人惊美，和人眉来眼去打情卖俏，不料回家“进了门却踢蹬了高跟鞋就歪在沙发上喊累死我了，开始骂丈夫什么时候了，饭没做好？！”[④⑩]作者对人生来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人生的一趟旅游是旅游好了还是旅游不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我相信有许多人在这次旅游之后是不想再来了，因为看景常常不如听景。”[④①]3，冷嘲热讽的语言。贾平凹对人生感悟的苦涩使他近期的散文语言常含自嘲揶揄、无奈、玩世不恭的色调，《牌玩》一文开篇就是：“如果今日得空，就玩麻将牌去。……要带就带上愁苦烦恼和一揽子的百无聊赖，拿几个零钱去买个痛快吧。‘因为玩牌’可以忘记单位领导的小鞋，可以忘记事业上的失败，可以忘记孩子的待业，可以忘记嘟嘟囔囔的老婆，工资调级，物价上涨，住房，税收，情人，性病，去他妈的全都忘了！”[④②]名人在作者笔下也是一文不名：“是的，你一文不值，在你和你妻子的吵闹中她不止十次地这么对你吼过。她知道你是多么一个平凡的人，知道你哪枚牙上有虫洞，哪只鞋子夹了指头，还有痔疮，且三个外痔经常磨破，知道你有三天不刷牙的劣习，有吃饭时放屁的毛病。”[④③]生病住院隔离原是件不幸的事，但是这个生理意义上病态的小社会因其与外界的部分隔离，反而变成了精神意义上健康的乐园：“说老实话，这里的档案袋只有我们病史而没有政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幸灾乐祸，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力和背弃，……男女没有私欲，老少没有代沟。不酗酒，不赌博，按时作休，遵守纪律，单人单床，不纳妓宿娼，贵贱都同样吃药，从没有人像官倒爷那样贪婪而嗜药成性。”[④④]外面的世界尽管生理意义上是健康的，但精神上是病态的，堕落的。
由迷恋过去式的生活，到品尝生活的苦涩，贾平凹在自己营造的闲适世界里走了一圈，最后悟出那句已被现世人用滥了的禅语：“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④⑤]不知贾平凹真的能进入这物我两忘、脱俗虑、无机心、超死生的混冥的艺术境界否？
三
闲适散文从三十年代初的兴起，到九十年代的发展，就其精神现象、文化物质来说，既有着传承的一面，也有着变异的一面。从其传承的方面来说，至少有三点是相同的：
1，他们大多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阴柔美的一脉。周作人的清冷，林语堂的潇洒，梁实秋的儒雅，汪曾祺的恬淡，贾平凹的怀旧，显示了他们人格品质中缺少锐意进取、向前冲突的激活力。林语堂作为闲适散文的主力，深谙其中三味，他将这种现象归于中国人体力的退化，他说：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发现它最好的用处是制造鞭炮，供他们的祖辈做生日用。……在艺术中，他们讲究精美而不讲究力度，……在哲学上他们讲究合情合理不讲究敢作敢为，……看来，在衙门里喝一杯杯的清茶，在家里进行一遍遍的神聊，嗑掉一袋袋的西瓜子，这些活动把学者们的时间都占去了。这些事实，向我们说明为什么精美的小诗，小巧的散文，为朋友著作撰写的短短的序言，追悼会上对朋友一生简短的叙述，以及旅游散记等等占去了中国作家所有作品的百分之九十五。一个人无法在力量上显示自己时，就要在精巧上做文章。[④⑥]
2，在儒道释三者，道家的虚无，以退为进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对于儒家，他们汲取的也是“仁”属性中怀柔的一面，强调“中庸”。
3，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他们舍弃世间所谓的“目的”，“有用”，由“无用”而获得精神的自由解放。他们关注个人的德行，从中得到一种内在的永恒的道德欢乐。
但是这两次闲适潮也有明显的不同点：
1、三十年代对闲适的提倡多少带有抗争的意味，所以周作人的散文便含着苦涩之味了，而林语堂对闲适的提倡是用尽全力的，显得并不闲适，这都反映了他们对于腥风血雨的黑暗时代的一种无力的抗争，一种貌似规避的抗争；九十年代的闲适则表现出了作家们在历经沧桑后的一种人生退出。对于时代和社会人生，他们在深感自己软弱无力的悲哀的同时，便采取了保守自己精神园地的文化策略，既不触及时政，也不关怀时局，而是关注自己的人生，演绎所谓的人性，从而在退出的姿态下得到一种快乐的自足。
2、三十年代的闲适派作家都有着中外两方面的文化影响，从他们的思维、视点到文笔都清晰可见中外文化的双重影响，因此，他们作品的文化内涵要比以后的闲适散文丰富得多，文学成就也高出许多；而九十年代的闲适派作家主要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几乎没有或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比之三十年代，他们的作品更具备中国作派，文笔也是更中国式的，更善于描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3、三十年代的闲适散文一开始便遭到了鲁迅及其左翼文化势力的严厉批评，胡风、廖沫沙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十分辛辣地批判了闲适小品是只见苍蝇，不见宇宙，是俏皮埋煞了正经，肉麻当作有趣，是将屠户的凶残化为一笑的麻醉品；九十年代的闲适散文是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意识形态和市民意识形态互相妥协的产物，是许多作家的一种谨慎的文化策略，由于它以一种退出的姿态出现，故而受到了默许和承认，成了文人们一块心灵的守顽地。
注释：
① ①⑤《周作人散文》第1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②《〈自己的园地〉旧序》《周作人散文》第2集。
③《与俞平伯君书》二十一，《周作人散文》第4集。
④《〈草木虫鱼〉小引》，同⑥。
⑤《我的话·序》，转引自施建伟著《林语堂在大陆》第34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⑥转引自刘绪源著《解读周作人》第2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⑦《药味集·序》，《周作人散文》第2集。
⑧转引自陈漱渝《〈雅舍小品〉现象》，《梁实秋散文》第1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⑨ ①① ①③ ①⑥《梁实秋散文》第1集。
⑩《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载《现代》1934年第5卷第6期。
①②陈思和著《羊骚与猴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①④《苦竹杂记·后记》，同①②。
①⑦《喝茶》，《鲁迅全集》第5卷。
①⑧《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
①⑨《隐士》，同②①。
②⑩《天生蛮性》，《鲁迅全集》第8卷。
②④ ②⑤ ②⑥ ②⑦《汪曾祺文集·散文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②②参见汪曾祺《我的家乡》，同②⑦。
②③《随遇而安》，同②⑦。
②⑧《自得其乐》，同②⑦。
②⑨汪曾祺《觅我游踪五十年》，同②⑦。
③⑩贾平凹《商州初录·引言》，《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③① ③④《贾平凹散文自选集》。
③② ③③《静虚村记》，同③④。
③⑤ ③⑥ ④②贾平凹著《四十岁说》，陕西旅游出版社1994年版。
③⑦ ③⑧《人病》，同③⑥。
④③《名人》，同③⑧。
④⑤《四十岁说》，同③⑧。
④⑥林语堂著《中国人》，第231—232页，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